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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在希腊文原文中是“山羊之歌”之意，一说是因为酒神颂的合唱队披着山羊皮扮演角色，另一说是因为歌者在表演比赛中获胜的奖品是山羊。就起源来看，悲剧与希腊古老的民间酒神祭奠活动密切相关。它们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以及史诗故事，着力表现人与命运的抗争，广泛涉及重大的社会、道德伦理问题，风格崇高、悲壮。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悲剧的鼎盛时期，在雅典活跃着许多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是其中最杰出的三位悲剧作家。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悲剧之父”。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这决定了他日后政治观的矛盾性。在公元前490—前479年期间，出于爱国热忱，他先后参加了波希战争中著名的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战役和普拉泰亚战役，抵抗波斯的侵略。这些经历促使他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不义战争，这在其剧作中都有明显体现。据说埃斯库罗斯一生写过近八九十部悲剧，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的有七部：《乞援人》（公元前490）、《波斯人》（公元前472）、《七将攻忒拜》（公元前467）、《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465）、《阿伽门农》（公元前458）、《奠酒人》（公元前458）、《报仇神》（公元前458），其中最后三部被称为《俄瑞斯忒斯》三连剧。
索福克勒斯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他生活在雅典奴隶民主制繁荣时期，早年和土地贵族寡头派领袖客蒙交往，后与工商业民族派领袖伯利克里交好，这段人生经历影响了他在剧作中的政治立场。索福克勒斯和希罗多德交情甚笃，时常借用其史料进行创作。他还结交过智者学派，和诡辩派哲人是朋友，所受思想的影响都反映在他的剧作创作中。据说索福克勒斯一生约创作出一百二十部悲剧，但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的只有七部：《埃阿斯》（公元前442）、《安提戈涅》（公元前441）、《俄狄浦斯王》（公元前431）、《厄勒克特拉》（公元前418）、《特拉基斯妇女》（公元前429）、《菲罗克忒忒斯》（公元前409）以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公元前401）。
欧里庇得斯被誉为“戏剧舞台上的哲学家”。他生活在雅典奴隶社会民主制度衰落时期，曾长期服兵役，晚年又恰逢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雅典对盟邦的暴政、对神表示怀疑等思想在其剧作中都有所体现。他接受了自然哲学的“睿智”学说，喜欢研究人类心理、道德与行为，其剧作中的心理分析往往精彩独到。据说欧里庇得斯一生创作了九十多部戏剧，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的有十八部，主要包括《阿尔刻提斯》（公元前438）、《美狄亚》（公元前431）、《希波吕托斯》（公元前428）、《赫拉克勒斯的儿女》（公元前430）、《安德洛玛克》（公元前430）、《特洛亚妇女》（公元前415）、《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中》（公元前420—前412）、《海伦》（公元前412）、《腓尼基妇女》（公元前411）等。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分别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它们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最高艺术成就和创作典范。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了普罗米修斯反抗宙斯权威，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故事。《俄狄浦斯王》集中展示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与命运相抗争并最终失败、自我流放的故事。《美狄亚》则讲述了英雄伊阿宋背叛家庭，最终招致妻子美狄亚残忍报复的故事。三部悲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与传说，各具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马克思曾称赞普罗米修斯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俄狄浦斯王》集中展现人与命运的冲突主题，具有精巧的结构与错综的情节，通过一次次的发现与突转，将主人公俄狄浦斯推向绝境。《美狄亚》精彩独到的心理分析历来为批评家所称颂，其贴近生活现实的题材以及女性敢于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思想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化展现，堪称西方后世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源头，而其中“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原型也与世界各国文学中类似的故事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艺术典型价值。
纵观古希腊三大悲剧代表作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倾向，其主要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人与命运冲突的神秘呈现与哲理揭示。
古希腊悲剧中贯穿着命运观念，往往通过神谕来体现人物的厄运，渗透着命运变幻莫测的神秘因素。人的自由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的冲突是悲剧创作的重要主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生哲理意义的困惑与恐惧。在希腊悲剧中，命运往往被描述为一种无形的、神秘的、并带有不可捉摸的邪恶性的巨大力量。但剧作家的真正用意并非只是单纯地揭示命运的可怕和人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能和绝望感，相反，通过展现人物与命运的抗争，悲剧作家让读者体会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不屈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并由此体现人性的伟大和崇高。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当拉伊俄斯夫妇从神谕中得知儿子注定将弑父娶母时，为逃避这一悲剧命运，将尚在襁褓中的俄狄浦斯弃于荒野；被科林斯国王收养的俄狄浦斯，在偶然得知自己可怕的命运时，也毅然选择离开父母，放弃王位继承权，踏上流浪之旅。无论是俄狄浦斯还是拉伊俄斯夫妇，都为了避免悲剧命运而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之后作为忒拜城国王的俄狄浦斯，为解除瘟疫，按照神谕，追查杀死老国王的凶手，然而追查出的事实却是，凶手正是十六年前的自己。俄狄浦斯和拉伊俄斯夫妇的命运最终还是应验了当初可怕的神谕，积极的抗争反而增添了悲剧色彩。主人公越是努力摆脱命运，越是陷入命运的罗网；越是想要为民除害，越是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在索福克勒斯看来，命运不是具体的神，而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作家通过俄狄浦斯的毁灭，证明了命运的不可抗拒，表达了对人的命运与存在的困惑，但所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和反抗命运的刚毅精神。俄狄浦斯正是在这种竭力逃避命运、坚持追查真相的困兽犹斗的过程中，高扬了自由意志与理性精神，实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无疑，俄狄浦斯的行为是悲壮的，因为他无辜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俄狄浦斯又是高贵的，因为他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仍奋起抗争，捍卫了人的尊严与荣誉。
在神秘且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有时连神祇也无能为力。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万神之王宙斯将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让其受尽折磨，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他盗取天火的行为，更是想从他口中知道自己的命运，即自己将被谁取而代之；而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坚守秘密，是因为支配一切的命运不容许他透露。普罗米修斯作为伟大的先知，唯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无奈接受。他感叹道：“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抗拒，就得尽可能忍受着注定的命运。”在这里，命运更接近于神性，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它潜藏在神谕后，连神也无法抗拒，更何况是人了。人在与命运的冲突中不得不充满恐惧地向命运屈从。
如果说《俄狄浦斯王》肯定的是人对命运的抗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表现的是人对命运的妥协，那么《美狄亚》则揭示了人对命运的主宰。美狄亚大胆反抗丈夫伊阿宋的背叛、避免成为家庭牺牲品的行为，不仅害死了丈夫的新欢，更是在极端的复仇中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她挣脱束缚，成为自己人生和命运的主宰。在这里，命运的神秘色彩已被剧作家扫除，没有了神谕与预兆。在剧作家看来，决定命运的不再是神明，而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哲理思索。
其次，人物形象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与时代现实性。
希腊悲剧反映了古典时期平民与氏族贵族、奴隶主中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政治斗争，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产物。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代表了剧作家的政治立场。通过对剧中人物的遭遇与行动的描述，剧作家表达了对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现实问题的反思。
人物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恩格斯称埃斯库罗斯是与阿里斯托芬一样的有着“强烈倾向的诗人”。
剧作家将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斗争表现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冲突，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民主立场，歌颂民主精神。宙斯在剧中是一个暴君形象，作为一个新得势的神，一方面他对昔日的战友普罗米修斯恩将仇报，采用最残忍的手段进行迫害；另一方面他迫害人类，引诱伊娥，使得她漂泊到海角天涯。埃斯库罗斯生活在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形成时期，防止再有僭主出现，是当时的主要历史任务之一。因此，剧作家借宙斯这个形象来痛斥古希腊各城邦的僭主，表达对民主制度的拥护。而剧作中作为英雄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则彰显了民主派的不屈精神与自豪感。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的苦难，反抗宙斯的权威，即使受尽折磨也毫不妥协，这种崇高的英雄形象与理想精神着实令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米修斯原本在赫西俄德的诗中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了一位大胆反抗权威、爱护人类的伟大的神，由此可见埃斯库罗斯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政治用心。马克思曾把剧作中普罗米修斯对赫尔墨斯说的“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的神”视作哲学用以敌视天地诸神的格言，由此可见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政治影响之深刻。
《俄狄浦斯王》中的人物形象则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人的力量与价值突现，理性被崇拜与弘扬，以及后期理性信仰幻灭的时代风尚。剧中主人公的性格是在具体行动和对照中逐渐展现的：一方面，俄狄浦斯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他离家出走摆脱厄运的努力、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智慧、拒绝被邀回国的果断等都强烈地体现了当时强调人智与理性的核心价值观念；而在得知真相后，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则体现了他理智承担责任的悲壮。另一方面，当特瑞西阿斯暗示他是凶手时，他却指责对方诽谤，怀疑对方；当王后劝阻他进一步追查时，他又认为是自己卑贱的出身使她羞耻。这时，他性格中的偏激多疑、易怒专横等特点就暴露了出来。俄狄浦斯的这种非理性特点恰恰来自他对自身理性的坚信达到了固执的地步。索福克勒斯在创作该剧时，雅典盛世已过，民主政治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等因素都促使作家开始质疑理性的力量。他将这些社会现象的起因归结于命运的捉弄，表达了对社会现实无能为力的悲愤。通过悲剧的“升华”作用，剧作家使民众反思自身的存在，并进而关注城邦的未来，剧本和剧作家的时代现实指向由此得以凸显。
人物形象的时代现实性则主要彰显于戏剧《美狄亚》中。索福克勒斯曾指出，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而欧里庇得斯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希腊悲剧到了欧里庇得斯的手里，标志着旧日英雄悲剧的结束，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欧里庇得斯所处的时代是充满矛盾、动荡不安的，潜伏的社会矛盾与危机暴露出来并日益尖锐化，雅典城邦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剧作家深刻体会到民主制的严重弊端以及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并通过对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化地表达出来。戏剧中的伊阿宋不再是神话中取回金羊毛的英雄，而是一个喜新厌旧、背信弃义、冷酷虚伪的小人。他将婚姻作为夺取权势和地位的手段，说明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家庭崩溃、道德败坏已成为必然。因此伊阿宋的堕落具有普遍意义，剧作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痛斥了当时男子的普遍不道德与自私自利。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英雄神圣的外衣被无情地撕了下来。与伊阿宋的不完美形象对比，美狄亚是一个聪明果敢、富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剧作家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雅典家庭制度的不合理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美狄亚为了爱情背叛父兄，随伊阿宋来到异国他乡，却陷入家庭的牢狱，成为伊阿宋野心的牺牲品。她杀害儿子表面上看是出于报复而做出的疯狂行为，实际上却是被不合理的男权社会逼迫使然。在氏族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女性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然而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婚姻制度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而一夫一妻制“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
，在这种制度下，男性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则须严守贞操，地位逐渐下降。剧作家将美狄亚塑造成为一个敢爱敢恨、忍辱负重的悲剧性人物形象，意在表明当时女性备受压抑的共性特征，而她对男权社会的叛离，更是在当时具有超越时代现实的非凡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戏剧《美狄亚》的价值远远超出家庭悲剧的范畴。
最后，庄严崇高的风格与明晰简洁的语言。
古希腊悲剧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的特质决定了其反映的事件和情调都很严肃，剧作家通过对神话和英雄传说进行艺术化处理，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与庄严而崇高的风格相适应，悲剧的语言大多明晰简洁，十分自然，这也正是三大悲剧流传至今仍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从思想主题角度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是坚忍崇高的英雄形象，发出的是反抗命运与权威的自由呐喊。《俄狄浦斯王》重在突出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对命运罗网下的悖谬抗争具有深沉的哲理思索。《美狄亚》则是一出颠覆与叛离的女性宣言，是对现实社会的严肃思考。这些剧作深刻的思想普遍决定了它们崇高的风格，雄浑严肃、节奏毫不拖沓、一气呵成、剧情扣人心弦等是它们共同的风格特征。
从语言文字角度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改埃斯库罗斯其他剧作大多晦涩的文风，其文字简洁、语法简单，易于配合英雄形象的塑造与自由之声的呼喊。《俄狄浦斯王》的对话则显得利落紧凑，如俄狄浦斯与克瑞翁的谈话、俄狄浦斯与特瑞西阿斯的争吵等都安排得十分巧妙，紧密配合了戏剧深沉的哲理思索特质。而《美狄亚》的对话接近口语、十分自然，且具有散文化的趋势，明白清楚、通俗易懂，与戏剧贴近现实的整体风格十分吻合。
总之，古希腊悲剧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艺术感染力，其作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开端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维吉尔、朗吉努斯、莱辛、歌德等后世著名作家和批评家都曾高度推崇和赞扬过古希腊悲剧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