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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一般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里得到了界定。
它是为战争的目的而对交战的使用。虽然战略本身只涉及交战，但战略理论还必须考虑它的首要执行手段，即战斗兵力。它必须按照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它们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去考虑这些兵力，因为它们塑造交战，而且转过来正是在它们那里，交战的效果最先表现出来。因而，战略理论必须根据交战的可能结果、根据大体上决定其进程的精神力和心理力去研究交战。
战略是为战争的目的而对交战的使用。因而，战略家必须为战争的全部作战方面规定一个目标，那将符合它的目的。换句话说，他将拟订战争规划，而这目标将决定意在实现它的各系列行动：事实上，他将设计一场场战役，并在这些战役之内决定各场交战。由于这些事情大多不得不基于种种可能不会证明是正确的假设，与此同时其他较详细的命令根本无法被事先确定，因而战略家必须亲临战役。那时能够就地发出详细的命令，允许总的规划被调整得适合不断需要的修改。简言之，战略家必须从头到尾始终保持掌控。
这并非总是被接受的观点，至少在涉及一般原理的限度内。通常的惯例是在首都而不是在战场上确定战略，而这做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被接受，亦即政府驻留得那么靠近军队，以致作为大本营起作用。
因此，战略理论处理规划制订；或者宁可说，它力图指明战争的各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强调能被显示的那寥寥几条原理或规则。
从第一篇第一章回想起战争中涉及多少至关紧要之事的读者会明白，要将整个图景始终牢记在心，就需要有何种非凡的心理才能。
一位君主或一位将领能靠下述办法最佳地显示他的天才：操控一场战役，使之严格契合他的目的和他的资源，既不做得过多，也不做得过少。然而，天才之效见于整体的最终成功，甚过见于新奇的行动样式。我们应当赞誉的是精确地实现未言的假设，顺畅和谐地实施全部行动，那只在最后的成功中才变得显明昭彰。
不能在一直导致最后成功的行动中发现这和谐的研习者可能禁不住去探寻天才，在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天才的地方。
事实上，战略家使用的手段和样式如此简单不过，如此因不断重复而人所熟悉，以致在评论者们那么经常地以笨拙的庄严模样讨论它们的时候，依据常识看来荒唐可笑。于是，像绕过敌军侧翼这么一种平淡老套的迂回竟可被评论者欢呼为天才一举，成了最深洞察甚或全知全识的辉煌一现。一个人能否想象有什么更荒唐的事情？
当我们考虑如下景象的时候，就觉得更荒唐可笑：这同一些评论者通常将所有精神素质排除出战略理论，只审视物质因素。他们将一切都简化为寥寥几项关于均衡和优势、时间和空间的数学公式，由几个角度和线条限定。假如那真的是一切，它就简直算不上一个可令一名中小学生为难的科学问题。
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所讨论的并非科学公式和科学问题。物质因素之间的关系全都非常简单；较难把握的是所涉的心智因素。即便如此，只是在战略的最高领域才出现心智复杂性，还有各种因素和关系的极端多样性。在这个层次上，战略、政策和治国才能之间极少或全无差别，而且如前所述，它们的影响在数量和规模问题上更大，大于在执行方式上的。如同在一场战争的无论大小的个别事件里那样，凡执行主导之处，心智因素皆被减至最小程度。
战略包含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件事都很容易。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已被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遵循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分心之事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举出任何数量的杰出者，其中有些以理智著称，另一些以敏锐闻名，还有一些以大胆或意志坚韧见誉：没有哪个可以具备所需的结合素质，使他成为一位比一般的指挥官更伟大的统帅人物。
这听来古怪，但每个熟悉战争的这方面的人都会同意，在战略领域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需要有比在战术领域的更大的意志力。在后一领域，一个人受眼前即刻的压力裹挟，被卷入一场在其中抵抗势将危及性命的大旋涡，并且在压抑了初始的顾虑之后，大胆勇猛地奋力前行。在战略领域，速度慢得多。那里有一个人自己疑惧和别人疑惧的宽绰余地，有反对、抗议和因而过早后悔的宽绰余地。在战术情势中，一个人能凭肉眼至少见到问题的一半，而在战略方面，每件事都不得不予以猜测和假设。信心因而较弱。结果，大多数将领在理应行动时，被不必要的疑虑搞得心理瘫痪，无所作为。
现在扫视一下历史。让我们考虑弗雷德里克大王1760年打的那场战役，它以其令人目眩的行军和迂回著称，被评论者们赞美为一项艺术作品——确实是一项艺术杰作。我们是否要对下述事实赞美若狂：这位国王想先绕过道恩的右翼，然后绕过他的左翼，接着再度绕过他的右翼，等等？我们是否要将这认作深刻的睿智。肯定不，假如我们要不带感情地评判的话。真正可赞美的是国王的明智：以有限的资源追求一大目标，他没有试图去做任何力所不及之事，而总是去做 恰好足够的 事，以便获取他想要的东西。这不是仅有的一场在其中他显示了自己作为一位将领的判断力的战役。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打的所有三场战争中，它都显而易见。
他的目标是将西里西亚纳入安全港，那由一项充分得到保障的和约构成。
作为一个在大多数方面与别国类似、只凭其行政管理的某些分支与之有别的一个小国的首脑，弗雷德里克不可能是一位亚历山大。假如他像查理十二那样行事，他也会以灾难告终。因而，他的整个战争操作显示了一个要素，那就是受限的实力，它始终平衡，从不缺乏蓬勃的活力，在危机时刻飙升到引人注目的高度，但随后立即回返到一种平稳的摆动状态，总是随时准备调整，以适应政治局势的最微小变动。无论是虚荣、野心还是报复心，都无法令他背离这个路径；只是这个路径，才将他带到成功。
要赞赏伟大将领的这一性格，这寥寥数语所能做的何等地少！只需仔细审视这场斗争的原因与其奇迹般的结果，就能认识到只是国王的敏锐才智，才引领他安然经历一切危险。
这就是我们赞美的性格，在他的所有各场战役中，但特别是在1760年战役中。唯有此时，他才能以这么小的代价挡开这么一个大占优势的强敌。
要被赞美的另一方面涉及执行的困难。意在绕过一个侧翼的迂回容易规划。构想一项如下的计划也同样容易，那旨在令一支小规模兵力保持集中，以致它能在任何点上势均力敌地迎对一个分散了的敌人，并且依靠快速运动倍增自己的力量。关于这些观念本身，全无可赞美之处。面对这样的简单概念，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简单。
然而，让一位将领试着模仿弗雷德里克！多年之后，亲眼见证者依然描写国王阵位的风险，确实是其不慎；而且无可怀疑，当时的危险显得三倍于此后那么有威胁性。
在敌人眼皮底下、往往是在其炮口之下从事的行军也是如此。弗雷德里克选了这些阵位，做了这些行军，确信所知的道恩的用兵方法、他的意向、他的责任感和他的性格将使这样的迂回遭遇风险，但非鲁莽胡来。然而，要以这种方式看待事情，不为约30年后仍在被谈论和描写的危险困惑和吓倒，就需要国王的大胆、决心和意志力。极少身处这么一种局势的将领会相信此等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行的。
执行的另一困难在于这么一个事实：这场战役从头到尾，国王的军队始终不断地在移动。7月初和8月初，它两度尾随道恩，与此同时它自身被拉西
追逐，从易北河步入西里西亚，在路况恶劣的乡间小道上。军队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做好战斗准备，且其行军不得不以一定程度的灵巧机动被组织起来，那需要相应程度的费劲努力。虽然军队伴有数以千计的大车，并且被其延宕，但它总是短缺补给。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战役之前一周，部队日夜行军，沿敌人的阵线交替部署和撤退。这花费了巨大的努力，经历了非凡的艰辛。
这一切能否做到而不令军事机器遭受严重的摩擦？一位将领是否只靠智力就能造就这样的机动性，像一名观星家操纵天文星盘那般轻而易举？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难道不因目睹自己那境况可怜、饥渴交加的武装同伴遭受的悲惨而心摇神移？关于此种境况的抱怨和畏惧难道未被报告给最高指挥部？一个普通人是否会敢于索求这样的牺牲，而且这些难道不会自动地降低部队的士气，败坏它们的纪律，简言之损害它们的战斗精神，除非对其统帅的伟大和颠扑不破的一种压倒性的信念重于所有其他考虑？正是这值得我们尊敬；正是这些执行方面的奇迹我们必须赞美。然而，要充分赞赏这一切，就不得不经实际经验而对它有所体会。那些只从书本或检阅场得知战争的人不可能认识到存在这些行动障碍，因而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崇信他们在经验上缺乏的东西。
我们已经使用弗雷德里克的例子去集中我们的思维链。最后，我们要指出，在我们的战略阐述中，我们将述说那些在我们看来意义最重要的物质因素和理智因素。我们将从简单进至复杂，最后说明全部军事活动的统一性构造——即战役计划。
【第二篇的早先的一个手稿包含以下各段，被作者标明“将用于第三篇第一章”。对该章所计划的修改从未做出，这些段落因而被全部插入此处。】
就其本身而言，在一个确定的点上的兵力部署只是使一场交战成为可能；它并非必定发生。是否应当将这可能性当作一个现实，当作实际发生？肯定应当。它成为真实的，是因为它的后果，而且 某类后果总是会接踵而来 。
如果部队被派去切断一支撤退的敌军，后者因此投降而不继续战斗，那么它的决定只是由那些部队摆出的战斗威胁引起。
如果我军的一部分占领一个未加防守的省份，从而令敌人得不到非同小可的实力增补，那么使我军有可能掌控该省的因素，在于敌人若努力收复它就须预料要打的交战。
在这两个场合，结果都由一场交战的纯粹可能性造成；这可能性获得了现实性。然而让我们假定，在每个场合敌人都带了优势兵力来对付我军，导致他们不经战斗而弃其目的。这将意味着我们未达到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对敌人威胁的交战并非全无效果——敌人确实撤去了自己的部队。即使全部努力使我们的境况坏过先前，我们仍不能说以此方式使用部队去造成 一场交战的可能性 全无效果产生；这效果相似于输掉一场交战的效果。
这表明，摧垮敌方兵力和掀翻敌方权势只能作为交战的结果来达到，不管它是真的发生，还是仅仅威胁而未被迎应。
不仅如此，这些结果有两类：直接的和间接的。它们是间接的，倘若其他事情挤进来成为交战的目的——本身不能被认作涉及摧垮敌军但是往后导致摧垮敌军的事情。它们可以通过一条迂回的路径去这么做，但全都是为此更加有力。占有省份、城市、要塞、道路、桥梁、军火堆积场所等可以是一场交战的 直接 目的，但能绝非是最终目的。这样的占取应当总被视为只是取得更大优势的一个手段，从而到头来我们能在敌人无可迎应的时候对敌威胁一场交战。这些行动应被认作过渡环节，认作导向作战本原的各个步骤，而绝不是作战本原本身。
随在1814年占领波拿巴的都城，战争的目的得到了实现。植根于巴黎的政治分裂大白于天下，这巨大的破裂导致皇帝的权势分崩离析。可是，这一切仍应当依据种种军事含义去考虑。这占领导致波拿巴的军事实力和他的抵抗能力大为减小，盟国的优势相应增进。进一步抵抗变得不可能，而正是这导致对法和平。假设盟国的实力由于某个外部原因而被突然相应减小，那么它们的优势将烟消云散，而且它们占领巴黎的整个效果和意义将由此化为乌有。
我们用了这一论辩来表明，这是要采取的自然而然和唯一正确的观点，是使之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不断地被带回下述问题：在战争或战役的任何既定阶段上，什么将是双方能够彼此威胁的所有大小交战的很可能结果？在规划一场战争或战役时，只有这才会决定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的各种措施。
如果我们不学会将一场战争和它得以合成的各独立战役视作一个交战链，其中各场交战彼此联结，每场导向下一场，而是听从一个观念，即夺占某些地点或攫取未加防守的省份 其本身重要 ，我们就容易将它们认作是意外横财。在这么做并忽视事实上它们是一条连续的事件之链的各个环节时，我们也忽视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对它们的占有可以往后导致明确的不利。这种错误在军事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例解。几乎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说这个问题：恰如一名商人无法从单独一项交易获取利润，并将它记入一个独立的账户，在战争中取得的一项孤立的好处也无法从总的结果分离出来被单独评价。一名商人必须基于他的总资产行事，而在战争中，单独一项行动的利弊得失只能根据最终的权衡去确定。
由于将每场交战视作一个系列的组成部分，至少在事件可预见的限度内是如此，司令官就总是处在通往他的目的地的康庄大道上。兵力愈增势头，意图和行动以一种适合情势的蓬勃活力强劲发展，并且不为外在影响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