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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阵阵驼铃响彻繁荣大地；如今，“一带一路”贸易大通道的丰硕成果遍布全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不断绽放光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2年7月底，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等领域。同时，我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同各方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对接。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形成了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政策合力。在区域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或合作倡议有效对接，达成促进互联互通、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共识。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我国着力打造共商国际化平台与载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经过夯基垒台、立梁架柱，共建“一带一路”各种体制机制建设逐渐成形，国际沟通卓有成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一大批互利共赢项目成功落地。
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柱和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重要框架，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八年多来，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亮点纷呈，为建立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畅通亚欧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经过亚欧大陆中东部地区，不仅将充满经济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更畅通了连接波斯湾、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合作通道。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亚洲东南部这一全球人口最稠密地区，连接沿线主要城市和人口、产业集聚区。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建设起步早进展快，第一阶段的22个优先项目已基本完成。根据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不完全统计，中巴经济走廊第一阶段早期收获项目已创造约3.8万个工作岗位，75%以上为当地就业，其中能源项目吸纳1.6万名巴方工人和工程师就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约1.3万个工作岗位。自2021年起，中巴经济走廊顺利进入第二阶段的建设，双方合作的项目寻求多领域、多方向布局。
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要架构，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铁路方面，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雅万高铁、中泰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公路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顺利完工并移交通车，中俄黑河大桥建设竣工。航空方面，国际民航运输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截至2021年末，我国与100个国家签订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其中54个国家保持定期客货运通航，与东盟、欧盟签订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
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有效载体，中欧班列连通中欧物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中欧班列连续27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个城市。截至2022年7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517列、运送货物14.9万标箱，去程、回程及开行总量均创历史新高，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2016年统一品牌以来，通过陆续实施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站扩能改造工程，启动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5个城市枢纽节点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中欧班列的口岸和通道运输能力得到有效提升。2016～2021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长到15183列；运输货物品类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工、机电、粮食等5万余种；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8%。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着力点，是推动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贸易方式不断创新，贸易畅通迈上新台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辐射“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我国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7个自贸协定，与欧盟、新加坡等31个经济体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2013～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由6.5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年均增长7.5%，高于同期整体货物贸易年均增速；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5%提升至29.7%。
此外，“丝路电商”成为拓展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和新引擎。截至2020年末，我国已与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2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共同开展政策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进、地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着力培育贸易投资新增长点。
在合作机制的扎实推进下，双向投资及合作总体保持稳定增长。2013～2021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年均增长5.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沿线国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3.2万家，实际累计投资712亿美元；我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1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286亿美元，涵盖交通、电力等多个领域。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工业园区项目稳步推进，成为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一大批园区凭借自身优势迅速发展，如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在承接中外企业合作、解决当地民众就业、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
我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29个国家财政部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其宗旨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推动沿线国家、国际组织、金融机构、投资者共同参与，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宏观经济金融框架提供智力支持；与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共同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相关发展伙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相继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截至2021年10月，亚投行的成员数量由启动运营时的57个增至104个，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大洲。截至2021年末，亚投行已批准158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达319.7亿美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亚投行成立专项应急基金，用于支持成员国的紧急公共卫生资金需求，惠及越南、格鲁吉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19个国家，应急基金由初始额度的100亿美元追加至130亿美元。截至2020年末，丝路基金签约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各类项目49个，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70%的签约资金运用于电力电站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航运、高端制造业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根基和关键。近年来，各国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创新和抗疫等方面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民心相通项目，“一带一路”民意基础不断巩固。
“一带一路”为国际人才培养与合作创造条件。倡议提出后，我国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重点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强化务实合作，加大推进力度，促进民心相通，不断为“一带一路”建设厚植民意根基。截至2019年末，我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计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16所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17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同时，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多，品牌化趋势明显，不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平台，我国大力援助沿线国家治穷减贫，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涵盖减贫、农业等多个领域。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共建“一带一路”有望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疫情冲击下，我国与31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积极开展抗疫援助，引领抗疫国际合作。2020年，我国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防护服、口罩、呼吸机等大批防疫物资，向34个国家派遣37个医疗专家组。截至2021年末，我国已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很大一部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过携手抗击疫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情谊日益加深。
近年来，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大疫情，还遭遇了乌克兰危机等突发事件，世界经济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全球物流供应链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妥善应对风险与挑战，主动作为，力争育先机、开新局。
疫情从供需两侧冲击了各国经济，打乱了国际物流供应链节奏，部分发达国家卡车司机罢工、港口拥堵严重，海运集装箱价格最高时曾比疫情前上涨近10倍，海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贸易成本陡然提升，一箱难求问题曾让全世界为之困扰。
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地缘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进行了“运力+枢纽+通道+金融”全方位制裁，对全球农产品、能源、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宗商品海运通道重构，全球农产品、能源供应链发生重大变化，贸易商被迫选择航线距离更长的替代线路。西方与俄相互“禁飞”制裁导致太平洋航空通道更加拥挤，全球高端制造业供应链计划面临重新调整。中欧班列面临“卡脖子”风险，“一带一路”重要纽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全球物流供应链短期不稳不畅之际，我们也要仰望星空，把握国际经济格局长期趋势，才能在暗流激荡的复杂变局中，找到属于我们的战略机遇。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重构。过去在追求效率下陆续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未来会呈现出多元化、短链化等新趋势。各国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对供应链关键环节尤其是物流环节的掌控。
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国际物流供应链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
绿色转型推动全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发生深刻变化。绿色技术、绿色物流装备、绿色服务快速发展，围绕国际物流供应链的绿色规则也呼之欲出。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有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国将进一步与全球进行“超级链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大通道，与国际社会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物流供应链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