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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化”一词按其正确的人类学意义被接受，那么，我们立即面临着三种基本的文化现象，它们显然不具有作为交流现象的特征：（a）用来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事物的生产和使用；（b）作为制度化社会关系核心的亲属关系；（c）商品的经济学交换。
我们选择这三种现象并非偶然：它们不仅是组成每一种文化的现象（伴随着分节语言的诞生），而且被挑选出来作为不同符号-人类学的（semio-anthropological）研究对象，这些研究的目的是要表明整个文化既是表意的又是交流的，只有建立起交流与表意的关系，人类和社会才能存在。
必须小心地注意到，这类研究可以通过两种假设来明确表达，其中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激进”——一种“符号学方面的不容置疑的需求”——而另一种似乎相对“温和”。
这两种假设是：（i）整个文化 必须 被作为一种符号现象来研究；（ii）文化的各个方面都 可以 作为符号学活动的内容来考察。激进的假设通常以两种极端的形式流传：“文化 只是 交流”和“文化 不过是 一种有组织的表意系统”。这些规则危险地影射了唯心主义，应该改为：“整个文化 应当 作为一种基于表意系统的交流现象来研究”。这意味着，不仅 可以 用这种方法研究文化，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只有用这种方法研究文化，才能阐明文化的某些基本机制。
说文化“应该被当作”和“文化是”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说一个物体 是本质上 的某物是一回事，说它可以 被看作是本质上 的某物是另一回事。
我将试着举几个例子。当南方古猿用石头劈开狒狒的头骨时，还没有文化，即使南方古猿实际上把自然元素变成了工具。我们会说文化是在以下情况下诞生的：（i）一种想法建立了石头的新功能（不管他是否努力把它变成燧石）；（ii）将其称为“用于某事的石头”（不管是对别人这么说，还是自己大声说）；（iii）认为它是“名为Y的对应功能F的石头”（不管是否会第二次使用它，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6]
这三个条件导致了如下的符号学过程：在表2中，S 1 是第一次作为工具使用的石头，S 2 是另一块石头，大小、颜色和重量都与第一块石头不同。现在假设我们的南方古猿在偶然使用了第一块石头并认识到它的潜在功能的几天后，发现了第二块石头（S 2 ），并认出它是 个别符 ，即它是更一般的模型（S t ）的个体表现，这个模型S t 是S 1 所关涉的抽象 类型 。遇到S 2 ，并能够将其（连同S 1 ）归入S t 类型之下，我们的南方古猿认为它是一个可能的功能F的 符号载体 。作为S t 类型的个别符，S 1 和S 2 是 回溯 并 代表 F的表意形式。根据每个符号的典型特征，S 1 和S 2 不仅被认为是某个可能意义的符号载体（功能F）：只要两者都代表F（反之亦然），而且两者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F的符号载体和意义，并遵循着 完全可逆的规律 。
表2
给这种类型石（以及出现的每块石头） 命名 的可能性，为我们的图表增加了一个新的符号学维度。正如我们将在专门讨论 外延 与 内涵 关系的几页中看到（2.3），名称表示它的外延意义是某一“类型石”（type-stone），但立即就意味着“对象石”（object-stone）或“类型石”的功能是这个符号的（下一级）能指。
原则上，这仅仅代表了一种 表意系统 ，并不意味着一个实际的 交流过程 （除此之外，如果不是为了交流目的，就不可能设想建立这样的表意关系）。
然而，这些条件甚至并不意味着确实存在两个人：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在孤独的海难幸存者鲁滨逊身上。然而，无论谁第一次使用这块石头，都必然会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在第二天将已经获得的信息传递给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应该精心设计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一种对象和功能之间的表意关系。石头的单一用途不是文化。去设定这种功能如何能够重复，并能将这种信息从今天遭遇海难的孤独的人传递给明天的同一个人，这才是文化。孤独的人既是传播的发送者，又是传播的接收者（基于非常基本的符码）。显然，这样一个定义（以其完全简单的用语），可以意味着对思想与语言的统一：这是一个言说的问题，就像皮尔士说的那样（5.470-5.480）， 甚至思想也是符号 。但是，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一个遭遇海难的人与自己交流的极端例子时，这个问题才会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只要有两个个体，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为 可观察到的符号载体 ，而不是思想。
当两个人开始交流时，人们很可能会想象，可以观察到的是语言或象形文字符号，发送者通过名称向接收者传达对象石及其可能的功能（如：/headsplitter/或/weapon/）。但由此我们只能得出第二个假设：文化对象成为可能的言语交流的内容。而 首要的假设 是预先假定发送者可以传达对象的功能，即使不一定涉及文字名称而只需要展示对象。因此，他认为一旦石头的可能用途概念化，石头本身便成为其事实上的用途的具体符号。进而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Barthes，1964a）：一旦社会存在，每一种功能都自动转化为 该功能的符号 。一旦文化存在，这就是可能的。而只有当这是可能的，文化才能存在。
我们现在讨论经济交换等现象。我们首先必须消除每一个“交换”都是“交流”（就像有些人认为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转移”）的歧义。没错，因为每一次交流都意味着信号的交换（正如信号的交换意味着能量的转移），但也有商品（或妇女）的交换，这些交换不仅是信号的交换，而且是可消费的身体的交换。可以把商品交换看作一种符号现象（Rossi-Landi，1968），并不是因为商品交换意味着物质交换，而是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的 使用价值 转化为 交换价值 ——因此，一个表意或 象征化 的过程发生了，后来，货币的出现完善了这一点，货币 代表其他东西 。
支配商品交换的经济关系（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用与“工具石”（tool-stone）所履行的符号-功能体的相同的方式来表示（表3）。在表3中，C 1 和C 2 是两种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商品（表2已经从符号学角度表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不仅展示了所有商品是如何在一般的交易系统中成为代表其他商品的符号的；他还认为，这种相互表意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商品体系是通过 对立 的方式构建的（类似于语言学所阐述的为了描述——例如——语音系统的结构）。在这个系统中，// 商品编号 1 //变成了 在其中 表达“商品编号2”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商品编号2》是用于表达// 商品编号 1 //的交换价值的商品） [7] 。这种表意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个我们可以记录为Ev（交换价值）的交换参数。如果在一个使用价值系统中，所有项都回溯至功能F（对应于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价值系统中，Ev回溯至生产C 1 和C 2 所需的人类劳动（该参数记为HL）。在一个更复杂的文化体系中，所有这些项都可以与一般等价物——货币（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商品及其抽象和“类型”等价物HL与Ev所代表的文化名称）——相关联。一枚硬币（作为符号载体）和一个单词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单词不需要经济上的努力就可以被复制，而一枚硬币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物品（它具有其商品对象的一些特征）。这只是意味着有不同种类的符号，它们必须根据其 表达物质 的经济价值加以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表明，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符号学图表，将HL和Ev（两者是相互等价的）与第三个要素——执行HL的工人所获得的 工资 ——区分开来。HL、Ev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距构成了 剩余价值 。虽然这一事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非常明显，但并不与我们的符号学模型相矛盾，相反，它显示了符号学如何能够阐明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从某种角度看，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在于如何发现某些表层符号学编码的片面性，即它们的 意识形态 特性（3.9）。
表3
如果回过头去看表2就会发现，即使是表2也只是更复杂关系的片面再现。事实上，石头不仅有 那种 特殊功能F（比如劈头骨），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一个可能的全域符号系统（即文化的整体表征），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可能的使用价值（即每一个可能的语义内容或意义），或一个特定的对象——从而记录各种功能的 同义 与 异义 。
现在让我们考察妇女交换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在交换的背景下，妇女似乎是通过生理操作被使用的 物理对象 （被消费，如食物和其他商品）。但是，如果妇女只是丈夫为生孩子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肉体，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是 每个 男人都与 每个 女人交配。为什么在某些习俗的约束下，人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视习俗不同而定），遵循非常严格和顽固的选择规则？因为这只是一个女人的符号价值，使她在系统内与其他女人 对立 。女人，当她成为“妻子”的那一刻，就不再仅仅是一具肉体：她是一个 符号 ，暗示着一种社会义务体系（Lévi-Strauss，1947）。
所以，我的第一个假设如何从符号学中得出文化的一般理论，并最终取代文化人类学，这很明显。但是，把整个文化归结为符号学，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把整个物质生活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活动。 以符号学的形式 纵观整个文化，并非是说文化仅仅是一种交流和表意，而是说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可以得到更透彻的理解。生产对象、行为和关系，以及价值功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社会功能，正是因为它们遵循符号学规律。至于前文说到的两条假设中那条 温和的假设 ，它只是意味着文化的每个方面都成为一个语义单位。
如果说一个对象类别（比如《汽车》），通过符号=载体/汽车/来表示，就变成了一个语义实体，这个看法并不能让我们的研究取得多大进展。很明显，当氯化钠被视为符号载体/盐/的意义时（反之亦然），符号学也与氯化钠有关（后者不是一种文化实体，而是一种自然实体）。
但是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暗示了更多的东西，即意义系统（被理解为文化单位系统）被组织成结构（语义场和语义轴），这些结构遵循与符号载体结构相同的符号学规则。换句话说，《汽车》一旦与符号载体/汽车/相关联，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语义实体。只要它被安排在一个对立轴上，并与其他语义单位如《马车》《自行车》或《脚》（在“乘车”与“步行”的对立中）发生关联，它就是一个语义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至少有一种方法 可以从符号学的层面来考虑所有的文化现象：符号学中任何不能用其他方法研究的东西，都可以在结构语义学的层面上得到研究。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汽车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a） 物理层面 （它有重量，由某种金属和其他材料制成）；（b） 机械层面 （它根据一定的规律运行并完成一定的功能）；（c） 经济层面 （它有一个交换价值，一个固定的价格）；（d） 社会层面 （表示一定的社会地位）；（e） 语义层面 （它不仅本身是一个对象，而且是置入文化单位系统中的文化单位，它与这个系统建立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结构语义学来研究，即使我们用来指称它们的符号载体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甚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car/或/coche/而不是/automobile/，这种关系依然不变）。
现在让我们回到层面（d），即回到社会层面。一辆汽车（作为个体的具体物体）表明某种社会地位，它于是获得了一种象征价值，不仅被作为语言或图像交流的内容（这就是语义单位的《汽车》，通过符号载体/car/或/voiture/或/bagnole/的方式来表示的时候）成为了一种抽象的类别所指，它作为 物体 还具有象征价值。换句话说，物体// automobile //成为语义单位的符号载体，语义单位不仅是《汽车》，而且是《速度》《方便》或《富有》。物体// automobile //也成为其可能使用的符号载体。在社会层面上，物体 作为对象 ，已经有了自己的符号-功能体，因此具有符号学性质。因此第二种假设，即文化现象是一种可能的表意内容，已经回到了第一种假设，即文化现象必须被视为一种表意手段。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层面（c），即经济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对象，根据它的交换价值，可以成为其他对象的符号载体。这只是因为所有的商品都在这个体系中占有一个位置，通过这个位置，它们与其他商品相对立，有可能建立一个 商品符码 ，其中一个语义轴与另一个语义轴相对应，第一个商品轴成为第二个商品轴的符号载体，而第二个商品轴又反过来成为第一个商品轴的意义。同样，即使在言语语言中，一个符号载体（/automobile/）也可以成为另一个符号载体（/car/）在元语言讨论中的意义，就像我们在前面几页中所讨论的那样。因此，第二个假设与第一个假设相关。在文化中，每一个实体都可以成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表意法则便是文化法则。为此，文化允许一个持续的交流性的转换过程，只要它作为一个系统化的表意系统存在。 文化完全可以在符号学的框架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