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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最为敬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巨大身影在他的心目中遮没了其他一切作家，成了他全家崇拜的对象”
；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称赞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中心”，认为“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本·琼生则表示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镇。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从事皮革生意，成为当地有声望的富商，1568年当选为镇长，后家道中落。莎士比亚七岁时进入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十四岁时辍学谋生。1582年，莎士比亚与安妮·哈瑟维结婚，1585年前后离开家乡奔赴伦敦。莎士比亚到伦敦之初做过剧院的看马人，后成为临时演员。1590年起，莎士比亚开始其戏剧创作生涯，他的戏剧才华很快得到认可，剧作在伦敦剧坛崭露头角。1594年后，莎士比亚进入宫内大臣剧团，1599年加入伦敦环球剧院，并成为该剧院的股东之一，同时也是编剧和演员。1612年，环球剧院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莎士比亚也于同年返回家乡，并于1616年4月23日逝世。
在莎士比亚幼年时期，斯特拉福镇经常会有一些从伦敦来的著名剧团作巡回演出，这引起了他早期对于戏剧的浓厚兴趣。在文法学校期间，他接触到古罗马的诗歌和戏剧，其中尤以诗人奥维德及其作品《变形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去往伦敦之后，在剧院打杂、为看戏的绅士们看管马匹以及后来成为雇佣演员等人生经历为莎士比亚进一步提供了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机会，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为其日后戏剧创作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莎士比亚成为编剧和剧团的股东之一，又结识了一批青年新贵族和大学生，这使得他进一步接触了古代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并由此开始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1592至1594年间伦敦爆发瘟疫，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得到青年贵族南安普顿伯爵的庇护，有机会接触到贵族文化圈，能直接观察和体会上流社会的人情世故，这是他在创作中能够精准把握上层人物的面貌、并将其展现得真实生动的重要原因。此外，莎士比亚对爱情讴歌的同时，也有对青年男女婚前克制的规劝，这可能与其婚姻生活不够和谐愉快有直接联系。
自1590—1612年长达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莎士比亚共写就戏剧三十七部、叙事长诗两部、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其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1590—1600）为“历史剧、喜剧时期”。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有历史剧九部、喜剧十部、悲剧三部，还有叙事长诗两部和十四行诗集一部。此时期正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统治的鼎盛时期，莎士比亚作品的总体基调是乐观昂扬的。
这一时期的历史剧主要包括“第一个四部曲”，即《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1590—1591）、《理查三世》（1592）；“第二个四部曲”，即《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亨利五世》（1598—1599）、《约翰王》（1596）。这些历史剧大都取材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编年史，反映了13至16世纪英国三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历史，表达出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人文政治观念。在艺术上，莎士比亚历史剧注重将战争场面、宫廷生活与市井情境有机融合，场景十分广阔，具有史诗般的宏伟构思。
这一时期的喜剧主要包括《错误的喜剧》（1592）、《驯悍记》（1593）、《爱的徒劳》（1594）、《维洛那二绅士》（1594）、《仲夏夜之梦》（1595）、《威尼斯商人》（1596）、《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无事生非》（1598）、《皆大欢喜》（1599）、《第十二夜》（1600）。莎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洋溢着青春和生命的气息。温柔、善良、热情、高雅的女性形象异常突出，通过展现女性优秀的内在品质，莎士比亚传达出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的爱情观，即男女之爱是美好的，更是审美的，这与中世纪宗教伦理禁锢下的两性观念截然不同，从而显示出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色彩。
这一时期的悲剧包括《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3）、《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裘力斯·凯撒》（1599）三部，皆属于早期悲剧。莎士比亚的早期悲剧带有明显的喜剧色彩，女性人物形象鲜明，浪漫色彩浓厚，唯有至结尾处显出突然的转折。
这一时期的叙事长诗则包括《维纳斯与阿都尼斯》（1592）和《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两部。前者描绘了维纳斯追逐貌美猎手阿都尼斯的故事，展现了爱与美相统一的主题；后者在描写爱的炽烈的同时，也歌颂了妇女的贞洁。《十四行诗集》（1593—1598）共包含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献给一位青年贵族，赞颂贵族的俊美和他们的友情；第二部分献给一位深肤色女子，歌颂爱情。
第二时期（1601—1607）为“悲剧时期”。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高峰期，有悲剧七部、喜剧三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政治发生变化，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进入末期，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封建王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突出。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作品转向揭露社会问题，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执着与对人文主义的反思两种矛盾的心理交织在作品中。这一时期作品的基调也随之发生变化，以悲愤和沉郁为主。这一时期的主要悲剧作品包括被称为“四大悲剧”的《哈姆莱特》（16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5）和《麦克白》（1606）；以罗马历史为题材的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6）、《科利奥兰纳斯》（1607）和《雅典的泰门》（1607）。喜剧则包括《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2）、《终成眷属》（1602）和《一报还一报》（1604）。
第三时期（1608—1612）为“传奇剧时期”，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晚期。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创作有传奇剧四部和历史剧一部，前者包括《泰尔亲王佩里克里斯》（1608）、《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2），后者则是《亨利八世》（1612）。进入传奇剧时期的莎士比亚创作风格再次发生变化，莎士比亚一生中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以及寻求解决途径的尝试和努力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中展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莎士比亚步入晚年，他在戏剧中更多强调的是仁爱、宽恕和忍让，试图以善的力量去抵制人性中的恶，以爱去化解和消弭矛盾，并将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未来。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剧作主要讲述的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哈姆莱特的故事最早见于1200年前后丹麦史学家萨克索·格兰玛蒂克斯编写的《丹麦史》，16世纪末英国已经有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和剧本。莎士比亚借鉴了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将其改编成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悲剧，并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
首先，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因素相结合的方式审视历史和社会现实，并进行独特的审美艺术观照。
现实主义手法在《哈姆莱特》中占主导地位，同时辅以丰富的浪漫主义因素，使整部戏剧呈现出现实与浪漫交织融汇的艺术景象。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王权之间斗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莎士比亚在戏剧《哈姆莱特》一开场就以丹麦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乱局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进行艺术化展现。挪威敌军兵临城下之际，宫廷内外却混乱不堪、矛盾频现。老王新丧，新王就迎娶寡嫂；大臣们貌合神离、钩心斗角；群情激愤、暴乱闯宫，内外交迫的国家现实正如哈姆莱特的悲呼：丹麦是一所牢狱。莎士比亚勾勒丹麦千疮百孔、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图景，以及剧作逐渐铺展开的广阔社会场景和这些场景中人物的言语、行动、思想、追求等，无不使人联想到作家生活和面对的现实状况，显现出英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剧作中莎士比亚所竭力描述的丹麦景况，就是17世纪初英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折射，在此意义上，《哈姆莱特》是借由丹麦发生的历史事件对英国的社会现实加以观照。莎士比亚真实地勾画出文艺复兴晚期英国社会的面貌，把对人文主义的深度反思和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关注联系在一起，在剧作中展示出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不可避免的尖锐冲突，使读者充分意识到哈姆莱特的悲剧既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社会和现实的悲剧。
戏剧在强烈的现实主义氛围中，还将想象、情感、夸张、理想等浪漫主义因素糅入其中，从而使整部剧作充满浪漫色彩，进而渲染和深化了悲剧气氛及主题。作家笔下的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形象，寄托着作家对于人的品格、理想追求、崇高境界的所有美好想象，这使得哈姆莱特这一艺术形象本身和他的复仇过程呈现为现实与浪漫的统一；作家对奥菲利娅的死亡加以诗意化呈现，用极富浪漫美感的景象蕴藏深刻的悲剧意味。作家还以幻想、情感、想象创造艺术形象，构成超越现实的离奇现象和奇特虚幻的场景，使剧作情节诡谲曲折，充满浪漫色调，这在鬼魂的场景中表现尤为突出。莎士比亚先让士兵谈论鬼魂夜半出没；继而引发哈姆莱特的强烈驱动，去触碰离奇血腥的“真相”；进而促成哈姆莱特去行动，坚定他复仇的决心。同时，戏剧第一幕中霍拉旭也曾谈及鬼魂出现，并将之与罗马帝国凯撒遇害前的种种异象显现相联系，说明这些异象是国家发生重大变故的预兆，预示丹麦将有重大事件或变故发生。作为幻想的产物，鬼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作家却让鬼魂的出现来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直至高潮，这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处理方式。《哈姆莱特》从情节设置到人物塑造，不时呈现动人心弦的浪漫色调，并自然融汇到整体的悲剧氛围之中，这是作家以自身的忧患意识对混乱颠倒的时代与社会进行独特审美观照的结果。
其次，多线索架构布局深化悲剧内涵，突出悲剧艺术效果。
《哈姆莱特》凸显出莎士比亚对于戏剧情节结构的高超设计和处理能力，剧作整体采用多线索架构布局，三条复仇线索以及四组误杀情节安排得当、交错推进，一方面呈现出了人物关系的复杂、宫廷内外的混乱、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效果，深化了剧作复仇主题的悲剧内涵。
莎士比亚使用当时戏剧创作中较为常见的多线索布局，设置三条复仇线索，交错发展、互为映衬，使剧作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这三条复仇线索分别是：哈姆莱特的父亲被叔父克劳狄斯谋害，哈姆莱特为父亲向克劳狄斯复仇；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的父亲向哈姆莱特的父亲挑战被杀，小福丁布拉斯为父亲向哈姆莱特复仇；贵族青年雷欧提斯的父亲波洛涅斯被哈姆莱特误杀，雷欧提斯为父亲向哈姆莱特复仇。这三条复仇线索分别展开的同时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衬托交错推进，哈姆莱特要为父申冤报仇，导致误杀雷欧提斯之父，激起雷欧提斯的复仇欲望，而小福丁布拉斯为父报仇，又坚定了哈姆莱特为自己父亲复仇的决心。这样所有人物碰撞交锋，使读者在对比人物命运中体悟悲剧的意味。这三条线索交错发展的同时又主次分明，剧作是以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为主线，以小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的复仇行动为副线，两条副线对主线构成映衬和烘托，从而深化了哈姆莱特复仇的深刻内涵。
三条线索的相互交织也构成推进剧情向前发展的动力，从而使戏剧场景不断转换，引发激烈的戏剧冲突，直至剧情达到高潮并产生摄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莎士比亚围绕主副三条线索的有机融合，还设计了四组误杀情节，使之与三条线索相配合。这四组误杀情节分别是英国国王误杀丹麦使者，哈姆莱特误杀波洛涅斯，克劳狄斯误杀王后乔特鲁德，哈姆莱特误杀雷欧提斯，这一系列误杀情节也反映出莎士比亚对人和命运、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思考。此外，莎士比亚还在具体情节设计时以“戏中戏”手法安插了《捕鼠机》环节，哈姆莱特要以此试探克劳狄斯是否是弑父真凶。克劳狄斯在“戏中戏”演到弟弟把毒药灌进哥哥耳朵里之时，表现得惊慌失措而露出破绽，哈姆莱特内心的疑惑得以证实。这一情节的安插丰富了悲剧的层次感，使悲剧内蕴拓深，审美效果增强。
再次，通过展现人物内心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的复杂与丰赡。
莎士比亚洞悉人的内心世界本质和人性的复杂，善于以人物内心冲突为主要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的丰赡、复杂。
在戏剧冲突的建构上，莎士比亚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外在冲突内化为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加以集中展现，善于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和细腻生动的描述来展示人物内心冲突，并以此为手段展现人物性格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哈姆莱特》的核心情节是王子为父复仇，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内心冲突是随为父报仇的情节推进得以迅速展开、对峙激化和遽然化解的。莎士比亚描述出哈姆莱特犹豫不定、顾虑权衡、痛苦抉择的心理历程，又将此历程中哈姆莱特既意图重整乾坤又感觉回天乏力、既心怀人文理想追求又对现实与人性悲观失望、既深爱母亲乔特鲁德又对母亲改嫁叔父愤恨不满、既同情和爱恋奥菲利娅又对她的脆弱怨怒不已、既对人生绝望想与生命作别又对不可知的来世极端恐惧等一系列内心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莎士比亚对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揭示，显现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透视人物的心理蕴涵，剧作中的哈姆莱特形象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不仅是作为戏剧主人公的哈姆莱特形象，其他的次要人物形象通过莎士比亚的心理挖掘也呈现出超凡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克劳狄斯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但又绝不舍弃权力、野心和欲望；王后乔特鲁德懦弱痛苦，糊涂而又缺乏主见，但她对儿子慈爱牵挂，为哈姆莱特的疯癫而焦虑，为哈姆莱特的误杀而辩护；奥菲利娅不谙世事、天真纯笃，哈姆莱特的疯癫使她无望，父亲被爱人误杀使她疯狂。这些饱满的人物形象都增加了剧作的悲怆和崇高，引发了后世作家对人和人内心世界的关注与探索。
莎士比亚还在剧作中运用内心独白的艺术手段，将人物内心冲突外化，从而揭示出人内心思想、情感、态度、欲望等多层次内容，更好地刻画和塑造了人物形象。剧作中仅哈姆莱特比较重要的内心独白就达六次之多，展示出哈姆莱特忧郁、矛盾、苦痛、恐惧、愤懑、失望等多层次心理内容，涉及对理想与现实、生与死、善与恶、崇高与卑劣等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其中戏剧第三幕第一场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凝练准确地传达出哈姆莱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可以见出其对生命和人生的深度思索，对黑暗现实无情的鞭笞和批判，具有深厚的哲理内蕴，对人物性格刻画起着重要作用，使哈姆莱特的形象“集中在不停思虑的理智上”
，从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中典型的理性人物代表。
最后，戏剧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形象化。
《哈姆莱特》中人物语言设计精彩深刻，莎士比亚依据人物性格、身份、处境等的不同让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还注重比喻、隐喻等修辞技巧的灵活运用，使戏剧人物语言个性化和形象化。
莎士比亚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哈姆莱特》的戏剧语言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剧作以灵活的无韵诗体写成，根据剧情发展需要间杂使用有韵诗、民间抒情歌谣和散文体等。剧作家精心打磨人物语言，或文雅或粗鄙，或庄重或打诨，或富于哲思或流于空洞，人物语言因人物性格、身份、地位、处境等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且各具特色，使得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化，达到新颖的艺术效果。莎士比亚让性格不同、身份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语，克劳狄斯的话语装腔作势、暗藏杀机；大臣波洛涅斯则擅长使用典雅的诗体语言；哈姆莱特时而用文雅的诗体，时而用通俗散文，乐于使用独白，偶尔还夹杂粗野鄙陋的俚语，映衬出人物性格、身份的迥然有别，表明人物思想、情感、态度的变化。莎士比亚还注意让人物随处境的改变而使用不同语言，哈姆莱特正常状态下的语言沉稳庄重，而装疯状态下的语言则隐晦曲折，这种语言的设计服务于个性化艺术形象的塑造，也令人慨叹剧作人物语言散发的无穷魅力。
莎士比亚也善于运用比喻、隐喻、双关等修辞技巧，使人物语言形象、生动、富有韵致与格调，其中比喻尤为生动。例如，哈姆莱特为母亲改嫁仇敌叔父而愤恨怨怒，他将母亲改嫁的行为比喻为从纯洁的恋情的额上取下娇艳的蔷薇，替它盖上一个烙印。
总体来看，《哈姆莱特》以精湛的艺术形式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散发出巨大的艺术魅力，彰显出莎士比亚作为伟大的剧作家的艺术才华。诚如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文学的整个领域内，对文艺史研究者来说《哈姆莱特》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剧作家的“精神面貌在这部戏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