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记载，当苏格拉底和美诺讨论美德的可传授性时，叫美诺的奴童参加了一个实验。苏格拉底想通过这个实验，证明人的知识是先天具有的，这种先验知识，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出来的。他让这个奴童确定一个正方形的边长，其面积是另一个边长为二英尺的正方形的两倍；之前，这个奴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苏格拉底也没有直接指导过他。这个奴童得靠自己找到答案。刚开始，这个奴童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他说，这个两倍面积正方形的边长是四英尺。他认为，正方形面积扩大到两倍，边长也会增加到两倍。于是，苏格拉底得意扬扬地对美诺说，事实上，这个奴童在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却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之后，苏格拉底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一步步引导奴童找出了正确答案。
古根海姆用这个典型例子来说明先验知识的本质。我们在分析证人供词时，可以参考苏格拉底的这个案例。大多数人在处理问题时，总是认为他们看到了全部真相，而且他们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看法。但无论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当用迟疑的语气说：“我认为……我觉得……”这种试探性的语气含有很多言外之意。当一个人说：“我相信这样……”
这只能说明他想要说服自己，以增强自己面对别人反驳时的信心。当然，他不会怀疑自己所说的话。然而，当一些纯属事实方面的陈述，比如“下雨了”“九点了”“他的胡子是棕色的”，遭到质疑时，讲话者并不会反对。但如果，他讲话时用了“我认为”这种话做开头，那说明他内心是真的不确定。这一点，在分析那些隐藏了部分观察、判断、结论的话语时，显得尤其重要。
在这些案例中，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自负。当证人断言一件事时，他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确信而已，他所说的那些“我觉得”“也许”“似乎”，只是为了在意外情况下，给自己的话留有余地。
平时，人们说话的时候，即使不太确定，也会无所保留、信心满满。这些日常经验，更适合用于判断法庭证词，尤其是遇上关键问题的时候，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老练的办案人员都知道，有时候证人虽然做了证词，却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对待这类证词，一定要慎之又慎。一般情况下，经过细致的检验，测定其可靠性及来源，我们会发现，最终只有很少一部分证词能站得住脚。当然，也有做过头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经常可以见到，经过一番进攻式的连续追问后，一个本来完全自信的人，也会变得动摇起来。越是认真、乐观的人，越容易动摇。当一个人讲出一件事时，问题跟着也就来了：其中的事实是否可靠？有没有欺骗性？于是，他的陈述便会变得不确定。他便开始回忆，由于想象力丰富，他便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情与实际完全不同了。最终，他会承认，真相很可能与自己所说的并不一样。在审判工作中，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在法庭上，很多证人会变得兴奋，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证词可能很重要时，会更加兴奋。而法官的权威形象，能让很多人附和法官的观点。
我们想知道的是，无论某人本来多么相信自己证据的确凿性，当他面对法官质疑的时候，为什么会变得对任何事情都犹豫不定了？
现在，刑事学家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些情况下找出真相——既不盲目、不加批判地接受证人证词，也不至于导致证人想讲真相时，变得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然而，如果证人并没有故意造假，而只是因为观察错误，或得出了错误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证人找出事实真相——像苏格拉底引导奴童那样找到真相，将变得更加困难。当前，有种流行的说法，它轻巧地认为，判断证据的真伪，并不是法官的职责——证人宣誓做证，其证据是可以接受的，法官只负责审判。然而，我们通常认为，法庭的职责首先是确定事实真相，不是形式上的“真相”。而且，如果我们已经发现观察有错误，却视而不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少了一个重要的证据——正反迥异的证据，将导致整个案件产生颠覆性的错误。最起码，证据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会被排除在外。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苏格拉底的方法。但是，由于我们讨论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更加依赖于事实证据的法律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翼翼，采取一种比确定一个正方形面积更加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敢肯定自己没有搞错。所以，我们不能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让别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谨防引导证人，导致他们转变可能正确的观点。在这件事上，不需要讨论暗示问题。因为，如果我觉得别人懂得比我多、观点比我对，我就赞同、接受，这与暗示无关。这是纯粹的观点交流和开放表现，在审判工作中尤为常见。谁能纠正证人明显错误的观点，并引导他们主动发现自己的错误所在，然后说出真相，又不至于矫枉过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大师。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应当怎样计划这项工作、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必须承认，仅仅科学地建立一套学科理论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还必须科学地管理好日常事务。具体到每句话、每项调查、每个官方行为，都必须符合同一法律科学体系的要求。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超越仅仅依靠人力劳动的普通世界、克服令人厌恶的麻木迟钝、摆脱烦人的千篇一律、摒弃对法律与正义可怕的威胁。
而法学家只研究空洞的法律条文，并无休止地予以解释，于是，人们可能会抱怨说，我们很可能是对过去的科学方法绝望了，因为法律作为一门科学，曾经企图从废旧标准中找推理、从法律条文中找注释，艰难地搜寻合理化解释。法律体系只剩下一具空洞的外壳，故耶林戏称之为“玩辩证与杂耍的马戏团”。
然而，法学的科学特性就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仅仅需要掌握其中的方法。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方法对我们非常有用。自从沃恩·克尼格 1819 年说出“法律体系必须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人们就一直为这一战斗口号而努力着。甚至由于误解，曾导致过某些方向性错误，但对法律理论及其应用来讲，依然是真正的科学方向。
凡事欲速则不达。当人们延误了办理某事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又突然仓促去做，就太急于求成。这不仅常见于日常生活，也见于龙勃罗梭及其追随者们匆忙做出的结论中，无论他们怎么说其观察有多好，但他们的观察不充分、不公正，还存在推理方面的缺陷。我们的任务是搜集事实资料并进行研究，至于推导出结论，我们可以留给更幸运的后人。但是，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过程，我们可能从正确而简单的观察中，得出特殊的推论。“从事实到观点，”奥廷根说，“数千年以来，人类一直试图让物质服从意识，但人类失败了。现在，这一过程反过来了。”“从事实到观点”，这是我们的认识路径。这一次，让我们不带偏见、不带框框地观察生活中的事实吧，让我们去伪存真、认识纯粹的事实吧。那么，当我们发现事实无可置疑时，我们便可以小心谨慎地进行理论概括，最终得出推论。
每一项基本调查都必须首先确定主题的性质，这是颇负盛名的《论愚蠢》
一书中的箴言。在所有的法律工作中，尤其在具体的刑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在阅读成千上万份证人证词之后，我们仍然可能再次得出这类相似、令人厌倦、相互矛盾的结果：两个人——证人与法官，均不知道案件审理的主体性质，双方都不知道自己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一方说的是一件事，另一方说的是另外一件事。但究竟他们要确定的是什么，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知道了也不告诉他。发生这种问题，责任不在证人方，而是在另一方。
只有当真正的主题确定之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调查才算开始。我认为，与我们的目的最相吻合的，是艾宾浩斯的定义，这一定义的前提是，要求尽量保持所有条件不变，这些条件对于实现特定效果是必需的。随后，将这些条件分门别类，按照数字顺序逐一区分，最后，用定量或可计量方式，构建起关于效果的伴随变化模型。
这是建立刑事科学理论的唯一正确方法。在此，我不想多加赘述。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办理普通的刑事案件时，检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并检验它在获取完整、明确的结论的过程中，是否确实是唯一的方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方法不仅将用于检验整个审判过程，或者检验所收集到的证据，而且，它还将用于检验以上审判过程与证据的每个单独部分，并进一步分析其组成要素。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整个审判过程。在这里，目标是认定A有罪的证据。而构建证据的复杂条件，是获取证据的所有手段；那些独立条件，是通过独立的证据资源——证人证词、现场勘验、尸体解剖、侦查实录等构建起来的。条件恒定，在于使现有做法标准化。
由此，如果具备类似情况，如取证手段相同，有罪证据就成立。关于这一目标的附随改变，例如，据以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要接受检验，所以，独立条件如证据的独立来源，必须予以构建，它们的价值，依据不同的情况，也必须予以确定。
最后，既定目标的附随改变（基于证据的定罪结论）也要接受检验。最后一道程序需要进行讨论，其他的不必。在我们的司法工作中，区分各项条件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从各种个体陈述、视觉印象、结果等，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
而确定价值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有必要明确每一特定证据来源的具体价值，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任务仅仅是确定比较价值。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事情的发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肯定的。
对证据的评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1．证据的可依赖性（主观性与相对性）；2．证据的重要性（客观性与绝对性）。一方面，对证据本身的价值，必须进行检验，按照提供者本人的情况以及他在当时条件下的作用，做出评估；另一方面，从证据本身来看，要了解被认为可靠的证据会对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对影响其可靠性的因素进行检验。那么，当审查证人证言时，首先应当确定证人是否能够、是否愿意说实话，接着，确定证词的重要性，它在案件的组织结构中，可能引起哪些变化。
当条件发生变化，随之引起结果变化——如对现有材料的解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辨别与确认不同条件对应的不同结果，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具体到实际案件，问题本身是这样呈现的：我在不考虑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本身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思考，然后又尽量对其可能发生的改变进行了客观分析。这样，我假设证人的每个陈述都是谎言，或全部或部分，这很可能系错误观察、错误推论等所致——接着我问自己：有罪证据、特别审理，这些现在还公正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什么样的可能条件下才能实现公正？我是否掌握了这些条件？现在，如果真相程度得以检验，这些变化就可能出现，而指控仍然成立，被告人将被定罪，但前提是要符合这些条件。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在小范围内的证据产生细节上，都应遵循以上程序。
让我们继续分析案例。现在的目标，是针对由证人所言、所见而形成的某些特殊观点，构建起客观真实性。有关条件，是可能导致证据真实性受到怀疑的各种影响因素，例如证人不诚实、现场勘查有缺陷、物证不可靠、专家的疏忽，等等。弄清这些影响因素对手头案件是否存在潜在影响、影响有多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所谓标准化，就是比较手头案例和其他案例的条件；再就是所谓的变化，指从那些证据的细节中，所做出的抽象性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视角予以纠正，如同通过不同形式对自身所下的不同定义，来观察最终的结果。
这种程序，一旦在新证据的准备与判断过程中得以接受，只要我们的方法得当，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除此之外，还需要做一件事——深入细致地研究那些因果关系，这对每门自然科学，都相当重要。“在所有涉及自然现象的真理中，那些涉及因果关系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掌握了因果关系，是对未来做出智慧预测的基础。”而忽略了这一原则，是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所以，在确认证据时，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无论何时，只要涉及对结果的影响问题，找出其中的因与果，总是最重要的。错误与虚妄，总是在审查因果关系时被发现的。
简而言之，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仅研究法律准则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现在，我们开始精确地研究法律的物质性了。显然，我们需要退回到出发点，这是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做的。
古代医学，首先寻找的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并熬制汤药；现代医学重视尸体解剖，利用显微镜，开展临床试验，认识到了世上本没有灵丹妙药，只有少数的特效药。现代医学发现了错误所在。但我们的法律人，甚至到今天还在熬制我们的汤药，而将最为重要的研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待之以傲慢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