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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人类的和人类的无意图事件都能成为符号，那么符号学就将其领域扩展到了一个经常被神化的阈值之外：这一阈值区分了符号与事物，以及人造符号和自然符号。但是一般符号学在获得这一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它以前不恰当地要求的另一战略位置的控制。因为当且仅当存在一种规约，允许符号代表别的东西时，才可能将一切都理解为符号，而某些行为反应不是由规约引起的，因此刺激 不能 被视为符号。
根据著名的巴甫洛夫实验，当受到铃声条件的刺激时，狗会分泌唾液。铃声在没有任何其他中介的情况下引起唾液分泌。然而，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知道每一次铃声一定对应一次唾液分泌，铃声代表唾液分泌（即使狗不在那里）：两个事件之间有符码对应，因此一个事件可以代表另一个事件。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两只狗在莫斯科相遇，一只很肥，很阔气，另一只瘦得可怜。后者问前者：“你怎么找到食物？”前者动物符号学式地回答道：“那很容易。每天中午，我走进巴甫洛夫学院，我开始流口水：紧接着，一个受条件制约的科学家来了，摇铃给我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刺激有反应，但狗在唾液和食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可以反转的关系：它知道对于一个给定的刺激，必须对应一个给定的反应，因此狗拥有一个符码。对这个笑话里的狗而言，唾液分泌是科学家可能作出反应的符号。不幸的是，对现实中的狗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至少在经典实验的框架内是如此：铃声对狗来说是一种刺激，它不受任何社会符码的约束而分泌唾液，而心理学家认为狗分泌唾液是一种符号（或症状），表明刺激已经被接受，并引发了适当的反应。
在我看来，这个笑话里的狗的态度和心理学家态度之间的区别是很有启发性的：断言刺激不是符号，并不一定意味着符号学方法不应该关注它们。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功能体，但是符号-功能体代表了两个功能项的相关性，这两个功能项（在相关性之外）本质上不是符号学的，然而一旦相关，它们就能获得符号学的本质，就值得符号学家关注。有一些现象可能被草率地列在所谓的非表意的刺激之中，却没有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或能力上”它们可以作为“对某人”的符号。
举例来说，信息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符号，而是可以定量计算的传输单位，也不考虑它们可能的意义，因此必须称之为“信号”而不是“符号”才恰当。对符号学分析来说，断言这些 信号 不重要是相当草率的。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考虑到一个符号在语言 表意 面上的各种特征，它虽然有严格的组织和计算可检测性，但其表意与它的意义无关，只具有对立的价值。符号学在这里面临着它阈值的下限。然而，在我看来，决定是否尊重这一界限是非常困难的。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将神经生理学和遗传学现象以及血液循环或肺部活动，排除在符号学的考虑之外。但是，如果把感觉现象看作信号从周围神经末梢传递到大脑皮层，或者把遗传看作信息的编码传递的信息理论呢？也许应该谨慎地说，神经生理学和遗传学现象不是符号学家的事，而是神经生理学和遗传学信息理论的事。
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建议人们应该更加仔细地考虑这个阈值的下限，并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所做的那样。
符号学从处于这一阈值下限的学科中获取了许多自己的工具（例如信息和二元选择的概念），因此人们也很难将其排除在外而不觉尴尬。阈值下限现象应该被独立出来，作为符号现象从非符号现象中产生的标志，作为信号体系和符号体系之间“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