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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现象学就是关于外在表现的科学。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它是由内部过程导致的外在表现的集合，因此，我们通过它，来推理事物的内在本质。广义上来讲，现象学是对个体习惯和整体外在表现的研究。从本质上讲，只有那些外在的表现证据可以用来确定精神状态。所以，现象学，可以定义为心理学中的符号学。现象学在法律上非常重要，但它还没有承担起重要推论的任务，即，怎么从无数外观集合中推演到内部过程。此外，观察数量的欠缺，也会导致精确度不足，在这方面，心理学的研究还不够先进。不成熟地利用现象分析，可能会导致危险性错误。这在意大利实证主义学派的教学中十分常见，它被称为心理变态符号学。如果现象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外在表现的科学，它至少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心理变态符号学中存在的习惯性推理，减少对个体外在表现价值的夸大，把风险降低到一定范围内。因此，看上去，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批判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为这门科学的后续发展找明方向，并已经检验和搁置了手中的无用材料，这也将是一项成就。
每一种意识状态都有其物理关联，每一个心理事件都有其相应的身体活动。事情以某种形式发生，总会带有一些痕迹。但不是所有的痕迹都相同、都传递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传递的信息也不一样。对精神事件的分析，必须和分析物理事件一样清晰，但是很多时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物质很少传递不满的情绪；此外，每个人的表达习惯也都不一样。所以，对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的研究很难精确。如果一个人感到尴尬，他会摸下巴，这种习惯是众所周知的；也有纯生理的外在表现，如脸红、颤抖、大笑、哭泣、口吃等。但是，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公开告诉给自己的朋友，他们的表述习惯代代相传，但有时经历了变动，直到今天，它们已经无法被辨认。愚弄他人的欲望也有其固有的特点：当言语是假的时，手势与言语会互相矛盾。比如，有个人说：“你看，她倒下了。”但他的手势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所说的话上。
从前，有一名儿童犯罪的嫌疑人。这个女孩说她是独自生下孩子的。生完孩子以后，她给孩子洗了个澡，然后把孩子放在旁边的床上。她还观察到被子的一角落在了孩子的脸上，她担心它会影响孩子的呼吸。但此时，她晕倒了，无法帮助孩子，于是孩子窒息了。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她一边抽泣着，一边张开左手的手指，按在自己的大腿上。但是我认为，如果她把柔软的东西，比如被子的一角，放在孩子的鼻子和嘴上，然后再按下去，可能更现实一些。但她仅仅把手指按在腿上。所以我不得不问她，她是否用这种方式掐住孩子的脖子。然后，她抽泣着承认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人向我们保证，他与他的邻居相处得非常和睦，同时却握紧了拳头。这个手势意味着他对邻居的恶意，但他的话语却没有。
无须强调，如果观察材料本身很有限，而又过于看重类似的手势的意义，判断的正误就很难保证。而且取证时有特别多的事情要做，观察手势的机会本身也很有限。那么，如果经验不足，我们就会很容易误解或者忽视手势。如果证人发现了我们在观察他们的手势，他们也会立即控制他的身体表达。简言之，这个工作有很多困难。但一旦克服了这些困难，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所做的努力也都会得到回馈。
我也建议，不要从谋杀和抢劫案件着手研究心理的外在表现，而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案例开始。这些日常行为，不会让我们有犯严重错误的风险，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冷静地观察。手势是特别强大的习惯，只要一个人不是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几乎都会有手势。一个人在打电话时，他的手势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一个人在威胁他人，他就会握紧拳头。如果他在计算什么，他就会把手指一个一个伸向空中。如果他生气，他就会跺脚。如果他搞不清楚一件事情，他就会把手指放在头上。人在做出行为时，就像他的对话者在他面前一样。这种根深蒂固的打手势倾向，几乎从未离开过我们。这些动作在我们说谎时也会出现。而且，一个正在说谎的人，他的手势可能要比他的言语明显得多。这里的问题在于动作的强度，因为每一个手势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冲动，越大的冲动就越能成功地带动手势。根据赫伯特·斯宾塞的说法，任何超过一定强度的感觉，都会在身体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是一条普遍和重要的规则。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很少需要处理不深不浅的感觉。感觉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足够强烈，才能让我们以手势的形式，做出身体的表达。
英国老医生查尔斯·贝尔谨慎地认为，所谓激情的外部迹象，只是身体结构所要求的自发运动的伴随现象，或者是身体状况所要求的自发运动。在听到令人厌恶的事情时会做出防卫动作，如人类在愤怒时握紧拳头，野生动物龇牙咧嘴……人类通过长期的经验，才能慢慢理解这些动作的意义。此外，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身体表达变得更难理解。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些身体语言才会慢慢统一。但是，这种语言又会多统一呢？搬运工、翻滚者或击剑手的肌肉，接受的训练比较多，所以，其肌肉也在身体中最能被思想激活的部分得到了发展。我们的脸部和手部的肌肉，也接受了大量的训练，可以做出比较固定的动作和表情。但是，有些身体表达被固定了，还有些身体表达并没有。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不正常的体征反应，比如，由不正常的性冲动引起的中毒，过量饮酒引起的溺水，等等。现代精神病理学对这些偶然现象了解不多。但是，如果对这些偶然现象进行科学实证研究，它们的因果和发生机制，也是有迹可循的。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入手，并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猎人、退休军官、演员、贵族小姐。更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还可以认出商人、官员、屠夫、鞋匠、流浪汉、希腊人、性变态者。这个过程考验观察者的技能、证据的质量，以及器材的优劣。只要我们把过激的、未经论证的假设放在一边，去敏锐、仔细地观察，夯实证据和材料基础，选择好的工具，我们就能走得很远。
赫伯特·斯宾塞就语言情绪所做的观察特别精细。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过研究情绪状态的信息，也没有人考虑过从单一数据中获得任何重要东西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信息后来被证明有丰富的蕴意。达尔文十分清楚如何利用它。他指出，抱怨待遇不好或有点痛苦的人，几乎总是高声说话；深沉的呻吟或刺耳的尖叫，表明极度痛苦。通过这些理论，我们法律人就可以做出无数有效观察。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犯罪学家，都能立即从一个新来的人的语气中，辨别出他想要什么。例如，被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传唤到法庭，他会用询问的语气。我们通过他的语气，就知道他要问的问题。任何一个受了重伤的人，说话都是嘶哑的、突兀的。哓哓不休的人，以及那些对另一个人说坏话的人，当他们只是半信半疑或根本不信的时候，他们的语气就会暴露他们的内心。在数以百计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生理反应会暴露罪犯试图否认的心理。对神经的刺激，影响了嘴部特有的抽动动作，这种动作与吞咽的反射倾向交替出现。此外，它还通过扰乱心脏跳动的方式，导致血压下降和心悸，这从右颈动脉的悸动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而左颈动脉没有显示出悸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了那种重要的、轻度振动的、冷的和无音调的声音，这在否认自己有罪的罪犯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身体表现很少能骗过专家。
但是，这个方法的风险也很大。谁一旦致力于研究它们，就会太容易相信它们。即使他正确地识别了几百次，但仍有可能遇到完全不知道的情况。有些犯罪者会在声音表达上故意隐藏。但是，做出这种隐藏需要犯罪者精神集中，而这种精神集中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一个人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自然状态，而说话者正是通过这种改变，大大地出卖了自己。虽然故意模仿或者隐藏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不要被嫌疑人一开始的动作打扰、带偏，被嫌弃人误导。声音的判断有很大的价值，但作为一种方法，对它的研究还是太少。
有些时候，声音和手势会传递相反的信息。拉扎勒斯发现，在击剑比赛中，观众无法阻止自己模仿击剑手的动作，手里拿着东西的人，都会模仿运动员的手部动作。斯特里克对观看士兵演习者的不自觉动作，也有类似的观察。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例如，我们在走路时，总和附近的行人保持统一步调；看球的时候，与投手的动作保持同步；听音乐时，随节拍起舞；敲石头时，与石头敲击声同步舞动；当人们兴奋地说话时用手势来助兴……这些都是一回事。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否认，耸肩表示不解，也是同样的概念。本来口头的表达已经足够了，其实不需要通过传统的手势来加强，手势只是自发的、伴随的。
另一方面，表情和手势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声音的表达。如果我们做出固定的表情，或者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的声音的情绪表达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你假装自己非常愤怒——皱着眉头、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声音嘶哑、喘着粗气，慢慢地，你真的会愤怒。这就是莫兹利提出的“自说自话”现象：通过积极改变身体状态，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使自己进入任何想象的情绪状态。办案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激动的嫌疑人，他们的激动，传递出了他们的诚意，或者是作为无罪人士的愤怒，又或者是作为财务上被人坑骗者的愤怒，这些充满激情的场景，表演充分的人，会让法官相信它们的真实性。这些行为，每天都在法庭上出现。正常情况下，人很难长时间伪装。但因为一个人表现出愤怒，他就必须做出适当的手势，这些手势会接连刺激之后的身体动作，从而影响声音。因此，虽然一个人其实没有故意掩饰，但人们自己却能相信他们自己所编造的东西。如果他们的精神平衡能力很弱，他们甚至会成为疑病症患者。
激动的手势动作很容易发现，但办案人员一定要尽早向证人指出他们的问题。如果证人迷失其中，他们就会被随之而来的演说充分激发，自然地做出手势，在这以后，不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难以察觉。但在开始时，我们还可以比较简单地观察到证人的手势并不熟练或者过分夸张，这时，我们必须检查语言和手势之间是否一致。对大多数人来说，缺乏一致性是正常的，尤其是那些表现欲较强的人，手势多是常态。但是，如果语言和姿态很快就变得一致，特别是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你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已经巧妙地使自己进入了他想表现的状态。
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颜色的变化，比如苍白的面容。面色苍白，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因为它比较少见，通常也不那么可疑。人们也经常以为面色苍白很难被模仿，但是这并不准确。有一种特殊的生理过程，可以人为地造成苍白。在一个实验中，人的胸部被强行收缩，声门被关闭，用于吸气的肌肉被收缩，导致人面色苍白。这个实验对我们来说没有实际价值。做出这些努力本来就很难，更别说在法庭人为制造面色苍白了。它唯一的用处，可能是在模拟癫痫上。但装作癫痫，人需要倒地，所以人们常常不能玩这种把戏。话说回来，众所周知，面色苍白取决于血管的痉挛。血管收缩，从而导致其孔径变窄，阻碍了血液的流动。但这种痉挛，只发生在相当愤怒、恐惧、痛苦的情况下。所以，如果一个人害怕被揭穿，或对不公正的怀疑感到愤怒时，他会自然而然地做出这些身体反应，不需要我们人为干涉和区分。
弗里德里希·格斯特克曾经说过，从一个人怎么戴帽子就能看出他的性格。如果他把帽子直接扣在头上，说明他是个诚实、迂腐和无聊的人；如果帽子略微倾斜，说明他的性格比较有趣，头脑灵活而又令人愉快；帽子戴得过于歪歪扭扭，说明他的性格轻浮而顽固；如果帽子戴在后脑勺上，说明这个人不自量力或者很感性。帽子戴得越靠后，这个人越危险。如果把帽子压在太阳穴上，说明这个人爱抱怨，经常忧郁、状态不好。自从我读了这位经验丰富的作者的论述，此后多年，我还无数次地感叹：他说得多么正确，有这么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类似于通过如何戴帽子来判断人的性格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观察一个人怎么穿鞋、怎么用雨伞。很多母亲告诉儿子：在选新娘时，要看她在他倒地时有什么反应，或者看她怎么切奶酪——奢侈的人把奶酪皮大块切下，吝啬的人把奶酪皮直接吃掉，而好的媳妇人选，会仔仔细细地切奶酪皮。很多人会根据家庭、酒店客人和城市居民的私人空间的舒适和清洁程度，来判断他们的家庭背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拉扎勒斯从虔诚的冯·施密特那里听来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聪明的男孩，他躺在树下，根据路人说的话来识别他们的职业，如果有人说“多么好的木材啊”，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个木匠；如果一个人说“这个树皮真好看”，他就是皮匠；如果一个人感叹“多么美丽的树枝啊”，男孩就会说“早安，画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察觉到那些可能被隐藏起来的东西。有一次，我看到窗户外的花园里正在建造一座房子。当木匠们晚上离开时，他们在入口处放了两块木板，并在上面横放了一块板。后来，每天晚上，都有一帮年轻人来。他们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一个游乐场，而他们必须通过那个障碍物才能进去。这让我有机会观察他们的性格：一个人跑得很快，很容易就跳过去了，那个人在生活中，会很容易和迅速地取得进步；另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慢慢地爬上木板，然后，同样小心翼翼地从另一边下来——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做什么事都很有把握；第三个人爬上去，然后跳下来——这是一个做事通常没有目的的人；第四个人精力充沛地跑向障碍物，然后停下来，大胆地爬到下面——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男孩，但是他做事是有目标的；又来了第五个人，他跳了起来，但跳得太低了，翻了个跟头，他站了起来，揉了揉自己的膝盖，跑了回去，然后华丽转身，又跑了一次——这种人在生活中，会多么华丽地实现所有的事情，因为他有意志、无畏和勇敢和耐力，他不会失败；最后，第六个人冲了过来，就一步，他撞掉了所有木板和木块，骄傲地跑过了障碍物，那些来到他身后的人，则利用了这条开通的路——他是那些在生活中作为探路者的人，我们的伟人，就是从这样的人中产生的。
好吧，这只是一个游戏，没有人敢仅仅从这样的观察中，得出严肃的结论。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且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有价值。这种研究，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不能人为干涉。如果观察仔细、理解合理，它们很容易被人发现和记住，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帮到我们。但是，这种观察只能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作为证据材料本身，应用时还需要其他证据材料作为辅助。
我们也需要对人性有总体上的认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嫌疑人只跟某个案件有关系。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嫌疑人的性格以及案件发生前他的状态。因此，法官所犯的最常见的错误，是他没有与犯人讨论他的生活背景。正如李斯特所说，人每一个行为都和他的性格有关，而犯罪行为，只是罪犯生理和心理的外部产物。但是，谁会和罪犯谈论他们的世界观，来了解他们的性格？希佩尔和斯特鲁夫都说过，一个人的信仰可以表明他的目的。但谁会去和罪犯讨论信仰呢？我们需要和罪犯交谈，不是从他的行为，而是从内心世界中来寻找线索。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个什么人。这样的分析往往烦琐且没有结果，但有时我们得到的有限材料，可以打开通向整个世界的大门。叔本华说过，通过一个人做的事，我们可以判断他的为人。这是很简单的事，聊天就能办到。但是，我们很少关心人行为的动机，也很少关心那些犯罪事件以外其他细小的事情。如果我们让嫌疑人评价他熟悉的人，他会赞美或者谴责他们的为人，他以为他在说其他人，其实通过他的评价，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渴望、会因为做什么事而感到开心。在已经知晓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动机的基础上，我们分析案件就很容易了。
快乐是宽泛的。有的人仅仅靠坐在炉子旁或站在影子里，就能感到开心。有的人工作上有进展就会开心。总的来说，一个人快乐的源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意愿、权力、追求和感受。没有什么比通过了解一个人的快乐源泉来了解他更简单的了。追求快乐、跟随诱惑，是嫌疑人犯罪的原因。《圣经》中称魔鬼为诱惑者，这是箴言。一个人在追求快乐和处理诱惑的过程中，体现了他的性格。而我们的职责，是研究人是如何追求快乐以及处理诱惑的。
尽可能地了解自己，是了解他人的前提。一个人越了解自己，对对方就会越不信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错误。从不信任到信任不难，但反过来就不是。
从每个人遵守承诺的方式中，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性格。我说的不是一个人诚不诚实，而是他遵守承诺的方式。拉罗什富科说：“我们对未来有多大预期，就会承诺多少。我们越恐惧，就越有行动力。”
因此，我们在办案中，会考虑期待和恐惧的因素。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个人做事的风格，这是他的灵魂笔迹。风格不能被明确定义，但它可以通过一个人其他方面的素质体现出来。大家都知道，教育、教养和智慧，无疑都表现在风格上，而且，风格明确地表达了性格的柔和或强硬、善良或残忍、坚定或软弱、谨慎或粗心等数百种品质。一般来说，在阅读对方的手稿时，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手稿的风格是否和这个人的素质相吻合。仅仅阅读一次，不会带来重要进展，但如果反复阅读，特别是遇到作者写一些新事实，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我们带来有价值的发现。这时，我们所要证明的东西，有了它的表达方式，并从手稿中浮现出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不要在工作上磨蹭了。所以，反复阅读，会使上述的画面更清晰、更明朗。与其他的材料对照来看，它就有了确凿的价值。
某些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的品质与习惯，也很重要。譬如：“这个人从不迟到”“这个人从不忘本”“这个人总是带着铅笔或小刀”“这个人总喷香水”“这个人总是穿干净的衣服”……即使没有经过训练的人，都可以从这些描述中构建出对对象的内在性格的认识。这样的观察，又往往可以从农民这种简单朴实的人那里了解到。很多年前，我接手了一个失踪案。人们都认为失踪者是被谋杀的。我们进行了各种检查，但找不到结果。直到最后，我询问了一位非常聪明的老农。这个老农与失踪者很熟。我请这位证人描述一下他朋友的性情，帮助我从他的品质、习惯等方面，推断出他行为的倾向，从而推断出他可能的位置。这位老农把关于这个人的一切都说了一遍，最后又补充了一句：“他是一个从未拥有过像样工具的人。”这个描述非常有用。它让被谋杀者的性格浮现在我面前。这个人是个小木材商，经常在高山上买一些小块的林地，进行砍伐。砍完后，要么把木材带到山谷里，要么把它变成木炭。他从未拥有过一件像样的工具，也没有为他的伙计准备过一件工具，这一点就决定了他的性格——他的吝啬、他令人厌恶的谨慎、他狭隘的仁慈。他的伙计得不到工具，感到困扰，说明这个人在购买工具方面缺乏技巧。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农虽然没说几句话，但是区区几句话却讲述了整个故事。对待老农这种人，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尽一切努力理解他们的意思。
要了解一个人如何评价自己，看他怎么使用“我们”这个词，是一个简单却有用的指标。哈尔滕施泰因让我们注意这一点的重要性。
福尔克马尔也说过：“我们”一词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从情景、语言、思想，到亲属关系，它提示群体中的对立关系和其他关系。可想而知，“我们”把那些同样邪恶的人联合起来。这些人在其他地方不方便使用这个词，但是，他们之间会大量使用它。如果稍加注意的话，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否认有罪的嫌疑人，通过说“我们”来间接承认他与其他否认犯罪的人结盟。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是小偷”“我们是入室盗窃者”“我们是赌徒”，等等。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会在许多方面寻求同伴。当一个人有了同伴时，他的性格越软弱无助，他呈现出的来自群体的力量就会越强大，因为他感受到了保护。因此，“我们”这个词的使用相当频繁，而且变化很大。我不是说要用这个词来抓人，我的意思是最好把这个分析带入我们的工作，让它指引我们办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研究一个人目前最明显的那一面——比如只研究爱撒谎、懒惰等——是不对的。这会导致片面的判断，而且比把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要难得多。人作为整体，有很多品质，好的品质和坏的品质相辅相成。每个品质都是整体的部分反映。例如，善良会受到软弱、犹豫、过于敏感、虚假、缺乏推理能力等品性的影响。同样，性格残酷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有决心、有精力、行动有目的、对同伴有清晰的认知、有健康的自我人格等。每个人都是天性与教养等多种条件的综合产物。如果要对他进行评判，就必须根据所有这些条件来全面地评判他。所以，所有从总体上表现人性格的因素，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但那些表现人某些品性的因素，也是有价值的，我们在分析时，可以用于做索引。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性格的最可靠信息呢？我认为，通常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熟人。因为这些人经常提供这种信息。只有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办案对象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本真，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权威人士做证时，只能出具一份声明，其中准确记载着这个人的犯罪记录，或者其他违法情况。一旦涉及个人的社会品性，就无话可说了。他们必须进行调查，才能提交一份报告。调查过程中，他们最多只是观察和审问有关个人，包括仆人、房屋装修者、搬运工、社会闲散人员等。那么，为什么不亲自询问这些人呢？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能了解这些我们赖以获得重要信息的人，并可能根据我们需要的答案，提出我们的问题。通过仆人和其他底层阶级的人获得信息，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收集街谈巷议更容易，而是因为人们在那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人面前，更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这是众所周知的重要方法，但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所以，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探索之。人们犯罪之前，如果一个动物出现在他面前，他是不会感到羞耻的；如果他面前的是一个傻子，他的羞耻感会增加，但是程度很小；对象越聪明，他会越有羞耻感。我们在自己在乎的人面前，会控制自己。
彼得·鲁塞格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某个人的隐私是如何变得路人皆知的。尽管，开始时所有人都保证不泄露秘密，但最后发现，泄露秘密的人，是一个老态龙钟、沉默寡言的女人。这个女人白天在各个房间里工作，经常待在起居室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没有人告诉她任何秘密，但是，她还是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把事情拼凑起来。没有人观察过这位冷漠的老女人。她像一台机器一样地工作。当她注意到一场争吵、焦虑、分歧或喜悦时，她的态度都是冷漠的，因此，她发现了大量、对其他重要人士都保密的事情。这个简单的故事非常有意义——我们不是要刻意关注闲言碎语，而是要知道，当一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说不那么重要时，他们在冷漠的态度下，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是重要的，也是可靠的。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周围——我们对用人了解多少？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的口音是哪里的？他们看起来有多大年纪？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们对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的过去、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快乐或悲伤了解多少？女主人也许知道得更多一些，因为她每天都与他们打交道，但丈夫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知道，因为他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反过来，仆人们对我们了解多少呢？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们的成长、经济状况、与表兄弟的关系、家里的朋友、特别的快乐、普通的快乐、每一个发生的麻烦、每一个希望，从最小的身体疼痛，到最简单的盥洗室的秘密，他们都知道，没有什么能瞒得过他们。
此外，当我们羞愧或者对自身不满，会憎恨那些能看到我们弱点的人。这些下属或者无关人士可能会提供重要线索。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的本能，可以让他把愤怒转移到那些看到自己弱点的人身上。被告越是希望证人没有看到他，证人就越重要，而无足轻重的人，一般不会被当作真正的证人，他们的观点常常被忽视。但当人们发现，后者至少和其他人一样看得清楚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一个搬运工憎恨另一个搬运工，其原因在于，同一个行业的两个人互相知道对方的弱点，总是知道另一个人如何试图掩盖知识不足；人的伪饰都很狡猾，每个人都要费尽心思，使自己在对方看来尽可能更好。然而，如果你知道你的邻居和你一样聪明，那么，在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上，后者就会成为一个麻烦的证人，如果你经常这样看待你的邻居，就会对他产生憎恶情绪。因此，同行随时可能提供对另一个人不利的证据，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团队精神和嫉妒，以可怕的力量将真相撕扯，画面变得更加扭曲。康德说，利己主义者总是试图把自己推向前台，使之成为自己和其他人的主要关注对象。他这话说得还不够。因为仅仅寻求关注的人只是自负，而利己主义者则只寻求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当他表现出团队精神时，他希望得到他的团队利益，因为他也有一份。在这个层面上，一个人对他的同僚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嫉妒，他故意说得很少——他的证词，取决于案件的性质和证人的性格。
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很多行业领先人士，更希望在业界外被赏识。比如，官员希望他的长笛演奏受到称赞；诗人希望他的丑陋画作受到欣赏；元帅不希望听到人们对他军事胜利的赞美，而希望人们在席上听他的蹩脚演讲。小人物也是如此，工匠希望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而“庸人在被同辈视为刺头时，是最开心的时刻”。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人们试图过度展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而常常导致外人对他们行为产生错误解读。
例如，一个学生可能是班上最安静本分的书呆子，却说他是运动健将；在幼年时期用母亲辛苦赚来的钱四处闯荡的成功艺术家，很乐意让别人知道他在年轻时曾经做过的蠢事；有的老妇人，曾经是品行端庄的少女，却热衷于吹嘘当年的调情故事。当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判断。这一类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想让自己显得更有趣。
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宣称一切皆有可能，并使许多法官犯错。
这种情况，常见于被告人试图通过大胆的陈述，以洗脱犯罪嫌疑。在这些案件中，如果证人认为事情不太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是在贬低自己。这种情况很容易认出来，他们常常是民间科学家及其亲属。如果一个人正在研究如何偿还国债，或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或如何灌溉撒哈拉，或如何制造人工驾驶飞艇、永动机或灵丹妙药，或者，他对有这种倾向的人表示同情，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一个认为一切都有可能的人。这种人多得令人吃惊。这些人，一般不在公众面前实施他们的计划，因此可能看起来行事谨慎，但他们的想象力很发达，认为所有的事都有可能，正是他们的这种倾向出卖了自己。如果一个人是其中的一员，他可能会在谈话中谈论一些项目或发明，他将展示他的团队如何处理它，他会有一种可疑的热情。以此为标志，你可以了解这个群体。这些人在没有异常的情况下，仍然有说真话的意图，但是，他们的头脑已经被歪曲的事实所蒙蔽了。
还有一类人，试图展示自身能力，但却超出了事实的限度。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有才能、有效率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常常是被告和证人。但不管是由于好的意图还是坏的意图，如果作为被告，他们会通过承认比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事情来显示这种品质，或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来证明他们的能力和自负。因此，有一个人，可能会把他与三个同伙共同承担的罪行，说成是自己的罪行，或者，把一个简单的偷窃行为，说成是必须使用暴力的行为，再或者，他把自己或对手的逃亡过程，说得很惊险，实际上却平淡无奇或者仅仅是想象而已。证人也有类似的行为，比如，夸大自己辨认赃物与罪犯的技能，强调自己是如何发现犯罪而不是属于犯罪一员，来通过过度解释显示自己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事实往往会被扭曲。所以说，这样的嫌疑人特别难对付。实践中，除了涉及大量隐案和累累罪行之外，他们还因为不公正的指控，变得难以沟通与自我封闭。本·戴维在一百年前说过：“迫害使聪明人变得生硬和愚蠢，使善良的人变得残忍和邪恶。”有一些天性善良的人，在遇到麻烦后，会以上述方式表达自己。嫌疑人，特别是那些被逮捕的人，常常在一段时间内性情大变，变得阴郁、暴躁、粗野、易怒，甚至对最善意的接近，也表现出挑衅和反感，不做任何辩护，一直保持沉默。面对这种现象时，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强大对象，无论他们是否无罪或受到不公正对待，无论我们的方法对与不对，我们必须谨记：他们可能是无辜的，尽管，我们手里可能有反对他们的证据。
从生活习惯和表达方式上，我们可以辨别这种人，同时，可以理解他们在法庭上的行为。在个人性格的问题上，我们尤其要注意生活方式和做事方式。许多行为和品质，都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解释。福尔克马尔说过：“有些东西我们想要，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这向犯罪学家解释了很多现象，比如，在许多盗窃、抢劫、谋杀、因嫉妒而产生的犯罪与性犯罪案件中，当人们了解到，罪犯曾经拥有过他所犯罪行的物品，并且在失去后，曾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试图重新获得它时，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最有意思的是，在失去物品和想要找回物品之间，常常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似乎，这些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就累积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者的动机，在他的内心深处。
同样的逻辑关系，也存在于很多行为残暴的犯罪案件中。在这些案件中，尤其是当事实没有显示嫌疑人可能有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研究犯罪的发展过程和动机来源。古斯塔夫·斯特鲁维说，有的年轻人想当外科医生，纯粹出于残忍，是希望看到人们遭受痛苦，并希望造成痛苦。基于同样的原因，药剂学专业的学生成了刽子手，富有的荷兰人付钱给屠夫，是为了亲自体验宰牛的过程。那么，当处理异常残忍的犯罪时，在不了解罪犯的历史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确定其动机呢？
这种思考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可能很容易地被表面的动机所欺骗。克劳斯说：“在大多数死罪中，有两个或多个动机共同作用，一个是表面的，一个是隐蔽的，每个罪犯都有促使其实施犯罪的表面动机。”
小偷经常以自己的需要为由开脱；抢劫犯经常辩称，自己在抢劫过程中仅仅是自卫；儿童性犯罪者，会声称是这个孩子勾引了他；甚至在谋杀案中，当谋杀者认罪后，他还试图为自己开脱；毒死丈夫的女人，尤其是在她想和另一个人结婚的情况下，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故意让人觉得，她杀死丈夫是因为他特别坏，而她只是想摆脱这个令人厌恶的对象，是为民除害。
一般来说，对这类案件的心理分析，面临很多困难，因为，当事人在或多或少相信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那么，证明这个故事是假的，就更难了。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那些明目张胆的说谎者与自欺欺人的说谎者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线。因为，与确信真相的诚实人相比，自欺欺人的说谎者并不能形成根深蒂固的内心确信。所以，那些自欺欺人的说谎者，与那些对自身真正确信的人相比，面对怀疑和反驳时，往往更加谨小慎微。有句老话说得好：“坏心眼的人耳朵灵。”由于他知道自己心中有鬼，因此，他会关注所有的反对意见。作为司法人员，应当关注这一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通过这种方法，如果发现罪犯就犯罪动机向法庭做出似是而非的供述，还可以结合另一指标，做出进一步判断。即，当罪犯谈到他人实施的同类犯罪行为，并且涉及所提到的犯罪动机时，就可以暴露其内心想法。常言道：一个人之所以不再做年轻时的坏事，不是因为他老了，而是因为他不能再容忍这些行为。同理，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坏事，不仅仅是因为他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能为其他坏人开脱。当然，被告人为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寻求辩解，通常不会使用显而易见的理由，因为没有涉及抢劫犯罪的嫌疑人，会为别的抢劫犯唱赞歌。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为自身罪行寻找冠冕堂皇的动机，他通常会维护那些出于相同动机的其他罪犯。这一点，已经得到司法实践的反复证实，据此，可以更好地识别那些对犯罪动机说谎的情形。
人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外在行为。反过来讲，一些独特的身体特征，又会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重要影响。关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普遍现象，比如宗教信徒总是比较女性化。关于第二种情况，久尔科维奇曾提到阳痿者会表现出令人不快的特征。很多格言，也残酷而真实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圣经》中首先提到：“小心那些被标记的邪恶。”虽然没有人说身体畸形的人有一个或多个邪恶的品质，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人，他们对身体畸形的不幸者，不是予以关怀和保护，而是以蔑视和虐待来对待。这种倾向不仅见于成年人，也见于儿童，他们戏弄身体畸形的小玩伴，并不断地让残疾孩子注意身体的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早年开始，残疾儿童就会出现某种痛苦的情绪，然后是嫉妒冷酷、以破坏为乐，以及所有其他可憎的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保留的苦涩印象都会累积起来，由此产生的情感更加强烈和持久，最终就会演变成为一个“注定要作恶”的人。
除此之外，被标记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教养。很难说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但更有可能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因为身体的畸形，而被剥夺了所有普通的快乐。所以，当他们被虐待、蔑视和嘲笑的时候，他们更关心自己，他们必须多思考，比其他人更多地学习，以锤炼自己的智慧，主要是为了防御身体的攻击。他们经常通过智慧获得成功，但这样一来，他们就永远没有好脾气和可爱的状态。此外，如果畸形人天生不友善，他身上就会出现其他邪恶倾向，比如撒谎、诽谤、阴谋、迫害等，但如果他不需要这些倾向来进行自卫，这些倾向可能永远不会实现。所有这一切，最终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外在特征，比如聋子的不信任、盲人的威胁表情、驼背的诡异微笑，凡此种种。
残疾人，比正常人更容易被怀疑犯罪。特别是，当犯罪实施者并不明确，而罪行本身显示，罪犯具有极其邪恶的品性，并引起了社会普遍的愤慨时，怀疑就会转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怀疑一个残疾人，就不难找到怀疑的理由，像滚动的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相信，越来越多的证据会被收集。那句动听的谚语“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把这个不幸的嫌疑人赶进了证据的旋涡之中，而这些证据，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他长着红头发或驼背的事实。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令人吃惊。
精神刺激的身体表征，也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解释一些不能用语言解释的东西，而且，它常常被过度解读或错误解读。它是犯罪动机，也可以帮助识别嫌疑人身份。关于犯罪动机，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哪些罪行是由于愤怒、嫉妒或暴怒而犯下的，以及恐惧是如何经常导致极端行为的，这些动机众所周知，机理也很复杂。此处仅仅关注那些较为边缘，以至于可能被忽略的心理现象。例如，针对特定对象的愤怒，可能转化为一系列恶意的破坏行为，比如纵火，这种对物体的愤怒，属于恶意损害。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当一个物体给他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或痛苦时，他对这个物体陷入了巨大的、无法解释的愤怒；他把它甩到一边、撕碎它、把它砸成碎片，以求解脱。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有一本非常古老、厚重的拉丁语词典，镶嵌在用猪皮覆盖的木框里。每当我心烦时，这本巨著就会飞到地上，以减轻我内心的压力。这本书是我从曾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并没有遭到多大的损坏。然而，当某位可怜的学徒途经栅栏，他唯一的外套被栅栏上的钉子剐破了一个大口子，他愤怒地捣毁了这个栅栏。或者当一个年轻的农民杀死了那条威胁他、追着他吠叫、试图咬伤他牛犊的狗时，我们就会遇到诸如此类的恼怒而导致的损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同我对待词典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我看到了任性与邪恶能导致多大程度的损害。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孤立的大干草垛被点燃了。那是一位长途跋涉的旅行者干的。他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寻找避雨之处，在大雨前的最后一刻，到了一个有坚实稻草覆盖的干草垛旁。他爬进干草垛，在干草垛里舒服地躺着，享受他的好运，然后他睡着了。不一会，他醒了，因为他上面的草垛正在漏水，他的衣服、周围的干草，都湿透了。他愤怒极了，于是点燃了干草垛，使之烧得一干二净。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人的愤怒和动机，同其他人相比，并无二致，不应该对事件的法律适用产生影响。虽然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将犯罪和罪犯视为一个整体，由此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说这个愤怒的反应，是人类性格中的一个自然结果，甚至我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行为中，找到绝对邪恶的东西，那么，它的犯罪性质就会被降低。在这种较小的案件中，现代犯罪学的基本概念就凸显出来。李斯特说过：“惩罚的对象不是犯罪，而是罪犯，被惩罚的不是概念，而是人。”
如果案件存在严重刺激的情况，这对判决而言十分重要，需要给予认真审查，以确定严重刺激的具体原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据此判断，这种刺激究竟是实际情况，还是虚假表现或者模仿。进一步讲，只有弄清楚了刺激的原因，才能准确评估刺激的实际意义。如果我让犯罪嫌疑人知道控诉方提出的嫌疑依据，再如果他的恼怒程度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明显增加，那么，这种行为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真实。相比之下，如果他面对不甚重要的嫌疑材料而变得异常恼怒，或面对十分重要的嫌疑材料而做出迟钝反应，那么，这些无法解释的行为，就显得极不自然，也不真实。
关于极度刺激下的身体表征，人们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因为动物反应机制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在表达情绪方面与人比较相似。达尔文认为，许多动物在焦虑、恐惧或恐怖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毛发或羽毛，以显示自己更大、更可怕。同样地，当人们面临上述情况时，头发也会竖起来，而且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明显。每个人都在别人身上看到过，或在自己身上发现过，恐惧和恐怖会明显地使头发竖起来。在一次检查中，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被逮捕者的头发突然竖了起来，只因为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他是完全无辜的，但他面临着被当作真正罪犯的巨大危险。我相信，在恐惧和恐怖的情况下，我们的头发会竖立起来，尽管很难察觉，但可以通过观察人用手从前额抚向头顶的标志性动作中看出来。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当头发竖起来时，尽管头发根部的表征不易观察到，但当事人自身是有知觉的，会感到头皮轻微瘙痒和刺痛，用手抚摸头部就会减轻。那么，抚摸这个动作，就是一种用来消除刺激的、不由自主的抓挠。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做出这样一个特征性的动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个过程是神经对较细而薄的肌肉纤维的影响，它与以下过程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恐惧、惊吓、焦虑，头发或多或少地突然变白。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比较多见的。珀彻列举了一些头发突然变白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在可怜的罪人被带去执行死刑时发生的。因为他没有提供头发变白与是否有罪或无罪相关的证据，所以，这些案例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对于证人来说，在他的头发明显变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他经历了可怕的衰老。但是，他到底是真的经历过这种情况，还是他觉得他经历过这种情况，仍然是很难区分的，因为思虑与实际事件能够导致相同的身心影响。
为了正确理解其他由重大刺激引起的现象，必须研究它们的内在机理和原始根源。斯宾塞说，恐惧表现为哭喊、躲藏、抽泣和颤抖，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发现了真正可怕的东西；而破坏性情绪则表现为肌肉紧张、咬牙切齿、伸出爪子，这些都是杀戮活动的预备形式。这一切，都是我们从动物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只不过，它们在人身上体现的程度较轻，比如伸出爪子，这种动作可以经常看到，例如，当某人带着愤怒和烦恼，对另一个人说话时，他会伸出和收缩他的手指。任何这样做的人，即使是轻微的、不引人注意的动作，也意味着他对谈话对象的伤害动机。
达尔文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早已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他提出，一个人可以强烈地憎恨另一个人，但只要他的身体机能没有受到影响，就不能说他被激怒了。这意味着，内心激动的躯体表现，与情绪紧密相连。如果一个人在身体上保持平静，无论他的言语多么嘈杂，多么露骨，我们都不会说他被激怒了。这说明了身体表达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观察肢体语言。福尔克马尔说：“恐惧的颤抖和沉重的呼吸、愤怒的目光、压抑的苦恼、无助的愤怒、嫉妒的眼神和跳动的心，是多么特别啊！
达尔文对恐惧的描述是：心脏快速跳动、五官苍白、感到寒冷、汗毛竖起、唾液分泌停止、经常吞咽、声音变得嘶哑、打哈欠、鼻孔颤抖、瞳孔扩大、收缩肌放松。未开化的人类表现得更清楚，而且，他们的颤抖根本不受控制。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化和性格的标准，用于衡量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激情。这里有很多关于原始统治者的逸事，他们只从嫌疑人的外部行为中就能读出他的罪行，可以对人的行为明察秋毫。在印度，罪犯被要求把米含在嘴里，过一会儿再吐出来。如果它是干的，被告就被认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认为，是恐惧阻止了唾液的分泌——突然而来的恐惧会让人目瞪口呆、张口结舌。”
对自己突然愤怒，这种非常典型的身体表征，是有罪意识的证据。我没有见过一个无辜的人，会陷入对自己愤怒的痛苦之中。如果一个人把他的手拧到流血，或者把他的指甲抠进额头，没有人会说他们对自己愤怒，这些举动是用来释放能量的。只有当人们对自己做出了可能对其他人做过的事情时，例如殴打、撞击、撕扯头发等，他们会对自己产生明显的愤怒。这种现象在东方人身上更为常见，因为他们比欧洲人更加感性。我曾看到一个吉卜赛人用头撞墙，一个犹太人跪在地上，伸开双臂，用双手猛击自己的耳朵，第二天他的脸颊都肿了。其他种族的人，也会有类似的行为。例如，我看到一个女人，从她的头上撕下整把头发；一个杀了人的小偷，把自己的头撞在窗角上；一个 17 岁的杀人犯，跳进街上的沟里，把头猛烈地撞在地上，大喊：“吊死我吧！把我的头砍下来！”
这些事件非常相似：罪犯以最明显的方式否认犯罪行为，避免罪行被发现、被抓捕归案。他们费尽心思反驳指控，竭尽全力否认罪行，然而，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的那一刻，他对自己产生了无限的愤怒，因为，他无法反驳定罪证据，而且，在犯罪过程中也不够小心谨慎，因此对自己大发雷霆，进行了可怕的自我惩罚。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就不会实施此类令人瞠目的自我惩罚。
这种对自己愤怒的表达，往往以昏厥结束。昏厥的原因，与其说是因愤怒而筋疲力尽，最终发生痉挛，不如说是对自己无助后果的认识。赖辛巴赫曾经研究过人们在困境下晕倒的原因。
如今，它被解释为二氧化碳和人体毒素累积的结果。另一种解释是，它是一种神经现象，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已经不能再释放时，就会晕倒、失去意识。对于我们，两种解释都是一样的。不管一个人是否注意到，他不能在物理意义上改变自己的状况，或者他是否认识到，犯罪证据已十分确凿、无法回避，这都是无所谓的。总之，是由于某种原因，当他发现自己在身体上或法律上陷入困境时，他就会晕倒，就像在小说中或舞台上那样。
当愤怒没有导致对自己的暴怒时，相对低级的状态是笑。
达尔文指出，笑声往往掩盖了其他的心理状况，如愤怒、狂暴、痛苦、困惑、谦虚和羞愧，表达愤怒时就是对自己的愤怒，是一种嘲笑。这种木讷的干笑很有意义，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笑，往往产生于被告不再看到自己有出路时。通常，笑者试图告诉自己：“这就是你做坏事和蠢事的后果！”
在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中，有不少残忍的例子。在这些案例中，不仅仅是男人，许多人都把通过残忍行为产生的刺激，引到虐待动物、咬捏伴侣的脖子等上面。如今，他们被称为虐待狂。某些女孩讲述了她们对一些来访者的恐惧，这些来访者使她们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特别是在极度激情的时刻的咬人、压迫和窒息。这一事实，在犯罪学中可能有一些价值：一方面，某些罪行只能通过性虐待来解释；另一方面，对这类人在这方面习惯的了解，可能有助于对罪犯的定罪。在维也纳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一个妓女被扼杀了。当时，警察正在追捕一个在该地区被称为“鸡人”的人，因为他总是带着两只鸡，在高潮时他会掐死这些鸡。人们正确地推断，做这种事的人，在类似情况下，也有能力杀死人。所以，在审查一个被指控犯有残忍罪行的人时，最好不要忽视他的性习惯问题，甚至要特别调查整个犯罪情况是否具有性犯罪特点。此外，导致冷血行为和谋杀往往涉及癫痫。因为，残忍、情欲和精神失常往往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应该经常向医生咨询有关被告的情况。
乡愁的意义不能被低估。人们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成年人（特别是在青春期）以及智障和弱者，常常深受思乡之苦，并试图用强大的感官刺激，消除压抑的沮丧感。因此，他们很容易走向犯罪，特别是纵火。也有人说，在荒郊野外，如山顶、大荒原、沿海地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容易怀旧。这似乎是真的，而且可以解释为，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从他们的悲伤中转移出去，并在某种程度上，在国际文化中找到家的感觉。那些不是特别个性化的地区的居民，特别是那些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人，不会那么容易注意到差异，他们很容易找到自己。但从山区和平原来的人，包含了如此多的相反内容，以至于陌生的感觉是压倒性的。因此，想家的人，能够通过最嘈杂、最刺激的快乐，来摧毁他的乡愁；但如果不能，他就放火烧房子，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杀人。总之，他需要的是爆炸性的解脱。这类事件非常多，应该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在找不到暴力犯罪动机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有怀旧品质的人。同样，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确实患有思乡病，非常思念自己的亲戚，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沟通的切入点。一般来说，这种非常可怜的人，在他们感到不愉快的时候，不太可能否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的悲伤，不会因为逮捕而明显增加。此外，他们所接受的法律程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新的和有力的刺激。
这些思乡者，在承认他们的行为时，从未承认过动机。因为他们不知道动机，也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怀旧情绪成为犯罪的原因时，必须咨询医生。当然，一个罪犯为了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如果把他的罪行解释为不可战胜的思乡之情，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正因乡愁而犯罪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思乡情绪，所以，如果嫌疑人自己说是因为想家，这种证词一定是不真实的。
自然反射动作的重要性，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洛采认为：“反射动作，并不仅限于日常生活中那些习惯和琐碎性的事件。即使是一系列复合行为，包括犯罪，也可能以这种方式体现出来。在某一时刻，如果有其他情绪状况的充分对立，针对某个障碍物的情感在持续积累，或者缺乏清晰的想法时，反射行为可能会自动产生，而不需要行为人的任何决定来推动……”
最为典型的反射行为包括：闭眼、咳嗽、喷嚏、吞咽等所有下意识的身体行为。此外，还包括膝跳反射、提睾反射等。一旦发现其他类似的身体行为，并且经常出现，也将成为反射行为。
例如，有个不算聪明的问题：要如何识别一个乔装打扮者是男人或女人？正确答案是：将一个小物件扔向其膝盖。女人会把她的双腿分开，因为她习惯于用裙子来接住物体，而男人会把他的双腿并拢，因为他穿的是长裤，只有这样才能接住物体。这样的行为有很多，以至于很难说哪些是反射行为，哪些是习惯行为。如果我们将前者视为单纯的下意识行为，那么，后者就是持续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长期行为。这样，或许可以对两者进行适当的区分。例如，当我在工作时，拿起一根雪茄，剪掉末端，点燃它，吸烟，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做了，这不是反射行为，而是习惯性动作。只有那些具有防卫性质的行为，才属于反射行为。
因为有些行为属于自然反射，所以，换位思考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一天晚上，我经过一条无人的街道，来到一家旅馆门口，正赶上一个醉醺醺的家伙被人扔了出来，这人直接扑向我。就在这一瞬间，我狠狠地打了那可怜家伙的耳朵一拳。我立刻后悔了。因为，被打的人哀叹着他的不幸：“在里面的人把我扔出去，在外面的人又把我的耳朵打烂。”假设当时我打爆了那个人的耳膜，或以其他方式严重伤害了他，这将是一起刑事案件，但我怀疑，是否有人会相信这是一个“反射动作”？虽然，我丝毫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是注意到了有什么不友好的东西在靠近我，我就以上勾拳的形式在其耳朵上做了一个防御动作。只有当我听到打击声，并感觉到手的震荡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我还是个学生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在黎明前去乡下打猎，在离家约一百步远的地方，看见对面有一个大球，滚落到一条狭窄的路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用手中的石块，重重地砸向那颗球。结果那东西出现了，是两只互相咬牙切齿、战斗着的猫。其中一只是我心爱的猫。我非常后悔。这里，我也没有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我只是因为有未知的东西在向我靠近，就砸了过去。如果我当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我有机会解释的话，我就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相信别人会允许我解释。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反射行为，我们需要考察特定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本身，可能并不具有典型的犯罪学意义，但却能使得这种意义变得更加明晰。一个是在睡觉时的反射行为。比如，我们在睡眠中不排泄，是因为粪便对大肠壁的压迫，使得直肠括约肌产生了反射性收缩行为。这时，只有自愿放松，我们的身体才会有排泄行为。第二种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特别是当不同的感受同时出现时，反射行为可能不发生。例如，手感到疼痛并移开，是一种反射行为，但是，如果人沉浸在另一件事中，他会对整个过程一无所知。这时候，反射可能失败。比如，有一次，我的一个女仆打开了角落里贴着纸的一个火柴盒，她用拇指的指甲，沿着盒子的长边，撕开了纸。但盒子装得太满了，或者她的动作太快了，火柴爆炸性地燃烧起来，整个盒子都被烧着了。这个女孩既没有有意识地也没有本能地把盒子扔掉，而是吓得大叫起来，并把盒子拿在手里。在她的呼喊声中，我的儿子从另一个房间冲了进来，只有当他大声地喊出“扔掉它、扔掉它”之后，她才扔掉了盒子。她把燃烧的东西拿在手里很久，直到我儿子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以至于她的伤口非常严重，需要治疗几个星期。当被问及为什么她不顾非常可怕的疼痛，仍然把燃烧的盒子拿在手里时，她只是说：“我没有想到。”她补充说，当她被告知要扔掉这个东西时，她才想到，这将是最明智的做法。很显然，因为恐惧和痛苦完全吸引住了大脑的思维活动，以至于大脑不仅不可能有意识地去做正确的事情，主动地发出指令将手移开，它甚至无法协助脊髓神经无意识地执行条件反射行为。这一事实表明，仅靠脊髓神经的活动，并不足以单独形成反射行为，大脑也必须发挥作用。而当大脑活动出现问题时，问题也就出现了——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样的反射行为可以被判罪以及判罪的程度。
写一本关于衣着文化的书，是很容易的。有人说，鞋子能反映女人的性格。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鞋子的范围，而是每一部分的穿着，不论男女，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法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机会观察人们的穿着，并做出记录与分析。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大衣上，打了很多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材料，但却没有破洞，他的衬衫，是用最粗糙的材料和补丁做成的，但却很干净，他的鞋子很旧，但却很完整，擦得很好，我们应该认为，他和他的妻子是诚实的人。现代衣着文化的智慧有限：我们怀疑，穿着性感衣服的女人，对她的丈夫不忠，穿着体面的女人，则不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但如果一个男人穿着体面，那就表明他的生活精致。总之，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一个具体的细节是有说服力的；而又有时候，只有在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有说服力。可能有人会反对说，在从穿衣方式上得出推论之前，至少需要进行详细和长时间的观察，因为一时的倾向、经济条件等，可能会对一个人在穿衣方面做出具体选择产生不小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不是特别深——有谁见过一个诚实的农场工人穿一件破旧的晚礼服？他可能会穿一件最破旧的羊皮大衣，但他肯定不会买礼服。那些穿着礼服大衣的人，一瞥之下就能看出是故作优雅。相比之下，那些退伍军人、猎人、官员等的衣着，有很大特点。牧师、民主人士、保守贵族的衣着，也很有特色，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衣着特色同样鲜明。这些特色，不是由于气候条件所致，而是体现出独具特色、稳定不变的民族性格。自负、粗心、干净、油腻、焦虑、冷漠、受人尊敬、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所有这些，以及无数类似的品质，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通过人的穿着方式，清晰地表现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一件衣服，就能暴露一个人的性格。
在古典时代，人相学这门学问很受重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都对其做了很多研究。但后来，人相学逐渐淡出视野。当巴普蒂斯塔·波尔塔写了一本关于人相学的书时，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随着拉瓦特尔的自传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加尔的作品相继问世，这门科学在短时间内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尤其是拉瓦特尔那本著名的专著，在他的时代引起了极大关注，受到了读者的热情赞美。当今，人相学的地位在学界不高，因为人相学需要研究骨骼结构，而且关心面相和意识的关系，所以它对演艺界人士比较有用。其他学科，像物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也有对面相的研究，但是，人相学对犯罪学的用处究竟有多大，还不好说。对一般人来说，很多东西无法通过脸部来表达，而那些能够通过面部表达的心理想法，又没有固定的规则。因此，我们能够通过面部获取的信息，可能是直觉性的判断，也可能只是随意的猜测。特别是工作量很大的时候，人们不喜欢找麻烦，就会主张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称它们毫无价值。但是，认真的人、愿意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的人，就能够将这些知识广泛应用于自身的职业领域，会从中获得很多益处。
汉斯·维尔乔通过研究瞳孔，发现眼睛有非常大的相貌学价值。他认为，瞳孔是通往心灵的窗户。达尔文把儿童、疯子和愤怒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激情、不受控制。但我认为，在这些对象中，只有儿童是重要的，因为应用性更广。儿童与成人有相同的特征，只是更清晰、更简单。例如，在表达愤怒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呼吸变得急促和强烈，鼻孔抬高，眼神会错过对手——这些明显的特征指标，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同样出现。此外，我还想增加一个观察对象，即简单的、涉世不深的人，比如农民，他们和我们打交道时没有复杂的意图。我们可以从这些人和儿童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特殊的群体，而是在为整个人类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范式。
达尔文提出了三个分析表情及体态的一般原理：
1．有意识的习惯动作原理；
2．矛盾原理；
3．神经系统直接支配原理。
关于第一个原理：在进化过程中，任何欲望、经验或不情愿等，都会表现为有意识行为，那么，只要经常经历类似的体验，就会产生自愿行动的倾向。这种行动可能不再具有特定目的，一般只是单纯的反射。
当我们注意到，习惯是如何频繁地促进了非常复杂的反射行为，如马抬蹄、指示犬指路、牛犊吮奶等的时候，这一原理就变得更加明显。当我们处于坠落状态时，很难做出与伸展手臂相反的姿势，即使落在床上也是如此，我们会下意识地张开手臂。格拉蒂奥莱特指出：“当某人描述恐怖事件时，就会闭上眼睛并且摇头；那些身处附近的人就会扬起眉毛。人们努力思考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表情，或者紧锁眉头，这些动作使人们的目光更加敏锐。这些都是人们的反射行为。”
关于第二个原理：猫狗对峙时，会表现出战斗的姿态。但如果它们情绪好，举动就会相反，就会和平相处，但这与我们的主题无关。泰勒指出：西多会人的肢体语言，主要取决于相对立的事物，例如耸肩动作，表示的是与坚定不移相反的特征。
关于第三个原理：神经系统的直接支配活动，比如脸色苍白、发抖（恐惧、恐怖、疼痛、寒冷、发烧、惊恐、喜悦）、心悸、脸红、出汗、用力、流泪、拉扯头发、排尿等。对这些具体行为进行细分，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规律，进而对各种现象进行归类分析。
我们可以对达尔文的例证展开进一步分析。他提醒我们：肌肉活动不一定是情绪激动的结果。人们可能存在诸多习惯，肌肉运动的习惯很复杂，这些肌肉运动可能是偶然发生的，或者由于某种短暂的痛苦而导致，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只是一种身体习惯。通常认为，我们应当仅仅关注整个面部肌肉的变化，并且认为这种肌肉的变化具有特定的含义。但我们仍然可能犯错。因为，那些公认的面部表情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如习惯行为、神经紊乱、神经损伤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小心谨慎。
如果我们运用达尔文提出的标准，例如，当我们不想看到特定事物或者厌恶某事物时，就会闭上双眼，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实践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人，当他们面临其他情况甚至相反情况时，也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在办案中，这种现象非常重要。当我们向被告展示一个非常有效的证据时，他闭上了眼睛。这一行为很有特点、很重要，特别是当被告试图反驳对他十分不利的证据时。被告的眼神和言语之间的矛盾，也有足够的暗示性。同样地，在被告的面前，展示各种案情可能性以及后果时，如果他觉得危险，他就会闭上眼睛。证人也是如此：有时候他闭上眼睛，是因为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他不想说更多夸张和不负责任的话。这两种闭眼的行为是不同的。第一种是拒绝接受证词的后果，所以它的时间要短得多；后者要长得多，因为它需要时间来感知和思考。此外，前者伴随着恐惧情绪，后者只表现在时间的持续上。如果人们想要不受干扰地思考某个问题，他们不会出于这一目的而闭上眼睛。
当然，手势也具有干扰性，有心机的人，会故意摆手势作为干扰。值得一提的是，证人的双手可能展现出标志性的防卫姿势，这仅仅出现在心存抗拒的情形。即便是非常冷静的人，也可能展现这种特殊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表征相对可靠。
被告或证人突然闭上嘴巴，原因归于达尔文的第一个原则，即有目的的习惯动作。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时，这个决定，就会立即通过与肢体行为紧密相关的肌肉运动表现出来。当我突然下定决心面对一些正确的、被认为是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思考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时，身体有活力的动作，会随着这个决心而产生：我可能会把椅子往后推，抬起我的肘部，或者把头迅速放在两手之间，把椅子再往后推，然后开始看或思考。这样的动作，只需要相对较少的身体努力，而不同类型的动作，可能需要不同程度的努力。简而言之，一个坚定的决心做出后，一系列的动作会立即产生，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发生一连串的伴生行为。
如果我们要移动，肌肉就必须收缩。例如，当我们坐着时，很难使双脚保持行进时的姿势；人做出闭嘴姿态，口部肌肉必须收缩；当人伸出双臂、攥紧拳头、前臂弯曲，也都涉及肌肉的收缩。你不妨尝试做一个身体实验，亲自体验上述行为，体验心中是否具有某种信念。人们会发现，不仅心理状态会伴随外在行为，那些外在行为也会唤起或者显示出相关的心理状态。
如果我们发现某人有作出决定的迹象，就可以因此判断，在他的曾做陈述与下一步陈述之间，将会出现明显转折。如果我们发现，被告人身上出现这些征象，表明他已经决定，或者由否认犯罪转向认罪，或者坚持否认犯罪，或者开始认罪并隐瞒同案犯等。至于作出决定之后的具体行为，我们很难做出推断。我们只是知道其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即被告人或者做出供述，或者拒绝做出供述。这种观察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因为被告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那些并未陈述事实或者只陈述了部分事实的证人。如果这些证人显示出下定决心的征象，最终决定陈述事实或者继续说谎，那么，无论他在下决心之后如何做，我们都能不费力地确定他随后的可能行为。
观察陪审员下定决心时的表情，尤其是那些涉及有罪与否、后果严重，且此前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更加富有趣味性。这种场景并不少见。这意味着陪审员已经决定如何行使投票权了。当陪审员下决心后，无论证人随后可能提供何种证言，对陪审员来说，都已无关紧要。下了决心的陪审员，很难改变自己的决定，因为他通常不再关注随后的证言，或者以偏见对待随后的证言，并对所有证据做出既定判断。此种情况下，我们不难判断陪审员会作出何种决定。如果陪审员的决定，是在控方出示一项非常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后作出的，那么，就可能作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如果陪审员的决定，是在看到无罪证据后作出的，就可能作出无罪结论。如果你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就可能发现，很多陪审员会在法庭上表现出这些明确的行为特征。
我清楚地记得许多年前发生的一起案件：一个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指控杀害了一个曾在他们家寄宿的弱智者。陪审团一致宣布他们无罪，因为，无论警方怎样努力，也未能找到受害者的尸体。后来，一个新的证人出现了，案件再次被审理。审判耗费了很多天，在这期间，三名被告收到了大量匿名信。这些信主要是提醒注意一个事实，在某某地方，有一个不知名的低能妇女，看上去很像被谋杀者。出于这个原因，被告呼吁推迟审判，或立即释放。当时的检察官对此予以反驳，并主张，既然案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案子对公诉方非常不利），没有必要再考虑被告人的申请。他在总结陈词时指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现在开始，我会继续寻找新的证据，咱们一年之后这里见！”由于检察官的雄辩才能，他的这种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坚定信念，对陪审团产生了巨大影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检察官发表陈词的同时，你能观察到，大部分陪审员流露出了下定决心的明确迹象。被告人的命运，就在那时被确定了。
吃惊的征象，与下定决心的表现相似。达尔文的描述是“双手举在空中，手掌捂住嘴巴”；此外，有些人的眉毛通常会扬起；修养不高的人，还会拍打自己的额头；在许多情况下，人的身躯还会轻微向左侧弯曲。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我们得知，一些事情的结果出乎意料时，会感到吃惊。一旦遇上这种情况，如果事情并不复杂，听者就会想了解详情。当我听说人们发现了尼伯龙根的新手稿、医生找到了麻风病解药、有人登上了南极，我就会感到吃惊。但是，我的反应与常人无异。
在远古时候，我们的行为习惯已经形成，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远远长于现代文明时间。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现代文明人的兴趣所在。在那个时代，使人们吃惊的，是一些简单、外在、绝对直接的新鲜事物，如洪水即将来临、营地附近发生狩猎活动、发现了敌对部落等。简言之，这些都是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因此，我们的重要肢体行为，都应当与早期一些必要的行为存在某种关联：当我们想要跳跃时，就会举起手臂；当我们想要抬头望向远处时，就会扬起眉毛；当我们想刺激因久坐而麻木的腿部肌肉时，就会拍打额头；当我们发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物，进而试图躲避、绕开时，就会用手掌捂住嘴、转动身体。人们吃惊的表情，就会通过这些存在矛盾的行为表现出来。
在法律领域，当被审问的人，本应在听到某些话时感到吃惊，但却不想表现出来时，这点就很重要。他可以用语言来掩饰，但至少有一个明显的肢体语言会出卖他，因此，这种行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假如我们出示了某些证据，希望看到被告人有明显的反应。如果被告人没有做出反应，我们就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整个案件。因此，我们要努力使得自己不被假象所欺骗。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仔细观察证人的体态，因为体态语言很少像口头语言那样具有欺骗性。
比如蔑视，会表现在某些口鼻动作上：如鼻子收缩时显示出皱纹，或者擤鼻子、吐口水、吹气，好像要把什么东西赶走似的。这些动作，似乎与人类原始时期的习惯有关，如当人们对一种气味表现出厌恶时，他会做出这些动作。至今，印度人提到其所蔑视的人时，仍然会说：
“他是一个恶臭难闻的人。”我们的祖先，可能也是这样思考。鼻子的动作，特别是抬高鼻子和擤鼻子的动作，会表现得很明显。还有抬起肩膀，好像要把整个身体从令人厌恶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傲慢的表现。如果在证人的行为中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东西，那么通常会暗示他否认自己与罪犯有关系，或者意味着他没有办法证明对方证人的证言是造谣，或者他试图说明其他人在说谎。
当证人出庭做证并展现轻蔑表情时，情况也是如此。对于证人而言，当被告人或者其他证人声称他是造谣，或者有人质疑他有不良动机、他早期与罪犯存在关联时，他就会表现出轻蔑的表情。一般来说，当某人有机会对别人表示蔑视时，通常都会对表示蔑视的人有利。这些情形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表明，表示轻蔑的人具有良好形象，还表明我们必须对轻蔑的表情，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毫无疑问，蔑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模仿的，因此，对值得质疑的姿势，必须进行仔细观察。真正的蔑视，与人为蔑视的区分在于：人为的蔑视，往往伴随着不必要的微笑。人们普遍认为，微笑是沉默者的武器。然而，这种微笑，往往只出现在面对不太严重的指责时，它并不会出现在涉及严重指控及其所带来的恶果之时。如果涉及无可辩驳的邪恶和严重后果，没有一个真正无辜的人会微笑。此时，他的蔑视，会有其他表现方式。即使是最糊涂的人，当他被诽谤到不得不蔑视骗子时，他也不会笑，而只有装作无辜的人才会微笑。但是，如果有人练习过蔑视的表达，他就知道他不应该笑，但他的身体语言就会变成十分戏剧、夸张性的表现，以这样的方式来暴露自己。
比蔑视更进一步的，是抗议和怨恨。其身体语言特点是，龇牙咧嘴、脸部皱成一团。这种表情，经常会被随后的表情所替代：紧闭双唇，通过鼻孔沉重地呼吸。这是下定决心和表示轻蔑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抗议和怨恨的可能来源。
嘲笑和贬低的表情，与蔑视与怨恨类似，但程度较轻。这些情绪表达，给刑罚学者带来了大量的工作，而那些表现出蔑视和怨恨的嫌疑人，被认为是最难应对的。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耐心，因为他们当中不乏无辜的人。尤其是当一个人有多次犯罪前科又被指控，而且，主要依据就是犯罪前科时，他就会对“迫害”他的人，产生最强烈的蔑视和近乎幼稚的怨恨，特别是，在他无辜的情况下。这些人，把他们的怨恨转向不公正的法官，说几句冷酷的、蔑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经验的法官认为，这些表达，是嫌疑人有罪的心理反应，认为这个充满怨恨的人，应该为他的挑衅行为承担后果，所以，法官会不再关注这个不幸的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判决。无论当事人是否有罪，法官都有责任，对这些人做出特别的努力，因为蔑视和怨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愤懑的结果，而这又往往来自于在别的法律人那里受到的不公正、令人厌恶的待遇。如果法官不能纠正这种不公待遇，至少不能因此增加他的罪责。与这种人打交道的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耐心、认真地讨论案件，向嫌疑人表明，法官准备仔细研究所有事实，甚至，倾向于参考无罪证据，并对这个人可能的罪行，进行不过分的讨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一开始不会有多大效果。它需要时间，让嫌疑人在孤独的夜晚，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有计划地在毁掉他。当他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审判，他只会因为他的怨恨性沉默而伤害自己时，他就会选择顺从。一旦冰层被打破，即使是那些一开始只表现出怨恨和蔑视的被告，也会显示出顺服和诚实。所以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耐心。
不幸的是，我们经常遇到真正的愤怒。这时候，嫌疑人的身体直立或前倾，四肢变得僵硬，紧咬牙齿，声音变大或者嘶哑，额头紧皱，瞳孔收缩，脸涨得通红或变得惨白。人们模仿真正愤怒的情况很少，而且，愤怒的特征非常明显，很难识别不出来。达尔文说，一个人对自己罪行的认知，经常会通过眼神的闪烁和模糊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个道理，每个刑法学家都熟悉，也可以用一般的心理学来解释。知道自己无罪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毫不拘谨：因此，有一种观念认为，天真无邪的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因为他们不知道任何可疑的事情。但是，那些知道自己有罪而又试图不表现出来的人，必须通过伪装和模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旦这种伪装和模仿做得不好，其矫揉造作就会表现得很明显。
有罪的人，眼神会闪烁。人们观察到美好事物以及感到喜悦、热情、狂喜时的眼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有诗意，因为它不过是分泌泪水。人们之所以会流泪，主要是神经兴奋的结果。因此，有罪的眼神，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性质，开始时，往往也泪流满目。
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体姿势：双手叠放在大腿上。它表示的是顺从。因为，“双手叠放在大腿上”是一句谚语，表示当事人放弃了努力，意味着“我不打算再做了，我不能做，也不会做”。不过，必须承认，表示顺从的姿势，对于表示有罪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都可能选择放弃，或者他们已经达到了个人承受极限，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已经漠不关心。在法庭上，顺从可能表示一个人已经放弃了自己对无罪的争取。考虑到被告人可能实际上无罪，也可能仅仅是主张自己无罪，比如，被告的亲属和朋友包括尽职的法律人，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挽救被告，但当认识到有罪的证据，实在无可辩驳的时候，被告人会出现这个姿势。在实践中，通常只有无辜者，才表现出顺从姿势，这并不是偶然的随机事件。被抓的有罪之人，发现自己难逃罪责时，也许会抓着自己的头发，咬牙切齿地望向天空，对自己大发雷霆，或者陷入沉闷的冷漠之中。对他来说，做出顺从的动作基本不可能。一个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感觉的人，也不会以顺从的心态做出动作，而经常是以绝望、愤怒或暴怒，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某人接受了顺从的理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抵抗，或者说放弃了自己享有的某些权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罪的人，不会表现出顺从的姿态。
除此之外，还有眉头紧锁的表情。人在研究处理密集事情的时候，随着事情难度的增加，眉头会越来越紧锁。这种姿态的最初来源在于，密集的活动，需要更敏锐的视觉，所以，通过眉毛上方额头皮肤的收缩，人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视觉。被告或证人的深入思考，对于确定他本人是否相信事情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假设要求被告给出他在某个相当久远前的日子里的不在场证明，那么，他就必须记住那一天的行踪。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记住有关的日子，并能说出他当时行踪的证人。他将进行密集的思考。但是，如果他不诚实地声称有不在场证明，就像罪犯经常做的那样，那么，就没有必要仔细思考没有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然而，这种深思熟虑并不是认真的、深刻的，那么，在要求他认真思考的时候，他只是在装作思考的样子，其思考的动作，并没有相对应的具体表现。
眼神空洞，表明当事人完全陷入茫然的精神状态之中，已经失去认真思考的能力。此时，只能让当事人独处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会有任何明显的身体姿势。只有在当事人感到尴尬时，例如，其发现大家都在望着自己，或者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了其他人的存在时，才可能在额头、嘴巴、下巴有一些表情。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法庭上，但实际上，当法官与被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后，准备对所讲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如果这个过程十分耗时，可能证人不再倾听，而只是茫然地盯着远方。他可能正在回顾其整个人生，或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沉浸在一种本能的思考中，沉浸在对事件的再现中。这里所提到的思考，不过是思绪上的走神而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法官够敏锐，供词是最容易得到的。
众所周知，蹙眉的意思是厌恶。但我认为，蹙眉伴有微笑时，还能表示不信任。我暂且无法解释这种关联是如何发生的，但这种表情，在表示不相信和怀疑上很可靠。因此，当看到有人做出这种表情时，千万别错误地认为，当事人是相信了所听到的话。你不妨亲自测试一下，就会发现，当你做出这种表情时，会不自觉地说出：“噢，那不可能！”或者说：“喂，那是谎言！”这种表情，常见于被告人质疑证人，或证人与证人之间对质的时候。
蹙眉与其早期状态——眉毛的轻微抬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眉毛微微上扬，在尴尬的情况下经常发生，但它的发生不是很有规律。一个人在认真思考时，需要更加清晰的视野，因此，需要把多余的光线，挡在眼睛外面，就可能露出这种表情。当被告人主张，他并不清楚某项指控其有罪的证据时，这种表情就显得比较重要。如果他是有罪的，他显然知道在犯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所以，即使他一百次向法庭保证他不清楚，但因为他对事实的了解足够准确，不需要聚精会神地听，也不需要深思熟虑，所以，他就不会皱起眉头；如果他是无辜的，皱眉头的原因，可能是他真的不明白特定证据的内容，因为他不知道实际情况，因此，他在争论的一开始，他就会皱起眉头，认真倾听。如果不经过训练，很少有人能展示出这种表情。有些人，从来没有展示过这种表情。与男人相比，在妇女与儿童之间，这种表情更常见到。应当指出，它常常是精神痛苦而非肉体痛苦的表现。有趣的是，作为一种规律，这种表情常常伴随着嘴角下拉。
一般来讲，所有快乐和令人振奋的情绪，都是通过抬高额头、鼻孔、眼睛的皮肤来实现的。而悲伤和压抑的情绪则相反。这个简单的规则，使许多原本晦涩难懂的表达，立即变得通俗易懂。当然，没有人会断言，人相学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但只要稍加注意，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
手和脸，在人相学的意义上很相近，在某些情况下，手比脸甚至更重要。因为手的表达很难模仿。一个人的手，可能描述为细腻或粗糙、白皙或黝黑，指甲可能经历过精心养护，或任其长成爪子模样……这些外观的东西可以改变，但动作习惯很难改变。脸上折皱一千次，皱折会保留下来，让一个人有了特定的表情。但一个人的手，做一千次同样的事情，并不会因此留下印记。比如，人在长期祈祷中，会产生虔诚的面相，但即便日常祈祷、双手合十数年，他的手上也不会有任何印记。因为手的标记很少，所以，即便我们知道手的特征难以伪装，也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事实是，除了脸，手是人类器官中分化程度最高、最精细的器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部动作，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我们观察到，人的手有无穷的变化，我们就能推断出，人有无穷的心理状态。
也许，所有人都会同意文克尔曼的观点，即美丽的灵魂有美丽的手，或者像巴尔扎克所说的，聪敏的人都有漂亮的手，还有人将手称作人的第二张脸。但是，当对手进行具体研究时，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埃塞尔将粗糙的手称为劳碌的手，将肌肉发达的手称为男性的手，这种类型的手，代表着缺乏思想和修养，只有意志和目的；同样的，敏感的手通常意味着乐观的性格，而灵巧的手代表的是拥有美丽的心灵与高贵的精神。
无论这种分类是否科学，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和描述手的各种重要特征，尤其是，考虑到各种类型之间，并不存在明确、清晰的界限。如同人的性格一样，各种类型的特征几乎都与其他类型相交叉，以致难以准确描述和识别。然而，即便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仍然可以开展审慎的观察，并将反复出现的特征，作为可靠的研究前提。
斯宾塞认为，那些先祖是靠手工作的人，其后代拥有一双厚重粗糙的手。这其实都不算心理学，但对犯罪学家来说很重要；反之，那些先祖不是靠手工作的人，其后代拥有一双小巧精美的手。犹太人的手小而精致，吉卜赛人的手也通常是小的、完美的，因为他们的手，是从印度贵族那里继承来的。艰苦地工作，甚至连练体操、弹钢琴都会改变手的形状。道理显而易见。因为肌肉会随着练习而变得更强壮，皮肤也会因为摩擦、风吹和缺乏保养，而变得更粗糙。在对种族的任何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身体的特性是遗传的，所以，只要熟练地看一眼一个人的手，就可以发现有关他生活情况的一些事实。
每个人都知道，农民粗糙的手掌，代表令人信服的品质，它是和谐的、平和的、值得信赖的。我们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把自己和他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他对合作伙伴负责，他每次说话都尽量真实。我们对他的信任，不仅来自他多年来的诚实劳动，而且是通过他的双手。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一位优雅的绅士精心照料的粉白粉白的手时，我们往往不信任他，无论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那手的形状，还是因为那指甲的形状勾起人不愉快的记忆，或是因为手指的排列有问题，以及其他未知的原因。某些手部特征，能够揭示人的品性——冷酷、谨慎、强硬、平静、贪婪，如同仁慈、坦率、温柔和诚实一样，都能够在手部特征中反映出来。
女性手的魅力，是很容易被感受到的。许多女人的顺从、温柔、迁就、端庄和诚实的品性，是如此清晰而明朗，很容易为大家所感知。
起码，截至今天，对这一切所做的解释、分类、排列，仍然算不上科学的方法。这些现象，从一个身体传到另一个身体，虽然可靠，但没人可以解释。没有观察过它们的人，即使有人提醒，也仍然不会注意到。相信这种现象的人，也不要夸大其词、操之过急。我的建议是，先研究一下手的语言，不要立即对它的意思下判断。要谨慎，用经验来分析，特别是要追踪手指的运动，尤其是手指的活动细节。这里，我并不是指那些外部的、与手臂的运动相协调的运动，这些都是可以模仿的。我指的是那些从手腕开始、只发生在手上的动作。儿童时期的手，对研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儿童过于单纯和幼稚，它没有经过训练，动作笨拙。儿童的手，会清楚显示占有欲望，即抓住和拉向自己，一般是向嘴拉拽，就像哺乳期的孩子拉拽母亲的乳房一样。这种运动，达尔文甚至在小猫中也观察到了。
男性的手，通常厚重而行动缓慢，显然难以展示更为精细的运动。精细的动作，只有在女性手上，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尤其是在活泼、焦虑、易激动的女性手上。观察她们的犯罪学家，可能会从她们的动作中，读出比话语更多的东西。她们表面上是无动于衷的，但手放在腿上，慢慢地握起了拳头，或者手指向前弯曲、仿佛要把别人的眼睛抓出来似的。手部特征的表现形式很多，有时可能因为深重的痛苦，手指紧攥在一起；有时因为高兴，其余四个手指肚快速地擦过拇指肚；或者手指断续、紧张、焦虑、胆怯地动着；或者像开心的小猫一样，爪子不断地攥紧、又松开。
脚趾也会透露出很多信息，特别是在那些穿着相当精致的鞋子、可以轻松地移动脚的妇女中。在愤怒的时候，如果不能跺脚，她们就会把脚趾紧紧地贴在地上。如果感到尴尬，她们会把鞋底稍稍向内翻，用鞋尖在地面上画出小弧线。不耐烦的时候，她们的脚后跟和脚趾交替摆动，速度越来越快。鞋底朝向前，脚的重心放在鞋后跟上，表现出的是蔑视、反抗和表达欲。当想表现魅力时，将脚向前伸，胫骨轻轻露出，所有的脚趾都向鞋底并拢，就像猫感觉舒服时那样。如果女人没有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没有用五官表达的东西，没有用手动作表达的东西，她们就会用脚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