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评析 ^[70]

理论原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总是更多地经由评析而非经由信条行使。评析是将理论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它不仅缩减了这两者间的差距，而且使头脑经其反复应用而习惯于这些原理。我们为理论确立了一个标准，现在必须也为评析确立一个。

我们将 评析 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区别开来，后者只是一个接一个地编排事实，至多触及它们的直接的因果联系。

评析可以包含三类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发现和解释可疑的事实。此乃历史探究本身，与理论没有共同之处。

第二，从结果往回追寻其原因。此乃 评析本身 。它对理论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在理论中有待参照经验去确立、支持、甚或简单描述的一切，只能以此方式得到处理。

第三，调查和评价所用的手段。这最后一类是本来意义上的批评，涉及褒贬。在此，理论服务于历史，或宁可说要从历史汲取的教益。

在身为历史探究的真正评析性部分的后两类活动中，将一切往下分析到它的各基本要素、分析到不容置疑的真理至关紧要。决不能像那么经常地做的那样半途而止，停在某个武断的前提或假设上。

从原因推导结果往往受阻于某个无法逾越的外在困难：真实的原因可以不为人知。生活里没有任何领域像在战争中那样，那么普遍地发生这种情况：在战争中，事件难得被充分得知，底下的动机更少为人知晓。它们可以被那些指挥战争的人有意隐藏起来，或如果它们恰巧昙花一现和出于偶然，历史就可能根本没有将它们记录下来。这正是评析性史述为何通常必须与历史探究携手并进的原因。即便如此，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仍然大到如此地步，以致评论者没有理由认为结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这必定造成空缺，亦即不产生有用教益的历史结果。一个理论要求的一切，在于探查应被坚决进行下去，直到抵达此等空缺。在这一处，判断不得不中止。只有在已知的事实被牵强附会以解释结果时，严重的麻烦才出现，因为这赋予这些事实一种虚假的重要性。

除了这困难，评析性探究还面对一个严重的内在难处：战争中的结果难得出自单独一项原因；通常有若干协同起作用的原因。因而，将一连串事件不管如何诚实和客观地往回追踪到它们的源头是不够的：每一项可辨识的原因仍须被正确地评价。这导致更仔细地分析这些原因的性质，同时以此方式，评析性探究使我们进入理论本身。

批评性 探究 ——对手段的审视——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所用手段的特有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它们被用的本意？

手段的特殊结果引导我们探查它们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再次进入理论领域。

如前所述，在评析中，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我们决不能止步于一个武断的、别人可能不接受的设想，以免不同的命题——或许同样有理——被提出来反对它，导致无休无止的论辩，达不到任何结论，产生不了任何教益。

同样如前所述，对原因的探查和对手段的审视都导向理论王国，即导向普遍真理领域，那不可能仅从被研究的单个事例推导出来。如果的确存在一个有用的理论，那么研究可以提到它的结论，并且至此结束探查。然而，在不存在这样的理论标准的地方，必须推进分析，直至抵达基本要素。如果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它将导致写作者进入一个细节迷宫：他将无暇他顾，并且发觉简直不可能对每一点都给予它要求的注意。结果，为了给自己的探究确立一个限度，他将终究不得不止步，未及做出武断的设想。即使这些设想在他看来不显得武断，它们在别人看来也会如此，因为它们既非不说自明，亦非已被证明。

简言之，一个有效的理论是评论的一个紧要基础。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评论一般不可能达到成为真正有教益的地步，亦即达到论辩令人信服和无可辩驳。

然而，作下述想象乃痴心妄想：凡理论皆能涵盖每个抽象真理，因而评论者不得不做的一切，是将经过研究的事例归类，归到一个适当的标题之下。同样，作下述期望乃荒唐可笑：每逢评论撞到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的边界，它就会调头转向。造就一个理论的那种分析性探查精神也应当引导评论者的工作，他既可以也应当经常跨入理论领域，为的是阐明任何有特殊重要性的论点。如果评论蜕化为理论的一种呆板的应用，那么评论的功能将被全然丢失。理论性探查的一切积极结果——所有原则、规则和方法——变得越接近是绝对的信条，它们就将越是缺乏普遍性和绝对真理。它们现成可用，以待需要，而它们在任何既定场合的适合性必定总是取决于判断。一位评论者永不应当将理论的结果用作法则和标准，而只——像军人做的那样——用作 判断的襄助 。在战术方面，如果说一般公认骑兵在标准的战线排列里不应被部署得与步兵成一线，而应被置于步兵后面，那么仅仅因为它不同而谴责每一种不同的部署，就仍将是愚蠢的。评论者应当分析这例外的种种原因。他没有权利诉诸理论原则，除非这些原因不充分。同样，如果理论确定分兵进攻减小了成功概率，那么下面的做法同样不合情理：不作进一步分析就将失败归咎于分兵，只要这两者一起发生；或者，当分兵进攻成功时，断定起初的理论断言不正确。评论的探究性质不容这两种当中的任一种做法。简言之，评论多半取决于理论家的分析性研究的结果。理论已经确立的东西，评论者不需从头到尾再搞一遍，给评论者提供这些是理论家的功能。

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紧密相连时，评论者的任务——探查因果关系和手段是否适合目的——将轻而易举。

在一次突袭使一支军队不能以井然有序和合乎理性的方式运用其力量时，奇袭的效果就无可置疑。在理论已确定一场围攻导向更大的、即使较少把握的成功时，我们不得不问使用这包围的将领是否主要关心成功之大小。倘若是，他就选对了战法。然而，倘若他用它是为了更有把握成功，将自己的行动更多地基于围攻的一般性质而非个别环境，像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那么他就误解了他选择的手段的性质，从而犯了错。

在这类场合，评析和论证工作并不很难；如果一个人将自己限于最直接的目的和效果，它就必定容易。这可以相当武断地做到，只要将事情隔离其背景孤立看待，仅在这些状况下研究它。

可是在战争中，如同一般在生活中那样，一个整体的所有部分都互相关联，因而所生的结果，不管其原因多么微小，必定影响所有后续的军事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多么微小——改变它们的最终结果。同理，每个手段都必定影响甚至终极目的。

可以接连不断地往下追踪一个原因产生的种种结果，只要看似值得这么做。同理，可以不仅就其直接目的去评价一个手段：这目的本身应被当作一个手段，服务于接下来的和最高的目的；于是，我们能追随一条后续目标之链，一直达到一个无需辩解的目标，因为它的必要性不说自明。在许多场合，特别是那些涉及决定性大行动的场合，分析必须延展到 终极目标 ，那就是带来和平。

这进程中的每个阶段显然都蕴含一个新的判断依据。从一个层次上看时好像正确的，从一个更高层次上看时却可显得不行。

在一项行动评析中，追寻现象的原因总是与联系目的去考查手段携手并进，因为只有追寻原因，才会揭示出需要研究的各个问题。

往上往下追索这链条显露出种种非同小可的难题。事件与我们在追寻的原因隔得越远，同时不得不考虑的其他原因也就越多。它们对事件的可能的影响必须得到确认并被许可，因为任何事件的规模越大，影响它的力量和环境就越多样。在输掉一场会战的种种原因已被辨识时，我们当然还要知道这场输掉了的会战对整体有种种影响的某些原因——只是某些，因为最终结果也会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

在对手段的分析方面，随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全面，我们碰到同样的多样性。目的越高，它们可据以达到的手段就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由所有各支军队同时追求，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了的每件事情的全范围。

我们能够见到，这有时可以导向一个宽广复杂的探究领域，在其中我们可能容易迷失方向。不得不做出大量假设，那是关于并未实际发生但看似可能的事情的，因而它们不能被留下不予考虑。

1797年3月，波拿巴和意大利方面军从塔利亚门托河挺进，去迎对查理大公 ；其时，他们的目标是在其增援从莱茵地区抵达以前，迫使奥地利人决战。如果我们只考虑眼前目标，那么手段选择得当，就如结果表明的那样。大公的部队依然那么羸弱，以致他只就塔利亚门托做了一次抵抗尝试。当认识到他的敌人的实力和决心时，他放弃了该地区，连同前往诺里克阿尔卑斯的通道。波拿巴如何能利用这项成功？他应否逼压直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地区，放缓莫罗和奥舍麾下两个莱茵军团的推进，并与它们紧密连接行事？这就是波拿巴看事态的方式，而且从他的视角看他是对的。然而，评论者可以采取一种更宽的视角，亦即法国督政府的视角，其成员能够看到并须认识到莱茵战役再过六个星期也不会开始。因而，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波拿巴途经诺里克阿尔卑斯的挺进只能被认为是无法辩解的冒险。假如奥地利人从莱茵地区调动大量后备兵力到施蒂里亚，查理大公凭此能够攻击意大利方面军，那么不仅这支大军将被摧毁，整个战役也将被输掉。到抵达菲拉赫的时候，波拿巴业已认识到这一点，这令他改变初衷，迅捷地签署了《利奥本停战协定》。

如果评论者采取一种甚至更广的视野，他就能看到奥地利人在大公的军队与维也纳之间并无后备兵力，意大利方面军的挺进威胁奥国首都本身。

让我们假定波拿巴知晓奥国首都易受侵害，而且即使在施蒂里亚，他本人也对大公占有决定性优势。因而，他迅速挺进奥地利心脏地区将不再是没有道理的了。进攻的好处现在将只取决于奥地利人赋予保住维也纳的重要性。假如与其丧失首都，他们会接受波拿巴许给他们的无论何种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可被认作他的最终目的。假如波拿巴不知怎地已知道这一点，那么评论者就没有更多的话说。然而，倘若事情仍不确定，评论者就需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视野，并且问假如奥地利人放弃了维也纳，撤入他们依然控制的广袤领土，那么本将发生什么事。然而，这显然是个不涉及两军在莱茵很可能的交战就全然无法回答的问题。那里，法国人占那么决然的兵员数量优势——13万对8万——以致事情不会有多可疑。然而接着就会再度出现问题：法国督政府将怎么利用胜利？法国人究竟会乘胜推进到奥地利君主国远境，击破奥地利权势和毁坏奥地利帝国，还是会满足于征服它的规模可观的一部分，当作和平的一个担保？我们在确定督政府大概会作何种选择以前，必须查明这两种可能性的大概后果。让我们假定，这考虑导致一个回答：法国部队太弱，无法成就奥地利的彻底崩溃，因而只要试图这么做，就会逆转形势，甚至对奥地利颇大一部分领土的征服和占领也会变利为弊，将法国人置于一种他们的部队几乎无法对付的战略境地。这论辩将主导他们对形势的看法，那是意大利方面军发觉自己处于其中的，并给它的大概前景大打折扣。无疑，正是这说服了波拿巴——虽然他认识到大公的无望处境——签署《坎波福米奥和约》，所设条件除了令奥地利人丧失某些即使最成功的战役也无法收复的省份外，没有强求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然而，法国人要不是有两个考虑，就甚至无法指靠《坎波福米奥和约》带来的有限得益，因而不可能使之成为他们的进攻目的。第一个考虑是奥地利人赋予两种可能的结果的重要性。虽然它们都使最终的成功显得很有可能，但是在本可依据并非过分不利的条件媾和、从而避免代价的时候，奥地利人是否会认为值得为之做出所需的牺牲，即继续战争？第二个考虑在于，奥地利政府是否会深入思考，彻底评估法国成功的潜在限度，而不是被眼前败北的印象搞得意气沮丧？

上述第一个考虑并非纯然无用的玄想。相反，它有一种决然的实际重要性，以致每逢旨在追求彻底胜利就总是出现。正是这种考虑，通常阻止这样的计划得到实施。

第二个考虑一样至关紧要，因为进行战争不是针对一个抽象的敌人，而是针对一个必须时刻被牢记在心的真实的敌人。无疑，一个像波拿巴那般大胆的人明白这一点，确信他的逼近激发起大恐惧。同样的信心导致他1812年进军莫斯科，但在那里它烟消云散。在一次次巨型会战的过程中，恐惧已经或多或少有所减弱。然而在1797年，它依然新颖强烈，殊死抵抗终有成效这秘密尚未被发现。然而，即使在1797年，他的大胆仍将有个负面结果，假如他如前所述，没有意识到所涉的风险，没有选择温和节制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作为一个替代。

我们现在必须中断这番讨论。表明下面一点就够了：一项评析如果延展到终极目的——换句话说，如果针对必然导致终极目的的决定性大措施，那么它就可能带有广泛、复杂和困难的特性。因而，在对论题的理论性洞察之外，天赋才能将大增评析的价值：将主要依靠这样的才能去阐明把事情连在一起的种种联系，去确定在不可胜数的事件联结中间哪些是根本的。

然而才能在另一个方面同样实属必要。评析不仅是评价实际使用的手段，而且是评价 一切可能的手段 ——它们首先须被构建即被创造出来。毕竟，一个人不能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较佳的替代的情况下去指责一种方法。无论在大多数场合可能的结合的范围可以有多窄，都不能否认列出那些未被使用的手段不是一种单纯的现存事物分析，而是一种无法按照定规表现的成就，因为它依赖心智创造力。

我们远非示意真正天才的王国将见于如下场合：在那里，寥寥几项简单、实际的程式说明一切问题。在我们看来，将转换方位当作大天才的发明颇为荒唐，虽然人们往往这么做。然而，这样的单个创造性评价实属必需，它们对评析的价值影响甚大。

1796年7月30日，波拿巴决定解除对曼图亚的围攻，以便迎对武姆塞尔 的推进，并且以他的全部兵力分别猛扑后者的每个纵队，在它们被加尔达湖和曼西奥河隔开之际。他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看来构成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最可靠途径。这些胜利确实到来，并且针对后来给曼图亚解围的企图，以同样的方式更具决定性地得到了重演。就此众口一声：无限的赞誉。

然而，波拿巴在7月30日无法选择这项方针而不放弃夺取该城的一切希望，因为无法省却围城队列，而且它们也不可能在当前战役期间得到替换。事实上，围城战变成了单纯的封锁，而该城——倘若保持围攻便将在一周内沦陷——坚持了又六个月，尽管有波拿巴在战场上的各次胜利。

提不出一种较好的抵抗方式，评论者们一向将此认作无可避免的不幸。在围城线后面抵抗一支解围援军落得如此丢脸和遭鄙视，以致实属空前。可是，在路易十四时代，这种战法经常被成功使用，致使一个人只能将百年之后竟然无人 至少评估 其长处称作时髦即兴。如果这可能性得到承认，那么对形势的更仔细考查将表明，波拿巴能够部署在曼图亚围城线之后的4万名世界最精锐步兵若有良好的堑壕防护，本将极少理由害怕5万奥地利兵，那是武姆塞尔正在调来为该城解围的，而且该围城线即使遭到进攻也极少危险。这里不是详细论证这点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为表明这可能性值得注意已经讲得够了。我们无法说出波拿巴本人是否考虑过这个方案。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余已刊资料内全无它的线索；后来的评论者中间也没有人触及它，因为他们不再习惯考虑这方案。回想起它的存在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为了思考它，只须甩脱时髦风尚的专横控制。然而，一个人必须就此思考，以便斟酌，并且拿它比较波拿巴事实上使用的手段。无论这比较的结果如何，评论者不应不去比较。

1814年2月，波拿巴使得世界无比钦佩：其时，他在厄托热、香普奥贝尔、蒙米雷尔和其他地方痛击布吕歇尔 之后，转而猛扑施瓦岑伯格 ，在蒙特罗和莫尔芒击败之。依凭迅速来回调动他的主力，波拿巴辉煌地利用了他的敌人的错误即分兵推进。人们认为，如果说这些无与伦比的在所有方向上的攻击未能拯救他，那么至少那不是他的错。尚无任何人问一下：假如他未掉头离开布吕歇尔去回击施瓦岑伯格，而是继续猛击布吕歇尔，并且追逐后者返回莱茵，那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确信，整个战役的性质就将改变，盟国大军将撤至莱茵河彼岸，而非进军巴黎。我们不要求别人也持有我们的看法，但没有哪个专家能够怀疑，一旦这替代被提出，评论者就必须考虑它。

在这个场合，替代性选择比在前一个场合明显得多。尽管如此，它仍然一直被忽视，因为人们有偏向，盲目跟随单独一个思路。

需要提出与那遭到指责的相比显得较好的方法，因而产生了那种差不多唯一被使用的评论方式：评论者认为，他必须只显示在他看来较好的方法，同时不必提供证据。结果，并非人人信服；别人遵循同样的步骤，争论便由此开始而无任何讨论基础。全部战争文献满是这类东西。

每逢所提手段的好处并非清楚得足以排除一切怀疑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要求的 证据 ；证据出自考察每一种手段，联系目的去评价和比较它们各自的特殊长处。一旦事情由此被简化到简单的道理，争论就须要么停止，要么至少导致新的结果。依凭别种方法，长处和短处只是彼此抵消。

例如，设想就上一个史例而言，我们并未满足，还想证明与转而打击施瓦岑伯格相比，穷追布吕歇尔本将更有利于拿破仑。我们将依赖下列简单的道理：

1.一般来说，继续在同一方向上施行打击好于反复改换兵力方向，因为来回调动部队涉及时间损失。不仅如此，在敌方士气已因大量损伤而严重动摇的场合，比较容易取得进一步的成功；以此方式，没有任何业已获得的优势会不被利用而浪费掉。

2.虽然布吕歇尔弱于施瓦岑伯格，但他的进取精神使他更为重要。重力中心在他那里，他将其他兵力拉向他自己。

3.布吕歇尔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场严重失败。波拿巴因而已对他取得那么大的优势，以致毫无疑问他将不得不远远撤至莱茵河，因为全无可观的后备兵力驻扎在那条退路上。

4.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成功能够引发那么大的惊恐，或者那么打动盟国的心灵。有一个像施瓦岑伯格麾下那样的、以胆怯畏惧和犹豫不决著称的参谋班子，这必定是个重要考虑。施瓦岑伯格亲王肯定很了解，符腾堡王储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斯坦伯爵在莫尔芒遭受了多大损伤；相反，布吕歇尔在其沿马恩河与莱茵河之间漫长曲折的路途上遭遇的不幸，只能作为一大堆流言传到他那里。波拿巴在3月底朝着维特里的拼命的突进是个检测尝试，检测一项战略包围的威胁将对盟军有何效应。这显然是依据恐惧原理，然而是在全然不同的境况中，因为眼下波拿巴已在拉昂和阿西斯败北，同时布吕歇尔已偕10万人与施瓦岑伯格会合。

当然有些人不会信服这些论辩，但至少他们不能答复说“波拿巴以其朝莱茵河的突进，正在威胁施瓦岑伯格的基地，因而施瓦岑伯格正在威胁波拿巴掌控的巴黎。”我们在上面列举了的原因清楚地表明，施瓦岑伯格不会想到要向巴黎挺进。

就前面我们已经触及的那个出自1796年的例子，我们要说波拿巴将他采纳了的计划认作是击败奥地利人的一个最佳保障。即使事情确实如此，结果也会是一场没有实际意义的胜利，几乎全不可能显著影响曼图亚沦陷。我们自己的提议将有大得多的可能去阻止曼图亚得到解围；然而，即使我们想象自己处在波拿巴的位置上，并且采取相反的看法，即它展现了一个较小的成功前景，选择也将基于在下列两者间做的权衡：一场可能性较大但几乎无用的小胜；一场可能性较小但远为重要的大胜。如果照此看问题，那么大胆者肯定会选择第二个行动方向，然而表面看去发生的正好相反。波拿巴必定照旧胆大过人，因而无可怀疑，他未曾透彻地思考问题，透彻到能像我们按照经验可以的那样充分地评估种种后果。

在研究手段时，评论者自然必须经常参照军事史，因为在战争艺术方面，经验比无论多少抽象真理更可贵。历史证据受制于它本身的种种条件，那将在单独一章内谈论；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条件如此难得被满足，以致历史参照通常只是使事情更加含混不清。

另一个要点现在须被考虑：评论者多大程度上自由地、甚或义不容辞地按照他的更多知识——包括事实上关于结果的知识——去评价单独一个案例？或者，他在何时何处应当漠视这些东西，以便设想自己完全处在统兵者的处境？

如果评论者希望褒是贬非，那么他肯定必须试图设想自己完全处在司令官的位置上；换句话说，评论者必须汇集司令官得知的一切，心怀影响他的决定的所有动机，漠视他无法知道或未曾知道的一切，特别是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要追求的理想状态，即使从未被充分达到过：在分析者眼里，引发一个事件的情势永不可能像参与者所见的一样。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一大堆可能影响了他的决定的小景况，而且许多主观动机可能从未被丝毫暴露过。这些只能从司令官或其异常亲近者的回忆录去发现。回忆录往往颇为概括地谈论这些事情，或者——也许蓄意地——虽有谈论但不那么坦率。简言之，评论者将总是不甚知道司令官的内心。

但对评论者来说，要隔弃他的多余的知识甚至更难。这只就影响到形势但对它并非基本的那些偶然因素而言才是可能的；然而，在一切真正根本的问题上，这非常困难，并且从未完全实现。

让我们首先考虑结果。除非它出自偶然，就简直不可能阻止关于它的知识影响对它从中出现的种种境况的判断：我们按照它们的结果去看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因为它才进至充分得知和评价它们。在其所有各方面，军事史本身对评论者来说是个 教益源泉 ，而且纯属自然，他应当参照整体去看一切特殊事件。因此，即使在某些场合他确曾试图全然无视结果，但他永不能全然成功。

可是，不仅就结果来说是如此（亦即参照随后发生的情况），而且就一开始就出现的事实——决定行动的各因素——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一项通则，评论者将比参与者拥有更多的信息。一个人会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漠视它，然而他不能。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于先前境况和当下情势的知识并非只基于具体的信息，而且也基于许多猜测和假设。除了完全偶然的事情，极少有并无假设或猜测在先的信息实际到手。如果特定的信息没有到手，这些假设和猜测就会代替它们。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的、知道所有先前境况和当下情势的评论者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决不应受自己的知识影响，那就是在未知事实中间，哪些是他们自己会认为行动期间很可能的。我们断言，在此和在我们考虑最终结果时一样，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完全的隔绝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评论者来说，设想他自己完全等同于司令官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在战争如同在一切技艺中，要求有经过训练的天赋才能。这才能可大可小。如果它大，那么它可以远优于评论者的：有哪个研习者会声称具备与弗雷德里克或波拿巴之类人物同等的才华？因此，除非我们要平心静气地依从卓越超群的才华，我们就须被允许得益于我们可有的更广阔的视野。评论者因而不该像对待一道算术题运算似地审查一位伟大统帅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相反，他必须带着赞誉去承认这位统帅的成功，承认事件的顺利展开，承认他的天才的优越运作。评论者不得不将天才推测到了的根本联系变为实际的知识。

为了评判哪怕是最微小的才华之举，评论者必须采取一种更全面的观点，因而他在拥有不管多少客观原因的情况下，将主观性减至最低限度，从而避免凭他自己的、可能有狭隘有限标准去评判。

这升华了的评论立场，依凭对所有环境的充分的知识去臧否褒贬，不会损害我们的感情。评论者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如此：他将自己推入众目睽睽之境，示意一切智慧——那事实上出自他关于事例的完整的知识——皆缘于他自己的能力。不管这谬误多么粗俗，虚荣心可以轻而易举地导致它，而它将自然而然地引发反感。更常有的是，评论者无意傲慢，但除非他特意否认它，一名性急的读者将怀疑他傲慢，而且这将立即引发指责，说他缺乏严谨的判断。

如果评论者指出弗雷德里克或波拿巴之类人物犯了错，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也犯同样的错。他甚至可以承认，在这些将领所处的形势中，他可能犯大得多的错。这确实意味着的是，他能够从事件模式中认出这些错，并且觉得这类统帅以其聪慧，本应当也有此明察。

这是一种基于事件模式、因而也基于 事件结果 的判断。然而不仅如此，结果可以对判断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影响——在结果只被用来证明一项行动正确或不正确的时候。这可被称作 依凭结果 的判断。乍看来，这样的一个判断会显得全然无法接受，但情况并非如此。

当1812年波拿巴向莫斯科挺进时，关键问题在于，夺占这首都，加上业已发生的一切，是否会导致沙皇亚历山大求和。这在1807年继弗里德兰战役之后发生过，而且在1805和1809年继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战役之后也就皇帝弗朗茨奏效过。然而，倘若在莫斯科没有媾和，那么波拿巴将别无选择，除了往回退兵，而往回退兵将意味着一场战略性失败。让我们撇开他向莫斯科挺进的各个步骤，连同在此过程中他是否失去了本可以使沙皇决定求和的若干机会这问题。让我们同样撇开后撤的可怕景况，它们可能植根于整个战役的操作。关键问题依旧不变：无论向莫斯科的挺进可能怎样远为成功，它能否吓得沙皇求和将仍不确定。而且，即使假设撤退并未导致全军溃灭，它也决不可能不是一场战略性失败。假如沙皇缔结了一项不利的和约，1812年战役就会类同于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役。可是，假如这些战役未曾以媾和告终，它们就很可能会导致类似的大灾祸。尽管有世界征服者显示了的力量、技能和智慧，但最终的决定性问题依旧到处一样。那么，我们应否漠视1805、1807和1809年各大战役的实际结果，只依据1812年的检验，从而宣称它们是轻率的产物，它们的成功有悖于自然法则？我们应否坚持认为，在1812年，战略的公断终于克服了盲目的偶然？那将是个非常牵强的结论，一个任意的、缺乏半数证据的判断，因为人类观察力不能将众多事件的互相联系往回追踪到被击败了的君主们做过的种种决定。

更不能说1812年战役本应像其他战役一样得胜，说它的失败归因于某种外在枝节因素。关于亚历山大的坚定，没有什么是外在枝节的。

波拿巴在1805、1807和1809年正确地估计了他的敌人，在1812年并未如此：有什么能比这样说更自然？在早先的各个场合他对，在后一个场合他错，而我们能说这话是 因为结果证明如此 。

在战争中，如前所述，一切行动都旨在很可能的而非确定无疑的成功。所缺的那种确定程度在每个场合都须留给命运、偶然性或别的——无论你喜欢怎么称它——决定。一个人当然可以要求这依赖性应当尽可能小，但只在说到一个特定场合的时候。换言之，它应当 在此个别场合尽可能小 。可是，我们不应当习惯地偏好所含不确定性最小的行动方针。那将大错特错，正如我们的理论论辩将会显示的那样。有时，绝顶大胆就是绝顶明智。

看来，一位司令官的个人长处、因而还有他的责任似乎变得与一切须被留给偶然性决定的问题无关。尽管如此，每逢事情最终证明是对的时候，我们仍禁不住感到内心满足，而在它们并未如此的时候，我们感到某种心智不安。 这就是应被附于一项关于孰对孰错的判断的全部含义，它是我们从成功推断出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成功中找到的 。

可是，显而易见，对成功的心智愉悦和对失败的心智不安出自一种朦胧不清的感觉，感到成功与司令官的天才之间的、理智发现不到的某种微妙联系。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假设。它的真确由一个事实显示出来：随着同一个人反复成功和反复失败，我们的同情愈益增进，并且变得愈益强烈。为何战争中的运气在品质上优于赌博时的运气，原因就在于此。只要一位成功的将领没有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我们便愉悦地追随他的领军生涯。

成功使我们能够理解许多东西，那是单凭人类理智的运作不能发现的。这意味着它将主要在揭示智力和心理力及其效应方面有用，既因为这些最难予以可靠的评估，也因为它们那么紧密地涉及意志，以致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支配它。凡在决定基于恐惧或勇气之处，它们就不再能被客观地评判；因而，情报和估算不再能被预期来决定大概的结果。

我们现在须被允许来就评论者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习语——说几句话，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伴随战争中的行动。评析毕竟只是应当先于行动的思维。因而，我们认为至关紧要的是，评论用的语言应当具有像在战争中思维必须有的同样的特性；否则，它就失去它的实际价值，评论就会脱离评论的对象。

在反思战争操作理论时我们说过，它应当训练一位司令官的头脑，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指引他的教育；理论不是意在给他提供作为智识工具待用的绝对的信条和体系。不仅如此，如果永无必要甚或永不允许为了判断战争中的一个既定问题而使用科学准则，如果真理永不以系统规整的形式出现，如果它不是被演绎式地达到，而是一向 直接 经由头脑的自然认知，那么在评析方面也必定是如此。

我们必须承认，凡在确定形势事实势将过于费力费神之处，我们就须求助于理论确立了的相关法则。然而，像在战争中一样，一位将其含义吸取在心的司令官将使这些法则更好地起作用，好过一个将它们当作刻板的外在规则对待的人，因而评论者不应当像应用一个外在法则或一个代数公式那般去应用它们，后者的适切性无需每逢被用便要证明。这些法则总是应当被允许成为不说自明的，同时只有更精确更复杂的证据才被留给理论。我们由此将避免使用一种神秘晦涩和模糊不清的语言，以朴实明白的说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凭借一连串清晰流畅的概念。

承认这并非总是能完全达到，但它必须始终是评析的目的。应当尽可能少地使用认知的复杂形式，并且永不使用刻意精致的科学准则，仿佛它们是一种真理机器。一切都应经由心智的自然运作去做到。

然而，这虔诚的志向——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历来难得盛行于评论性研究；相反，一种虚荣心驱使其中大多数沦为浮夸造作的理念展示。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笨拙地和很难容忍地使用某些狭隘的体系，将它们当作一套又一套刻板的法则。显示此类体系的片面性决非难事；仅此就足以令其权威一举永久名声扫地。我们在此是在处理一个有限的问题，而且因为可能的体系毕竟为数寥寥，这个错误就只是令我们关切的两个祸害当中较轻的一个。

远为严重的祸害是附属于这些体系的众多 行话、专门术语和譬喻 。它们无处不在，犹如一大群毫无规矩的军营随从。任何并不认为采纳一个体系合适的评论者——那是因为他还未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体系或还未走得那么远——仍会应用某一体系的一个偶然的碎片，将它奉为主宰似的，以便显示一位统帅的行动路径的曲折性。他们当中极少有人能够论说下去而无科学军事理论的此等碎片的间或支持。其中最无足轻重的——纯粹的技术性术语和譬喻——有时不过是评论性叙述的装饰花边。然而不可避免，一旦一个既定体系的用语和技术性表述被搞得脱离了它们的语境，被用作据称比简单陈述更有力的普遍格言或宝贵真理，它们就会丧失它们具有的含义，如果有的话。

于是发生了一种情况：我们的理论性和评论性文献不是给出朴实清晰、直截了当的论辩， 以此作者至少总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读者则知道自己在读什么，而是充斥着行话，最后以模糊不清之处告终，在那里作者与读者分道扬镳。有时这些书籍还更糟糕：它们只是毫无内核的空壳。作者本人不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却以模糊不清的理念安慰自己，这些理念若以朴实明白的说法去表述，就不会令他满意。

评论者们还有第三个祸害：卖弄博学，误用史例。我们已经说过战争艺术史是什么，而且在以后各章里还将进一步阐发我们对史例和军事史的看法。顺便援引的一个事实可被用来支持 彼此最对立的观点 ；从悠久的往昔和遥远的地方摘取三四个实例，硬扯进来堆在一起，不管各自的环境有天大的差异，因而很容易弄乱和搞混自己的判断而未证明任何东西。它们通常被暴露出不过是破烂垃圾，作者意欲以此炫耀自己的学问。

这些含糊暧昧、部分谬误、混淆不清和任意武断的观念有何实际价值？很少——少得使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实践截然对立，常常成为其军事才干无可置疑的那些人的笑柄。

这在下述情况下决不可能发生：依凭简明的用语和直截了当的战争操作观察，理论力求确定一切可以确定的事情；没有虚妄的自称，没有对科学程式和历史概略的很不得体的炫耀，它始终坚执要害，并且从不与那些必须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在战场上操作战事的人分道扬镳。 KRx/rw8HM8q+jTFI8rRGbqc2u37MbgPlDomSNSDcp7F3CNTKnf5+7pZ0QiYk066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