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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特》（又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又译《奥德修纪》）是古希腊两大史诗，相传为盲人歌手荷马所记录、整理，故合称“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叙事文学的辉煌之作，也是欧洲叙事诗的典范，代表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
荷马（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传说为古希腊民间歌手。关于其出身究竟如何，具体生活于什么时代，以及详细的、有据可循的生活细节问题，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荷马确有其人，根据史诗的方言特点推断其可能是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加工能力，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整理了两部伟大的史诗作品。另一种观点认为荷马并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的人，而是古希腊特定区域对一类行吟诗人的总称。
关于荷马的样貌特征以及生活细节同样无确凿史料可考，可能与《奥德赛》中的行吟诗人谛摩多科斯相似：双目失明，带着竖琴在各地吟唱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事迹。而正是行吟经历使他能够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加工整理，最终使史诗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呈现。
关于荷马是如何以文字的形式记录整理两部史诗的，则更是没有定论和充分的文献资料，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两部史诗是如何自然衔接在一起的，自然也就没有最终结论。
尽管关于荷马的生平经历由于历史年代久远等客观原因留存下来的很少，细节也相对比较模糊，但这并不妨碍当代读者领略两部史诗的艺术精神及其中所蕴含的希腊文化精髓。诚如英国学者吉尔伯特·默雷所说：“我们如果试图确定，古希腊文学开端之时，哪些诗是荷马的作品，那么答案必定是——一切都是‘荷马’的，或‘英雄的’。”
就目前荷马史诗的定本情况来看，两部史诗各分为二十四卷，分别由一万余行的六音步英雄诗体构成。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主线，讲述了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经历，气势恢宏磅礴，广泛反映了希腊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生产贸易等活动，后来成为希腊城邦时期公民教育的重要材料。史诗的下部《奥德赛》以奥德修斯的海上冒险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奥德修斯漂泊返乡并报复求婚人的故事。这是欧洲文学上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风格沉郁而充满智慧，后来成为文艺复兴和18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马克思对两部史诗作品有过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具体到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历史映射与神话因素相结合。
一方面，史诗反映了自多利安人入侵到史诗形成这一时期希腊社会历史各方面的状况，堪称希腊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史诗取材于早期古希腊神话和传说，对其进行想象加工，形成人神交混的史诗奇观。
在社会关系与斗争、经济生活方面，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许多描写来看，荷马所处时代已开始形成阶级、私有制、奴隶制与父系家长制。《伊利亚特》中的部落首领拥有家奴以及更多的私人财产，特洛伊宫廷的女仆们在赫克托尔妻子的指挥下织布纺纱等，都是奴隶制萌芽与私有制出现的标志。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斯禁止母亲在男人面前发表意见，而母亲也完全遵从，这是典型父系家长制社会形态的表现。
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当时的军事领袖由各部落酋长担任，虽然大权在握，却不能为所欲为。《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描写了阿开奥斯人召开全营大会，许多大事须由全体士兵决定，这说明已初现对权力进行必要限制的考虑。
在宗教风俗方面，史诗具体描绘了各种祭祀仪式与经济活动过程。撒麦屑和分食祭肉的仪式场景频繁出现；帕特洛克罗斯葬礼上的丧葬竞技是古希腊文化的传统习俗，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通达神灵的愿望。《奥德赛》中埃尔佩诺尔因醉酒从房顶摔落而死，在阴间哀求奥德修斯为自己举行葬礼，否则灵魂不得安息，这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葬礼的重视。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锻造甲胄的描写，传达了劳动的喜悦，盾牌上展现的生产劳动的图画也历来为人所惊叹。
史诗在直接映射希腊社会生活的同时，还注入了神话因素来隐喻当时的希腊社会现状。
史诗在战争起因的解释上，讲述了“金苹果之争”。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遍邀天上诸神，唯独忘掉了“不和女神”厄里斯。结果在婚礼当天，“不和女神”厄里斯掷出了一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天上最美丽的女神”。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为此发生了争执，最终“金苹果”经过帕里斯的裁决判给阿佛洛狄忒。表面上这是借助神话故事交代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但实质上这是讲述一场在神话外衣掩饰下的经济掠夺。迈锡尼时期希腊各部落都是通过战争来增加财富的，而特洛伊地处欧亚海陆交通要塞，繁荣富庶，因此被希腊人所觊觎。
史诗在战争过程的描述中，不断暗示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新神谱系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是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反映，宙斯在这里俨然是一个氏族首领的形象。具体到史诗的情节展现，神话因素更是随处可见。作为完美英雄代表的阿喀琉斯，仅仅因为被射中了脚后跟便死去，也是荷马在神话传说基础上创作的缘故。传说阿喀琉斯被浸冥河而刀枪不入，唯独遗漏了脚后跟，因此脚后跟是他全身唯一脆弱的地方。神在战争中左右着对战双方的胜负，他们经常为了所支持的一方而亲自参与战争，因此诸神间也难免大动干戈。他们甚至对战争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提丢斯为了儿子阿喀琉斯的安危曾向宙斯求情，使阿开奥斯人在一开始节节胜利；天后赫拉则设计诱惑宙斯，借此拖延时间，好让波塞冬趁机帮助阿开奥斯人，从而改变战争局面。正如史诗中所说：“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战争的结果和双方英雄的命运全都掌握在诸神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英雄们就甘愿如此，有时诸神也会被人间英雄打得落荒而逃，这时人的力量便凸显了出来，人得以“神化”。总体来看，荷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以神话思维为主导，神的意志决定人间的一切。
其次，鲜明的人物形象高度体现了希腊的民族性。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长篇史诗的登场人物必须是民族精神的十足的代表”，主人公“通过自己的个性来表现出民族的全部充沛的力量，它的实质精神的全部诗意”。
荷马史诗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史诗”，是因为其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英雄形象。史诗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形象，体现着希腊民族的民族性，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刚强勇猛、骁勇善战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希腊民族性中最首要也是最突出的一点，这在《伊利亚特》对诸多英雄的描写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特洛伊战争双方的英雄大多是半人半神，一个个武艺高超，威武异常，而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英雄形象便是阿喀琉斯。史诗极力渲染他高大威武的形象，例如他在战场上一出现，雅典娜就在他头上聚起一堆金色的彩云；他的吼声惊天动地，足以吓跑敌人。阿喀琉斯在不同命运面前的抉择，最能体现他对战争的奋不顾身。神谕说他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待在家中过和平生活，幸福长寿；另一种是征战沙场，虽然能取得无限荣誉，但注定早死。他不顾母亲的警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为了民族挺身参战。作为希腊民族的完美代表，阿喀琉斯几乎具备了各种希腊品质，成为希腊人心中最为理想的英雄形象。他的两次愤怒是对个人尊严与荣誉的维护，体现了个人本位主义价值取向；不顾母亲的预言和劝阻，选择战死沙场的行为，反映了希腊人不消极屈从于命运，最大限度实现生命价值的人生观；死后成为地下统领，却认为“宁愿在世为奴，也不愿在地下统治亡灵”，这种热爱现世生活、厌恶死后世界的思想也是典型希腊式的。同时，“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也透露出希腊人对自身民族性格的省察意识：将个人荣誉与尊严置于民族集体利益之上是有害的。而荷马对特洛伊英雄的赞颂，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希腊民族主义的超越。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相比更具有悲剧色彩。他明知特洛伊要打败仗，城池将被摧毁，死后自己的妻儿将面临被奴役的命运，但仍愤然迎战。他和妻子安德洛玛克的辞别场面历来催人泪下。
如果说《伊利亚特》体现的是希腊民族英雄主义的情怀，那么《奥德赛》则突出体现了希腊民族性中对智慧的崇尚特征。史诗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和领袖形象，他在十年漂泊的过程中，无数次战胜了各种艰险和困难；返乡后通过一系列的伪装，来考验妻儿、家仆以及父亲，则体现了他强烈的探察意识，反映了希腊人理性求证的思维方式。即使面对智慧女神雅典娜，他也通过编造谎言来试探。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当奥德修斯表明自己身份时，她充满疑虑，直到奥德修斯说出“婚床的秘密”，她才完全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希腊民族认知范式中逻各斯的转向。
再次，高超的叙事艺术与布局谋篇方式。
史诗题材宏大，人物众多，却并不显得芜杂，这主要得益于高超的叙事艺术与布局谋篇方式。史诗将复杂多样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小段时间上，有详有略，有起有伏，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
在布局谋篇方面，两部史诗都涉及十年时间中所发生的故事，但荷马并没有从故事发生的一开始按时间先后顺序娓娓道来，而是采取了凝缩时间和空间的方式，集中讲述一个人物在一段时间中发生的某一中心事件，从而使史诗在整体上显现出“整一性”的结构原则。这种“整一性”的情节安排使叙述不枝不蔓，重点突出。《伊利亚特》围绕阿喀琉斯的两次愤怒展开事件和主题，将故事集中于战争的最后五十一天，并着力展现其中最为关键的二十天。《奥德赛》则围绕返乡这一行动，集中描写海上冒险经历中四十天的故事，又详细叙述其中最精彩的五天，并围绕着归家海上冒险和重新夺回王位两条线索交错展开。
史诗的叙事角度也别出心裁。诗人以旁观者角度叙述故事，显得真实可信；有时让人物作为亲历者追叙，则更显得惊心动魄。例如《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历险并不是由诗人描写，而是通过他本人在酒宴上进行回忆讲述，讲到兴起时，甚至编造一些虚构的故事，充分调动对方的兴趣。这种编造虚假故事的叙述模式，宣告了虚拟化叙事的诞生，后世的剧作家与小说家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沿袭了这种叙事样式。
最后，简明优美的语言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荷马史诗之所以在今天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还与其简明优美的语言以及比喻、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关。
史诗主要使用爱奥尼亚方言，措辞精致，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诗体，没有尾韵，节奏感强，适合吟诵。受到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为方便记忆，史诗中还存在大量程式化用语与重复用词，如“有翼飞翔的话语”“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等，虽然显得有些拖沓，但增强了节奏感，利于听众紧跟故事进展，丰富生活画面，给作品带来一种古朴优美的气息。
史诗在描述人物和事件时，使用了约八百个从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中选取出来的比喻，被誉为“荷马式比喻”。最为精彩的是明喻，如帕特洛克罗斯哭求阿喀琉斯出兵这个场景，被荷马形容为“抓住母亲裙角求抱的小姑娘”；心事重重的奥德修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被形容为“像一条翻烤的大香肠”；阿波罗摧毁希腊士兵的围城，“像一个小男孩蹬翻一小座沙堆的城堡”，都极为生动有趣，从中体现出说者努力调动听者注意力和兴趣的意图。除明喻外，史诗的隐喻也极为形象生动，例如用“青铜的睡眠”形容被阿伽门农刺杀的敌将躺倒在地；把赫克托尔比作笼罩大地的“一朵战云”，突出了他的勇猛形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史诗中也很常见。史诗中出现很多所谓“不祥之兆”，比如赫克托尔的婴儿在见到父亲头上的战盔时尖声哭叫，预示着赫克托尔将会战死沙场。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抉择，更能突出赫克托尔的英雄风范，增添了悲剧色彩。史诗中多次出现的“苍鹰从头顶掠过”，象征着神意即将干预战事。这些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宽了作品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意趣。
总体来看，荷马史诗作为一部长篇巨作，在古希腊文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代表西方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逝。荷马史诗对后世西方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笔下都留下了它的影子。荷马史诗取得的成就与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正如恩格斯所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