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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2004）讨论了“词库”（lexicon）和“词法”（morphology）的问题。书中说：“人脑中的词汇知识可以分为词库和词法两个部分。……词库与词法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词库（lexicon）是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cy）的词汇单位的总体，存储在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所以又称心理词库。词库中的项目都是语言中意义不可预测（unpredicatable）的成分，具有不规则性，……需要以清单的方式一个一个地储存，需要时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清单中提取。”
“词法（morphology）是关于一个语言中可以接受的或者可能出现的复杂的词的内部结构的知识，或者说是生成语言中可能的词的规则。”语言中一些内部结构清晰的词“可能不是以清单的方式储存在心理词库中，而是在遇到这些词时动用词库中储存的成分以及词法中的规则来对其加以理解，在要对其使用时，也是根据词库中的材料和词法规则临时合成，理解和使用完毕之后，就将其放弃，而不是将其存放在词库中。可以说，这类内部结构清晰的词是在线（on-line）理解和生成的。”
词库中的词无疑是词，根据词法在线生成的也是词。前者称为“词汇词”（lexical word），如：知道，可以；后者称为“词法词”（morphological word），如：猪肉，鸡蛋。
当然，词库和词法也是相互联系的：一些在线生成的词，由于词法规则的历史变化，其内部形式变得模糊了；有些词库的成员具有不规则性，因此，虽然是根据词法规则而生成的词，也会有其特异性。这些词也会归入词库。这种复杂情况，在董秀芳的书里都已讲到，这里不详谈了。
“词库”和“词法”的概念对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很重要。历来对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大多以词库中的“词汇词”为主，而对在线生成的“词法词”注意不够。比如，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一般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词为依据，但词典收了“第一”，那是因为它有“①排在最前面的。②指最重要”这两个意义。而“第二”、“第三”……等序数就不收作词条，因为它们的内部结构是清晰的，人们不需要查词典就能懂得其意义，所以不是词汇词，而是词法词，是词头“第”加基数词“二”、“三”……等在线构成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它们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成员，是应该纳入词汇系统进行研究的。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才对网上“在线生成”的一些网络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历史词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复合词的研究，通常研究的是词组如何凝固成词，但是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本章第二节说过，历史上复合词的产生，除“词+词→复合词”的凝固以外，还有“词+词→复合词”的在线生成这种途径，而在线生成这种途径，以往是注意得不够的，今后需要加强。
不论是“词+词→复合词”的在线生成也好，“词+词→复合词”的凝固也好，都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两个语言成分放在一起都可以在线生成或凝固成词？这两个构成成分和所构成的复合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哪些成分比较容易成词，而且两个构成成分的语义类别和所构成的复合词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固定？这个问题，原先研究得不多，最近有一些探索。这就是“词法模式”和“词汇化模式”的研究。
6.2 词法模式
“词法模式”指词法词（在线生成的词）的一种构词格式，这种格式是有能产性的，而且其构成成分的语义类别和所构成的复合词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固定；就像一个造词模子一样，能在线生产出一批由同类语义构成，词义属于同一语义类别的复合词来。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指出，词法模式具有以下特征：（1）其中一个成分具有固定性，另一个成分具有语法类别和语义类别的确定性；或者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固定成分，但两个成分都具有语法和语义类别的确定性。（2）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固定。（3）整体的意义基本可以预测。书中提出了现代汉语的几种能产的词法模式。如：（只引原书几个例子，序号不照原书）
（1）地点+“人”：指出生或居住在某地的人（构成的是名词）。如：北京人，上海人，美国人。
（2）物品名+“钱”：指买或使用某种物品所花费的钱（构成的是名词）。如：饭钱，车钱，房钱。
（3）动作动词+“法”：做某事的方法或方式（构成的是名词）。如：摆法，吃法，写法。
（4）V+“有”：表示（通过某种方式达到的）领有或存在（构成的是动词）。如：存有，收藏有，标有。
（5）V+“做”：对某种对象做某种处理以使其成为某个样态（构成的是动词）。如：认做，写做，化做。
（6）“可”+动词性成分：能够被进行某项行为（构成的是形容词）。如：可耕，可叹，可持续。
这种“词法模式”在汉语史上是否也存在呢？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在第三章中谈到了“一些能产的词法模式”，包括：（只引原书几个例子，序号不照原书）
（一）构成名词的词法模式。如：
形容词或名词+“士”：表示具有某种品质或性质的人。高士，术士，兵士。
材料名+物体名：由某一材料做成的物体。豆粥，莼羹，琉璃碗。
名词+“边”：表示某地或某个物体的旁边。道边，刀边，火边。
（二）构成动词的词法模式。如：
动词+问：表示以某种动作询问。责问，呵问，借问。
动作动词+“去”：表示动作的方向。持去，逃去，上去。
动作动词+“毕”：表示某种动作的完成。歌毕，食毕，言毕。
（三）构成形容词的词法模式。如：
形容词+“毒”：表示某种状态。悲毒，苦毒，憎毒。
形容词+“切”：表示某种状态。逼切，催切，迫切。
在第三章的结尾“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基本模式”一节中，认为“复合词的基本模式在中古已经建立起来，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法模式基本定型”。
此书把“词法模式”的概念用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尝试。当然，具体的分析还可以商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词法模式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要确定一个模式是词法模式就应该确定其所产生的结构是词”（董秀芳，2004）。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在确定各种词法模式之前，首先定义了什么是词，而且在讨论每一类词法模式时都从句法和词法区别的角度，论述了这种模式产生的是词而不是短语。而在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早期，要区分词和词组比现代汉语困难得多。比如，“V毕”，究竟是词还是词组？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学者大多是看作词组的。如果是词组，“动作动词+‘毕’：表示某种动作的完成”就不能看作“词法模式”。所以对汉语史上的词法模式，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6.3 词化模式
Lexicalization pattern是美国语言学家L. Talmy提出的，将在本书第三章加以介绍。
受其影响，张雁《近代汉语复合动词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提出了汉语复合词的“词化模式”。他的目标是研究汉语史上是怎样由两个语素构成一个复合词的，两个语素的意义和词的意义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是否能概括成若干模式。他对“词化模式”的定义是：
词化模式（Lexicalization models）指概念结构（conceptuanl structure）映射为词汇单位的模式。
他认为“词化模式”既适用于复合词，也适用于新产生的单音词。对于复合词来说，既包括由词组凝固成的复合词，也包括在线生成的复合词以及由原有的复合词演变而成的复合词。这三类复合词都有概念结构如何映射为词汇单位的问题，有语素和词的语义关系问题，这都是“词化模式”所要概括的。不过，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多数是由词组凝固成的复合词。
他首先提出一个观点：“任何一个词（包括单音词和复合词）的词义都可以分析为两个部分，即义类和义象。”“义类”指一个词的意义类属，一个词的意义凡不属于义类的都属于“义象”。用公式来表示，一个词的词义可以写作：
M=X+C n
M表示词的意义，X表示义象，C n 表示义类，C表示范畴义，n表示各种不同的范畴。词化模式用公式可表示为：〔W（xy）：复合词。F：复合词的形式。x,y：语素。〕
这三个公式表示：a.一个词的义象X和义类C n 分别映射为语素x、y；b.一个词的义象X映射为语素x+y，义类C n 无语素映射；c.一个词的义类C n 映射为语素x+y，义象X无语素映射。无语素映射的义类或义象，其意义隐含于复合词形式中。
他把动词分为六个范畴：客观行为类（physical verbs），感知行为类（perspective verbs），心理行为类（mental verbs），言语类（speech-act verbs），关系类（relational verbs），状态类（stative verbs）。每个范畴又分若干小类。
和动作有关的概念成分有：
概念成分（conceptual constituent）：主体（figure），客体（object），方式（manner），状态（state），工具（instrument），途径（path），背景（ground），起始（inchoative），后续（subsequence），原因（cause），结果（result），意图/目的（intention/purpose），内容（content），数量（number），时间（time）等。
他的论文分析了近代汉语七个语义场中的大量复合词动词，这七个语义场是：逃跑，处理，听见，料理，责备，商量，吩咐。从中发现与以下四种词义结构相关联的词化模式较为能产：
MANNER+C n （方式+义类）
C n +CONTENT（义类+内容）
C n +RESULT（义类+结果）
C n +INTENTION（义类+目的）
每类下面又分几种，共十种词化模式。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介绍其中两种，以见一斑。
（MA即MANNER，INT即INTENTION， ph 即physical act）
这表示：在复合词“溃逃”中，“溃”的义类转化为义象，而以“逃”的义类为义类。
（RES即RESULT）
这表示：“办理”的义类映射为两个语素“办”和“理”，而其义象“结果”没有映射为语素，但这两个语素隐含的“结果”义特征仍隐含于组合之中：“办理”的“结果”义象的取值为RESULT【成功—有条理】。
论文通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近代汉语最能产的是与MANNER+Cn和Cn+RESULT相关联的词化模式。”论文认为，这个结论和董秀芳（2003）对现代汉语动词性复合词的分析一致：“汉语动词性复合词的一个优势语义模式是‘方式或途径+行为或结果’”。这表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化模式是一样的。所以，“语言史的分期……从词化模式入手，或许是一条有效的途径”。（P.130）
上面介绍了张雁提出的“词化模式”。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充实。但这种通过“词化模式”来研究概念结构如何映射为词汇单位的问题以及语素和词的语义关系问题的设想，无疑是很有价值的，比传统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都要深入得多，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研究方向。
陈宝勤 2002 《汉语造词研究》，巴蜀书社。
陈宝勤 2011 《汉语词汇的生成与演化》，商务印书馆。
丁喜霞 2006 《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语文出版社。
董秀芳 2004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董秀芳 2009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月圆 1995 《复合词研究》，《国外语言学》第2期。
蒋宗许 2009 《汉语词缀研究》，巴蜀书社。
雷冬平 2008 《近代汉语常用双音虚词演变研究及认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叔新 1990 《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
陆志韦 1957/1964 《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 2004 《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任学良 1981 《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汤廷池 1991 《汉语语法中的并入现象》，（台湾）《清华学报》第21卷第1—2期。
万献初 2004 《汉语构词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 力主编 1981 《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华书局。
王 宁 1997 《现代汉语双音词的构词理据与古今汉语的沟通》，《庆祝社科院语言所建所50周年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王 锳 1997 《说“骯髒”——兼谈近出辞书立目释义的得失》，《中国语言学报》第8期。
张 雁 2004 《近代汉语复合动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赵元任 1968/2002 《中国话的文法》（增订版），丁邦新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周 荐 2003 《论词的结构、构成和地位》，《中国语文》第2期。
周 荐 2004 《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周俊勋 2009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
布龙菲尔德 1933/1985 《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
Brinton，L. J. & E.C.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罗耀华等译，2013，《词汇化与语言演变》，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