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但还有第三种阈值，认识论的边界，它不依赖于符号学对象的定义，而是依赖于学科本身的理论“纯粹性”的定义。换句话说，符号学家应该始终对他的对象和范畴提出疑问，以决定他是否在处理一个理想的符号生产者之纯粹能力的抽象理论（一种能够以公理化的、高度形式化的方式假定的能力），或者，他所关注的是一种受变化和重组影响的社会现象，类似于一个由部分和暂时的能力交织而成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水晶般不变的模型。我可以这样说：符号学的对象可能有点像（i）海洋表面，其中，独立于水分子的连续运动和海底水流的相互作用，有一种平均结果形态，这就是所谓的海，（ii）或者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景观，在这里，人类的干预不断地改变着定居点、住宅、种植园、运河等的形式。如果你接受第二种假设，它构成了本书潜在的认识论设想，你也必须接受符号学方法的另一个条件，它不像探索海洋，船的尾迹一过就消失了，却更像是在森林里探险，车的痕迹或脚印确实改变了探险的景观，因此，探险家对它的描述也必须考虑到他自身所引发的生态变化。
根据我打算提出的符码和符号生产理论，符号学方法显然是由一种 不确定原则 所支配的：就表意和交流是决定社会组织和社会进化的社会功能而言，关于“说”的“说”、关于“表意”的“表意”、关于“交流”的“交流”，必然影响“说”、“表意”、“交流”的体系。
研究“符号活动”现象的符号学方法，必须以这种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为特征。通常情况下，真正的“科学”意味着不要假装比实际情况所允许的更“科学”。在“人文”科学中，人们经常发现与许多科学方法相同的“意识形态谬误”，即相信自己的方法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成功地做到了“客观”和“中立”。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分享一种怀疑的观点，即认为所有的探求都是“有动机的”。理论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每个想了解某事的人，都是为了做某事才想了解它。如果他声称，他想了解它只是为了“了解”而不是为了“做什么”，这就意味着，他是为了什么也不做而去了解某事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鬼鬼祟祟的做事方式，也就是说，让世界保持原样（或者按照他的方法假定应该如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我认为，不隐瞒自己动机的做法更“科学”，以免读者产生任何“科学”的错觉。如果符号学是一种理论，那么它应该是一种允许对符号学现象进行持续批判干预的理论。既然人们会说话，那么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说话以及如何说话就必然会决定他们未来的说话方式。无论如何，我都难以否认，这决定了我自己的说话方式。
[1] 关于这个学科应该被称为semiotics还是semiology存在一些讨论。semiology是索绪尔的定义，semiotics或semiotic是皮尔士和莫里斯的符号学。进一步，想必我们可以把符号学与研究符号的一般学科联系起来，认为语言符号只不过是一个特殊领域。但是巴特（Barthes，1964a）把索绪尔的定义颠倒了过来，把符号学看作 超语言学 （translinguistics），它参照语言学的规律，来研究所有的符号系统。
因此，似乎任何倾向于研究符号系统的人，如果不依赖于语言学，就一定会提到符号学。另一方面，巴特以他的方式解释索绪尔的建议，并不妨碍我们回到最初的意义。然而，在这里，我决定一劳永逸地采用semiotics的格式，而不去过分关注关于这两个术语的哲学和方法论含义的争论。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国际委员会1969年1月在巴黎作出的决定，该委员会成立了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本书坚持奥卡姆剃刀原则，另外一些重要的区别没有被纳入考虑。例如，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1943）提出，将符号学分为（a）科学符号学和（b）非科学符号学，两者都是由（c）元符号学（metasemiotic）来研究的。研究非科学符号学的元符号学是符号学（semiology），其术语由元符号学（metasemiology）研究。只要存在内涵符号学，就会有元（内涵）符号学。然而，这种划分并没有考虑到（由于历史原因）许多研究表意和交流现象的新方法。例如，叶尔姆斯列夫把诸如音调、音域、手势等现象称为“内涵项”（connotators），这些现象在当时并不是科学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被元语言学研究，而今天同样的现象属于副语言学领域，这又似乎是一个“科学符号学”。叶尔姆斯列夫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被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所阐明的。即使他的符号学层级结构可以重新制定，他的建议也必须被时刻牢记。继叶尔姆斯列夫之后，麦茨（Metz，1966 b）提出，将自然科学的所有形式化称为semiotics，而将人文科学的所有形式化称为semiology。格雷马斯（Greimas，1970）建议将semiotics一词应用于表达科学，将semiology一词应用于内容科学。人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分类，如皮尔士和莫里斯的分类，或塔尔图学派提出的“初级模型系统”（语言学的适当对象）和“次级模型系统”之间的区别。另外一些分类，可以在《符号学方法》（Sebeok，Bateson，Hayes，1964）一书的讨论中找到，例如戈夫曼（Goffman）的分类：（a）检测模型（指示符）；（b）语义编码；（c）严格意义上的交流系统；（d）社会关系；（e）说话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现象。另请参阅西比奥克（Sebeok，1973）和加罗尼（Garroni，1973）。
[2] 但是看看狄克森（Robert M．W．Dixon）在他的《语言学评论》中对这本书提出的反对意见，他发现，即使是作者认为“普世”的数学公式，也是印欧句法模式的抽象，因此只有那些已经知道某些自然语言符码的人才能理解。
[3] 这涉及对一种超形式化语言的需要，由 空符号 （empty signs）组成，并适应于对所有符号学可能性的描述。关于这个由现代符号学家提出的课题，参见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的扩展》（1967）。她引用俄罗斯林茨巴赫（Linzbach）的研究，预言了一个公理，经由这个公理，“符号学将建立在语言学的尸体上，林茨巴赫已经预言了语言学的死亡。语言学在为符号学奠基，它在论证了符号学实践与我们宇宙的其他复合体的同构性之后，将逐渐屈从于符号学”。因此，符号学将被描述为所有可能的知识——包括艺术和科学——的公理的聚集地。这个建议，由克里斯蒂娃在《完美的符号学》（1967）和《距离与反表征》（1968）中提出，在其中她介绍了林纳特·摩尔（ Une approche possible du Sunyayada ）对“零逻辑主体”和古代佛教文本中的“空”的概念的研究，这令人好奇地联想到拉康的 虚空 （vide）。但必须指出，这一公理程式的全部内容，都将符号学回指到莱布尼茨的 普遍主义特征 ，而且又从莱布尼茨回溯到中世纪晚期的 组合术 ，再回溯到雷蒙·卢尔。
[4] 译文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37—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译注
[5]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确定什么是 规约 。要解释人们如何假定红斑和麻疹之间的规约关系并不难：人们可以使用语言作为元语言工具。但是，那些不能依赖于以前的元语言的规约又如何呢？3.6.7-3.6.9（关于“创造”的符号生产模式）将专门讨论这个主题。对于一个初步令人满意的“规约”的概念，让我们暂时假设是1969年由刘易斯提出的。
[6] 这一切是否适用于南方古猿，我们不得而知。只要坚持所有这些必须适用于第一个有符号行为的存在，就足够了。这可能意味着——正如皮亚杰（Piaget，1968：79）所暗示的那样——智力先于“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智力先于符号过程。如果“符号=语言”这一等式被消除，人们可以将智力和表意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7] 因为这是一本 符号学 著作，而不仅仅是语言学著作，我有时不得不引用非语言手段作为特定文化内容的符号载体（参见第二章）。我决定在斜线（/xxx/）之间表示符号载体，又因为在书中，即使是引用一个对象也需要通过一个单词来实现，所以让我们假设，当一个非单词的东西被当作符号载体，并因此被一个单词表示时，这个对应的单词将在双斜线之间以 斜体 书写（// xxx //）。因而，双斜线意味着“对象通常对应于这个词”。因此/automobile/表示“汽车”这个词，而// automobile //表示通常被称为/automobile/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