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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洁地解释方法和常规这两个概念——它们在战争中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短暂地看一下支配行动世界的逻辑等级，它有如一个被正式构设的权威等级。
法则 是可应用于认知和行动两者的最宽广的概念。在它的字面含义上，这个术语显然包含一种主观的、任意的成分，然而它表达了人及其环境在本质上依赖的东西。作为一个认识问题来看待，法则是事物与其效应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意志问题来看待，法则是行动的一个动因；在这点上，它与 命令 或 禁令 同义。
原则 也是一种行动法则，但并非在其 刻板的 、 限定的含义 上；它只代表法则的精神和意蕴：在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不能被囿于法则的刻板形式时，原则的应用给判断力留下较大的自由余地。原则不能被应用于其上的问题必须依靠判断力去解决；原则于是本质上成了负责行动的人的一个协助或指南。
一项原则是 客观的 ，如果它基于客观真理，因而对一切都同等地成立；它又是 主观的 ，而且在主观考虑渗入时一般被称作 箴言 。在这场合，它仅对采纳它的人有价值。
规则 是一个往往在法则意义上被使用的术语；它因而成了原则的同义词。常言道“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而不说“每项法则都有例外”，这表明在说规则时，人们保留了做较自由的解释的权利。
在另一个含义上，“规则”这个术语被用来表示“手段”：经单独一个显然相关的特性去辨识出一个根本道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这特性抽取出一项普遍的行动法则。竞技规则便似如此，在数学中使用的捷径解法等亦如此。
条规 和 方针 是处理一大堆更小、更详细的境况的规定，对一般法则来说它们太众多，太微小。
最后，“ 方法 ”或曰“ 行事模式 ”是一类不断重复发生的程序，已从若干可能的程序中被选出。它在行动由方法而不是由一般原则或个别条规规定时，就成了 常规 。必然假定，这么一种常规要被应用的一切事例都将根本相似。由于不可能完全如此，因而至关重要，它至少要就 尽可能多的 事例是如此。换言之，常规应当设计得契合最为可能的那些事例。常规并非基于明确的各单个假设，而是基于各相似事例的 平均或然性 ；它旨在规定一个平均的准则，那在被均等地不断应用时，将很快就取得某种呆板的娴熟性质，最终差不多自动地正确行事。
在战争操作中，认知不可能由法则支配：复杂的战争现象不那么规整，而规整的现象不那么复杂，以致令法则比简朴的真理更有用。在简明的观点和朴素的语言足够的地方，使它们变得 复杂难缠 就将是迂腐做作。战争理论也不可能将法则概念应用于行动，因为不可能有任何普遍得足够有资格称为法则的规范被应用于战争现象的不断变化和常在多样性。
然而，原则、规则、条规和方法对战争理论的导致明确的信条的那个部分必不可少，或为之而必不可少；因为，在这些信条内，真理只能以这样的浓缩形态表述出来。
这些概念会最频繁地出现在战术内，那是理论在其中能够最充分地发展为明确的信条的战争组成部分。战术原则的某些例子如下：除非在紧急状态中，不要用骑兵去打击未被击破的步兵；直到敌人处于有效射程内为止，不应当使用火器；在战斗中，应当为最后阶段保留尽可能多的部队。这些理念当中，没有哪个能被教条地应用于每项形势，但一位指挥官必须始终将它们记在心里，以便在它们确实适用的场合，不失它们包含的真理的裨益。
敌营在异常时候起灶烹饪，提示敌人行将移动。在战斗中有意暴露部队，则预示了一场佯攻。推断真实的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一项规则，因为，一个人从单独一项与敌人的意图相联的事实推导出这些意图。
如果规则责成一旦敌人开始后撤其火炮，就应当恢复对敌进攻，那么整个行动方针就是由这单独一个现象决定的，它披露了他的全部状况，即事实上他准备放弃战斗。当他这么做时，他不能予以认真的抵抗，甚或像他一旦完全移动时能做的那样避免行动。
只要 条规 和 方法 作为现行原则被灌输给部队，理论上的备战就是它的实际操作的一部分。关于阵列、操练和战地勤务的一切训令都是条规和方法。操练训令主要是条规；战地指南主要是方法。实际的战争操作基于这些东西；它们作为既定的行事模式被接受下来，并且照此须在战争操作理论中有其一席之地。
在这些部队的使用方面，某些活动一向可以取舍选择。条规，或曰规定性方针，不适用于它们，恰恰是因为条规排除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常规代表在任务出现时执行任务的一般方式，如前所述基于平均或然性。它们代表原则和规则的支配，被一直贯彻到实际应用之中。如此，它们大可在战争操作理论中有一席之地，只要它们不被错误地展示为绝对的、紧身衣式的行动模式（体系）；相反，它们是最佳的一般方式、捷径和选择，可以用以替代一个个单独决定。
在战争中频繁应用常规还会显得至关紧要和必不可免，如果我们想想行动多么经常地基于纯粹的猜测，或在全然无知中发生，要么因为敌人阻止我们得知可能影响我们部署的所有景况，要么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即使我们确实知道所有景况，它们的含义和复杂性也会不许我们采取必需的步骤去对付它们。因而，我们的措施必定总是由数目有限的或然性决定。我们不得不记住每个事例固有的无数鸡毛蒜皮之事。唯一可能的应对它们的途径，是将每个事例当作蕴含了所有其他事例，使得我们的部署基于一般的和大概会有的状况。最后，我们不得不记住，层级越是往下，军官就越多，因而能对他们的真正洞察力和成熟判断力给予的信任就越小。有些军官不应被期望有比条规和经验能够赋予他们的更佳的理解，他们必须一直得到帮助，通过相当于规则的常规办法。这些将稳固他们的判断力，也将保护他们抵御古怪和错误的谋划，那在一个代价那么高昂才换得经验的领域是最大的威胁。
常规，除了绝对必不可免外，还包含一个正面裨益。不断的应用导致敏捷、精确和 可靠的 领导，减少惯常的摩擦，使军事机器运行顺畅。
简言之，行动的层级越是低，常规就将越经常使用，越必不可少。随层级提升，它的使用将渐次减少，直到在最高职位上它完全消失。因此，它更适合于战术而非战略。
战争在其最高形态上，并非 极大一堆小事件 ，这些事件尽管多样但仍类似，能依据所用方法被效率或高或低地控制。相反，战争由 单独的、决定性的各大行动 构成，其中每个都需个别地处理。战争不像一块麦田，不管一根根麦秆如何，可以依据长柄镰刀的质量效率或高或低地收割；相反，它像一组大树，在其中必须按照每根独立的树干的特征和生长状态，明智地使用斧头去砍。
在军事行动中，常规究竟最高可以达到哪个层级当然并非由职级决定，而是由每一形势的性质决定。最高职级者最少被它影响，只是因为他们的操作范围最广泛。常规战斗序列，或前卫和前哨的常规布局，是一位将领不仅依以约束他的下属、在某些场合也依以约束他自己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可以是他自己的发明，调整得适合特定的景况；只要它们基于部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它们也可以是理论的一个论题。然而，任何方法，靠它战略规划被制成像出自机器似地随时现成可用，都必须被全盘拒绝。
只要不存在任何能被认可的理论，不存在任何关于战争操作的富有才智的分析，常规行事方法就将趋于取得主导地位，甚至在最高层级。某些在指挥职位上的人一直没有下列两者提供的自我改进机会：教育；与社会和政府的较高层级的接触。他们无法对付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种种不切实际和自相矛盾的论辩，即使他们的经验判断力拒斥它们。他们仅有的洞察是已倚靠经验取得的那些。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偏好使用他们的经验提供了的办法，即使在不能和不该任意和个别地应对的场合。他们会模仿他们的最高统帅喜爱的方略，从而自动地造就出一个新常规。弗雷德里克大王属下的将领们使用所谓歪斜式战斗序列，法国大革命的将领们以一种长得多的战线使用变向运动，波拿巴属下的司令官们依凭经同心集中的大量兵力发动凶残猛冲：我们见到这些的时候，便在这反复再现中认出一种现成的方法，并且发觉甚至最高职级也不免受常规影响。一旦一种被改善了的理论帮助了战争操作研习，熏陶了高级指挥官们的头脑和判断力，常规行事方法就不再达到那么高的层级。那些须被认为必不可少的种种常规此后将至少基于一种理论，而不只在于纯粹的模仿。不管一位伟大统帅如何卓越超群地行事，在他的作为里总是有主观要素。如果他表现了某种风格，那么它将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他本人的个性，而不会总是与模仿这风格的人的个性混同。
若要将主观常规或个人风格完全逐出战争操作，就既不可能也不对头。相反，它们应当被视为显现了战争的总体特性对各独立现象施加的影响，这影响如果一直未被预见到，或不容于公认的理论，那就找不到其他充分表达的手段。法国革命战争有其富含特征的风格：有什么比这事实更自然？什么理论能被指望来容纳它？危险在于，从单独一个场合发展出来的这种风格能轻而易举地延续过久，久过产生了它的情势，因为种种景况难以觉察地变化。一个理论应当靠清澈合理的评析去防止的正是这危险。1806年时，普鲁士将领——在扎尔费尔德的路易亲王、在耶拿附近多恩伯格的陶恩钦、在卡佩伦多夫一侧的格拉韦尔特和在另一侧的吕歇尔
——统统以弗雷德里克大王的歪斜式战斗序列投入灾难虎口。这不仅是一种已延续过久以致无用的风格的一个案例，而且是常规所曾导致的最极端的想象力贫乏。结果是霍恩洛厄
麾下的普鲁士军队覆没，比任何军队曾在战场上遭到过的覆没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