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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欧洲跨入现代性世界门槛的一个关键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尽管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总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反封建斗争空前激烈。新科学与新思想取得突破进展，启蒙运动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运动中构建起来的启蒙现代性话语铸就了日后西方社会、文化的新形态，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与阶级矛盾角度来看，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力量日渐雄厚，资本主义发展日趋成熟，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专制下的教会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等却矛盾重重，各国经济发展也并不平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执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使得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法、德等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却受到君主专制统治、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势力与特权的严重阻滞，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与封建主义和教会势力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要继续向前发展就亟须掌握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上展开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从理论上指明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必要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启蒙运动的发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从社会变革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其对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代表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势。就当时法国的政治情势来看，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革命一触即发。就当时法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却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与此同时，法国专制王朝的财政危机也不断加剧，法国政府濒临破产。最终，在启蒙运动提供的自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法国大革命轰烈打响，并迅速波及整个欧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力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不仅是法国的革命，更是“欧洲的革命”；它不是某一阶级对旧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从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思想得到迅速传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各自形成了独立学科。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成为众多学科新发展的基础。瓦特于18世纪中期改良了蒸汽机并将其投入工业生产，受到广泛欢迎。科技的发展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成为推动启蒙运动兴起的驱动力。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新思想的产生与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一些哲学先驱和思想先驱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瓦解封建制度。于是，他们以理性作为工具和武器，反抗封建制度和宗教威权对思想文化的钳制。他们提出的思想和倡导的精神对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拉开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序幕。其中，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明确提出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并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国家是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反对君主专制，认为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些新思想首先传至法国，而后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广泛传播，直接催生了启蒙思想文化运动。
总之，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状况、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决心以及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思想的萌生，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共同催生了启蒙运动的发生。“理性崇拜”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启蒙文学也随之在欧洲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启蒙运动是指发生在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又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一词的原意为“照亮”，引申到思想文化领域，就是要用理性的智慧去开启和照亮人的心智，实现思想解放和政治意识的觉醒。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在康德看来，所谓的“不成熟状态”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
因此，康德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在这里指出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启蒙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现实中人的愚昧性，这集中反映在人的“不成熟”状态中。在康德看来，人之所以安于这种状态，与人天性中的懒惰和怯懦有着直接的联系：“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须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人们习惯于依赖他人和他人的指挥，习惯安于现状而不思改变，所以才会长时期停留在愚昧无知的生存状态之中。启蒙运动由此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即改变人的这种长期懒惰愚昧的生存状态。其次，康德提出了“理性”的启蒙本质问题。康德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缺乏理性和自觉运用理性的能力的，所以要在启蒙运动中高扬人的理性和人的主体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由而宽松的土壤和环境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康德明确指出，唯有自由，才能成为理性生根发芽的基础，理性与自由密不可分：“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最后，鉴于当时的欧洲社会现实，康德认为自由的理性的最大障碍来自宗教，因此他鼓励人们打破宗教的禁锢，在实践中自觉传播自由的理性精神，并推己及人，与宗教传统和反对独立思考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主动而有意识地完成启蒙的伟大事业：“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情况和文学传统的不同，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有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点，但在思想艺术特征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第一，“理性崇拜”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同时也是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启蒙主义学者把理性作为甄别一切真理的标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主义学者对理性的崇拜深受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所笃信和提倡的理性，与古典主义时代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理性截然不同，启蒙主义的理性是资产阶级的“自然理性”，即未经过严格的系统训练，是人自发的、对事物因果关系进行梳理的理性思维。在启蒙学者看来，这里的“自然”指“自由”，即不受宗教思想压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划分的影响。启蒙理性的提出旨在将人们从黑暗和蒙昧中拯救出来，它既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启蒙作家则更加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他们强调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积极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作品中展现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推动人类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甚至还提出了“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的主张。
第二，启蒙主义文学的主体思想内容是集中、尖锐、彻底地对封建专制和教会黑暗进行批判和嘲讽。启蒙作家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思想内核，把反封建、反教会的范围由伦理道德层面扩大到政治权力层面，明确提出“天赋人权”等理论主张。他们毫不避讳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号召人们推翻封建王朝，大胆宣扬人的自由，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勾勒出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图景。
第三，启蒙文学较以往的文学相比具有强烈的民主性。启蒙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是皇帝、贵族或宫廷中的大臣，作为主人公甚至英雄人物登场的是资产阶级、困苦的城市平民和农民。启蒙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塑造了鲁滨逊、维特、浮士德等经典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身上均闪耀着带有时代特色的理性之光，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
第四，以“理性崇拜”为思想基础，启蒙文学更具鲜明的哲理性和政论性。启蒙作家往往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融入作品中去。在最具代表性的哲理小说中，作家们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使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宣传启蒙思想、传播社会理想的工具，呈现出带有理性精神的“阿波罗风范”。
第五，启蒙文学扬弃了古典主义文学对文体的严格要求，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启蒙文学作品的内容更丰富多彩，新创了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抒情小说、正剧等多种文体，艺术表现手法更为复杂多样。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情感变化。
总体来看，作为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启蒙主义文学在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中，一方面出色地实现了它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另一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第一，批判专制统治与教会，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反映资本主义矛盾，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英国启蒙主义文学以现实主义小说成就最高。这些小说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选取普通人为主人公，映射当时英国的社会现状，宣扬资产阶级精神与思想。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通过青年商人鲁滨逊海上冒险、被迫滞留并改造荒岛的故事，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精神和价值取向，塑造了英国早期“真正资产者”的艺术典型。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是著名的讽刺小说家，他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通过主人公海上冒险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描写，揶揄、讽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18世纪中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达到顶峰，塞缪尔·理查逊（1689—1761）、亨利·菲尔丁（1707—1754）等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理查逊的代表作《帕米拉》（1740—1741）以女性视角观察英国社会、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采用书信体小说的艺术形式揭示了启蒙思想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菲尔丁的代表作《汤姆·琼斯》（1749）则通过弃儿汤姆·琼斯恋爱和游历社会的经历与见闻，对英国社会的现实黑暗予以揭露。
法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发源地。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对专制统治、教会与社会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与讽刺，代表作家是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和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是法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家，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1748）将法制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首要位置，详细论证了三权分立学说；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1721）作为启蒙文学的奠基之作，深刻批判并讽刺了专制统治和教会压榨下法国社会的黑暗与病态，宣传了启蒙社会的理想。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作家，他宣扬文艺为社会发展和启蒙思想服务，其创作洞见深刻、笔锋锐利、精于讽刺，富于启蒙主义的战斗精神。伏尔泰作品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哲理小说，包括《老实人》（1759）、《天真汉》（1767）等。代表作《老实人》通过描述老实人甘迪德在旅途中的悲惨遭际和境遇，使之在成长、成熟中抛弃盲目乐观主义，从懵懂无知变得现实客观。
第二，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宣扬自由、民主、博爱等启蒙理性精神的同时，也流露出启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带来的感伤情绪。
法国中后期的启蒙文学显现出较为激进的态势，哲理性、政治性和论战性更为鲜明强烈，主要作家包括德尼·狄德罗（1713—1784）、让−雅克·卢梭（1712—1778）和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等。狄德罗是法国启蒙文学的中坚力量之一，“大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十几年的时间编纂《百科全书》，意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恩格斯称赞他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
狄德罗的文学代表作是对话体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1762），小说表现了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碰撞，宣传了启蒙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这部作品是“辩证法的杰作”。
狄德罗还冲破悲剧和喜剧的界限，对戏剧的艺术形式进行创新，以正剧来反映启蒙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市民剧《私生子》（1757）、《一家之长》（1758）等。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现了启蒙运动激进民主派的倾向。他的代表作《新爱洛伊丝》（1761）、《爱弥儿》（1762）、《忏悔录》（1782）等主张个性解放、传达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博马舍是法国著名的启蒙作家，其艺术成就当属戏剧最高。他承继狄德罗的戏剧主张，创作出法国戏剧史上最杰出的市民剧《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费加罗的婚礼》（1778）和《有罪的母亲》（1792），这些作品将封建贵族作为嘲讽对象，歌颂了贫民主人公，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
英国中后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受社会现实与社会矛盾的影响，形成了感伤主义小说。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使农耕经济遭到破坏，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中下层人民生活困顿，社会矛盾的凸显使作家逐渐认识到启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将这种感伤情绪融入创作之中，形成了感伤主义小说。英国感伤主义的主要作家包括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和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前者的代表作是《感伤的旅行》（1768），小说以约里克牧师的旅行为主线，串联起旅途中的琐碎事件和事件所引发的人的情感波动，呈现出抒发伤感情思的特质，感伤主义由此得名。后者的代表作《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描写了牧师一家被地主欺压的悲惨经历，讽刺了地主的残忍和人性的虚伪。
第三，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发扬文学的民族风格，表达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较之英、法两国独具民族特点。这一时期的德国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经济衰败、政治涣散，资产阶级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但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社会经济、呼唤民族统一的声音在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日益高涨。德国启蒙作家率先垂范，开始以文学为武器，反抗封建专制，传达民族统一的呼声。但因现实的落后，他们只能在精神领域构筑理想王国，从而形成了德国文学辉煌、但社会混乱的现实局面。
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孕育期（1700—1770）和高潮期（1770—1785）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作家包括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弗里德里希·高特里卜·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和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1781）等，他们共同致力于创造德国的民族文学。莱辛是德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是德国民族文学的真正奠基人，他的美学著作《拉奥孔》（1766）和戏剧评论集《汉堡剧评》（1767—1769）为德国民族戏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莱辛提出戏剧创作要写作市民悲剧，要反映德国的社会现实，要向莎士比亚学习，反对模仿古典主义戏剧的规范和程式。莱辛还亲自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对封建君主和宫廷生活进行严厉抨击，宣传启蒙运动的社会理想和革命精神，代表作包括市民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和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等。德国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二阶段是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狂飙突进”运动得名于剧作家克林格尔（1752—1831）的戏剧《狂飙突进》（1776），这是一场由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城市青年发起的全国性的文学解放运动。他们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在文学方面则强调作家要在创作中表达自身情感并彰显文学的民族风格。“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除了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外，还包括赫尔德（1744—1803）、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其中，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帜；席勒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重要中坚作家，其市民悲剧最为杰出，剧作《阴谋与爱情》（1782）、《堂·卡洛斯》（1787）等传达出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