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重新为投资追根溯源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哲学框架，这个框架既要足够灵活，可以应用于系统的许多层面，又要足够稳定，可以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它需要高屋建瓴，同时也能很方便地与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相联系；它还需要具备同时与深层真理和可观察到的表象事实相联系的工具。对于这些要求，仿生学能全部满足。它既是自然哲理，也是实践操作。
作为公民，作为消费者，作为经营者，我们每一天都在投资。我们都是投资者，投入的是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出色的投资包含联系、交换和互惠，就其核心而言，它与自然界的运行之道是一致的。人类发明了投资这种活动，并以此为我们自己、我们所属的群体和我们所在的星球服务。
然而，这种根本的、有益的投资功能如今却被不断扩张的金融迭代所遮蔽。在我的定义中，金融包括所有与那些初始交易相关的次级活动。比如，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创造了股票市场这样的工具。此类市场中的活动仍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比如，你可以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假设你交易时的股价合理，且铁路业务运营得不错，那你的投资很可能会获得丰厚回报。
但随着我们的工具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们开始自成体系。我们现在有了“基金中的基金”
、“证券化之上的证券化”，以及全部业务都建立在拥有微秒级交易速度的优势之上的金融公司。这些发展从本质上来说都并非坏事，但每一项发展都使我们愈加远离投资首要的、有益的职能，即远离资源的流动和互惠的交换。我们在金融的专业化运作机制中越陷越深时，往往会进入投机领域，却对投资的首要职能视而不见。
此外，随着近年来风险和不确定性逐渐增加，我们又开始寻求对自己的投资有更多的掌控感。可问题是，在恐惧的驱使下，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目标上。我们不再瞄准那些具有抗逆性的、优化的投资组合，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无风险的、回报最大的、声称能安全度过不确定期的策略。后者给了我们各种极为诱人的允诺，但它们都不过是臆想出来的东西，是虚构的谎言。我们对机制的迷信，已经凌驾于对人类判断力的信心之上；我们对单一工具的盲从，已经凌驾于对金融作为一个互联整体的信念之上；我们为遏制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只是把风险重新打散，并转移到别处罢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放大了危险性。我们拼命地寻求掌控感，但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灵活性、适应性和抗逆性。
那么，我们对组织、机制和风险管理的执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许多方面，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多地被掩盖，人们对此秘而不宣，却又无法否认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正受到日益狭隘局促的投资模式、投资者和投资行为之间日益拉大的处理层级（和成本）的双重制约；架构和系统越来越复杂，却没有带来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益处；投资产品越来越多，却被越来越少的实体所控制。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与我们所希望和规划的相去甚远：它既不强健，也缺乏抗逆性，而对此提出的改革往往聚焦于愈加复杂的监管。需要注意，这类监管的逻辑前提是，如果我们制定的规则足够致密翔实，那么我们就将以某种方式受到保护。
作为一名专业投资者，我的亲身经历表明，有时我们确实需要像此类监管一样“深入”，去进一步探究更专业的知识和策略储备。同时，我们也需要“跨越”，去寻找其他并不那么专业但更具联系性和普遍性的模型。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对投资行业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我们需要重新着眼于投资基本的、相连的形式，让我们的行业与现实世界再次整合为一体，而不是沉迷于屏幕上的虚拟世界。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聚焦于投资最初的、有益的作用呢？传统投资理论所依赖的传统经济理论可能有些用处，但并不完整。这些理论采用机械的方法论，为此它们必然始于一系列分离和割裂。初学经济学的学生最先学会的短语之一就是“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但“所有其他条件”从来不是恒定不变的。同样，一长串“外部性”在各种经济研究和商业决策中均被忽略。实际上，这些“外部性”非常重要，而且根本不是“外部”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经济理论一无是处，但我们也要像对待其他理论一样，意识到它的不足之处。
重新为投资追根溯源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哲学框架，这个框架既要足够灵活，可以应用于系统的许多层面，又要足够稳定，可以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它需要高屋建瓴，同时也能很方便地与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相联系；它还需要具备同时与深层真理和可观察到的表象事实相联系的工具。对于这些要求，仿生学能全部满足。它既是自然哲理，又是实践操作。
要改造金融行业，有一种既具启迪性又细致入微的方法，那就是利用生物学而非机械工程学作为我们建模的起点。确切地说，仿生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体现联结与整合的模型，一个已被证明有效的、具备适应性的且已持续运转了38亿年之久的自然系统模型。仿生学不是什么时髦的新量化方法，也不是花里胡哨的顾问话术，而是生命的法则。它所描述的是自然界的运行之道，是我们最古老的智慧。正如教育家戴娜·鲍迈斯特（Dayna Baumeister）
所指出的，“仿生学是一门基于古老实践的新兴学科”。
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完整的、与现实世界重新相连的投资方式的过程中，我很幸运地遇见了我的两位仿生学导师，贾妮娜·本尤斯和戴娜·鲍迈斯特。2011年，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富有远见的未来学家黑兹尔·亨德森将我们几个与其他热衷于研究仿生学和投资的人召集在一起。聚会第一天，我就意识到，尽管我们深入讨论的是当今世界的各种缺陷，但我的内心却更笃定了。这场谈话令我醍醐灌顶、烦恼顿消。与一些可持续性理论框架不同，仿生学本身并不聚焦于愤怒和责备。它始于承认一个事实，即万物互相联系，并由此产生自然而真诚的责任意识、管理意识、参与意识和关怀意识。聚焦于愤怒和责备的方法始于义务、羞耻和消极性，而聚焦于责任的方法则始于身体力行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那天，在黑兹尔位于佛罗里达的后院中，随着交谈的深入，我收获的远不止乐观和希望，还有一种强烈的回归感。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自从事可持续投资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没必要说服别人接受我是正确的（或正义的）。贾妮娜和戴娜的工作提醒我们，整个自然界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的，我们确实可以选择在短期内遵循或违背自然法则，但无论我们如何选择，自然法则终将获胜。所以，“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然母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本书中对仿生学和生命法则的探讨大量借鉴了贾妮娜和戴娜的工作内容和学术成果，以及她们为制定仿生学专科教育方案而进行的教学和讨论。书中的探讨还建立在《合乎道德的仿生金融原则》（
Principles of Ethical Biomimicry Finance
）中所阐明的、鼓舞人心的愿景之上，这些原则主要由黑兹尔、贾妮娜和罗莎琳达·桑琪施（Rosalinda Sanquiche）
等人在佛罗里达最初那次聚会后着手拟定。我在本书中撷取其精华，再辅以自己对如何将这些原则运用在投资方面所做的解释，以飨读者。在此，也请允许我对贾妮娜、戴娜、克里斯·艾伦（Chris Allen）、黑兹尔、罗莎琳达和我们多年来所有致力于此项事业的同仁致以由衷的感谢。他们不仅是才华横溢、开拓进取的知识分子，也是慷慨大方、富有同情心的引路人和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