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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一概述似乎是一份 交流 行为清单，提出了支配我的研究的 一个 假设：符号学考察所有作为 交流过程 的文化过程。因此，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似乎都被潜在的 表意系统 所允许。为了避免危险的误解，或者避免一些当代符号学家强加给我们的强制性选择，把这种区别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在交流符号学和表意符号学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然而，这些区别并没有将两种相互排斥的方法对立起来。
因此，让我们把交流过程定义为信号（不一定是符号）从源头（通过发送者，沿着信道）传递到目的地的过程。在机器对机器的过程中，信号可以在 刺激 的形式下确定目的地，因而无力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没有表意，却的确有一些信息的传递。
相反，如果目的地是人或“接收者”（信源或发送者不必是人，只要它们发出的信号遵循人类接收者所知的规则系统），我们就正在见证一个表意过程——前提是：信号不只是一种刺激，而是可以在接收者那里引起解释性反应。这一过程由于符码的存在而成为可能。
符码是一个表意系统，因为它把在场的实体与不在场的单位搭配成套。当——基于潜在的规则——某物呈现给接收者的感知实际 代表 了另一物时，即存在 表意 。在这个意义上，接收者的实际感知和解释行为，对于定义如下这种表意关系并非不可或缺：只要符码预见到所 代表 的事物与其相关事物之间已经建立的对应关系就足够了，这种对应关系对每一个可能的接收者都是有效的，即使接收者并不存在或将来也不会存在。
表意系统是自主的符号学建构，它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模式，独立于任何使之成为可能的潜在交流行为。相反地（除了刺激过程之外）， 人类 ——或任何其他智能生物或机械装置—— 之间的每一个交流行为，都以表意系统为其必要条件 。
建立一种独立于交流符号学之外的表意符号学是可能的，即使不是特别可取：但如果没有表意符号学，就不可能建立交流符号学。
一旦我们承认这两种方法必须遵循不同的方法论途径，需要不同的范畴，那么，在方法论上就有必要认识到，在文化过程中它们两者是严格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下面的问题清单和研究手段将符号学现象的两个方面混淆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