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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个狂人。我从未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属于母亲的亲切。她总是用梳子盘发，独自坐在芝区的家中，衔着长烟管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她不仅脸小，身材也瘦，脸色灰败，毫无生机。后来我在《西厢记》里读到“土气息，泥滋味”一语时，突然就想起了母亲那张消瘦的侧脸。
母亲从未照管过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和养母专程上二楼跟她打招呼，她竟猛地用长烟管敲我的头。话虽如此，母亲大体上还是个娴静的狂人。每当我和姐姐缠着她给我们画画，她就依言拿出四折的半纸
来。她作画时不仅用墨，还会用姐姐的水彩颜料涂抹出游女子的服饰、草木的花朵等。唯有一点，画里的人物都长着狐脸。
母亲死于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与其说是病死，不如说是衰弱而亡。不知为何，她死亡前后发生的事，在我记忆里尤为清晰。
或许是当时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吧，某个无风的深夜，我与养母坐上人力车，从本所直奔芝区。当时的我还未用过如今所谓的围脖，但那夜却在脖子上缠了条绘有南画山水一类的薄手绢。我还记得那手绢上有“鸢尾花香水”的味道。
母亲横躺在二楼正下方的八叠起居室里。我与相差四岁的姐姐坐在母亲枕边哭个不停。特别是有人在我背后说“已到弥留之际”时，我胸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哀伤。然而，一直像死人那样紧闭双眼的母亲忽然睁眼说了些什么。我们虽沉浸于悲伤中，也忍不住偷笑出声。
翌日夜晚，我照样在母亲枕畔坐到天明，这次却不再有泪。姐姐在我跟前哭个不停，我因而感到羞耻，拼命假装哭泣。同时又因为哭不出来，而坚信母亲并没有死。
第三天夜里，母亲无甚痛苦地死去。咽气前她曾恢复意识，望着我们的脸不断落泪，到最后还是一如既往，什么都没说出口。
尸体入殓之后，我也时常情不自禁地哭泣。远亲里的一位老太太，也就是我们口中“住在王子区
的婶婶”见了，对着我夸个不停，说“这孩子真了不起啊”。可我只觉得她莫名其妙。
母亲出殡那天，姐姐手捧牌位在前，我端着香炉在后，两人相继上了人力车。路上，我频频打起瞌睡，惊醒时差点弄翻香炉。车子迟迟未到谷中
。送葬的长队安静地穿行在秋日晴朗的东京市区内。
母亲的忌辰是十一月二十八日，鬼号
归命院妙乘日进大师。后来我不记得亲生父亲的忌辰与鬼号，或许是因为只有十一岁的我，才以记得这些为傲。
我有一个姐姐。她身患疾病，却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我想记入《点鬼簿》的并非她，而是在我出生前突然夭折的姐姐，也是我们三姐弟里最聪慧的姐姐。
这个姐姐名叫初子，大概因为她是长女。我家的佛龛里至今还放着个小画框，里面是“阿初”的照片。她看起来很健康，双颊饱满如成熟的杏子，两侧还有小酒窝……
阿初是我父母最宠爱的孩子。在她幼儿时期，父母会专程将她从芝区新钱座的家送去筑地圣马兹夫人任园长的幼儿园上学。不过，周末两天必须回母亲的娘家——本所的芥川家住。那时虽还是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阿初外出时也是一身时新的洋装。我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曾把阿初做和服剩下的碎布头穿在橡胶小人身上。那些碎布头都是进口印花布，上面点缀着细碎的花朵或乐器图案。
早春的一个星期天午后，阿初在庭院里散步时，问起居室里的姨妈（在我的想象中，当时的姐姐依然穿着洋装）：“姨妈，这棵树叫什么？”
“哪棵？”
“长了花苞的这棵。”
母亲娘家的庭院里有一棵低矮的木瓜树，枝条垂落在古井上方。那时，梳着两条辫子的“阿初”想必正睁大眼，望着那枝干带刺的木瓜树吧。
“这树的名字跟你的一样。”
阿初没听懂姨妈的笑话。
“就叫呆瓜树？”
直到现在，每每聊到阿初，姨妈都会提起这段对话。事实上，关于阿初的记忆也只有这些了。大概在那之后没几天，阿初就离开了人世。奇怪的是，我虽不记得小牌位上阿初的鬼号，却清楚记得她的忌辰是四月五日。
我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姐姐没来由地感到亲切。如果阿初现在还活着，应该也有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的阿初，或许也会长成在芝区娘家二楼漠然抽烟的母亲的模样。偶尔我会觉得世上存在这么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某处默默守护我的一生，她像是我的母亲，又像是我的姐姐。这是咖啡、烟草或疲劳带给我的幻觉吗？抑或是由于某种契机而显露于现实世界的超自然之力？
或许是因为母亲突然发狂，我成了早产儿，又被养父母（即我的舅舅和舅母）收养，因此对父亲也毫无感情。父亲是牛奶商人，据说在生意场上颇为成功。他教我认识了很多当时还算稀罕的水果与饮料，比如香蕉、冰激凌、菠萝、朗姆酒——此外，兴许还有别的。我记得那时曾在新宿牧场外的栎树浓萌里喝过朗姆酒。朗姆酒是一种橙黄色的饮料，酒精含量很低。
我的父亲就这样摆出各类珍馐，试图把我从养父母家带走。有一晚，我们在大森的鱼荣用餐，他一面递给我冰激凌，一面露骨地劝我跟他回家。这种时候，父亲总是巧言令色，但我从来不吃这一套。因为我爱自己的养父母——尤其是养母。
父亲性子急躁，频频与人争吵。我上初三那年，在与父亲玩相扑时，使出了绝招“外绊腿摔
”，成功将他绊倒在地。父亲立即起身，叫着“再来一次”，扑向我。我又轻松地绊倒了他。当父亲喊出第三遍“再来一次”时，脸色已经十分难看。在旁观看的姨妈——我母亲的妹妹，后来成了父亲的续弦——朝我使了几次眼色。我便在与父亲缠斗片刻后，故意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如果那时没有放水输给他，父亲肯定还会继续抓着我不放。
我二十八岁时（当时我还在教书），某一天，突然收到父亲住院的电报，于是匆忙从镰仓赶回东京。原来父亲染上流感，住进了东京医院。我跟养母、姨妈轮流在病房看护了约莫三天，很快就生出倦意。这时，正巧有位与我交情颇深的爱尔兰新闻记者打来电话，邀我到筑地一家艺妓酒馆小酌。我便以记者很快要远渡美国为由，抛下垂死的父亲，奔赴筑地的艺妓酒馆。
我们由四五个艺妓作陪，愉快地享用了日式料理。晚上十点左右，酒席散去，我告别那位记者，独自走下狭窄的木梯。忽听身后有人喊“芥川先生”。我在楼梯中段驻足回头，只见其中一位艺妓自上而下俯视着我。我默默下了楼梯，在门外上了辆出租车。车子立即发动。我早已忘了父亲，却不由得想起那女人光滑的西式发型与娇嫩的脸颊——尤其是她的眼睛。
回到医院时，父亲已经等了我许久。不仅如此，他还让所有人退到两折的屏风后，轻抚着我的手，对着我追忆过往——他与我母亲结婚之初的事。诸如两人一起去买衣橱、一起去吃寿司等，再琐碎不过。可我听着听着竟眼眶发热。父亲消瘦的脸上也有泪水划过。
次日早上，父亲安详地死去。死前他似乎陷入癫狂，说了些奇怪的话，比如“挂满旗子的军舰来了，大家一起高呼万岁吧”。父亲出殡时的情形，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从医院护送遗体回老家时，一轮巨大的春月照在父亲的灵柩车上。
今年三月中旬，我与妻子久违地扫了趟墓。虽是久违，小小坟茔旁的红松却模样依旧，朝墓碑垂着枝丫。
《点鬼簿》里的三人都葬在谷中的墓地一角，尸骨也埋在同一座石塔下。我想起母亲下葬时的静默，不知阿初下葬时是否也一样。唯独父亲——我只记得他灰白的骨灰里掺着金牙……
我并不喜欢扫墓。如果可以忘记，父母与姐姐，我一个都不想记得。然而那天，不知是否因为肉体过于孱弱，我眺望着早春午后阳光下发黑的石塔，思考他们三人中，谁能算得上幸福。
我命若游丝，一脚入坟茔。
也是在这一刻，我深切体会到丈草吟咏此句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