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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2年，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及其同事发表了一系列在后来极负盛名的研究，其中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对孩子们来说充满吸引力的棉花糖，于是这一系列研究又被称作“棉花糖实验”。
在其中一个代表性实验里，一些学龄前孩子被单独带到一个房间，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两种食物，一种是棉花糖，另一种是饼干。孩子们要先选择自己更想吃哪一种，然后研究人员会跟他们说：“我要离开一会儿，如果你能等到我回来，就可以吃你更爱吃的那一种；如果你等不及我回来，也可以吃，但只能吃另一种你没选的（相对不爱吃的）食物。”这个设计实际上是让孩子们在即时但更小的奖励和延迟但更大的奖励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发现，其中一些孩子能够比其他孩子等待更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多数是通过分散自己对诱惑的注意力来完成自我控制的过程的（Mischel & Ebbesen, 1970; Mischel, Ebbesen, & Raskoff Zeiss, 1972）。
更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后，当年参与“棉花糖实验”的孩子们已然成年，对他们的追踪研究发现，孩童时期延迟满足的能力与多年后的诸多积极结果相关，包括更高的学业成绩、更强的压力应对能力以及更积极的自我评价（Ayduk et al., 2000; Mischel, Shoda, & Rodriguez, 1989; Shoda, Mischel, & Peake, 1990）。当然，“棉花糖实验”的样本有着明显的偏差，那些小朋友绝大多数来自斯坦福大学旁边的一所幼儿园，即基本生长于美国知识分子中产家庭，于是这个研究的结果应谨慎推论到其他群体。不过，后续也有基于更大且更具代表性样本的研究证明，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之后，儿童期更高的自我控制水平依然能够带来更积极的成年期收益，例如更慢的身体老化与大脑衰退速度（Richmond-Rakerd et al., 2021）。
这类研究暗示着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长远益处。那么，如果一个人在人格层面上就是善于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的——例如，那些累了一整天还能坚持去健身房举铁的人、那些在馋死人的美食面前总能忍住不大快朵颐的人——即可预期他们在大五人格模型的“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特质上将获得高分。尽责性与推迟立即奖励、遵循计划并达成目标的行为模式有关。典型高尽责性的人是自律且专注的，他们对秩序的要求较高，做事富于条理；他们会设立目标并制订计划，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善于控制冲动以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他们勤奋自制，不喜欢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他们小心谨慎，会三思而后行。相反，低尽责性的人相对懒散、粗心、意志薄弱和随心所欲，他们常常心血来潮，不太可能制订并遵守时间表，也无意于进行长远的规划；他们往往优先考虑当下的乐趣，可能难以控制自己而去做那些很有吸引力却未必有长久益处的事情，也更容易染上赌博、酗酒等成瘾性问题。
很显然，在现代社会中，高尽责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大量研究表明（综述见Ozer & Benet-Martínez, 2006），在人际关系领域，高尽责性者的可靠、责任感和自制力将转化为诚实和信守承诺，令他们享有更高的关系质量和更低的离婚可能性；在教育领域，高尽责性与更优秀的学业表现有关；在工作领域，尽责性更是全面预测一个人职业成功最可靠的人格指标（元分析见Barrick & Mount, 1991），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一个尽责性越高的人越可能在职场上取得成功，这种成功可以薪资、职位、晋升速度等进行衡量。而且，越是在需要员工发挥自主性的岗位上，尽责性的绩效优势就越明显，因为此时员工必须自己设定目标、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这正是高尽责性的人擅长的事情（Barrick & Mount, 1993; Barrick, Mount, & Strauss, 1993）。
在另一个重要的领域里，尽责性也发挥着或许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来看一个长达70年的追踪研究（Friedman et al., 1993; Friedman et al., 1995）。1921年，一千多名还是孩子（平均年龄11岁）的受试者接受了初次测试，部分内容与他们的人格有关，由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进行评估。之后，研究者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持续追踪，直到70年后，他们中的一些已然去世，另一些则进入人生的暮年。这个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儿时的人格特点会和成长后的某些生活结果——如寿命有多长——有关吗？在经历了艰苦的数据收集和复杂的数据分析工作后，研究者得到了一个震撼性的发现：在其他影响因素被控制的情况下，初测时得到的各种人格因素中有一个与寿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个因素就是尽责性。受试者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尽责性水平能够（在统计意义上）正向预测长寿，且其效应与公认的健康相关指标（如胆固醇水平）相当。也就是说，那些当年被评价为谨慎、可靠、有责任心的孩子未来的平均寿命明显较长，而且相比于女孩，这个效应在男孩身上还要更大。
这是为什么？一种解释是，高尽责性的人会尽可能地避免让自己身处危险。的确，该研究发现，低尽责性的受试者（尤其是男孩）长大后死于暴力事件的概率更大，不过与此同时也发现，尽责性还能降低人们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而早亡的风险，也就是说，它的作用不限于保护个体免于受伤。另一种解释是，低尽责性的人健康习惯不佳进而提升了死亡风险。该研究中的低尽责性受试者确实更多地抽烟喝酒，不过在控制了如酗酒和烟草摄入这些因素之后，尽责性的作用依然显著存在。于是，研究者认为尽责性的影响似乎难以归结于某个单一方面而更是一种综合效应，即高尽责性的人格特质设定了一整套的行为模式，如避免危险、更好的健康习惯、更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等，是这套行为模式带来了更长的寿命（Bogg & Roberts, 2004; Kern & Friedman, 2008）。神经心理学研究亦为此提供了证据，如高尽责性与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降低有关（e.g., Wilson et al., 2007）。
简而言之，从平均水平来看，高尽责性的人身体更健康、人际关系更好、事业也更成功。于是不奇怪，在“大五人格”中，继降低神经质之后，人们最希望提升尽责性。在五个特质里，尽责性与一些具体行为之间的关联最为紧密，因此也就最有可能通过长期实践来进行调整，以下同样是一些经检验可行的建议。
第一，最好限定一个具体的领域。“变得更尽责”这个目标略微广大和空泛了一些，想要一下子在所有方面都做到尽责不大现实也没必要，因此不妨先确定某个自己特别希望能表现得更尽责的生活方面，从那里开始，再尝试慢慢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接下来，不管选定的是哪个领域，去主动承担其中的一个责任。低尽责性的行为模式常常来自从未有机会对什么事情负责或者总有其他人来替自己负责，而唯有实际承担更多的责任才有可能学会承担责任。可以先从为一件小事负责开始，比如照顾一盆花或者一只宠物。尤其是后者，照顾小猫小狗一类的宠物可以大大训练人们有条理做事的能力，毕竟它们会按时按点地叫你起床，需要你为它们铲屎和洗澡，如果忘了给它们喂食或带它们出门散步，它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你。这看起来是另一个生命在依赖我们，但其实它也在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更有耐心、有计划、负责任和值得依赖的人。
第二，“有序”和“专注”是尽责性的核心，杂乱和没有头绪就很容易造成分心和拖延，于是可以通过使用时间管理工具等来为生活创造更多秩序并减少不确定性。此时让周围环境变得整洁一些也很重要，包括书桌和办公桌，同时建议删掉手机里不用的App，整理电脑上的文件夹，将各类文件归档并备份数据。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可以让头脑清醒，进而帮助我们在一个清爽的环境里更专心地做其他事情。
第三，对于尽责性水平没那么高的人来说，想要一次性完成多件事情较为困难，于是最好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此时做计划就至关重要。不过，并不是把每天要做的事情罗列下来就结束了，建议再多做一步，即把准备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也写下来，简单即可，这样会让大脑对后续行动有所预期，执行起来就会更加顺畅。另外，计划里建议还包含各种预案，这是为我们经常碰到的那些障碍准备的。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很可能遭遇失败且不止一次，而我们自己一定知道那些“绊脚石”会是什么，这时候就不妨提前备好对策：“如果出现Y，我就做X”。例如，如果计划是晚饭后出门散步一小时，但最近天气不太好，那么就要制订一个备用计划：“如果下雨，就在室内做有氧运动一小时”。否则一旦碰到下雨，大概率就会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一小时了。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也常会碰到坚持不下去的情况，这时候交个高尽责性的朋友也会大有帮助，比如，加入一个运动打卡群，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除了自我控制之外还部分委派给了外部监督力量——当自己懒得出门的时候，小伙伴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想办法让我们出门。
以上这些改变在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难，但一旦养成习惯之后就会简单多了。习惯就像大脑的自动巡航系统，可以不消耗自控资源和心理能量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比如，如果每天都在大概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锻炼、同一时间看书，一旦成为日常设定，就不必每天都去纠结是否要吃一顿健康的早餐、是否要锻炼和是否要看书了，它们就是一天的一部分，可以无须施加太多意志努力自动去完成。等到习惯养成，再尝试以这些习惯作为锚点添加其他事情，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行动上去。
第四，在整个过程中都别忘了奖励自己。人们在改变的尝试中总是半途放弃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觉得这种改变是基于牺牲的，而我们不想牺牲，于是，时不时地庆祝一下沿途的小胜利就格外重要。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了积极的进步就奖励自己，如暂时不限制地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这样将所做的努力和积极的反馈联结在一起，就能够增加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还能进一步把长期目标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就更有帮助了，比如，“我想变得更尽责，因为我在乎家人的幸福”。
这些方法仅供参考。需要提醒的是，不管是尽责性还是神经质，由于它们是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改变起来的速度可能较为缓慢，而且我们无法期待所谓的“反转”，低尽责性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像施魔法一样神奇地变为那个最有目标、最专注、最负责的人，但他们可以通过哪怕小小的改变获得对生活更多的掌控感。
讲到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截至目前的讨论中似乎默认高尽责性带来的全是好处，然而如果仅有高尽责性是积极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低分者？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造就了越来越精细的分工和越来越明晰的规则，这令我们可以待在一个地方持续长久地做一件事情，进而赚到生存所需的金钱并获得社会的认可。显而易见，在类似这种高度有序、可控并可预测的环境中，自律的高尽责性无疑好处多多。但是，世界并不从来或总是如此。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环境变化非常快且不存在明确的规则，计划根本赶不上变化，连明天将发生什么都难以预测，那显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不拘泥于既定的行为模式、不依赖规划好的时间表、能够对突发状况做出随机应变反应的人才更具适应性。以“棉花糖范式”所做的后续研究也发现，如果当下环境是不可靠的，孩子们会更多选择现在就吃掉那个哪怕不是最爱的食物，而不是延迟满足（Kidd, Palmeri, & Aslin, 2013），这说明在一个环境中适用的行为不见得适用于其他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尽责性虽然是现代职业成功的最佳预测指标，但主要是在高度有序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具有适应性，而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包括一些职业环境）中，高尽责性者倚赖的常规将被打破，既定的计划不得不中断或遭到频繁改变，这些可能令他们苦恼不已甚至无所适从，此时，低尽责性者的“无组织、无纪律”和即兴发挥反而更能解决问题。由此，再一次，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好”人格或者所谓的“最优”人格，更重要的，或许是寻找到与自身惯常行为方式相适配的环境并发挥自身人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