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阅微草堂笔记》（下称《阅微》）常读常新，深奥无穷。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主张“文化自觉”。
纪晓岚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人，也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人。他虽主张“人已言之，己不再言”，但依然创作了《阅微》，用笔记这种亲和力很强的表现手法将发生在自己及亲朋好友身边的旧闻轶事、鬼狐怪异等故事呈献给世人，并把自己的观点论述寄寓其中。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阅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智者对“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提出的怀疑和评判。
纪晓岚勇于解剖自己，让人看到作为一名文化名人、朝廷高官的自豪和无奈；纪晓岚敢于揭开罩在那个时代愚弄麻醉人们的面纱，让人看到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及其封建伦理道德的欺骗性与虚伪性；纪晓岚寄予下层人民和广大妇女无限的同情，让人看到普通民众同样具有人的尊严和主体意识。
《阅微》无疑具有启蒙意义。
谈到启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启蒙主义”“启蒙运动”，同时联想到启蒙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精神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欧洲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就在十八世纪结出了巨大硕果，一场主要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在欧洲大陆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是欧洲社会继文艺复兴以来的有一次思想革命，由文艺复兴奠定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弘扬与升华。这场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在 100 年左右时间内把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种传统，并使之传遍整个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受过教育民众的层面上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为西方民主化进程在十九世纪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在这 100 年中，启蒙运动发动的对宗教神学的质疑与批判，对蒙昧状态的揭露与解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与鞭挞，对理性、知识的推崇与讴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欧洲历史上一个以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时代终于到来。启蒙运动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重要解放运动。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启蒙运动的成功标志着现代主义精神的形成及现代思想的确立，经历了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实际上已经步入现代社会。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实，启蒙对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今天的人们对启蒙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普遍认为，凡是能启发人心智，唤起理性，解疑释惑的精神活动或行为及其文学艺术作品、哲学著作等都可被看作是“启蒙”（或称启蒙性因素）。所以，笔者在阅读《阅微》的过程中，把这部文学作品自然地与启蒙性联系在一起。
面对这个题目，笔者也感到一定的困惑。这是因为，在论述《阅微》与启蒙性因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其一，《阅微》是清代乾嘉时期的笔记体小说，与启蒙性有什么关系？其二，“启蒙性”在《阅微》中占有多大比重，对当代社会的一些现象是否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理性思维的方式？换言之，人们阅读欣赏《阅微》的同时，是否能与纪晓岚产生共鸣，从每个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修正和完善发展自己？带着这些疑惑，笔者认真研读《阅微》，试图从书中寻找答案，以充分认识《阅微》研究的时代意义。
纪晓岚创作《阅微》，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的写实手法，取材广泛，评论适中。他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前提下，客观地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不同程度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存在的落后性和欺骗性。从认识论价值上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因此，笔者在纵观《阅微》的篇章故事后体味到，纪晓岚本着“劝惩教化”的写作初衷，却不经意间创作了一部对那个时代来讲具有启蒙性因素的文学作品，为后人研究清代中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价值取向开辟了一个天地。
《阅微》虽没有塑造出大喜大悲，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但一千余则故事中的大多数篇章蕴涵着洞察、启迪和教育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阅微》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启蒙性较强的哲学著作。笔者认为，这是纪晓岚所处历史时代的特性和纪晓岚自身性格决定的。
纪晓岚所处的十八世纪，从国外来看，欧洲迎来了理性时代。启蒙思想家发起的对宗教神学的质疑和批判，对蒙昧状态的揭露与解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与鞭挞，对理性、知识的推崇与讴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历史进程中已超越了时空局限，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狄德罗主持编写的《百科全书》为启蒙运动建立了一座丰碑。不仅如此，很多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文明成就大加赞赏和推崇。
尤其是伏尔泰，他对孔子与中国的了解，“使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他在《哲学辞典》中写到孔子时说：“多么可悲，西方人也许应该感到羞愧……想要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 600 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自他之后，普天下有谁能提出过更好的行为准则。”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或必然，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纪晓岚这位大才子担纲主编了《四库全书》，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从这个角度上看，中西文化存在一定的相容性。
再看国内，纪晓岚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经过一百余年的统治，出现了所谓的“乾隆盛世”。但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已暴露出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现象，经济上仍然推行抑商政策，政治上专制统治更加强化，文化思想领域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纪晓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四库全书》，自然受当时乾隆皇帝制约和社会主流思想的束缚，不能也不敢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自由地表现出来，但其心里又不可能不去思考自己所信仰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某些虚伪之处和自己所服务的统治集团为什么存在种种弊端。
笔者认为，纪晓岚能够体会到“启蒙”的作用，是历史的必然。早在纪晓岚之前，被视为“非圣无法”“敢为异端”的李贽，就对传统道德封建伦理观念提出了很多叛逆性的论述。他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而加以肯定，敢于怀疑长期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很多启蒙性因素的政治思想观点。在纪晓岚所处的历史时期，戴震等学者对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亦持质疑和批判态度，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体现着戴震反对玄学空谈注重求真实学的治学精神。
在纪晓岚之后，清朝中兴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进步思想，他成了他自身的启蒙者。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年之际，他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倡议修建的“豁蒙楼”，表明了“启蒙”在张之洞心里的价值和作用。杨锐因主张政治改革触怒封建专制统治而殉难。1904 年，张之洞重游南京鸡鸣寺，回忆起甲午中日战争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安危而沉痛叹息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楼”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感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建楼，并亲笔题写“豁蒙楼”匾额。
显然，无论是纪晓岚之前或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还是在纪晓岚之后的历史时期，社会上都已涌动着启蒙思潮倾向。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也就决定了纪晓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体制、统治思想以及自己的信仰、学术思想等进行深刻的思考，并通过创作《阅微》给人以启迪教育”。
纪晓岚为官一品大员，为文一代宗师，他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不仅目睹了官场尔虞我诈、贪酷暴虐的丑恶现象，同样具有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注重“为官清明，良好官声”者的无奈和无聊。特别是，纪晓岚有着一定的民本情怀，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其笔下的如郭六一样的妇女形象熠熠生辉。纪晓岚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这些现实体验为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纪晓岚本身既是一个矛盾体，既自豪于身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名要员的地位和名声，又看不惯周围官场的腐败和虚伪。他试图将蒙在自己心上的滞胀清除掉，这就是一个人思想意识深处的“启蒙”。如他在“如是我闻”（一）的引言中即讲：“缘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己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谋长思也”，有着十分理性的思辨色彩。
他告诫人们，“玩物丧志”必令人不能自拔。又如，纪晓岚对为官之道也做了启蒙性的描绘和论述。他在引用其父姚安公的言论上，处处以一个智者的口吻来叙述姚安公的为官之道，为官之德，足可引起今天的读者对此予以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