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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术语“战争艺术”或“战争科学”仅被用来指所有关乎物质因素的知识和技能。武器的设计、制作和使用，防御工事和堑壕的修建，军队的内部组织与其移动机制：这些构成这知识和技能的实质。它们全都有助于确立一支有效的作战军队。这是一个关于处理物质资材和单方活动的事例，基本上只是从一类技巧逐渐上升到一门精致的刻板的艺术。它与战斗的关系有如制剑工匠的手艺与剑术的关系。它还没有包括武力在危险状况中的使用，那经受与一个敌人的不断的互动，也没有包括为达到一个被想望的目的而做出的种种精神努力和勇气。
围城战朦胧地初现了作战操作和才智努力；但是，这通常只是在诸如进路、堑壕、反进路、轰击器组群等新技术方面显露出来，以某个这样的结果标志每一步。它只是将这些物质发明串接起来所需的连线。在围城战中，这几乎是才智能够显示自己的唯一方式，因而事情通常仅限于此。
后来，战术试图将它的成分结构转变为一个总的体系，基于它的工具
的特性。这肯定导向了野战战场，但尚未导向创造性的才智活动。结果反倒是被其刻板的阵列和作战序列搞得有如自动机器的军队，意在由一声令下启动去执行其活动，有如钟表部件。
实际的战争操作——既定手段的适合于每个具体场合的自由使用——未被认作是理论的合适主题，而是一种须被留给天然喜好处理的事情。逐渐地，战争从中世纪的交手格斗向一种更规则化和更复杂的形态演进。于是，人心当然被迫就此去做些思考；可是作为一个通则，它的反思仅仅偶尔见于回忆录和史著，而且可以说是隐匿不明的。
随着这些反思愈益增多和历史论述愈益精致，出现了对原理和规则的迫切需求，据此在军事史方面那么正常的争论——彼此冲突的看法之间的辩论——可以得到某种解决。这争辩旋涡缺乏围绕它们种种看法能被凝聚定格的基本原理和清晰准则，从而必定在智识上令人反感。
因此，出现了以原理、准则甚或理念体系去装备战争操作的努力。这确实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但人们未能将所涉的无穷复杂性足够地考虑进来。如前所述，战争操作在差不多所有方向上分蘖延伸，没有任何确定的界限；然而，任何理念体系、任何模型都有逻辑综合的有限性。这类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调和的抵牾。
理论家们很快就发现这论题有多难，而且觉得大有理由避难就易，办法是再度使他们的原理和准则只涉及物质因素和单方活动。就现在 备战 科学方面，他们想达到一套确定可靠和清澈见底的结论，而且出于这个缘由，只考虑那些能予以数学计算的因素。
数量优势是个物质因素。它从合成导致胜利的所有要素中间被挑选出来，因为通过运用时空结合，它能被塞进一个数学法则体系。据认为，所有其他因素都能被漠视，如果它们被假定在双方都均等，从而彼此抵消。这本来或可接受，作为权宜之计以研究这单独一项因素的种种特征；然而，将此计策认作恒久不移，将数量优势纳为唯一准则，并将战争艺术的全部奥秘归结为一个公式—— 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点上拥有兵力数量优势 ，乃是一种过分简单化，哪怕片刻也经受不了真实生活的考验。
另一种理论论述试图将另一个物质因素体系化，那就是 给养 。基于一支军队有其确定的组织方式这前提，它的给养被确立为战争操作的一个终极决定者。
这方法也得出了某些具体的数字，但它们依据一大堆武断的假设。因而，它们无法经受住实际经验的考验。
一位足智多谋的作者试图将整个一大批因素——其中某些彼此间确有思想关联——压缩进单单一个概念，亦即
基地
概念。这包括
军队给养、它的兵员损失和装备损耗替换、它与母国间的来往交通保障
、在必要情况下
甚至它的撤退保障
。他首先用基地概念取代所有这些个别因素，接着用基地的面积或大小取代基地概念本身，最后用作战部队以其基地线构成的角度取代这面积。
这一切导致了一个全然无用的纯几何结果。实际上，鉴于一个事实，这徒劳无用必不可免，即在这些替代中间，没有哪个能被做出而不违背事实和不撇去初始想法的部分内涵。基地概念是战略的一个必要的工具，作者因为发现了它而值得称赞；可是，要以所述的方式使用它就全然不可接受。它必然导致种种片面的结论，那迫使理论家们走入相当矛盾的方向，即相信包围式方位的最优越效能。
作为对此谬误的反应，另一项几何式准则随后被大吹大擂，此即所谓内线准则。虽然这信条基于可靠的根本依据——基于交战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事实，但它的纯几何性质仍然使它只是另一个片面的准则，从不支配真实情势。
只是在分析方面，所有这些理论企图才可以被称作是探知真理的进步；在综合方面，在它们提供的规则和规定上，它们绝对无用。
它们寻求固定值，但在战争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估算不得不凭种种变量做出。
它们只将探知指向物质因素，而一切军事行动皆与心理力和心理效应相交织。
它们只关注单方行动，而战争由敌对双方的不断互动构成。
此类片面观点的浅薄智慧达不到的一切都被认为超出科学控制：它们属于天才的王国， 那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
据想要在这些零碎的规则中间四处爬行的军人多么可怜！它们对天才来说不值得，天才可以藐视之或嘲笑之。天才所为是最好的规则，理论能做的莫过于表明怎样和为何应当如此。
与理性抵牾的理论多么可怜！无论多甚的谦卑也无法掩饰这一抵牾；的确，越是谦卑，它就会越快地被嘲笑和轻蔑逐出现实生活领域。
一旦它接触到精神因素领域，理论就变得更困难，困难得无以复加。建筑师和画家很明白，只要他们在与物质现象打交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就力学和光学的构造不容争论。然而，当他们进至其作品的审美、追求对心灵或感觉的效应时，规则就消散为仅仅是含糊的理念。
医学通常只关乎身体现象。它与肉体的有机组织打交道，但后者会变化不止，从而在不同时刻决不完全相同。这使医疗工作难上加难，导致医生的判断力比他的知识更重要；可是，当一种精神因素被添入时，困难将多大地加剧，我们会如何高得多地评价精神病医生！
军事活动从不只针对物质力；它总是同时也针对赋予它生命的精神力，而且这两者不可能被彼此隔开。
然而，精神因素只能由心灵察觉，那在每个人那里都不一样，在同一个人那里往往不同时候也不一样。
危险是战争中一切在其中运行的共同环境，因而勇气，自我力量感，是影响判断力的首要因素。它可以说是镜片，印象经过它传到大脑。
然而无可怀疑，经验将依其本身赋予这些印象一定程度的客观性。
每个人都知道，在侧翼或后背作一项伏击或进攻有怎样的心理效应。一旦敌人掉头后撤，每个人就都看轻他的勇敢程度，并且与被追击时相比，冒大得多的风险去追击。人人都根据其被传闻的才能、年龄和经验去估计自己的对手，并且据此行事。人人都审视己方部队和敌方部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在心智和精神领域的所有这些和类似的效应已经由经验证明，它们重现不已，因而有理由得到它们作为客观因素的应有地位。确实，一种无视它们的理论将成为何物？
当然，这些真知必须植根于经验。没有哪个理论家，没有哪位司令官，应当费神搬弄心理和哲理诡辩。
为了清楚地理解制定战争操作理论涉及的种种困难，从而能够推断出它的特征，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去看军事活动的主要特性。
这些特性中间的第一个是精神因素及其产生的效应。
本质上，战斗是敌对感的一种表现。然而，在我们称作战争的大规模战斗中，敌对感往往只是变成了敌对 意念 。无论如何，通常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敌对感。可是，这样的情感决不可能完全不见于战争。现代战争难得在没有民族间仇恨的情况下进行；它多少作为个人间仇恨的替代起作用。甚至在没有民族仇恨、没有敌意去发端的地方，战斗本身也会激起敌对感：根据上司命令施行的暴力将激起报复欲和复仇欲，针对暴力的施行者，而非针对下令施暴的权力。这只是人性（或者——倘若你愿意说的话——动物性），但系事实。理论家们倾向于抽象地看待战斗，将它视为一种没有激情加入的实力较量。这是他们颇为自觉地犯下的千百个错误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们全然昧于内在的意蕴。
除了被战斗的性质激起的激情，还有种种别的激情，它们并非与战斗紧密相连；然而，由于某种关联，它们容易与战斗携手并行，那就是野心、权力欲、所有各种热情等。
最后，战斗引发危险这要素，一切军事活动都必在其中进行和维持，如鸟在空中，鱼在水里。然而，危险的效应产生情感反应，无论是直接本能，还是出于自觉。前者导致努力避险，或在不可能避险的场合，导致恐惧和焦虑。在不出现这些效应的场合所以如此，是因为本能已被 勇气 压倒。然而，勇气决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有如恐惧，它是一种激情。恐惧关乎肉体生存，勇气则关乎精神生存。因而，勇气是较高尚的本能，如此就不能被当作一种无生命的工具对待，仅像被规定的那样起作用。因而，勇气并非只是危险的抗衡物，被用来抵消其效应：它是一种独立的素质。
为了准确地评估危险在战争中发挥的影响，就不应当将它的范围局限于即刻的肉体危险。危险支配统帅，不仅通过威胁他本人，也通过威胁所有那些被付托给他的人；不仅在它实际展现的时刻，也经过想象在相关的所有其他时候；不仅直接地，也间接地，经由十倍地加重了统帅的心理负担的责任感。他几乎不可能主张或决定一场大战役而无一定的紧张感和忧伤苦恼，因为想到这么一项重大决定蕴含的危险和责任。可以做出一个论断：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存在，从不全无危险。
在考虑被战争特有的敌对和危险激起了的情感时，我们无意排除在人的一生里始终伴随他的所有其他情感。在战争中也有它们的驻足之地。情感的许多小动作可能确实被战争的严肃责任压抑下去；但是，这只是就较低层级的人而言才成立，这些人刚经历了一阵努力和危险，便被赶入下一阵，顾不上看生活里的其他事情，摒弃油滑欺骗，因为死神在前，此技无用，从而达到了军人的朴实性，那一向代表军界的最佳方面。在较高层级上，情况不同。一个人的职位越高，他的视野就越宽广。种种不同的关切和五花八门的激情，无论好坏，将到处抬头。嫉妒与慷慨、骄傲与谦卑、严苛与温情：全都可能作为这大活剧里的有效因素出现。
除了他的情感素质，统帅的智力素质也非常重要。人们会预期，与一个冷静和强劲的头脑相比，一个喜爱空想、好高骛远和大不成熟的头脑运行得大不一样。
智力素质的很大多样性有其影响，它主要在较高层级上被感觉到，并且随一个人往上晋升而愈益增强。这是首要原因，导致——第一篇内已予谈论——达到目的的路径有很大多样性，导致在决定事态进程方面或然性和偶然性的作用被赋予大得不成比例的重要性。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性，在于它必须预期活反应，连同由此而来的互动过程。在此，我们谈论的不是估算此等反应的困难——那实际上是已经讲过的、估算心理力的困难的一部分——而是这么一个事实：互动的性质本身必定使之难以预料。任何举措将对敌人造成的效应在行动的所有特性中间，任何举措对敌人产生的效应是最突出的因素。然而，一切理论都必定固守现象范畴，永不能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特的案例；这必须留给判断力和才能。于是自然而然，其规划基于一般情况的军事活动那么频繁地被意外的特殊事件打乱；它应当大致留作一个才能问题，理论 指示 在此甚于在任何别的领域，倾向于不那么管用。
最后，一切信息的总的不可靠性带来了战争中的一个特殊困难：所有行动都可以说发生在一种朦胧不清之中，它有如迷雾和月光，往往倾向于使事情看来古怪夸张，甚于它们的实际情况。
被掩藏在这朦胧微光之中而无法看清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得不靠才能去猜测，或者干脆留待偶然性。因此，鉴于客观知识匮乏，一个人不得不再度指望才能，或指望运气。
鉴于论题的性质，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要为战争艺术构设一个能像脚手架那样起作用的模型，统帅任何时候都能依赖它提供支撑，干脆全无可能。每逢他不得不退回去依赖自己的内在才能，他都会发觉自己身在这模型之外，并且与之抵牾；不管法则如何多面，形势总是会导致我们已经提及的结果：才能和天才行事于规则之外，理论有悖于实践。
有两个摆脱这两难的途径。
首先，我们关于军事行动一般性质的评论不应被拿来当作同等地应用于一切层级上的行动。较低层级上最需要的是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那里要靠才智和判断力解决的困难少得多。行动范围较有限，手段和目的较少，信息较具体：通常它们限于实际可见的事情。然而，层级越是高，困难就越是增多，直至在最高统帅那里达到最高点。在这一层级上，差不多所有解决都须留给富有想象力的才智去构设。
即使我们将战争分解为它的各种不同活动，我们也会发觉困难并非到处都一样。活动越是物质性的，困难就会越小。活动越变得智能性，并且转变成对司令官的意志行使一种决定性影响的动机，困难就越增大。因而，与在决定交战目的方面要用理论相比，用它去组织、规划和操作一场交战较为容易。战斗是以物质武器进行，虽然智力确实起部分作用，但物质因素将占支配地位。然而，当进至交战的 效应 ，那里物质上的成功转变成要进一步行动的动机时，只有智力才是决定性的。简言之，与战略相比，战术会给理论家展现的困难少得多。
摆脱这困难的第二个途径，在于论辩一个理论不必是一则完全的信条，一种行动 指南手册 。每当一类活动一次又一次地主要处理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目的和同样的手段——即使可以有小的变动和无限多样的组合——这些事情就可以成为理性探究的对象。恰恰是这探究构成任何 理论 的最本质的部分，可以很适当地要求称作是理论。它是一种对主题的分析性调查，导致密切地 熟识 主题；应用于经验——在我们的场合是应用于军事史——它导致彻底地 熟悉 经验。它越接近达到这目标，就越是从知识的客观形式转变为技能的主观形态，就越会在事情的性质只允许才能去决定的领域证明自己有效。事实上，它将成为才能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理论将在如下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它被用来分析战争的各构成要素，准确地区分乍看来似乎混为一团的东西，充分地解释被用手段的特性和表明它们很可能有的效应，清楚地界定所见目的的性质，并且在一种彻底的审视性探究中照亮战争的所有方面。于是，理论成了任何想从书本里学习战争的人的一个指南；它将照亮他的道路，便利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力，帮助他免入陷阱歧途。
一位专家花费半生，试图去把握某个朦胧不清的论题的每个方面，他肯定比一个正试图在短时间内把握它的人更有可能取得进展。有理论，因而一个人不需每次都从头开始，整理材料，探究材料，而是会发现它现成在手，条理分明。这指的是教育未来将帅的头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他的自我教育中予以指引，而非陪伴他前往战场，恰如一位明智的教师指引和激励一个年轻人的智能发展，但当心不在他的整个余生始终牵手带领他。
如果理论家的研究自动地导致原理和规则，如果真理自发地结晶为这些形态，那么理论就不会抗拒心智的这一自然趋势。相反，在真理的拱门臻于这么一块拱顶石的地方，这趋势将被凸显。然而，显示所有思路汇集的那个点，但决不构建一个旨在战场实用的代数公式：这只是符合理性的科学法则。甚至这些原理和规则，也是意在给一个思考者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以利他被训练去实施的行动，而不是用作一个指南，在行动那刻精确地规定他必须采取的路径。
这观点将承认一种令人满意的战争理论——将真正有用、决不与现实相悖的理论——的可行性。它只需理智地对待，使它符合行动，并且填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荒唐的鸿沟，那是种种不合情理的理论那么经常地造成的。这藐视常识的鸿沟往往被狭隘无知的头脑用作一个借口，去辩护自己的天生的无能。
因而，理论的任务在于研究目的和手段的性质。
在战术方面，手段是为战斗而经训练的作战部队；目的是胜利。这个概念的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以后将在“交战”语境中被提供出来。这里，说敌人退出战场即表示胜利就够了。战略由此实现了它已给交战指定的目的，构成其真正 意义 的目的。这意义肯定将对取得了的那种胜利施加一定的影响。旨在削弱敌方作战部队的胜利不同于仅仅意在夺取某个位置的胜利。因此，一场交战的意义可以对它的规划和进行有一种显著的影响，从而需要联系战术予以研究。
在任何交战中，都有某些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交战的常在因素；我们在运用兵力时必须考虑到它们。
这些因素是场所或地形、时辰和天气。
地形可被分解为地理环境和地面性质的结合，它严格地说，可以对一场在一片平坦和未经耕作的平地上的交战毫无影响。
这实际上确实发生在大草原地区，但在欧洲的各个业经耕作的地区，需要动用想象力去设想它。很难设想文明国家中间有不受地理环境和地面性质影响的战斗。
由于白昼与夜晚之间的差别，时辰影响交战；当然，这里蕴含着一个意思：这些明确的界限可以被超越，因为每场交战都占用一定的时间，大规模交战可以持续多个小时。在规划一场大会战时，它要在早上还是要在下午开始有决定性影响。相反，有许多交战，在其中时辰是个中性因素；一般来说，它的重要性不大。
天气更难得是个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通则，只有迷雾才造成重要影响。
战略的初始手段是胜利，亦即战术性成功；战略的目的说到底，在于那些将直接导致和平的目的。为这些目的而对这些手段的应用也会伴有种种因素，它们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影响它。
这些因素是地理环境和地形性质（前者延伸到包括整个战区的领土和居民在内）、时辰（包括季节）和天气（特别是严重冰冻等罕有的天气状况）。
战略，通过将这些因素与一场交战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赋予这结果、因而也赋予交战一种特殊意义： 它给它指定了一个特殊目的 。然而，只要这目的不是那将直接导致和平的目的，它就依然是从属性的，也要被认为是个手段。重要性大小不等的成功的交战或胜利因而可被认作是战略手段。就地形而言，夺占了一处位置的交战是一场成功的交战。不仅各有特殊目的的一场场交战要被归类为手段，而且由各场交战因为指向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构成的任何更大的合成也可被认作是 一个手段 。一场冬季战役便是就季节而言的这么一个合成。
因此，剩下作为目的的，只是那些 直接 导致和平的目的。理论家必须按照它们的效应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审视所有这些目的和手段。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形成这些目的的一个完整无遗的目录？如果一番科学的审视意味着产生这一结果，它就会变得陷入所有那些困难——逻辑必然性已将其排除出战争操作和战争理论的困难。因而，我们转向经验，研究那些在军事史上互相关联的事件接续。结果当然将是一种有限的理论，仅基于军事史家记录下来的事实。然而， 这不可避免，因为理论性结果必须从军事史抽取出来，或至少对照它得到检验。这么一种局限性无论如何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非真实的。
这种方法提供的一大好处在于，理论将不得不始终讲求实际。它不能听任自己迷失在徒然思辨、钻牛角尖和异想天开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应当将它对手段的分析进行得多远？显然，只应当远得各个分立的属性将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同的火器的射程和效果在战术上极为重要；但是，它们的制作——虽然这支配它们的性能——却不相干；战争操作与从木炭、硫黄、硝石、铜和锡制出火药和火炮毫无关系；它的既定量是现成待用的武器，连同它们的效能。战略使用地图而不费神忧虑三角测量；它不探究为了产生最佳军事结果一国应该以什么方式被组织起来，人民应该怎样受训练和被治理。它将这些事情当作既定的接受下来，如它在欧洲各国共同体内见到的，只注意对战争行使显著影响的异常情势。
因而显然，一个理论必须涵盖的论题范围可被大为简化，战争操作所需的知识可被大为减少。一般军事行动有巨量知识和技能为之服务，所有这些都是为将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置于战场所需要的。它们在实现自己的战时最终目的以前，合成为几个大结果，有如条条溪流奔流入海以前，汇集为几条大江河。希望管控它们的那个人只须熟悉涌入战争大洋的那些活动。
事实上，我们的探查的这一结果如此势所必然，以致假如它有所不同，它的正确性就令人怀疑。只有这才解释了为何在战争中人才如此经常地成功出现于较高层级，甚至如最高统帅，其先前工作领域全然不同；确实，事实上卓越的将领从不出自最博学或最有学问的军官行列，却大多是社会出身不可能使之受过高程度教育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以为用详尽无遗的知识去开启一名未来将领的教育乃属必需甚或有益的人，一向被讥嘲为荒唐可笑的学究。的确，那方法能被轻而易举地证明有害：因为，人的智能由它吸收的知识塑造，由灌输给它的思想方向训导。只有宏伟的东西才能缔造宏伟的智能，琐细的东西将造就琐细的心灵，除非一个人将它们当作全然异己的予以拒斥。
战争中所需知识的简化一向遭到漠视，或者宁可说，这知识一向被合堆在全系列附属信息和附属技能一起。这导致了一种与现实的明显的矛盾，那只有通过将一切归因于天才方能解决，因为天才不需要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理论应当为天才而被制定出来。
每个有点儿常识的人都了解，最高等的天才与满腹学问的学究之间有巨大差别；人们有了一种天马行空似的任意思维，完全拒不相信理论，断定战争操作是人的一种天然机能，他的习性允许他干得多好，他就干得多好。不能否认，与强调不相干的专长相比，这种观点较接近真理；然而，较仔细地审视，就会发觉这言过其实。没有一定的理念积存，任何人类智能活动都无可能；这些理念绝大部分并非先天固有，而是后天所获，构成一个人的知识。因此，唯一的问题在于，它们应当是哪种理念。我们相信，我们通过如下声言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们应当只涉及他作为一名军人会直接关心的那些事情。
在军事活动领域内，理念按照指挥官的职责领域各有不同。在较低层级，它们会集中在较小和较有限的事物上；在较高层级，则集中在较宽广和较全面的事物上。有不能杰出地率领一个骑兵团的总司令，也有不能领导各路大军的骑兵指挥官。
战争中的知识 很简单 ，只针对那么少的问题，只关心它们的最终结果。然而，这并未使它的应用轻而易举。一般行动的障碍已在第一篇里得到了谈论。除去那些只能靠勇气才被克服的，我们论辩说只有在较低层级，真正的智力活动才简单容易。层级每提升一步，困难就随之增大；在顶级即总司令职位上，它成了人类智力能够遭受的最极端的困难之一。
一位总司令不需是个博学的史家，也不需是个学究，但他必须熟悉高级国务及其内在政策；他必须懂得当前事态、所虑问题和主要人物，并且能够形成正确的判断。他不必是个锐利的人类观察者或精致的性格分析家；然而，他必须知晓他要指挥的那些人的特性、思想倾向和行动习惯以及特殊长处和短处。他不需懂得怎样操控一辆大车或驾驭一匹辕马，但他必须有能力估计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一个纵队要多久才完成一段既定里程的行军。这类知识不可能通过一套科学公式和机械规则强行产生：它只能经一种判断本领才被获取，依靠将准确的判断力应用于观察人，观察事。
一位高级指挥官需要的知识由下述事实凸现来：它只能靠一种特殊的才能去获取，经过思考、研究和揣测，那是一种从生活现象抽取本质的智力本能，犹如蜜蜂从花朵汲取花蜜。除了研究和思考，生活本身作为一个源泉起作用。经验，连同其丰富教益，永不会产生一位
牛顿
或一位
欧拉
，但它大可以招致一位孔代
或一位弗雷德里克
的高等估算。
因此，不必为了维护军事活动的智识尊严而诉诸谎言或愚蠢的迂腐。从未有任何伟大的统帅是个智力拮据的人。然而，在较低层级上最卓越地效力但在统帅职位上证明几乎不及平庸的人不胜枚举，因为他们智力不足。甚至在总司令中间，也当然必须按照他们权力的范围做出区分。
还有一个必要条件仍有待考虑——对军事知识比对任何别的都更紧要的因素。知识须被如此融入头脑，以致它几乎不再以一种分立的、客观的方式存在。在差不多任何别的技艺或职业里，一个人能够使用他已从陈书旧卷学到的真理，虽然它们对他来说已无生命或意义。甚至总是现成在手、不断被用的真理仍可以是外在的东西。一名建筑师携笔铺纸坐下来，以便通过一番复杂的计算确定一座桥墩的支撑力，其时他所得答案的真理性并不反映他自己的个性。首先他仔细选取资料，接着他将它们纳入一个心智过程，那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其逻辑他在当时并不充分明白，只是大多刻板地应用。在战争中从不像这样。不息的变化和回应它的必要迫使司令官心载其知识的全部智能装置。他必须总是随时准备要拿出合适的决定。通过与他的心灵和生命的完全同化，这位司令官的知识必定被转变成一种真正的能力。为何在战绩卓著的人那里一切似乎都来得那么容易，为何它全都被归因于天生才能，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说 天生才能 ，是为了将它与已经由思考和研究去训练和教育出来的才能区分开来。
我们相信，这些评论澄清了任何战争理论面对的难题，并且提示了一种解决路径。
我们已将战争操作划分为战术和战略这两个领域。关于战略的理论如前所述将无疑遇到较大的困难，因为战术简直仅限于物质因素，而就战略理论——处理种种直接关乎恢复和平的目的——来说，却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些目的将不得不主要由 总司令 去考虑，因而难题主要出现在处于他的权能范围内的那些领域。
因此，在战略领域甚而甚于在战术领域，理论将满足于对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简单考虑，尤其在它包含最高成就的场合。如果它帮助统帅去获得洞察，那就足够了，那些洞察一旦被融入他的思维方式，就将便利和保护他的进步；还有，它永不会强迫他为了任何客观事实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