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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曾被狄更斯、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尊崇为欧洲现代小说之父，马克思更是称赞他与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家”。
1547年10月9日，塞万提斯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外科医生，塞万提斯童年随父亲漂泊奔走，未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1569年，作为红衣主教的随从，塞万提斯前往意大利，游历罗马、那不勒斯等文艺复兴胜地，并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亲身感受到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气息。1570年，塞万提斯加入西班牙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军队，次年在对抗土耳其的勒班陀海战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被称为“勒班陀的独臂人”。1575年，塞万提斯在归国途中遭遇海盗袭击，被掳到阿尔及尔当奴隶，这段经历对塞万提斯一生影响颇深，直到1580年他才被赎回西班牙。回国后，时值西班牙经济衰退时期，塞万提斯的经济生活一直比较拮据。1587年，塞万提斯谋得为“无敌舰队”在安达卢西亚境内当采购员的差使，1594年又谋得在格拉纳达境内当税吏的差使，其间由于各种原因他曾多次获罪入狱。这些生活经历使塞万提斯对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现实认识深刻，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为其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05年，在极度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塞万提斯完成了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的创作，但这部小说在不久之后遭遇了冒名续作和肆意篡改，这促使塞万提斯不得不在病中加紧写作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加成熟的《堂吉诃德》第二卷，并最终于1615年出版。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因水肿病悄然逝世于马德里家中。
塞万提斯自1582年开始创作以来，先后完成多种体裁的作品，除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外，还包括历史悲剧《努曼西亚》（1584）、牧歌体传奇《伽拉苔亚》（1585）、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1613）、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剧本《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1615）以及长篇传奇《佩西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6）等。
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深刻反映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宣传了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塞万提斯还表达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美学主张。他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模仿自然，符合历史事实；历史真实要与艺术想象力相统一，作品的道德内容要与艺术相统一。而在艺术表现上，他认为描写要完美、和谐而不粗野，情节要完整统一、首尾相顾、前后呼应而不支离破碎，语言要简明、恰当、明白易晓、悦耳动听而不虚饰造作。
小说《堂吉诃德》的全名是《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全书共分两部，主要描写的是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两人外出游侠冒险的经历。塞万提斯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在小说中史诗般地再现了西班牙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生活画卷。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时弊，封建贵族的奢靡、教会的黑暗、农村的贫困、百姓的悲惨遭际，表达出作家建立宽容平等美好社会的理想愿景，传达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作为欧洲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堂吉诃德》把“庄严的与可笑的、悲剧的与喜剧的、生活的卑微与庸俗同其中所有崇高与美的东西融合为一体”
，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成就。
第一，通过戏仿手法对骑士小说进行讽刺与嘲弄。
戏仿是《堂吉诃德》赖以成功的重要基础，《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戏仿之上的，戏仿作为《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的扬弃方式，为小说故事架构奠定基石，同时给小说带来悲喜剧的效果和格调。
塞万提斯开宗明义，在小说前言中就明确表示，他创作《堂吉诃德》的目的就是消除世人对骑士小说的痴迷。为此塞万提斯在艺术上采取对骑士小说形式的讽刺性模仿，即通过模仿骑士小说的结构元素，对骑士文学和骑士游侠行为进行揶揄和嘲弄。小说中堂吉诃德头脑中充斥着骑士理想，扮演成游侠骑士，要去恢复旧日的骑士道。塞万提斯把堂吉诃德的思想描绘得越是荒唐可笑，把那些对骑士而言堪称英勇的冒险行为演绎得越是荒诞不经，堂吉诃德身上表现出的反讽意味就越强烈。塞万提斯用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对一本正经的骑士小说进行戏谑性模仿，使堂吉诃德这一人物成为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小说中的堂吉诃德依照骑士小说所描绘的基本内容，完成了对骑士封授名号、效忠贵妇人、游侠、决斗等环节的戏仿，颇具反讽意味。骑士封授典礼本应是庄严肃穆的宗教典仪，被封授的骑士应进行宗教忏悔、断绝饮食、看守盔甲等一系列宗教仪式。经塞万提斯的艺术描写，堂吉诃德无法在小礼拜堂看护盔甲，就在旅店的院子里；封授典礼的场所居然是旅店的马房；授予他骑士封号的也不是教会人士，而是曾经的江湖骗子、现在的客店老板；老板手中所持的不是《圣经》，而是一本供给骡夫草料的账簿；替他挂剑和套踢马刺的也非公主或贵妇。并且，堂吉诃德作为骑士要效忠的意中人，即所谓的贵妇杜尔西内娅，也只是一个他未曾谋面、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的村妇。至于堂吉诃德游侠冒险时遇到的所谓敌人，都是他头脑幻想的产物。他将风车当成巨人去冲杀，将羊群幻想成魔法师的军队去搏击。堂吉诃德沉浸在骑士小说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于是在幻想中冲锋陷阵、锄强扶弱、扫除不平。这样，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不过是看客眼中脱离现实、荒诞不经的可笑行径，他也因此成为表面上看来既滑稽又疯癫的艺术形象。
第二，现实主义是塞万提斯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所要展现的主要艺术风格。
塞万提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在小说《堂吉诃德》中逼真地再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通过主仆游侠历险的线索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故事，将人物的行动和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从而使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典型性。
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黄金世纪”已经基本结束，昔日辉煌的霸业已然凋零，封建制度日益腐朽，封建统治日趋崩坍，封建社会大厦倾颓。与骑士小说装饰性的风景描绘迥然不同，塞万提斯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描写乡村、古堡、牧场、平原、海岛等各种环境空间，塑造各色人物近七百个，有贵族、地主、僧侣、市民、武士、商人、农民、强盗、牧羊人、妓女等，以此揭示出西班牙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所面对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从而使《堂吉诃德》成为再现西班牙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生活面貌的史诗性作品。在一部作品中以如此广阔生动的画面来反映时代、社会和现实，是塞万提斯的首创，其对现代欧洲小说的发展影响巨大。塞万提斯要清除骑士小说对世人的影响，要嘲讽骑士文学的荒唐和谬妄，客观上是在揭示骑士制度和骑士理想不合时宜的现状。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位互补，让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成为一对矛盾复杂的艺术典型，通过他们主仆二人游侠冒险过程中荒诞可笑的行为，来证明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日暮途穷的必然。
堂吉诃德有时清醒、有时疯癫，有时睿智、有时糊涂，这些矛盾都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集中展现。堂吉诃德的行动固然是滑稽、可笑、荒唐的，但他的出发点却是现实而又崇高的。他向邪恶发起冲击，动机皆是为匡扶正义、扫除人世间一切不平的光荣事业。他是一个行动派，为这一目的可以舍生忘死、毫不怯懦。如果不涉及骑士道，堂吉诃德是一个富有学识、谈吐有度的人，对社会、道德、法律、文学等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堂吉诃德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信念和抱负。然而他却严重脱离实际，生活在幻想中，将恢复旧时的骑士制度当成社会改革的途径，这种不合时宜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在现实中四处碰壁、惹人嘲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堂吉诃德荒唐行为的背后无疑是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的，而塞万提斯就让堂吉诃德用自己的行动构成对理想主义无情的嘲讽和鞭挞，这使其成为最具现实意义的典型。与堂吉诃德相对应的桑丘·潘沙则是西班牙农民的典型代表，塞万提斯以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勾勒了这一农民形象。桑丘既头脑清醒、心地善良、勤劳务实，也胆小怕事、自私愚昧、目光短浅。他给堂吉诃德当侍从去冒险，为的是有机会发大财，以摆脱穷困的生活处境。但是，在他当总督的短暂时日中，他却勤于案牍、处事公正，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了诸多好事，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清廉无比的。在此意义上，桑丘现实性地实现了堂吉诃德以游侠历险幻想恢复骑士道来追求达成的理想。桑丘和堂吉诃德性格之间的现实互补艺术化传达出了塞万提斯的现实理想与精神追求，诚如德国作家海涅所言，塞万提斯“用堂吉诃德的形象暗喻我们的精神，用桑丘·潘沙的形象暗喻我们的肉体”
，只有将这两个人物“合起来才算得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
，也才是作家所欲传达的完整的“人”的观念。
第三，冲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就文学创作而言，真实与虚构是小说赖以存在的一对概念。塞万提斯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模糊甚至抹杀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对现代欧洲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塞万提斯另辟蹊径，在《堂吉诃德》中对真实与虚构进行文学和美学意义的观照与探讨，为读者呈现出关于小说真实与虚构的全新认识和思考。他模糊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让读者陷入作家精心设计的迷宫。塞万提斯之前的小说叙述者一般都是全知全能的，而在小说《堂吉诃德》中，叙述者在讲述堂吉诃德游侠冒险故事的来源时却杜撰了一位名叫熙德·阿梅德·贝南赫利的阿拉伯作者。叙述者在托莱多的市场上买到手稿，并雇用了一个摩尔人把这个故事译成西班牙文，这位摩尔译者尽管质疑一些章节是假的，但仍翻译完成，还在原著中加入批语。此外，叙述者还引述拉·曼却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录，以及在偶遇的老医生那里发现的羊皮纸手稿，手稿是用西班牙文记录的涉及堂吉诃德、桑丘·潘沙、杜尔西内娅等人的故事。这样，作者、叙述者、原书作者、译者之间关系的多层次化带来了小说叙事层次的多样化，从而使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不仅是在小说的来源和作者问题上塞万提斯构建了真实与虚构的多层次化，而且在小说文本的叙事革新上他也大胆尝试。一方面，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人物谈论小说第一部及其人物，甚至谈论第一部中出现的人物自己。例如，在小说第二部第二章中，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闲聊时，桑丘对堂吉诃德说起他们两人的经历已经写成了书，第三章中他们两人还与到来的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共同谈及《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出版、翻译、评论情况，以及其中的故事、人物和他们自己，这种叙事方式极为特殊，令人耳目一新，难免产生真实与虚构的恍惚。另一方面，塞万提斯在作品中用生活本身去描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堂吉诃德是对骑士文学营造的幻想世界信以为真，才到真实的生活中去行侠冒险，虚构由此开始向生活真实蔓延。小说第二部中主仆两人遇到的姑娘们、公爵夫妇等，都读过《堂吉诃德》，知道他们主仆二人的故事。公爵夫妇见到他们时，决定让城堡的生活变成堂吉诃德幻想中的虚构状态，由此，真实逐渐和堂吉诃德的幻想趋同，虚构开始进入并替代生活真实。而为了让堂吉诃德恢复正常、回归现实，参孙学士竟扮演成镜子骑士和白月骑士与堂吉诃德决斗，以使堂吉诃德败北后遵从骑士规则归乡。堂吉诃德终于成为吉哈诺，一切似乎回归真实，塞万提斯也最终在小说的结尾消除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之所以如此构建小说的情节和叙事，使小说呈现出虚构与真实相互交错的艺术效果，其中体现的是作家塞万提斯独特的小说创作观，即“描写的时候模仿真实，模仿的愈亲切，作品就愈好”。
第四，对不确定性的艺术揭示。
塞万提斯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对小说的不确定性艺术地予以揭示，将读者引入充满魔幻意味的反逼真游戏，这是其对现代欧洲小说创作的又一重要贡献。
不确定性既是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是现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对不确定性加以揭示，使其小说创作通向现代和后现代之路。叙述者在小说开篇就有意识地将读者引入对不确定性的体味之中，先是对村落名称的故意回避，只说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而村名叙述者却刻意不想提及；然后即是对主人公真实姓名似是而非的描述，时而说这位绅士姓吉哈达，时而说他姓吉沙达，随后根据记载推考其大概姓吉哈那；当这位绅士给自己命名为“堂吉诃德”后，小说随即提到大概是根据这一点小说作者断定这位绅士应该姓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因为吉哈达和吉诃德声音相近；但在小说结尾处，堂吉诃德豁然开朗后，却又对众人明言他不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了，而是为人善良、号称“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诺。小说在叙事方面表现出的这一系列不确定性使这位穷乡绅的真实姓名就此彻底湮灭了。此外，小说中主仆两人对迎面走来之人头上戴的到底是头盔还是脸盆的议论也呈现出这种不确定性，堂吉诃德觉得是金头盔，而桑丘·潘沙认为是理发师用的铜盆，两人还就头盔的状貌进行过多次讨论。塞万提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揭示，反复提醒和告诫人们，既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世界，也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眼睛见到的所谓“事实”。
第五，滑稽与崇高的融合统一。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技巧性地将崇高与滑稽在人物身上统一起来，使人物性格丰富复杂，使小说的哲理内蕴更加深刻。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一对主仆身上都蕴含有滑稽和崇高的两面性。堂吉诃德引人瞩目，首先是游侠行动的荒唐可笑，使之充满滑稽意味。但是透过这些荒诞不经的表象，可以逐渐发现堂吉诃德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英雄气概，以及为了追求理想不惜粉身碎骨的自我牺牲精神。堂吉诃德之所以会冲向风车、冲进羊群与之搏击，并不是他真的疯癫，而是他将之视为丑恶势力，要不顾一切地予以铲除，这就显现出人物形象滑稽背后隐藏着的崇高因素。桑丘·潘沙形象身上也能体现出滑稽与崇高的内质，桑丘是为了寻找发财机会才与堂吉诃德外出冒险游侠的，但在他短暂行使海岛总督职权的日子里却清正廉洁。将主仆二人合在一起，更能体现崇高与滑稽的有机并存，桑丘·潘沙的功利和短视，能够凸显堂吉诃德的伟大与崇高；堂吉诃德的谬妄和可笑，能够凸显桑丘·潘沙的善良与质朴。滑稽和崇高在两个人物身上，显现出既相互解构又彼此重构的奇妙关系，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形象共同诠释了崇高与滑稽统一的最高艺术范畴。
总之，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堂吉诃德》都堪称欧洲近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它以丰富的人文内涵、无可替代的人物形象以及超越时代的精湛叙事艺术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诚如当代美国学者威廉·埃金顿所评述的那样，《堂吉诃德》的问世“超越了各种文类的极限，包括小说、故事选集、为嘲弄而仿作的史诗，还有那些以文字形式出版，但并未上演的一系列剧本及幕间短剧，以及讽刺既有的文类与亘古不变的样板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