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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由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历史的重要阶段，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与宗教改革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有力思想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等人类认知领域的进步，深刻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深化了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诚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来看，13世纪末14世纪初，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这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某些沿海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工场手工业规模已比较庞大，商业和银行业也较为发达。随着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诸国的一些城市资本主义因素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伴随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作为当时最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要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与封建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要冲破封建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建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思想文化体系就是人文主义——从根本上突破禁欲主义的禁锢，注重现世生活，享乐人生。
从文化演进角度来看，古希腊罗马手抄本的重新发现，为人们带来了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古代世界。13世纪末14世纪初，但丁、薄伽丘等欧洲作家已经着手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进行研究。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许多学者、贵族、巨商带着大量古代手抄本和艺术品避居意大利等国，这些古代文化遗产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从中发现了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迥然有别的人文精神。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现世精神、乐观精神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解放思想、丰富想象力、激发创造力提供助力，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发现了“人”本身和人的精神力量。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掀起学习古希腊文、古拉丁文和修辞学的热潮，他们还到修道院、教堂、图书馆和废墟中积极寻找古代文化的遗存，这些知识分子收集、整理、研究古代文化，著书立说，将古希腊罗马文化作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建构的向导。诚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
从科技发展角度来看，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地理大发现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16世纪上半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颠覆了教会支持的“地心说”；到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伽利略采用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系统观测和实验得出的定律、原理等，有力支持了哥白尼的学说，对教会权威构成挑战，为近代实验科学奠基。人们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手段对自然界进行探索，对人本身和对世界的认知逐渐深化，这一切深刻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催生出近代科学与文化。科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新变，促成了表现世界和人本身的文学艺术的新进展。
从宗教内部状况来看，宗教改革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与人的欲望、热情、权利等本性是针锋相对的，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中包含众多的宗教谎言，“曾欺骗了这个世界的三个人，是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
上帝的创世学说此时已无法说明人类的奇迹；上帝的拯救也无法解释人类的能力；天国的快乐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尘世的幸福生活。人们开始将崇拜的对象由上帝转移到自身上来，人的创造力、认识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逐步提高，宗教改革势在必行。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前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将《圣经》作为信仰的根本，主张废除洗礼和圣餐之外的繁文缛节。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开始了宗教改革，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新教从旧教罗马天主教中分裂出来。宗教改革运动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政教权力，世俗君主的权威得到强化，对欧洲国家向近代化发展并建设自身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教会的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新教神学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欧洲人的精神世界，促使人们对自身、社会和世界的认知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信仰已然衰落，知识和理性获得新生，人的自我价值能够得到确证和实现，他们要用先进的人文主义文化改造和取代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而对于文学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战斗精神。他们在作品中歌颂现世生活，呼唤真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表现对人和世界的新认识，不断拓展新的文学形式；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发现人的内心世界就像外部宇宙一样广袤深邃。
纵览文艺复兴全部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以“人”的觉醒为重要标志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最为本质的思想特征。所谓“人文主义”，起源于15世纪的人文科学，原初意义是用以区别与人类道德和想象力无关的数学、自然哲学等学科，直到19世纪初学者们才使用它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人文主义直接承袭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学价值观念，以“重新发现人性”和“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
为核心，具有鲜明的反基督教色彩。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要义是以上帝为核心的禁欲主义思想，上帝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处于社会话语的中心，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则必须依附和臣服于上帝。上帝与人之间的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建构的天国与人间的二元对立模式构成了整个中世纪的“大宇宙”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理性和情感被压抑，人的地位和作用微乎其微。人文主义思想正是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认知模式，回归人自身及其价值和能力体系，最终“创建一个新的认识人的思维模式”。
人文主义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政治思想与主张，而且也是新的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人们通常称这种文学为人文主义文学。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文学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它是以表达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世俗文学，集中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的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作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对人的认识做出艺术的和美学的反应，形成独特的文学品格和文学精神，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
首先，肯定人和人的价值是人文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和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在哲学、科学、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关注、肯定、赞美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中世纪教会为维护封建统治，推崇上帝这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人相对而言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只能谦卑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强调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视人为宇宙的中心，主张人的意志和独立地位。人文主义者对封建观念和宗教信条进行重新评估，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对人和人的价值进行重估。人文主义作家在创作中高扬人文主义思想和价值取向，热情讴歌人性和人生的美好，歌颂人的伟大和人的力量，以此向教会宣战。他们还塑造出许多无论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都有着“巨人”风采的新形象，艺术化地展现人文主义的核心精髓。
其次，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成为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人文主义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放在发展的首位，主张幸福在现世和人间，以此来解构中世纪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打破封建枷锁、解放人的天性和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基督教神学宣扬人具有“原罪”，主张人的欲望会产生各种罪恶，因此人在此生需要克制欲望、苦修赎罪，以求死后进入天堂并获得来世幸福。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天性，只有按照人的天性自由的生活才能获得现世的快乐与幸福。人文主义文学继承并发展了个性解放、现世幸福等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将肯定现世生活的美好和追求现实人生幸福的合理性作为表现和传达的主旨，在创作中将描写现世生活作为主要题材，塑造出一系列个性解放、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让他们在作品所创设的现世生活中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展现自身的才智和野心，张扬作为人的个性与欲望，展现包括爱欲在内的人的各种本能，从而呈现出人具有追求美好现世生活和人生幸福权利的主题，实现以文学作品为形式载体来对抗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思想观念。
再次，蓬勃的朝气、冒险与进取精神以及乐观的态度和情绪是人文主义文学所展现出的新的艺术风貌。在主题、思想和精神上的新变，促使人文主义文学展现出全新的艺术风貌。人文主义作家极力抒写人的天性和欲望、展现人的情感和理性并凸显人的力量和精神，与中世纪教会文学对人进行劝善和教化截然不同。教会文学中人的情感被排斥、人的欲望被压抑、人的精神被控制，整体上人的形象苍白无力、几无生气。人文主义文学中人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们个性鲜明、欲望张扬、情感丰富、精神饱满，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朝气。同时，这些时代的新人或探索自然与人生，或追求知识与真理，或勇于进取和开拓，这使得人文主义文学整体上呈现出无畏的冒险精神、开拓的进取精神以及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展现出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
最后，写实与浪漫手法的有机结合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标识。人文主义作家继承与发展了写实和浪漫两种创作手法，并将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标识。人文主义作家创作的着眼点是人和人的现世生活，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基本是写实的。写实的创作方法与中世纪文学普遍采用的寓意、象征的创作方法截然不同，表明人文主义作家对人和世界认识的深化，集中聚焦过渡转型时期社会的新变和人性觉醒的现实。同时，人文主义作家也发展了古希腊文学、中世纪文学中浪漫的创作手法，但抛弃掉了“浪漫”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使之与写实手法可以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大厦。
总体来看，作为西方文学发展历程中第一个具有鲜明标识特征的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文学中塑造、推崇、描绘的人与现世生活，既是人文主义作家思想和精神、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外化，同时也是那个转型时代新的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的表征，其中蕴含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封建文学、民间文学、人文主义文学三种文学形态并存。封建文学主要包括神秘主义诗歌、骑士文学等类型；民间文学包括诗歌、谣曲、故事、戏剧等体裁；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主流，它揭开了欧洲近代文学的序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一，14世纪初期至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作家用文学来反映现实，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集中描写人的情感和欲望，赞扬人的自然本性；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中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塑造出一系列不朽的“巨人”式艺术形象，富于时代感和历史感；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作家着重展现人的矛盾性，探讨理性与情感、灵与肉、自然律令与道德伦理等深层次问题，显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其文学表现出热爱现世生活的态度，坚决反对禁欲主义。诗人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被誉为“第一个近代人”和“人文主义之父”，其代表作《歌集》（1336—1374）是诗人献给心目中的情人劳拉的瑰美绮丽的抒情诗篇，传达出了诗人深深的爱意。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展现俗世爱情的欢乐与痛苦、并将爱情描述为有血有肉的情感的佳作。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将彼特拉克开创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代表作《十日谈》（1348—1353）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十名贵族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郊外庄园避祸，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里共讲述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包括爱情、通奸、仇杀、抢劫等，不仅真实地反映了14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现实，而且还鞭挞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肯定了尘世的欢乐和人的自然情欲，洋溢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托夸多·塔索（1544—1594）是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他的长篇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既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又歌颂了现世幸福生活，展现了人性和爱情的力量。
法国人文主义文学于15世纪末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以塑造新时代的“巨人”形象和展现独特的人文理想为主要特点。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是法国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1532—1564）集中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巨人”的形象，传达出强烈的渴望知识和反教会的思想。“七星诗社”是法国具有贵族倾向的人文主义文学社团的代表，彼埃尔·德·龙沙（1524—1585）和若阿基姆·杜贝莱（1522—1560）等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他们的诗作形式自然、音韵和谐，赞美生活和爱情的美好，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学意味。蒙田（1533—1592）是法国后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也是欧洲近代散文的创始人。他的《随笔集》（1580—1595）一改前期人文主义作家高唱人的赞歌的倾向，转而揭示人与人的陌生与孤独以及人在信仰失落之后的种种状态，展现出强烈的怀疑论倾向的同时，也深化了对人的认知。
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出现较晚，多揭露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反映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状态。16世纪中叶的“流浪汉小说”，主人公大多是无业游民，他们的生活经历展现出了社会百态，代表作是无名氏的《小癞子》（1553）。除了代表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塞万提斯（1547—1616）以外，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西班牙戏剧之父”洛佩·德·维加（1562—1635）也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羊泉村》（1609）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反抗精神，抨击了贵族恶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色彩之间达成了完美的平衡。
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代表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峰。杰弗里·乔叟（约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1387—1400）描绘了英格兰的社会风貌，塑造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组人物群像——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香客，有骑士、教士、托钵僧、商人、海员、学士、律师、医生、地主、农夫、管家等，由他们口述的二十四个故事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俗世爱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大学才子派”是莎士比亚（1564—1616）出现之前英国戏剧最重要的团体，其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李利（1554—1600？）、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等，他们的创作将英国戏剧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为莎士比亚戏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学才子派”戏剧的代表当属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92—1593），该剧塑造出了一个真理追求者的形象，肯定了知识是可以实现社会理想的伟大力量。
德国的人文主义文学集中抨击教会的腐败和教士的虚伪，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特征。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的讽刺文学《愚人颂》（1509）视“愚人”的自白为嘲弄教士伪善和愚昧的利刃。乌利希·封·胡登（1488—1523）的《蒙昧者书简》第二部（1517）毫不留情地抨击和揭露了天主教会的丑陋。
第二，人文主义作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以来欧洲文学的艺术传统，又创造出一些新的文学形式，如抒情诗中的十四行诗体、具有近代特征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随笔式散文、打破悲喜剧界限的戏剧等，来结构作品并展现思想。
彼特拉克的《歌集》以“十四行诗体”为主，开创了欧洲抒情诗新的诗体形式。蒙田的《随笔集》内容包罗万象，结构较为松散，对欧洲近代散文的体裁创新具有重要价值。
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都尝试从主题到结构将各短篇故事集中在一起，凝结为统一的艺术整体。前者在中世纪短篇故事简单叙事的基础上，以“俄罗斯套娃”或“中国套盒”的框架结构安排故事，对欧洲短篇小说集的结构形态有深远影响。后者继承前者的叙事方式，又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香客们的矛盾和冲突，加强了结构故事的艺术构思与努力。
“流浪汉小说”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自传的艺术形式来展现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辅以人物流浪史来结构小说，并配以幽默、简洁的语言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其对后世欧洲小说的发展，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影响深远。
英国诗人萨利（1516—1547）首创“无韵诗体”，日后成为英语诗剧的主要诗体形式。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的代表作《仙后》（1596）采用诗人创立的九行诗体，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善战胜恶，充满爱国情怀。
第三，人文主义作家运用浪漫的手法进行创作，或强调形象的夸张，或营造抒情的气氛，或展现对乌托邦的向往，富有强烈的浪漫热情和幻想。
意大利作家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1516—1532）以骑士罗兰与安杰丽嘉的爱情为主线，集爱情的甜蜜和绝望的疯狂等情感于一体，在歌颂爱情之美的同时，又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
拉伯雷的《巨人传》用夸张的笔墨塑造“巨人”形象的同时，还描绘了乌托邦式的“德廉美修道院”，表达出强烈的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憧憬。
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对话体幻想小说《乌托邦》（1516）为人类构筑了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理想社会，不仅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思维的最高境界，也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