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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有相当血统关系——至少他们心目中都如此想，彼此认为是一个祖先的子孙，是同类的兄弟，没有什么歧异。
不仅中国的氏族社会如此，凡是氏族社会都是这样的。梅因便认为自由是氏族社会的特性，而企图去解释如何由自由的氏族社会转变成封建社会的问题。 [8] 西朋研究英国经济史的结论也和梅因相同，认为以血统为组织中心的氏族社会，每个族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9]
他们的地位都是自由平等的，共同享受公产的利益，共同生活着。他们对酋长的关系，是属于血缘的。酋长只是全族的代表人而已，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阶级的差异。
但对非我同类的异族人，便不是这样了。是被认为异类的仇敌的，决不能以自由平等相待遇。遇见时便想他们将要谋杀我们，侵夺我们的财产。所以异族相遇，战争是不免的结果。战争中杀戮异族极其凶残。有时也饶恕了俘虏的死罪，但决不会好好地将他们释放，或引以为朋友的，而是以他们为奴隶，与牛马同等待遇，使他们辛苦操作。
我们晓得在全然的牧畜社会，因经济的关系，奴隶是不合经济需要的，所以遇见敌人，总是尽力地杀戮，不留着他们。到了已经有初期农业的时候，他们才逐渐地领略到奴隶的用处。
我们知道游牧人民，不但是天性好动的，并且喜欢骑着马或骆驼，拿着弓箭枪矛到处去和兽类，及非其族类的异族人相搏战。战术极精，勇敢善斗，对于弯着腰，拿着锄头，安定而不冒险的工作，认为极端可耻。只有不能吃苦耐劳而怕死的女人及奴隶才屑于去做这种工作。所以奴隶逐渐的因农业推广而增加其需要。殷代书契上已有“俘”字及“奴”字。
周金文中关于俘虏人数的记载多至万余人。
[10]
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殷、周两民族，便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族，所以周族克服了殷族以后，便将所有的殷民都降为奴隶，为他们耕作服役。武王以殷余民封康叔，由他去治驭役使。
并告诫殷民当感周族不杀之恩，臣事王室，不得有异心，否则有罚。
除了奴隶阶级之形成外，周族中还有一显著的变化，酋长成为天子，他的家属族人也成为贵族，成为封邑主。至不济的也成为握有土地的自由民。我们晓得游牧民族天性是好斗的，他们轻视耕作的习气仍然不变。虽然他已经懂得了农业的利益，但仍不尊重它。他们强迫被征服的异族人为他们工作，他们成为主人。一天到晚骑射游荡。疲倦了坐下来，自有人捧上鱼肉及饮食来，只需张口来吃。吃饱了再想其他享乐的方法。但久而久之，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人也因环境的改换，不常迁徙，安于逸乐，而放弃了以前的生活，变成了上述的自由农人。——自然他们不是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密切的贵族，否则也可坐食而役使他人了。
封建阶级于是乎成立，一切的权利义务关系都决定于所在阶级的地位。这种由血缘团体变为异族相杂的团体，由自由社会变成自由阶级与不自由阶级相对处的社会，是从氏族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一大关键。在以后各章将次第地讨论，这里只提出一个纲领来，作一楔子而已。
[1]
罗振玉：
“其祭时牢鬯之数无定制，一以卜定之。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牛又曰牡，曰牝，曰
、曰
。其用牲之数或一，
卜辞中用一牛者曰且乙、曰且辛、曰且丁、曰小乙、曰且甲、日妣已、曰唐、曰乙、曰丁。用一牡者曰母庚、曰父甲、曰父庚、曰父辛。用一牢者曰大庚至于中丁，曰且辛。
或二，
用二牛者曰且辛，曰父己，曰母庚。用牡者曰妣己。用二牢者曰且庚，曰妣庚。用一牛一羊者曰妣己。用二犬者曰王矢。
或三，
用三牛者曰大甲，曰且乙，曰
。用三白牛者曰王亥。用三牢者曰大戊、曰小辛、曰武丁、曰丁。用三小牢者曰母己。用二羊者曰且乙。
或五，
用五牢者曰大甲，曰大戊，曰且乙，曰妣庚。
或六，
用五羊一牛者曰甲。用三小牢卯三牢者曰羔。
或九，
用九牛者曰唐。
或十，
用十牛者曰咸。用十白豕者曰且辛。用十牢者曰大甲、曰且乙、曰且辛、曰父乙。用九牛一羊者曰甲。
或十五，
用十五牢者曰丁。用十五羊者曰甲。
或二十，
用十牛十羊者曰丁。
或三十，
用三十牛者曰丁。用三十牢者曰大甲，曰妣庚。
或三十三，
用三羊
牢者曰妣庚。
或三十七，
用三十七牢者曰丁。
或四十，
用四十牛者曰王亥。
而止于百。
用百牛者曰弹。曰寅尹。用百豕者曰弹。用百羊者曰大丁、大甲、且乙。又有仅曰牢、曰牛、曰羊、曰牡、曰小牢、曰羊，曰犬，而不言其数者。其仅言牢者曰大甲，曰大戊。仅言牛者曰南庚。仅言
者曰武丁，曰康且丁。仅言牡者曰且乙。仅言小牢者曰南庚、曰小乙。仅言羊者曰且戊，曰妣已。仅言犬者曰父甲，曰父庚。”
见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东方学会，1927年，卷下，第60—61页。（卜辞原文可参阅同书，卷下，第11—25页。）
按罗氏言祭祀用牛止于百，考之卜辞，实不止此。“曰贞御鬯牛三百”（同书，卷下，第19页）岂不是曾用牛至三百？
[2]
《书序》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之居。”所谓八迁，可考者：《世本·居篇》云：“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士弱云：“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邱……相土因之。”（《左传》襄九）《竹书纪年·夏后纪》亦云：“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邱”，又，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殷商纪”云：汤即位居毫。共六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谓契本帝喾子，实本居亳，居蕃为一迁。昭明居砥石为二迁。又引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以为昭明曾由砥石迁商，为三迁。引《左传》，定四，祝
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而推论“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商侯迁于殷”为六迁。殷侯复归于商邱为七迁。汤居亳为八迁。（《观堂集林》，第12卷，第1页，《王忠悫公遗书》初集，1927年）今从王说，有此八迁。
汤以后五迁，据《竹书纪年·殷商纪》，仲丁即位，自亳迁于嚣。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即位，自相迁于耿。二年圯于耿，自耿迁于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殷。（《书序》及《殷本纪》俱云殷即毫，实误。《盘庚》三篇俱云迁于殷，不曾言亳。《书序》当系附会。如以殷亳为一地，则武丁自河徂亳，武乙又返于殷之说，如何讲得通？——详后）共五迁。（《书序》所云与《纪年》相同，只不曾说祖乙曾居于耿。）
实际上并不止五迁。盘庚在迁殷之前，即曾五迁，所以《盘庚上》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书序》云：“盘庚五迁。”《史记·殷本纪》亦云：“五迁无定处。”不过五迁之中，除殷外，不可考罢了。是则连仲丁、河亶甲、祖乙、南庚及盘庚，共迁了九次，其中可知者五。
盘庚后曾否再迁。据《竹书纪年》，不曾离殷，丁山引《国语·楚语》：“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及《史记·殷本纪》：“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云“毫在河之南，殷在河之北。《楚语》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是盘庚都殷之后，殷人都邑，又一迁也。武丁入亳，而殷之亡国，实在河北。是自盘庚后，国都必再迁……武乙济河而北，复盘庚故居，是盘庚后国都再迁也。”（“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所论颇可信。
综上所论，契至成汤八迁，汤以后至盘庚九迁，可知者五。盘庚以后二迁。凡二十一迁，所迁之地不可知者四。
关于各地所在，可参阅雷学淇《纪年殷商地邑图》。
[3]
许多学者中，梅特兰（F．W．Maitland）便是反对公产学说的一人。他以为个人财产制在文化的进展过程中，实较公产制为低下。公产制的成立，必须在酋长或首领的权力很大的集权政体之下。（见F．W．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Cambridge，1921，p．345．）
他的理论最大的错误，便是以现代的眼光来批评原始的制度，而有公产制高于私产制的成见。谁都知道事实是与他的说法相反的。私产制的发生，确是在公产制以后的。固然有计划的复杂的现代共产制度不是原始人民所能想到的。但原始式的公产制，在事实上，是发生于私产制以前的。
[4] H．S．Maine， Ancient Law ，pp．270—271．
[5] F．Seebohm， The Tribal System in Wales ，Cambridge，1904，pp．64—5．
[6] P．Vinogradoff，“Village Communitie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vol．XXIII，p．154．
[7] Ancient Law ，p．303．
[8] 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Lecture V．
[9] F．Seebohm， 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Cambridge，1926，p．439．
[10]
“王各周庙……告曰，王□盂以□伐
方，□□□□□□（执兽）二〔三〕人，只馘□□□□〔四千八百二〕馘，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盂□〔或〕□□□□□□□□我
〔征〕执兽一人，只馘百三七馘，（孚人）□□□□（人）。孚（马）□〔百三〕匹，孚车百两。”——小盂鼎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东京文求堂书店，昭和七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