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的起源

彼得·帕雷特

《战争论》尽管广泛全面，方式系统，风格严整，却不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它从未达到令它的作者满意，这大多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当克劳塞维茨将自己关于军事过程的性质和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最初想法草草记下来时，他才二十几岁。显著的现实感，对当代种种假定和理论的怀疑，还有同样非教条式的对往昔的着迷，构成这些评论和格言的特征，并且赋予它们一定的内在连贯性；但是，将他1806年以前的写作视为本质上孤立的洞察并非不当，那是一座尚未被设计出来的建筑的砌块砖石。

他的几项最初的想法现身于《战争论》，从而提示了他的理论的演化历程，虽然在这成熟的著作里，这些想法表现为一个辩证过程的成分，那是克劳塞维茨历时二十载把握了的，并已将其调整得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天才”（genius）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观念，它靠近他的全部理论努力的源头。一类多少不同的留存是他对战略和战术的定义，此乃他24岁时首次提出，或是将战争类比于商业交易的典型非浪漫的比较，那始出于同一时间。然而，在从拿破仑击败普鲁士直至俄国战役的数年里，他的大多数早期想法扩展开来，并且获得了种种新层面。克劳塞维茨是那持改革思想的文武人士组成的松散同盟的一个成员，他们有所成功地力图将普鲁士当时的体制现代化，而且他作为参谋军官、行政管理者和教官的多方面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智识兴趣和创造性。取自改革时期里写的备忘录、讲课稿和文章的许多段落重现于《战争论》，几无改动。1815年以后——至此他论说政治、历史、哲学、战略和战术的手稿已多达几千页——克劳塞维茨着手致力于一部文集，分析战争的方方面面，那逐渐整合为一套全面的理论，力求基于对现今和往昔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去界定战争中普遍恒久的要素。历时十载，他撰写了拟议八篇中的六篇，并且起草了剩下的两篇。然而，到1827年，他已形成了一套新假说，关于他所称的战争的“双重”性质，就此作的系统阐发要求对整个手稿作一番广泛的修改。在他能够重写第一篇头几章以外更多的部分以前，他辞别了人世。 ^[1] 于是，《战争论》展示了它的作者在成书的各不同阶段里持有的思想。先是逻辑严整地展开的各个命题构成的宏伟壮丽的开篇序列，继之以第二篇直至第六篇末尾那丰富但有时片面或自相矛盾的讨论，再到最后两篇的论说文似的各章，它们以辉煌的笔调提示了一个最终的稿本可能会包含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这并未写成的稿本；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克劳塞维茨1827年要修改其手稿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早先的理论——他只是意欲扩展和改进之。当我们阅读《战争论》的目前文本时，我们至少能接近克劳塞维茨的本意，办法是始终明白牢记他的彼此紧密相关的假设——关于战争之双重性质的和关于战争之政治特质的。在这番讨论的末尾，返回他的终极假设并勾勒它们的各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将是有益的，而且因为他从未充分展开它们对理论的含义，事情就更是如此。

尽管有其撰写的非均衡性，《战争论》仍然提供了一套本质上首尾一贯的冲突理论：这一点，显露了克劳塞维茨的方法和思想的创造力。任何人，只要准备领悟他的说理方式，都会把握他关于战争的各永恒方面的思想。然而，我们对《战争论》的阅读必能从明了它的起源和智识背景获益。怎样的政治军事经历影响了它的作者？他逆反的种种前提和理论是什么？在他看来，何为正确分析的方法论需要？即使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番简短的考虑，也会帮助探明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形成，促进理解在《战争论》的各不同层面内他的思想采取的各个形态。 ^[2]

克劳塞维茨，一位在普鲁士国内税收部门任过小官职的退休中尉的儿子，在1793年作为一名20岁的下士首度遭遇战争。前一年，法国立法议会对奥地利宣战，而普鲁士晚近与奥地利缔结了一项防御性同盟。法国的这项行动更多地是由国内政治而非国家利益考虑引起，然而它开启了革命的和后来帝制的法国与其余欧洲之间长达23年的冲突。除去布伦瑞克公爵的终止于瓦尔米的初始入侵，普鲁士人在一场他们从未投入其全部军事资源的战争中干得还不错。他们在阿尔萨斯和萨尔反复击败法国人，并且捕获了数以千计的俘虏；当战斗在1795年结束时，他们控制了莱茵河一线。可是，这些成就没有带来任何政治酬报。有如可以预料的，这战争以其奋力、流血和全不壮观的结果，给年轻的克劳塞维茨留有强烈的印象；他本人后来写下了它对他的情感和思想的冲击。随后数年里，当驻扎在一个省区小要塞的时候，他从这些早先经历汲取了某些尝试性的结论，特别是其中三项将有经久的影响。首先，关于战争中的卓越，并无任何单一标准。宣告新时代来临的法兰西共和国不乏浮华大话和种种政策，但它们全不意味着压倒“旧制度”（ ancien régime ）的军队。雇佣军和被强征入伍的农民，由战力仍然基于贵族自尊不亚于基于专业技能的军官们率领，证明敌得过大众征召军队（ levée en masse ）。另一方面，普鲁士式操练未能扫除革命大军。随法兰西共和国增进了稳定和积累了经验，它将给它的对手们多多教训，而后者的学习能力和有效回应能力依旧可疑。这些事件和对历史的最初阅读令克劳塞维茨想到，没有哪一种制度完美绝佳，胜过任何其他制度。军事体制与其运用暴力的方式取决于它们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不仅如此，政治构造有如战争，不能用单一标准予以衡量。各国由它们特殊的往昔情势和现今环境塑造；大为不同的体制皆有效力，而且它们全都遭受持续的变迁。

第二个结论与此个性化的和反理性主义的历史观与社会/军事体制观相连，它使这位年轻军官站在普鲁士和（的确）欧洲的流行看法的对立面。他认为，相信能通过遵循这套或那套规则去驾驭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中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绝非一个规则体系所能把握。任何教条式的简单化——例如胜利有赖于控制关键点或有赖于截断敌人的交通线——无非歪曲现实。可能克劳塞维茨已经不相信被他那个时候大多数军事理论家怀抱的一种信念，即战争中的偶然性程度应当并可以被减至最小地步，办法是运用正确的作战和战术信条。对某个热切地希望以一种系统的和客观上可证实的方式去理解战争的人来说，特别难以接受偶然性的强劲影响；然而，到他年龄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现实主义，他的历史变化观的逻辑，已经使他达到一个地步，那就是将偶然性不仅视为不可避免，而且视为甚至是战争中的一类积极要素。

最后，1793和1794年的战役将克劳塞维茨推上了将战争认作一种政治现象的道路。战争，如人所皆知，是为政治性的目的打的，或至少总是有政治后果。并非一目了然的是随之而来的含义。如果战争意在实现政治目的，那么加入战争的一切——社会准备和经济准备、战略规划、作战操作、所有层次上暴力的使用——都应当由这目的决定，或至少与之相符。尽管军人必须获取专门技能，并且具备在那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个独立王国之内的职能，然而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从事其血腥工作、直到停战将其政治雇主召回均衡过程为止，就等于否定现实。恰如战争及其体制反映它们的社会环境，战斗的每个方面都应当被布满其政治脉冲，无论这脉冲是强烈的还是温和的。政治与战争之间的恰当关系始终占据克劳塞维茨一生的心神，但即使是他最早的手稿和信函，也显示他明了它们的互动。

这联系——总是被抽象地承认——能在一个个特定场合被轻易地忘记，而克劳塞维茨坚持它永不得遭到忽视：这由他在接近去世时礼貌地拒绝普鲁士参谋总长提出的一个战略问题得到了例解，在其中对立双方的每个军事细节都被展示出来，但全未述及它们的政治目的。对一个将这问题发给他要他评论的朋友，克劳塞维茨答复说不显示所涉各国的政治状况和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无法起草一项明智的作战计划：“战争不是个独立的现象，而是政治的依凭不同手段的继续。因而，每项重大战略规划的各主要方针 在性质上大致是政治的 ，而且这规划越是应用于全战役和全国，它们的政治特性就越增强。一个战争规划直接出自两交战国的政治状况，同时出自它们与第三国的关系。一个战役规划出自战争规划，而且经常——如果只有一个战区——可以甚至与之同一。然而，政治要素甚至进入一场战役的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它难得对诸如一场战斗等重大的战争片断没有影响。按照这种观点，决不能有对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的一种 纯军事 评估，也决不能有为了解决它的一个纯军事规划。” ^[3]

在18世纪90年代后半叶，年轻的克劳塞维茨仅在将会导致这一结论的思想旅途上迈了最初几步；然而，像我先前提示的，从一开始他就走一条直道，几无改向或中断。他作为低级副官在小镇诺伊鲁平度过的五年通常被当作一段停滞时期被置之不理，可是传记作者们看来在解释他多年后就这个时期做的一则评论——富有特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式的评论时过于拘泥字面。实际上，他的处境并非无益。远不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部队服役，他属于一个有一位王家成员斐迪南亲王担任名誉长官和庇佑者的陆军团。小镇附近有霍亨索伦家族另一名成员的宅邸，那就是弗雷德里克大王的最有才能的弟弟亨利亲王，其图书馆、歌厅和剧院对全体军官开放。最重要的是，该团因其创新性的教育政策闻名全军，大体上由军官们自己提供资金。从法国返回时，该团组建了一个为士兵之子办的初级技校，连同一个为其士官和低级尉官办的较高级的学校，后者也接纳当地乡绅之子。虽不肯定但很可能，克劳塞维茨像其他中尉们一样，在后一学校教课；而且无疑，从头从事一套当真的讲授加深了他对教学的已有兴趣。他后来写道，作为一名15岁的少年，他已被一种观念俘获，那就是获取知识能够导致人的可完美性。不久，改善社会这目的强化了对自我改善的追求，同时他对教学方法的关切与他的学习渴望合而为一。抽象如何可能准确地反映和传达现实，人们如何可以被教育得去理解真理，还有教学的终极目的为何——他认为不在于传达技术专长而在于发展独立的判断力：这些全都开始成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努力中的重大考虑。

1801年，克劳塞维茨获得录取，进了晚近被转离汉诺威军役的沙恩霍斯特在柏林组建的新的陆战学院。1803年克劳塞维茨以全班最优成绩毕业，被任命为助理官，随从一位年轻的亲王，即他的前指挥官斐迪南亲王的儿子。这项指派使他能够留在首都，与他的导师沙恩霍斯特过往甚密。沙恩霍斯特对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够。此人是一位格外精力蓬勃和勇武大胆的军人，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和富有才能的政治家——看似反差的一种和谐的结合，那是他的得意门生从未能与之比肩的。这里不适于讨论他对战略、征召、指挥结构和参谋组织的看法，那构成新与旧的一种讲求实际的调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他依以对待那个时代的基本军事问题的思想独立性，还有他衷心赞同人文教育的目的，确信历史研习必须处于任何高级的战争研习的中心位置。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理论和教学的尝试性看法由沙恩霍斯特予以肯定和进一步指引，后者还深化了克劳塞维茨对决定各国军事风格和军事活力的社会力量的知晓。沙恩霍斯特，一个升至连队军士长的自由农民的儿子，在汉诺威军中前程艰辛，屡遭冷落以利门路通达的贵族同僚。这经历并未使他转变成一位民主分子，也未令他——在取得包括贵族头衔的职业成功之后——落到轻薄地赞同特权。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的特定结构或其体制采取的形态，而是使之生气勃勃的精神。举个具体例子，在为士兵的孩子们办的、位于诺伊鲁平的团校里，克劳塞维茨见证了某种对穷人的人道主义的、家长式的关切，那是在普鲁士的后期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色。沙恩霍斯特教导他，说这对个人和国家都不合适。如果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希望维持自身独立的各国必须在激发他们人口的干劲上变得更为高效。精英存在于每个社会，只要他们加强了共同体，对有才能者保持开放和论功行赏，他们就有存在理由。然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辩解那类保护平庸、同时阻绝国家获得平民百姓的能力和热情的特权应持续下去。正是这种看法，几年后将决定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方向——或许更多地在沙恩霍斯特及其亲密伙伴领导下的军事领域而非民政问题上。在克劳塞维茨思想的起源方面，关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本质上非意识形态的看法显然与他看待战争的非教条方式平行不悖，而这看法是他部分地从沙恩霍斯特那里学到的，并且他早在1804和1805年就表达过。国务家和军人必须摆脱传统和舒适自在，摆脱任何干预他们达到主要目标的作用影响。与此相似，希望理解国家本性和战争本性的理论家决不能允许自己的思想走歪，远远偏离它们各自的核心要素——政治中的权势和战争中的暴力。

19世纪初年，普鲁士军人面对的最重要任务，是在思想和体制上适应新的法国战争方式。十年之内，法国为战争动员的资源已增至空前地步。现在，她的将领们可用的兵员数量使得这样的战役成为可能：承受更大的风险，更频繁地引发战斗，扩展到涵盖更大的地区，并且追求更大的政治目的，大过对“旧制度”军队来说合宜可行的。这种新战法为拿破仑所用，其用之辉煌恰如其残酷无情一样令人震惊。对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要理解他那套体系足够困难，它将一位卓越非凡的个人的才能与大革命的种种成就——社会的、行政管理的和心理的成就——结合起来，那对他们必然是陌生的。在无论哪国的理论家那里，要将拿破仑式的战略战术认作一种历史现象而非终极法则甚至更难，前者受制于变迁，后者则是永恒的征战卓越标准，适用于往昔、现今和未来。

欧洲的军事文献作了评论，对这套体系的各独立要素颇具洞察，但像克劳塞维茨早早认识到的那样，在全面分析的尝试方面全不成功。该领域的最佳工作是由普鲁士理论家海因里希·冯·比洛和瑞士-法国参谋官昂图瓦纳·约米尼成就的，借他们的著述克劳塞维茨在1806年普鲁士惨败之前和紧随其后的岁月里磨砺了自己的理论技能。比洛把握了诸如大兵群内小冲突、快速运动和火力瞄准发射之类新近战术发展；与此同时他贬抑新时代里战斗的效能，将它认作“绝望之举”，反过来要求有一种由支配位点和进兵角度构成的战略体系，其几何型式奇异莫名地与他就天然自如、无拘无束的战斗者大唱的赞歌结为一体。在他首次发表的著作即一篇论说比洛的长文里，克劳塞维茨承认比洛的某些术语有用，如同他将在约米尼的某些概念中发现长处那样，但是指出比洛的分析方法错了，且其结论脱离现实。比洛急欲将战争合理化，使它变成一门科学和预料之事，从而赋予地理特性和供给体系的恰当安排以支配作用，同时大致漠视可能出自对手的意外运动、出自暴力、出自偶然事件的物质效应和心理效应。战略，克劳塞维茨驳道，包含的“不仅有可对其作数学分析的兵力；不，凡在心理上我们的智力发现一个符合军人需要的源泉之处，皆属军事艺术王国的伸展天地”。 ^[4]

克劳塞维茨认为，约米尼较接近了当代现实，但错在将战争的一部分——大军追求决胜——当作其全部。他声称他从拿破仑的作战以及据称虽然较次却类似的弗雷德里克的作战中，提炼出了战争的一般原则，但克劳塞维茨斥之为荒唐。他在1808年写道，约米尼的原则将失去它们的绝对正确性，如果能表明早先的世代大有理由漠视它们。恺撒或萨伏依的尤金相应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技术和政治现实，并不亚于拿破仑，因为他们不以法国大革命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方式战斗。而且，正如往昔只能以它本身的状况被理解，人们也必须作为个人而非抽象物被解释。约米尼脱离现实地将单独一个理性行为标准加诸弗雷德里克和拿破仑之类个性不同的人物，而且还忽视了他们在经历上的差异，这些经历是他们各自自然地以他本人的方式予以回应的。 ^[5]

如果现今并未提供往昔的战争得以被对照来衡量的理想，那么克劳塞维茨同样坚持拿破仑战争无法给将来确立标准。 ^[6] 这种理论意味着什么？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回答显而易见：关于任何活动的理论，即使它旨在有效地执行而非全面地理解，也必须发现这活动的本质性的、恒久的要素，并将它们与它的暂时特性区分开来。暴力和政治影响是战争的恒久特征当中的两项。另外一项是人的智力、意志和情感的自由发挥。这些是支配战争之混沌混乱的力量，而非比洛的作战基地或约米尼的内线作战之类图式设计。

强调战争中的心理因素的意义全非新颖。然而，甚至那些将支配地位赋予种种情感的著作家，也未就它们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关于勇气、恐惧和士气的讨论只是出现在莫里斯·德·萨克斯或亨利·劳埃德的著作的边缘处。与此相反，年轻的克劳塞维茨将心理因素置于其理论性思索的中央。可是，由于心理学依然是个萌芽学科，几乎全未给他提供他需要的分类工具和解释工具，因而他以一种现代读者可能觉得困惑费解的方式去这么做：他将他对情感和精神特性的一大部分解释归入“天才”概念之下。至关紧要的是要理解，克劳塞维茨不仅以天才指那被升华到它们的最高功力的原创性和创造，而且如他在《战争论》中所写，以它指一般的心理才能和性情天赋。天才作为他喜爱的分析手段起作用，将那影响比较普通和异乎寻常的人的行为的、各种不同的能力和情感概念化。

甚至在他的早期著述内，克劳塞维茨也毫无困难地去揭露种种规定性理论体系的一大不足，即在面对无穷的心理和精神资源时的不足。他在他论说比洛的文章里写道，健全的理论决不能与常识冲突，因为健全的理论基于常识和天才，或表述它们。 ^[7] 他将坚执这思想；它反复出现于《战争论》，不仅在“论军事天才”一章里，而且也在别处，例如在“论战争理论”那章，那里它被富有特征地连到一番嘲讽性的抨击，抨击比洛和约米尼之类体系构造者在不可预料的精神财富面前弃阵而逃：“此类片面观点的浅薄智慧达不到的一切都被认为超出科学控制：它们属于天才的王国， 那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据想要在这些零碎的规则中间四处爬行的军人多么可怜！它们对天才来说不值得，天才可以藐视之或嘲笑之。天才所为是最好的规则，理论能做的莫过于表明怎样和为何应当如此。与情理抵牾的理论多么可怜！” 因此，理论及其产出的信条从属于伟大的创造性才能，从属于它体现的情理和情感之普遍机理。

克劳塞维茨本人尚远未系统地提出一种解释理论，解释天才所为究竟为何和怎样竟会是最好的规则。他在他能有可观的进展以前，需要形成另一个分析手段，而且或可补充说，他从未充分克服在他赋予天才概念的双重作用之中固有的内在困难。然而，理论难题并非等用于历史理解问题；在此，下列两者顺畅无阻地结合起来：一是关注个人和群体的情感，二是相信先前时代的特殊性。克劳塞维茨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古斯塔夫·阿多弗斯战史——大约写于1805年——构成他大规模地将这两个解释原则整合为一体的最初努力。 ^[8] 这是个显然成功的尝试，并且只是他将在一生历程中写的许多历史研究著作中的第一部。确实，如果以数量为尺度，那么克劳塞维茨更多的是历史家，甚于是理论家。他在历史学科也是创新性的，这一点倾向于被遗忘，可能是因为他的最原创性的史著长达几十年未曾发表，还因为德意志的历史学术不久就发展和扩展了他作为先驱之一创制的格调，而作为一位理论家他始终没有真正的后继者。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人，他采取了对待往昔的异乎寻常的直入方式。他没有掩藏对他笔下人物的激情和局限性的一种讽刺性兴趣，特别是在写晚近事件的时候；然而，他难得显示出意识形态偏见或爱国成见。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他试图如实地发现事情如何和为何发生。他渴望做到客观，这由于他的一项信念——基于个人偏好和沙恩霍斯特的教诲的信念而更加如此，那就是军事理论以多种方式有赖于历史。在我们进至《战争论》的写作时，他对它们的适当关系的成熟定见将得到最佳讨论。

普鲁士在1806年的失败坚定了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即战争不能被当作一种本质上军事性的行动予以孤立的考虑。在他看来显而易见，战斗开始以前，前十年的政治就大致定了乾坤，同时普鲁士君主国长期既存的社会状况造就了如此的军事体制和军事态势，它们面对一个拥有数量优势并且适合新战斗方式的对手全然无效。对克劳塞维茨个人来说，这战役是又一场步兵之战；他与一营榴弹兵并肩效力，直到他的部队被迫投降为止。1808年，在被拘于法国和在瑞士逗留之后，他返回普鲁士。接下来四年里，他担任他先前的导师沙恩霍斯特的亲信助手，后者使用他从事与军队现代化相关的种种不同任务：重新组织和重新装备部队，起草新的战术和行动指令，作为陆战学院教官和王储的军事导师传播新军事信条。最后，在改革派的政治和战略思维的演进方面，克劳塞维茨起了较大作用，大于可以预期于一个低级军官的。他取得的实际经验异常宽广，进一步加强了那种贯穿于他的理论著述和历史著述的讲求实际的说明。这些年里他结婚成家。他的妻子，一位精细聪慧的妇女，也持有他的文学和哲学兴趣，并且充分支持他那愈益增长的政治独立性和专业主见；只是没有孩子才使一场否则格外幸福的婚姻未免瑕疵。他还与军事改革的二号领袖格奈泽瑙形成了经久的友谊，而这关系将塑造他此后的颇大部分任职前程。在普鲁士被迫给拿破仑为入侵俄国而集结着的大军贡献了一个军团之后，他辞去任职，于1812年春天接受了俄国军中的一则参谋官任命。

在这些非常活跃和忙碌的岁月里，他的写作之丰富多量令人惊异。仅仅勾勒克劳塞维茨在诸如大战略和民族特性之类看似各不相同的领域里提出的主要假设，就将占去比在这里可能占的更大的篇幅；然而，即使一篇简短的导言，也不应忽视他就军事理论的性质和功能得出的诸项结论，因为它们将决定他在《战争论》里遵循的路径。关于他正在形成的分析方法，也必须说一些。最后，他在理论内容方面的众多进展至少能由一项谈论得到提示，那就是谈论这个时期里的一则代表性的概念化——“摩擦”概念，以此他补足了早先的想法，而且使它们在科学探究中富有成效。

到1808年，克劳塞维茨已经坚实地区分了理论的实用、教学和认识三类功能。第一类功能——改进军人的效能——是当代军事理论家们的主要目的，往往唯一目的。克劳塞维茨与他们一样，希望界定和回应现代战争的种种实际问题，而且从未比在他满怀激情地参与普鲁士军队重建的年代里更甚，以便与拿破仑作必不可免的二度较量。然而，依据逻辑也依据现实感，他越来越怀疑军事理论家们认作当然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直接连接。1806年以前他对康德哲学的研习给了他至少某些智识工具，那是他为解决他的怀疑所需要的，而他的最重要的借用，在于启蒙运动晚期美学著作家们持有的关于理论的观点，连同他们的“手段”和“目的”概念，那将在《战争论》里起一种无处不在的作用。一篇题为“艺术和艺术理论”的文章例解了他如何使用美学去探究暴烈的艺术即打败敌人。“艺术，”他写道，“是一种发展了的能力，如果它要表现自己，它就必须有 一个目的 ，有如每一种对现存力量的应用，并且必须拥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将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就是创造。艺术是创造的能力；艺术理论 教 这［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在概念能够这么做的限度内。于是，我们可以说， 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 。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 才能 ——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 实践 ”，而这两者都不可能出自理论。 ^[9] 简言之，即使最讲求实际的理论也绝不可能比得上现实。由此，就战斗之类活动确立拥有规定力的种种规则的任何企图都无意义，军事理论永无可能立竿见影即刻有用。有如克劳塞维茨在同一篇文章里写的：“规则并非意在个案，个案只能由［应用］目的与手段［概念］决定。” ^[10] 理论所能做的一切，是将具体行动领域内的参照点和评价标准给予艺术家或军人，以发展他的判断力而非告诉他如何行动为终极目的。

正是这个优化行动者个人的判断力和“本能感觉”（instinctive tact）的过程，而非制定要靠死记硬背学得的规则，构成理论的教学功能。（理论的另一个教学方面，对克劳塞维茨本人至关重要的方面，不能不关乎创造性过程。通过形成一个战争分析框架，克劳塞维茨增强了自己的智识能力，并且贯彻了他自从成为青年人起从未偏离过的自我教学纲要。）然而，尽管只有认真的思索性探究才能解放心灵，但克劳塞维茨相信大多数人既无能力达到对人类活动之复杂领域的智识掌控，也不对此有多大兴趣。为了帮助他们穿越战争之雾，他们需要有相对稳固的指南。这些指南要怎样被提供出来？按照克劳塞维茨，经验起颇大作用，但合适的行为指南最终只能出自一种全面和科学的分析。

这就是理论的认识功能。非功利的分析，只关心取得更深的理解，可以导致改善作战成绩和战略表现。然而在克劳塞维茨看来，科学探究不需要任何辩解。虽然他从未对当下的军事失去兴趣，但理解本身对他来说是说到底最重要的事情，而《战争论》从事的正是这一任务。

当克劳塞维茨最初开始考虑撰写一项将探究战争总体、而非它的仅仅某些部分的研究著作时，他将孟德斯鸠《法意》和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之类书籍当作智识楷模。如果说《战争论》在其最终形态上与这些著作几无相似之处，那么尽管如此，它们仍提示了关于它的作者所用方法的某些东西。早先我将这方法描述为辩证的。它是辩证的，然而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无疑，他没有以一种刻板的、非常条理性的方式展开论说。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拿一种经常被解读进《战争论》中的方法来说——对克劳塞维茨会显得不适当，就像任何以现实为代价取得逻辑和思想的对称性的体系那样。然而，他经常确实以可被称作正题-反题之修改版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理念，那使他能以一种高程度的严整性去探究一个特定现象的专门特征。目的与手段、战略与战术、理论与现实、意图与实施、友人与敌人：这些是他界定和比较的对极中间的某些，不仅为了取得关于对极中每一极的更真确的理解，而且为了追踪那将战争的所有要素联结进一种经久互动状态的能动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性，在于它尽可能锐利地界定了每个要素，同时坚持不存在彼此隔离的局限。战争与政治、进攻与防守、智力与勇气——再述及另几项对极——决非绝对的对立物；相反，一物流入另一物。

德国哲学，连同自然科学的某些分析性和结构性假定，给克劳塞维茨提供了一种根本看法和表述它的思想工具。相信需要辨识出每个现象的本质或它的规制性理念——例如据克劳塞维茨暴力是“战争”现象的本质理念，这与一种普遍的视野结合，也与下述意识结合，亦即意识到小细节包含理解大力量的关键，恰如对理解自然来说，关于一朵花的知识实属基本，或者对理解战争来说，懂得一个人为何和如何战斗必不可少。

正是与这较宏大的文化眼界相符，也与他的个人倾向相符，克劳塞维茨规避了笼统泛化，同时又拒斥了纯实用主义乱麻。他的目的在于实现一种对现实的合乎逻辑的组构。他相信，这可以做到，如果对规制性理念的追索和阐发得到充实和控制，由理论家对现今和往昔的现实的尊重去充实和控制。因此，他的方法在于观察、历史解释和思辨性推理之间的恒久对流。随着分析展开，它试图考虑在其现今和往昔的各维度上的每一项战争要素，使它本身与它们全体相容，将它们全都整合为一，决不过分强调其一以至排斥其他。我们将见到，这个特征也适用于分析产生的理论，后者——克劳塞维茨说——漂浮于战争的各主要现象之间，而不特别强调其中任何一个。夸大的危险，被当代状况蒙蔽的危险，更不用说片面提倡的危险，因此被大致避免。

克劳塞维茨之形成“摩擦”概念提供了一个例子，理解他的方法何以将现实转变为可分析的形态。他在1806年战役期间首次使用这个术语，去描述沙恩霍斯特在说服大本营做出决定时遭遇的困难，还有使这些决定得到贯彻的进一步困难。无常、无知、困惑、疲劳、错误和无数其他无法正确估计之事，全都干扰有效应用兵力。在改革时期里，克劳塞维茨扩展了这个概念，并将它与其他理念联结起来，直至1812年时他已充分把握了它的理论含义。在他导师任职终结时，他给王储提交了一篇文章，以论“摩擦”的一节结尾，那既在内容也在措辞上成了《战争论》里“战争中的摩擦”一章的基础，而且贯穿全书的关于摩擦的讨论亦基于此。 ^[11] 进行战争很难，他写道：“但并非难在需要博学博识和伟大才能……不存在设计一套优良的作战计划的伟大艺术。整个困难在于： 在行动中始终忠于我们已经为自己规定的原则 。”

为了说明为什么会如此，克劳塞维茨诉诸一个譬喻：“战争操作犹如一部带有巨大摩擦的复杂机器的运作，因而轻而易举地在纸上规划的种种组合只有以巨大的努力才能得到实施。结果，指挥官的自由意志和智力本身在每个关节都遭到阻碍，因而需要心智和性格的伟力去克服这阻抗。即便如此，许多好想法都被摩擦毁坏，我们必须较简单和较谦虚地贯彻那本将以较复杂的形式给出更大结果的东西。”

摩擦，他接着说，即便是由自然力造就的——例如坏天气或饥饿——也总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阻抑效应；心理力因而必须起作用以助克服之：“在行动中，我们肉体的意象和感觉比我们先前通过深思熟虑获得的印象更生动逼真。然而，它们只是事物的外向表面，那如我们所知，难得精确地符合其本质。我们因而冒着牺牲深思熟虑、服从第一印象的风险。”面对这些压力，人们必须坚执自己的信念，对自己的知识和判断保持信心；否则他们会屈从于摩擦力。摩擦，他将在《战争论》里断定，是唯一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这样一些事情的理念：它们使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

靠创设摩擦概念，他使得他的战争意象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偶然性——受制于理论分析。在摩擦干扰己方行动的时候，它只是代表偶然性的消极方面。偶然性的积极方面由摩擦在敌方那里的同样广泛弥漫的作用力代表。为了认识这一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回想启蒙运动时代的军事著作家，他们虽然往往承认偶然之事的力量，但竭力减小偶然性的范围。他们在精神上的后继者比洛和约米尼力争达到同样的目标，所用手段是这样的体系：将关于18世纪行军、扎营和战术安排的极为详细的规则延展到战略。成功能靠选择“正确的”技巧去保证。其他著作家断言现代战争混乱无序，只容许经验性对待。相反，沙恩霍斯特认为战争中社会和个人的天然行为方式能被理解，因而在某个范围内能受指引，克劳塞维茨则将理论形态赋予这信念。在他们看来，排除或否认偶然性有悖自然；确实，偶然性要受到欢迎，因为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威胁，而且是一种要加以利用的积极力量。拿破仑在其作战格言中极好地表达了这个观念：与敌交战，看生何事。指挥官投身于偶然性；他掌握的力量和他使用这力量的意志使他能将偶然性转变成一个新的现实。

能够最有效地创造和利用这现实的作用力是天才。于是，摩擦概念前来构成外在生活中的对应物，对应克劳塞维茨就个人的内在生活做的早先分析的结果。观察和思考已导致他将天才——种种优异才能的结合以及广而言之总的智力和情感素质——提升到他的战争概念化的中心位置。天才、摩擦、偶然性：这些概念，在它们的多方面交互作用中，现在使理论家有可能对军事现实的种种巨大领域做合乎逻辑的、系统的分析。

1812年战争期间，克劳塞维茨在几个俄军司令部任过参谋官，不懂俄语令他局限于观察家角色，直到12月底为止，当时他参加了俄国当局与法国大军内的普鲁士军团司令官之间的谈判，那导致了战略上和政治上至关重要的结果，即普鲁士部队脱离法国控制。随着战斗西移，他拟订了组织东普鲁士民兵的计划，这是个在使普鲁士脱离法国支配过程中的进一步重要步骤。1813年春季战役中，依然身着俄国军装，他作为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的顾问效力，直到前者去世为止，然后成为一支掩护盟军波罗的海侧翼的小规模国际军队的参谋长。虽然不折不扣的君主主义者，包括普王本人在内，照旧怨恨他先前拒不尾随官方政策为法国人打仗，但他终于被重新接纳进普鲁士军队。滑铁卢战役期间，他担任构成普鲁士野战军的四个军团中的一个的参谋长，在利格尼和瓦弗作战，那里他的军团拖住了格鲁希的优势兵力，直到法国主力军无可救药为止。1816年，他成为格奈泽瑙新司令部的参谋长，其总部在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两年后，他被调往柏林，担任陆战学院院长。他的新职责既不繁重辛劳，也不特别有利。好几次，他试图离开军队从事外交；然而，由于他的改革派政治立场使他不能被宫廷接受，他留在他的行政管理职位上长达12年，利弊相较并非不愉快，因为有机会将他的颇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

正是在起初的和平岁月里，在打击拿破仑的最后几场战役这暴烈的间隔期之后，克劳塞维茨认真重返理论工作。发现于他的文件中的一则笔记——他妻子在给《战争论》写的导言里援引了它——表明，驻扎于莱茵兰期间，他开始撰写论说战略的一篇篇短文，意在给专家阅读。 这些短文看来全都没有留存下来；然而，我们至少拥有一篇预备性研究，从它克劳塞维茨希望提取他正在试图成就的格言式文章“论军事活动的进展和中止”。他为《战争论》第三篇第十六章提供了基础，那转过来详细阐发了该著作第一章内的关键论辩之一：真实的战争达不到它在理论上的本质即绝对暴力，因为在种种原因中间，战争并非由单独一项行动或一组同时的行动构成，而是历时延续，行动阶段和无行动阶段交替。另一篇短文远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关于军队组织的讨论，通常被刊为《战争论》德文版的一项附录。它的基本要点可见于第五篇第五章。

这些短文尽管简洁，仍比不上孟德斯鸠著作内的各章之极端简短，那——克劳塞维茨写道——对他此时起一般楷模作用。他的论辩结构也不同于孟德斯鸠的。可是，《法意》的特征与其作者的性格，足够清楚地表明了克劳塞维茨的相像感的依据。举个例子说，《法意》导言包含克劳塞维茨本人可能写出的句子：“我请求一项我担心不会被赐予的恩惠——请勿须臾一阅就评判二十年的劳作；请赞成或拒斥整个著作，而不是其中的几项断言。倘若一个人想要探寻作者的意图，那么它只有在全书的大纲里才能被发现。”在随后一段里，孟德斯鸠说，撰写时他“既不知规则，亦不知例外”：将它当作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研究态度的描述，好得几乎无以复加。 ^[12]

这些短文，每篇都举出单独一个现象或概念，有利于非常清晰地揭示每个的主要特性，但它们必不可免地使得分析碎片化，这令克劳塞维茨不满意。随他增添新节和修改现有各节，他的著作的简约格言性特征让位于更充分的论说，那与他系统地发展理念和就一大串现象统一地应用概念的偏好相呼应。与此相符的是，他觉得对那比他最初设想的更广泛的读者来说，一种经过扩展的、更明确的分析将是合适的。结果就是与我们当今所知的本质上一样的《战争论》，除了从1827年起做的有限的修改。

这项著作和导致它的各项研究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克劳塞维茨觉得必须反复断言暴力是战争的本质；他们还可能将他的反复重申视为学究式地坚持显而易见之事。然而，克劳塞维茨强调这点不仅是因为经验和历史研究已使他确信它真确；他还是在回应多得令人惊奇的一类理论家，他们照旧宣称战争能靠迂回而非流血得胜。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他从不说自明之事抽取的演绎。他24岁时写道，战争总是必须以尽可能最大量的精力来打——只有“最为决绝的作战才符合战争的性质。” ^[13] 18年以后，他教导他的学生即王储，战争总是要求充分动员资源，连同它们的最生气勃勃的使用。 ^[14] 在此，有取自 绝对 战争概念的种种具体含义，那是在理念上应当以极端的暴力去进行的战争——说理念上是因为极端的暴力符合其本性。如果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动，那么克劳塞维茨无法看出有任何对使用暴力的合乎逻辑的“内在”限制，或自我施加的限制。当然，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之坚持彻底奋战不仅是出自逻辑，也是出自历史情势。1792至1815年间，异乎寻常的努力和甘冒大险的意愿事实上是为维持或恢复欧洲的独立所需的。然而，甚至在最大挑战的年头里，克劳塞维茨也认识到绝对或最大暴力要求尽管在逻辑上正确，现实中却难得被满足。绝对战争是个虚构，是个抽象，被用来统一所有军事现象，有助于使在理论上处理它们成为可能。在实践中，暴力的使用倾向于有限。摩擦的影响将抽象的绝对减到它在现实中呈现的种种变形。《战争论》的主要的、未予修改的部分由绝对战争与真实战争之间彼此澄清的辩证关系支配。

然而，真实的战争总是修改抽象的绝对这一点是否确实真确？其次，从绝对战争概念演绎出一切战争——不管其原因和目的为何——都须以最大努力进行是否成立？1804年时，克劳塞维茨已经区别了两类战争：“为消灭对手、摧毁其政治存在”而打的战争；为将对手削弱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方足以能“在和会上［对其］强加种种条件”而进行的战争。 ^[15] 可是，在划出这一区分时，克劳塞维茨否认目的有限使得努力有限成为有理的。他论辩说，即使所图的不超过强迫对手接受条件，也须击破其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出于政治和社会原因，也出于军事原因，赢得胜利的优先途径是最短最直接的途径，而这意味着使用一切可能的武力。在这种看法中，如我已提示的，经验支持了逻辑要求。不难相信，从大革命的首场战役到1806和1809年的战争，法国胜出是由于她的对手不会竭尽全力。而且，部分地由于当代现实看似证实了两点，即每一场战争都是绝对战争的缓减型变体，同时每一场战争都应当奋力进行，而无施加在合理应用暴力之上的种种限制，因而这些论辩保持了一种地位，或可被称为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一个正式至高地位，尽管他在开始认识到它们是片面的。

他的论“进展和中止”的文章表明，到1817年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把军事活动的减缓全都归因于摩擦的影响。战争存在于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因而在逻辑和现实两方面都恰当的是，并非每分钟都应在努力和暴力的最高强度上度过。从《战争论》第一篇直到第六篇末的众多暗示都指在这同一个方向上。到19世纪20年代中叶，克劳塞维茨已经充分认识到，实际上的第二类战争——为有限目的而打的战争——并非必定是绝对战争这理论原则的一种缓减性修改或败坏。有如他在他的“说明”和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修改中所言，存在第二类战争，它像绝对战争一样成立，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哲理上。有限战争可以是绝对战争的缓减型变体，但并非必须如此，如果它们为之进行的目的也是有限的。暴力依然是本质，是规制性理念，甚至规制为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战争；然而在这样的场合，这本质不要求自己的尽可能最充分的表现。绝对战争概念全未变得不正确，它照旧履行决定性的分析功能；但是，它现在由有限战争概念相陪相伴。

战争的双重性质，有如克劳塞维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系统阐述的，由两对可能的冲突表现出来，每一对都按照所涉的目的被界定：本着彻底打败敌人这目的而进行的战争，以便（1）摧毁作为政治机体的敌人，或者（2）迫使敌人接受绝无例外的任何条件；为夺取领土而进行的战争，以便（1）保持征服所得，或者（2）在媾和谈判中以被占领土讨价还价。在“说明”里，克劳塞维茨表述了他修改《战争论》的全部文本的意图，意在系统地阐发这些不同类型。然而他走得更远。作为第二个主题，这一修改将追踪战争的政治特性。他在两个主题之间划出的区分令人费解，因为前一段宣告政治动机决定一场冲突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克劳塞维茨没有解释他为何将战争的双重性质与战争的政治特性分开，但埃贝尔哈德·克塞尔提出了一个原因，基于始终贯穿克劳塞维茨的种种著述而反复出现的论辩和观察。 ^[16] 战争受客观的和主观的政治因素影响。客观因素包括有关各国的特性和实力，还有时代的一般特性——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思想的和社会的。主观因素在于领导者的自由意志，那应当符合客观现实，但往往并非如此。换言之，克劳塞维茨将一般状况的政治后果与出自个人智力、情感、天才的政治后果区分开来。他本可以争取分析的清晰性，办法是将他对客观政治现实的讨论主要与战争的双重性质概念两相联结，将关于领导者的种种问题主要与战争的政治性质概念挂起钩来。然而，不管如何解释克劳塞维茨的大纲陈述，《战争论》的读者会发觉自己与其作者一致，倘若他给予战争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性质更大突出性，大于它们在很大部分文本里得到的，而且——进一步说——倘若他修改未予修改的诸部分，以至于有限战争不必是一种缓减型变体，相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两类同等成立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进至认识战争的双重性质大体上依靠历史研究途径，历史研究使他确信有限冲突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交战者的手段排除了更大努力，或他们的领导畏缩犹豫，而是因为他们的意图过于有限，以致无法使任何更多的成为有理由的。面对历史证据，理论不能不被改正。就像克劳塞维茨终生坚持的那样，现今无法宣称对往昔有最终的优越性；理论如果要成立，就必须普遍成立。如我们所知，从一开始，历史就帮助指引他的关于战争的思想。可能认为这全非罕见。正像几乎没有哪个理论家未能承认心理因素在战争中起的作用那样，大多数理论家公开赞扬对正确理解战争而言军事史的价值。但是，克劳塞维茨心中所想深刻地异于不加反思的编年史，异于军事文献里被当作历史的对战略战术“法则”的功利性例解。他未将历史视作一部事例汇编，从中军人可以直接或通过类比来学习。他的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延展到他对往昔的看法，这思维方式使他能够挑出大军冲突中的性格力和理智力，并且将体制、社会和民族解释为有独特个性的更大人格——彼此分立彼此不同。历史同样由不断的多样性标志，而非受制于模式——例如进步性迈进或者人对上帝的追寻，那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只是被时尚造就的假设，它们本身总是变。每个时代都为它自己存在，而非一个宏伟规划的组成部分，只有按照它本身才能被理解。贯穿时间长河，某些大主题始终反复出现；它们出自人类基本的对安全、实力、知识的欲求，但它们以不断变化的形态表现自己。就像军事理论，历史没有任何范训或规则提供给学生，它只能拓宽他的理解，加强他的审视性判断力。

在克劳塞维茨的教学工作和理论工作中，历史还有另一个功能，那就是扩展学生或读者的经验，或在经验缺乏时取代经验。历史描述现实，表示现实。理论的作用相反，克劳塞维茨有一次断言，仅在于帮助我们领会历史：这是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作用倒置，极少别的理论家会同意它甚或理解它。 ^[17]

这一观念对撰写和研究历史加诸了某些要求，那构成克劳塞维茨与他的同代人之间的又一项差异。对往昔的笼统叙述他认为一无用处；详密地研究一场战役，他说，比取得关于十来场战争的含糊知识要好得多。他本人的历史著述显示了一种对细节的关注，那在他那个时候实属例外，而且因为大量统计的、组织的和制图的资料与就意图和含义所作的极广泛思索结合起来就更是如此。《战争论》充满历史参照。它们往往被批评成不必要的、过时的细节，有时因此被删掉；事实上，它们是现实的描述，唯有它们才给理论的上层建筑提供理由，并且应当激发现代读者去反思他自己的经验，去求助于他自己的知识，关于他自己时代以及往昔的事件的知识。

当克劳塞维茨决定《战争论》文本必须被整个改造，以便充分考虑战争的双重性质和政治特性时，他还未完成手稿，却转向了历史研究。1827至1830年间，在新职责打断了他的研究的时候，他仅修改了《战争论》的少数几章；他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写作1805年战役史，还有两场有限战争即1796和1799年的意大利战役的历史。 在他能够进至对它们作系统的理论处理以前，他需要理解他的观念如何在现实中运作。当他可能觉得已准备好回返《战争论》的写作时，外部情势插了进来。他被调到陆军炮兵监察系统，这迫使他去熟悉他懂得相对极少的一个兵种。他刚接起他的新任命，法国1830年革命就招致了另一项变动。他的朋友格奈泽瑙被召回现役，以便指挥普鲁士已动员的陆军，而他请求克劳塞维茨担任他的参谋长。随法国新政权的审慎的对外政策和波兰反俄起义将危机转向东面，格奈泽瑙的兵力被沿东普鲁士边界部署，以便保护本国免遭波兰人侵入和霍乱来袭。然而，这传染病无法阻止，1831年8月格奈泽瑙成了它的受害者之一。11月16日，返回作为西里西亚炮兵总监的常规职责后不久，克劳塞维茨突然去世，很可能是因为较轻的霍乱病症引发的心脏病发作。

甚至在他最终的修改之后，克劳塞维茨也已明白自己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发展，《战争论》和他最后几年书信中的一些段落指向了对理论的种种重要添加，那是他从未详细搞出来的。例如，第六篇明确地说战争的双重性质既适用于进攻性战争，也适用于防御性战争，然而著作开头一章里的定义只涉及发起冲突的一方。或许这就是一个原因，导致他在“说明”里挑出他对防御性战争的谈论，将它当作几乎不过是一个初始尝试，必须被完全改造。还有，他的定义设定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说到底是平行的，虽然他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更加复杂，明白诸项目标在战斗过程中可能改变。尽管有升级概念这引人注目的发明，克劳塞维茨从未充足地探究一方由以影响另一方的种种不同途径，特别是在防御性战争中。然而，这些是评论，不是批评。它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克劳塞维茨形成和优化他的思想的方式。它们也表明这些思想的蓬勃活力，这些思想从不并入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导致种种假设，历时一个半世纪已经显示有持续成长的能力，而这能力克劳塞维茨相信是真正的理论的明确标志。 mnpu7efdqjECiYQrmvQbQhTycNpe2k8/ohqq2juHBmKuNW2OimkDSxJPPyaFoX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