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沈从文小说英译的研究现状

沈从文小说英译的研究数量与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数量不相匹配。即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沈从文热”引起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但是对沈从文作品英译的研究并未同步“发热”，尽管近几年有增长的趋势 。与2010年前相比，2010年到2020年间，沈从文作品英译研究在数量上有显著的增长。本研究在中国知网、香港高校图书联网（HKALL）、台湾博硕士论文加值系统、Google Scholar、SCOPUS、EBSCO等网站和数据库检索，共收集到289份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189份，英文文献100份。在收集到的189份中文文献中，包括2篇香港的硕士论文，一是翻译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黔小景》加翻译评论，二是对沈从文的四本英译选集的编篡进行的研究；1篇台湾的硕士论文，比较《边城》的四个英译文本；其他大都是内地的期刊、硕博士论文、或论文集论文，另有1篇专著章节；而在100份英文文献中，包括1部英文的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专著，1篇香港的博士论文，从叙事学视角研究沈从文小说的英译，另有9篇海外期刊论文，其余89篇皆为内地硕士论文。

从中国的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可以发现，2010年之后（之前没有）共有7篇博士论文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为研究主题，其中1篇是专门研究沈从文作品的英译，探讨沈从文小说中语言风格在译文中的再现。众多的硕士论文也大都在2010年之后完成（2010年之前只有13篇），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如功能视角、关联理论、阐释学、文化身份、翻译策略、文学文体学，等等，也有几篇从翻译社会学视角进行研究，都是对单个译者或单部小说的个案研究，研究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

从上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研究沈从文作品英译的期刊论文近年呈增长趋势，而2010年之前仅有5篇，且研究范围从关注作品到关注译者、编者、期刊杂志、目标语读者及接受语境，等等，较重要的研究包括徐敏慧（2010，2013，2019），刘汝荣（2014），汪璧辉（2014），谢江南、刘洪涛（2015），卢国荣、张朋飞（2016），张卓亚（2017），赵秋荣、郭旭（2019），王建国、谢飞（2020），等等，但翻译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十分罕见。国际上，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有关沈从文作品英译的论文也不多见，主要有Xu（2012，2020），Kinkley（2014），Xu and Chu（2015），Eoyang（2014），Chen and Li（2019），Xu and Yu（2019），等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限。目前对沈从文小说的英译研究大量聚集在《边城》的英译本上，对其他译作的探讨明显不足。沈从文有四十多篇小说被译成七十多个英译文本，但目前研究的沈从文作品英译文本不到二十个，显然与沈从文作品英译的规模和数量极不相符。若能对不同时期、不同译者、不同出版社的英译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结合语言学、文学的文本分析工具、描写翻译学的实证研究理念以及翻译社会学的全局视角，对沈从文的英译文本及其生产语境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条分缕析，相信能为中国文学的翻译及对外传播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和贡献。

二是理论框架的阐释应用问题。不少研究对相关理论和概念的理解过于肤浅和片面，思辨能力欠缺，运用理论进行分析时出现理论和分析脱节，常有简单地“套理论”之嫌，失去了利用某种理论或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译本进行解读的功能和意义。

三是史实错误。对于翻译作品的评述，或许存在不同视域的见仁见智，但有些研究没有做足研究考据工作，出现很多低级错误，突出表现在写错译者名字或弄错其他信息，例如金隄被写成“金堤”“金缇”或“金提”，戴乃迭的译本被写成由杨宪益翻译或者由他们夫妇合译，白英（Robert Payne）被写成罗伯特·白英，最离谱的是把金隄和白英当成了一个人，写成“金迪·罗伯特·佩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令这些研究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对沈从文小说英译文本的研究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文学地位与贡献并不匹配，翻译社会学视角的译本译者研究更是十分匮乏，迫切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其中。 Q2FdyOni28Xqd/vSisEutRxVQxy7eqcHc8ksqlaxVg0ULHHcEmuOODuNC20qlZ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