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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示符号和症状的符号学性质，将在第三章中进行考察和再阐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考虑两种所谓的“符号”，它们似乎逃脱了交流的定义：它们是（a）自然来源的物理事件和（b）发送者无意发出的人类行为。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从烟推断出火的存在，从潮湿的地方推断出雨滴的坠落，从沙滩上的脚印推断出某个动物曾经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 推理 的例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推理行为。说每一个推理行为都是“符号活动”是不正确的——即使皮尔士这样做了——说每一个符号活动过程都包含着一个推理的过程，这个断言可能是一个过于草率的声明，但可以认为， 存在着必须被认作是符号学行为的推理行为 。古代哲学如此频繁地把表意和推理联系起来，这并非偶然。当事先已经观察到类似的结果时，一个符号被定义为一个结果的明显前件或一个前件的后件（霍布斯，《利维坦》）；作为一个实体，从它可以推断另一个存在的现在、将来或过去的存在（沃尔夫，《本体论》，1952）；作为一个命题，由与其结果的有效的且有启发性的联系构成（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高等数学论》）。也许这种直接的推论和表意的识别，留下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细微差别的阴影：只要加上“当这种联系得到文化上的认可和系统编码时”，这句话就正确了。
第一个发现病人脸上大量红斑与特定疾病（麻疹）之间存在某种恒定关系的医生所做出的是推理：但是一旦这种关系已经约定俗成，并且已经在医学论著中记录下来，一种 符号学规约 就建立起来。 [5] 每当一个群体决定把某物识别为另一物的载体并如此使用它时，就存在一个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一个 自然源 的事件，也必须被列为符号：因为存在一种规约，假定一个表达（感知到的事件）与一个内容（其原因或可能的结果）之间存在符码相关性。一个事件可以是其原因或其结果的符号载体，前提是原因和结果都不能被实际检测到。只有在火不和烟一起被感知到的情况下，烟才能是火的符号；只有当社会规则必然且经常将烟和火联系在一起时，烟才是代表不可见的火的符号载体。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人的行为动作被某人感知为信号手段，即使发送者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启示性，它也会揭示出另外一些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姿势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完全有可能以姿势发现一个人的文化渊源，因为姿势有一种明显的暗示能力。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姿势的社会意义，但我们至少可以识别做出那个姿势的人是意大利人、犹太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Efron，1941），就像几乎每个人都能认出说汉语或德语的人一样，即使他不懂汉语或德语。这些行为能够表意，即使发送者没有将这种能力赋予它们。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医学症状：如果存在一种规则，为某种姿势风格指派以文化渊源，那么这些姿势就会被理解为不受发送者意愿影响的符号。不过没有人能逃脱这样的怀疑：只要这个姿势是由一个人做出的，那么就有一个潜在的表意意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例子是复杂的，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与交流实践有很强联系的东西。在症状的例子中，不必有任何实际交流的疑虑，就很容易识别一个表意关系。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总是怀疑主体是在 假装 无意识地行动，并带有特殊的交流意图；另一方面，他可能想要表现出他的交流意图，而接收者却将他的行为解释为无意图的。而且，当接收者给这种行为赋予了一个误解的意图时，主体可能也只是在无意图地行动，等等。这种有意图行为和无意图行为的相互作用，以及自愿和非自愿地归因到发送者身上的行为，产生了许多交流上的交换，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如 隐蔽意图 、双重思考，等等。
表1可派生出所有可能的理解和误解。S代表发送者，A代表接收者，IS表示“接收者认为是发送者的意图”，而+和-，表示（发送者）有意图/无意图的发送或（接收者）有意识/无意识的接收：以情形一为例，说谎者故意显出某种疾病的符号来欺骗接收者，而接收者却很清楚地知道发送者在撒谎。第二种情况是，欺骗成功了。在第三和第四种情况下，发送者故意发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接收者接收到的是一种没有任何意图的简单刺激：恰如为了摆脱一个无聊的客人，我用我的手指敲桌子，从而表达紧张。接收者可能只把这感知为一种下意识的刺激并引起他的不快；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将意图或非意图归咎于我（这就是为什么+和-放在括号里），尽管后来他可能（或可能不会）意识到我的行为是故意的。
表1
情形一和情形二也表达了与最后一种情况相反的情形：我故意敲击，接收者把我的行为感知为表意，尽管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赋予我的行为以明确的表意意图。在所有这些情形里——它们可以构成戈夫曼（Goffman，1963、1966、1969）研究的许多人际关系类型的恰当的连贯解释——行为之所以成为符号，是因为（受文化规约训练的）接收者做出了将这些行为作为符号的决定，或者是发送者为了刺激接收者做出了将这些行为作为符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