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论史例

史例澄清一切，还提供经验科学方面最好的一类证据。战争艺术尤其如此。沙恩霍斯特将军 写了历来就实际的战争所曾写过的最佳手册，认为史例对战争这论题来说头等重要，并且令人赞叹地使用了它们。假如他活过了1813至1815年的战争，那么他的炮兵论著修订本的第四部分会更好地显示他依以对待自身经验的观察力和教诲力。

然而，史例难得被用得这么好。相反，理论家们对史例的使用通常不仅令读者不满意，还甚至冒犯其才智。因此我们认为，集中关注史例的善用和误用至关重要。

无疑，战争艺术的基本知识是经验性的。虽然它大多出自事情的本性，但这本性通常仅靠经验才向我们透露出来。不仅如此，它的应用受到那么多境况修改，以致它的效应永不可能只依从手段的性质而被完全确认。

火药是军事活动的大手段，其效果只能靠经验才得知。目前仍在进行种种实验，以便更仔细地探查之。

当然显而易见，一颗铁质炮丸，由火药驱动到每秒1000英尺的速度，将击碎它飞奔途中的任何活物。要相信这一点不需任何经验。但是，有成百上千细节决定这效果，其中某些只能被经验性地揭示。而且，并非只有物质效果才重要：我们还关注心理效果，它能够依以被确认和辨识的唯一手段是经验。在中世纪，火器是个新发明，制作那么粗糙，以致它们的物质效果与当今相比远不那么重要；可是，它们的心理影响大得多。一个人必须目睹——在猛烈和连续不断的炮火之下目睹——由波拿巴在其征战过程中训练和率领的兵群之一的坚定不移，才多少知道因长久经历危险而意志如钢的部队能够成就什么，它们那里刻骨铭心的是常战常胜的自豪记录注入的一项高尚准则，即对自己提出最高要求。仅作为一项理念，这不可置信。另一方面，有些欧洲国家军队依然包含诸如鞑靼人、哥萨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部队，它们的士兵能轻而易举地被几发炮射驱散。

尽管如此，包括战争艺术理论在内的经验科学无法总是以历史证据去支持其结论。要涵盖的范围本身往往排除了这可能性；而且除此之外，或许难以在每个细节上都指靠实际经验。如果在战争中某个手段到头来证明高度有效，它就会被重复使用；它还会被别国仿效，成为时髦；如此，由经验支持，它得到了普遍采用，并且被纳入了理论。理论满足于用一般经验去表明方法的起源，而非证明它。

倘若为了推翻现行的惯例、证实被疑的手段或引入新颖的方法而援引经验，情况就大为不同。在这些场合，必须拿出取自历史的个别实例作为证据。

较仔细地看史例的使用，将使我们能够分辨出四种视角：

第一，一个史例可以仅被用作一项理念的 说明 。抽象的谈论毕竟很容易被误解，或者根本不被理解。当一位作者担心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时，他可以使用一个史例，以便对他的理念做出必要的说明，并且保证读者和作者会保持沟通。

第二，它可以充作一项理念的 应用 。一个范例给人机会，去显示所有那些细小的境况的作用，它们不可能被囊括在理念的笼统表述中。确实，这就是理论与经验的差别。上述两种情况都涉及本来意义上的范例；接下来两种涉及历史证据。

第三，可以诉诸历史事实去支持一项陈述。凡在仅想证明某个现象或效应的 可能性 的场合，这将足敷所需。

第四即最后，一个历史事件的详细展示，连同若干事件的结合，使得推断出一项原理成为可能：证明就在证据本身中。

第一种用法一般只要求简短地述及案例，因为只有它的一个方面事关重要。在此，历史的真确性甚至并非必不可少：一项想象出来的案例也会奏效。不过，历史实例仍然总是有长处，即更现实，使得它们在例解的理念栩栩如生。

第二种用法要求更详细地展示事件；然而，真实性同样不是必不可少。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就第一种情况说过的话。

关于第三种用法，作为一项通则，其目的靠简单地陈述一项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足以达到。如果一个人在试图表明筑有堑壕的阵地在某些境况下能够证明有效，那么叙述一下邦策尔维茨阵地 就会证实这话。

然而，如果为了表明一项广泛的真理而在展示某个历史事件，那就必须注意，涉及这真理的每个方面都要被充分和详尽地展开——可以说被仔细地聚合在读者眼前。只要这无法做到，证据就被削弱，就更有必要使用多个案例去提供在这单个案例中缺乏的证据。做下述假设是合宜的：在我们无法援引更多的精确细节时，实例越多，一般效果就将越佳。

设想一个人想凭经验证明骑兵应被部署在步兵后面，而非与之连线；或者，想同样证明没有明确的兵员数量优势，要在战场上或在战区内——换句话说在战术上或战略上——使用分得很开的各个纵队去试图包抄敌人就极为危险。就第一个例子而言，仅援引骑兵处于侧翼的输了的几场战斗，连同骑兵处于步兵后面的赢了的几场战斗，就还不够；在第二个场合，提到里沃利战役或瓦格拉姆战役， 连同1796年时奥地利人对意大利战区的进攻或法国人对德意志战区的进攻，也同样不够。相反，一个人必须准确地追踪所有情势和所有个别事件，以便表明这些种类的战阵和进攻确实助成了战败。结果将显示 在多大程度上 这些类型是要不得的——无论如何都须被确定的一点，因为全盘谴责将有悖真实。

我们已经同意，在无法给出详细的事实叙述时，证据的欠缺可以靠实例的数量去弥补；然而，这显然是个危险的权宜之计，而且常被误用。评论者不是举一个得到充分详述的案例，而是仅满足于 涉猎 三四个例子，那 貌似 给出了有力的证据。然而有这样的情况：一打例子证明不了任何情况，如果——例如说——它们经常发生，而且一个人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举出一打结果相反的例子。要是随便哪个人举出一打输了的战斗，在其中输掉的一方以互相分开的各个纵队施行进攻，那么我就能举出一打赢了的战斗，在其中同一种战术得到了采用。显然，这不是得出结论的办法。

思考这些各自不同的境况，将表明史例可以多么容易地被误用。

一个事件若被肤浅地涉猎，而不是被仔细地详究，那么它就有如一个被远远望去的对象：不可能分辨出任何细节，从每个角度看去都显得一样。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一向被用来支持彼此最为相反的观点。在有些人看来，道恩 的各场战役是智慧和远见的楷模；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们却是胆怯和犹豫的典型。波拿巴1797年跨越诺里克阿尔卑斯的突进令某些人惊叹，视之为勇猛大胆的辉煌杰作；另一些人却将它称作十足的鲁莽之举。他在1812年的战略性失败可被归因为干劲过度，但也可被归因为干劲不足。所有这些看法都已被表达出来，而且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明白个中原因，那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事件形态。尽管如此，这些彼此抵牾的看法无法共处；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必定是错的。

杰出人士弗居伊埃雷 值得我们感谢，因为提供了令他的回忆录大为生色的大量史例。他不仅记录了许多否则会被忘怀的事件，而且在所引史例可被认作是其理论断言的说明和较贴切界定的限度内，最早做了抽象理论观念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真正有用的比较。然而，在一位不偏不倚的现代读者看来，他仍很少达到他通常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即以史例证明理论原理。虽然他间或多少详细地叙述了事件，但他仍够不上证明他抽取出来的结论是其内在格局的必然结果。

仅对历史事件作肤浅涉猎的另一弊端在于这么一个事实：有些读者对它们了解得不足，或者记得不够清楚，以致把握不了作者的真正意思。这样的读者要么轻易地被论辩打动，要么始终全不为所动，此外别无选择。

如果一个历史事件要被用作证据，那就当然难以用所需的方式为读者详述或再现它。作者难得有这么做的手段、篇幅或时间。然而我们认为，在关系到一个新的或可争议的观点时，彻底详述单独一个事件比仅仅肤浅涉猎十个事件更有教益。对这种皮相展示的主要责难不在于作者装作他在试图证明什么，而在于他自己从未把握他援引的事件，在于对历史的这类肤浅空洞、不负责任的处理导致成百种错误观念和理论构建妄图。如果作者的职责是表明他正在展示为得到历史保障的新观念无可争辩地出自事件的精确格局，这就完全不会出现。

一旦承认使用史例的种种困难，就会得出一个最明显的结论，即应当从现代军事史抽出史例，只要它得到适当的了解和评价。

不仅在较古远的时代境况不同，进行战争的方式相异，因而早先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实际教益较少；而且，军事史如同任何其他历史，必定随时间的推移而失掉大量曾经清晰的细节和详情。它变得少有生气，色彩淡漠，就像一幅逐渐褪色和发暗了的图画。到头来多少偶然地留下来的是大片块面和孤立的特性，它们因而被给予过大的分量。

如果我们审视现代战争的境况，我们会看到与当今的战争颇为相似的战争，特别在武器方面，主要是始于奥地利继承战争的那些战役。虽然许多大小境况已大为改变，但它们足够近乎于现代战争，以致饶有教益。就西班牙继承战争来说，情势不同；火器的使用当时远不那么先进，骑兵依然是最重要的兵种。一个人往回追溯得越远，军事史就变得越不那么有用，与此同时也变得愈益模糊和贫乏。古代军事史无疑最没有用，也最贫乏。

这无用性当然不是绝对的；它只涉及有赖于精确地了解实际境况、或有赖于战法改变的细节的那些问题。就瑞士人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国人打的那些战役，我们可以所知极少，但正是它们，最早和最有力地显示了优秀步兵对最佳骑兵的优势。对雇佣兵首领时代的一番笼统的浏览足以表明，战争操作全然取决于所用工具；在任何别的时代，所用的兵力在性质上都未那么专门化，或者那么全然脱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余部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对迦太基作战的特殊方式——依靠在汉尼拔仍然得胜于意大利之时进攻西班牙和非洲——能够提供一项极有启发的教益：我们依然就国家和军队的总的情势了解得够多，它使得这么一种迂回抵抗方法能够获得成功。

可是，一个人越是从宽泛的一般进至具体的细节，他就越少能从遥远的往昔选取史例和经验。我们没有条件去正确地评价相关事件，也没有条件去将它们应用于我们当今使用的全然不同的手段。

不幸，著作家们一向显著地偏好诉诸古代史事。这有多少归因于附庸风雅和江湖骗术依然无法回答；可是，人们难得从中见到任何目的诚实，任何旨在教导和说服的认真尝试。因而，此类引述必须被视为纯粹的装饰，意在掩盖空缺和瑕疵。

完全依靠史例去教授战争艺术——弗居伊埃雷试图这么做——将是个极有价值的成就；然而，那将超出一个人终生的工作：任何立意成就它的人将首先不得不具备一种关于战争的彻底的个人经验。

不管是谁，只要感到承担这么一项任务的激情冲动，就必须献身于自己的劳作，犹如为一趟路途遥远的朝圣做准备。他必须不惜任何时间或努力，不畏任何世俗权势或显贵，超越他自己的虚荣心或虚假的谦卑，为的是——用《 拿破仑法典 》的话说——讲 真理，整个真理，只是真理 。 aQKtdlgMCxu0DqY5b1rZS4eWHOqjuyc5ncy3N75caVHiRA/1DAPFYkyENTk6lf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