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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状态。凡是被某个既定的历史观念所造就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一个由联想、表达、价值观念、待人接物的方式和能力交织连贯而成的系统，构成了一个人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古希腊人的文化观念指的是肉体之美，并结合以层出不穷的德性成就，古罗马人的文化观念指的是有节制的行为与责任感，英国人的文化观念指的是绅士风范。这些文化类型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体现者从其他人群里面区分出来。它们可以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识别他们：骑士、牧师、僧侣、市民。它们可以在智识圈（intellectual sphere）内划分界限以区分各色人等：老于事故的人、艺术家和诗人、学者。它们可以划分主要的技能领域：诗歌与体育方面的训练、学院的知识与技能、语言与文学方面的训练、技术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最后，它们可以区分那些人们在其中接受教育的场所：古希腊的体操馆与集会广场、王室法院、法国的沙龙、德国的大学。对所有这些文化类型来说，共通的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和自我约束的感觉，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即文化必须通过实践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就好像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习得的。
与整全的人所接受的普通教育不同，所谓的特殊训练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这是一种服务于需要特殊知识和技能的特定职业的训练。
尽管接受了教育就未必可以顺理成章地享受社会特权，但特权毕竟是教育的其中一个后果。在希腊化时期的埃及（Hellenistic Egypt），只要接受过作为一个希腊男子必修课的竞技训练，仅此一点，就可以使一个埃及人有资格获取公职。所有那些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的名单被保留了下来。通过考试就可以使一个中国人有资格享有加入学者阶层并成为官员的特权。一个德国人，只有当他从一所高等学校里面毕业，以前是只有当他从拉丁语学校毕业的时候，他才可以被称作有教养的。如果没有从这样一所学校里面毕业，他是不能进入大学，也没有资格从事某些职业的。
有时，整个国家会接受某个阶级的文化理念，从而使之成为风习。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绅士和法国人那种整齐划一的个性特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过在德国，还没有哪个阶级发展出一种有足够感召力的文化理念。因此，德国缺乏一种规整的民族文化；作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还是野蛮的。对德国人来说，文化始终都是个人的私事。
就发源于大学的文化而言，它采取了学院派的、科学性的学科规范的形式。这是科学观念的功能，也是各有侧重的每门学科的功能。
学院派的、科学性的观念，其内涵要比特殊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得多。它是一种能力，可以为了追求客观知识而暂时保留个人的价值观点，也可以为了不偏不倚地分析材料而将偏见与嗜好搁置一边。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完全不偏不倚的知识，并且我们的偏见也被重新审视。狂热与盲目被一扫而空。正是这种自我克制的经验，为真正的客观性奠定了基础。我们所面对的那些难以索解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就近的材料之外寻求答案。科学的观念所传达出的东西远比特殊的事实知识要多。它带动我们整个人朝着与理性一致的方向转变。
科学的方法要求客观，要求对工作的专注，要求仔细权衡，以发掘出相反的可能性，要求自我批评。它不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考虑问题，也不允许谁随一时心血来潮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它的特异之处，就是怀疑与问难的态度，就是做出普遍性结论时的谨慎，就是下断语的时候不忘记说明限制和条件。
教育倘若离开了科学活动中所必需的理性的自始至终的运作，而是胶着于某种固定的模式，那它必将是僵化而封闭的。当教育训练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动用理性，并且当我们在整个的生活里面都把理性运用得左右逢源的时候，那时的教育将是真正人性化的教育。
科学教育的一个更加特异之处，源于这个学者所从事的特殊学科。自然科学的教育理念在风格上就和人文学科迥然有别。自然这边的“现实主义”与人文学科那边的人文主义，简直就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化类型。这两种类型都要仰仗科学研究，但一个是通过在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熟悉自然现象，另一个则是通过在分析人物的过程中熟悉他们的书籍和著作。
人文学科研究人的精神。人文学科里面所说的理解，包含了一个跨越数个世纪的精神交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那些能够理解的事物之上：那些人，那些著作，那个年代。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触及人类精神成果的地理的、人种的和自然的基础，而这些一般是没有办法从人类精神的角度加以诠释的。然而，所有这些弥漫于我们生命中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却是自然科学试图要搞清楚的。在人文学科里面，我们将这些事实视为可以解释为外因但不会内在地加以理解的东西。
学者与科学家各自都倾向于声称自己的学科是唯一可信的。自然科学，出于对与我们的整个知性存在（intellectual being）休戚相关的那种真实性的特殊知识，遏制那种将一切都追溯到精神源头的倾向。与之针锋相对，人文学科则反对将精神降格到物质和生物学的水平，因为在它的知识范围内，人类的精神是不可以如此贬抑的，它是有自己的独立来源的。
迄今为止，一种出于双方共同的教化目的而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现实主义融会贯通的教育理念，仍未实现。
人文学科在教育上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们保留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即便在学科研究的手段已经被遗忘的情况下（这是由语文学来研究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本身同样不失其价值。从黄金时代的神话、雕塑与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本身自有其教育意义。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在于精确观察的训练。单纯就研究主题的教育价值来说，自然科学比人文学科要远远逊色。在物理学与化学当中，结果的重要性要相对差一些，但得出这些结果所遵循的方法却是有价值的。除了结果以外一无所知的自然科学家，所拥有的只是本质上僵死和空洞的知识。他在推波助澜地把科学扭曲到教条和权威的地步。
许多人认为是首要的、将若干科学成果武断地整合成为一个体系的做法，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其实倒是最没有什么教益的。一条我不能独立验证其效力的知识，不仅缺乏所有正面的教育价值，并且说到底是具有破坏性的。这些在根本上一无是处的体系，它最后所能产生的影响，不过与古时候的神话传说相同。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抽象空洞的体系，取代了古时候的神话世界。这样，一个丰满而充实的整体就被一个无比贫乏的整体取代了。在过去，如果说一种世界观是单凭信仰被接受的，而现在，就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出于科学的权威而被接受。苍白的科学抽象取代了与大自然之间栩栩如生的密切关系。
这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困境所在。它们可以在科学的精确简练方面登峰造极，可以将作为学科知识题中应有之义的所有假设在兼容并包的前提下，整理得眉目清晰。它们进一步证实了康德的论断：科学只有在保证绝对严密性的前提下才成其为科学。同时也是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接下来能否采取更加深入的观察步骤，而几乎不取决于我们接不接受既有的成果。更加不必说自然科学的领域其实是没有穷尽的。无机物的王国尚且已经包含着数不胜数的元素结构形式。一个表现为有机生命的实体，更加不知道要多么高深莫测和匪夷所思。康德所写的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毋庸置疑：根据机械因果论（causal-mechanistic principles），我们根本不能充分地理解、遑论解释有机生命和它内部的潜在生活。同样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有谁胆敢盘算或者盼望出现另外一个牛顿，这个牛顿可以用未被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加以审查的自然法则，解释哪怕一小片草叶的生长：对这样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其为荒谬绝伦。”
时至今日，事关有机生命的自然学科仍致力于进一步的扩展。研究的主题差不多都有独立的教育价值。因为对于一个有着无比多样性的新世界，我们业已获得了深入的了解，而这又开阔、澄清和加深了我们同自然界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这样的话，一种建立在生物学世界观（biological world view）基础上的替代性宗教（substitute-religion），或许比建立在一种比如由机械论思维模式（mechanistic thought-model）提供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宗教要好。在这两种宗教里面蕴涵着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这完全取决于知识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实际的观察、实际的沉思和对我们周遭世界的实际理解。就这种知识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点来说，它的教育价值是打了折扣的。如此说来，即便说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教条倾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教育上，一种比较可信的充满好奇与魔力的神话学仍然要比任何其他一种可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