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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大会上的讲话
1967
亲爱的朋友们，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在我们地球上最遥远的时代就出现，尽管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相对来说是很现代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却都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种明摆的事实，是亘古存在的上帝或大自然的恩赐。每个民族定义它们的文化、政治体制甚至国家的边界时，都会觉得那是它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也就是说，是可以被质疑的、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它们却都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捷克作为民族国家，其历史并不总是那么美好，而且还时断时续，多次从鬼门关前经过，因此，捷克人不至于陷入此类自欺欺人的幻想。捷克作为民族国家的存在从未被视为明摆的事实，而正是这种 非明 摆事实性 ，成为它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十九世纪初，这一现象尤其明显。当时，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最早站出来要复兴捷克语，这门几乎已被忘却的语言。而后，他们的下一代试图复兴几乎已经消亡了的捷克民族。这种复兴是一种具有高度觉悟的行为，与所有行为一样，建立在一种选择之上：要么同意，要么反对。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捷克民族复兴运动、倾向于同意的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那些反对意见。他们很清楚——比如说弗朗齐歇克·马图斯·克拉采尔 (1) ，他就直接提出过——假设捷克可以成为德国的一部分，那么，捷克人的生活要容易得多，他们的孩子也将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同样清楚，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国家，可以让他们的精神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而用捷克语写出来的科学论文——我引用的是克拉采尔的原话——“大大降低了我千辛万苦才获得的研究成果被世人所认可的程度”。他们很清楚小国国民会遭遇到的种种麻烦。正如扬·科拉尔 (2) 所说，“小国国民的认知和感觉只及得上其他人的一半”，而且他们的教育水准——我引用的也是科拉尔的原话——“经常是平庸而虚弱不堪的。他们并不真正生活，而只是苟延残喘；他们不茁壮成长，生不出花苞，而只是插在地上，胡乱生长，长不成大树，只生出荆棘”。
捷克人对正反双方的论据都了如指掌，这便使得“生，还是死”以及“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始终处于捷克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根基之中。虽然那些唤醒捷克民族意识的人成功地让这一现代国家得以成立，却让其未来充满了重大挑战。他们让后来的国民必须不断地去证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一八八六年，赫伯特·戈登·绍尔 (3) 提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他看到新捷克已经渐渐萎缩到了自己的渺小之中。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对捷克作为民族国家的非明摆事实性的一种认同：“假设我们将自己的创造力跟一个文化程度比尚处萌芽状态的捷克文化发达得多的大国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不是要大得多？难道我们的文化价值真的已经大到足以确立它的存在的地步？”紧接着，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价值本身是否能够在未来确保我们国家不失去自身的主权？”
这些质问直指那种虚妄的确定性，让捷克这个满足于“插在地上，胡乱生长”而非真正生活的小国觉得是对其作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攻击，因此，捷克决定将绍尔先生驱逐出境。即便如此，五年之后，年轻的批评家萨尔达把绍尔称作“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认为他的言行是最爱国的。他没有看错。绍尔不过是将那些唤醒捷克民族意识的领导者都清楚意识到的二元性推到了极致。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 (4) 写道：“假如我们不能将民族精神提升到比我们的邻国更伟大、更崇高的追求，那么，我们连自己的存在都无法保证。”扬·聂鲁达 (5) 则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上升到世界的意识和教育水平，才能保证国家的威望，以及我们国家自身的存在。”
那些复兴捷克民族精神的领导者把民族国家的存亡跟这个国家所能创造出的文化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衡量这些价值不是视其对本民族的用处，而是希望它们跟全人类——当时人们都喜欢这么讲——的标准相一致。他们渴望融入世界，融入欧洲。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要强调捷克文学的特殊性，它构建起了一种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的模式：翻译家是重要的文学实践者。翻译家甚至是主要的文学实践者。说到底，在白山战役 (6) 之前，最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翻译家：罗霍尔赫·卢比·德·耶勒尼，达尼埃尔·阿达姆·德·维勒斯拉文，扬·布拉霍斯拉夫。约瑟夫·容曼著名的弥尔顿译文为民族复兴时期的捷克语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捷克的文学翻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翻译之一，翻译家得到了与其他文学家一样的尊敬。文学翻译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正是靠了翻译，捷克语才得以确立和完善，成为一门完整的欧洲语言，吸收了欧洲的各种专业词汇。还有，正是通过文学翻译，捷克人用捷克语创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欧洲文学，而这个文学也培养了读捷克语的欧洲读者。
对于那些具有所谓古典历史的欧洲大国来说，它们所处的欧洲框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然而，对于捷克人来说，经历过觉醒与沉睡的多重交替，他们错过了欧洲精神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因此，每每需要自己去适应欧洲的文化框架，将它纳为己有，进行重建。对于捷克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一种确凿无疑的继承物，无论是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对于欧洲的从属性。况且，这种从属性可以归结为在两种选择之间的永久摇摆：要么任捷克语不断削弱，直至成为单纯的欧洲方言——捷克文化成为一种民间文化，要么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具备所有欧洲国家的特性。
只有这第二种选择才能确保一种真正的存在。然而，这样一种存在，对于一个在整个十九世纪都倾注自己最大的能量去构建基础——无论是中学教育，还是百科全书编撰——的民族来说是非常严酷的。即便如此，从二十世纪初期起，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见证了在整个捷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在二十年当中，一大批天纵之才致力于创造活动。就在这短短的时期内，自夸美纽斯 (7) 以来，捷克文化首次成功地上升到了欧洲的水平，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
然而，这段重要的时期——如此的简短，如此的热烈，以至于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却是一种少年时期，而非成人时期：捷克文学只是在它的初始阶段，主要以抒情为主，而且为了获得发展，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只需要漫长的、不间断的和平。而就在这个时期，外力的闯入生生打断了本就如此脆弱的文化的发展，在几乎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它与世界隔绝，让它多样的内在传统不断萎缩，沦为宣传工具之列。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会让捷克民族再一次地——而且这一次是彻底地——堕入欧洲文化的边缘。近几年来，捷克文化又焕发了一些生机，文化领域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获得成功的重要活动领域，不少佳作得以面世，而且，有些艺术门类，如捷克的电影，正在经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点已成为近年来捷克现实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然而，我们的国民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是否意识到，现在正好可以衔接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的文学那值得怀念的少年时期，而且对于文学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绝佳的时机？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依赖于它的文化的命运？或者，是否我们已经彻底否认了那些复兴捷克民族精神的领导者的意见：没有了强大的文化价值，一个民族的生存将无法得到保障？
自从捷克民族复兴以来，文化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或许业已改变。如今，我们不再有遭受种族压迫的危险。然而，我认为，文化依然和从前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民族身份，并为之辩护。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国家间相互融合的前景愈来愈宽广。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共同努力，致力于创造一种共同的历史。许多小集体互相联合，以形成更大的集体。国际间的文化合作因为联合而不断集中。旅游正成为一种大众现象。因此，世界上一些重要语言的作用不断增强。由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国际化了，小语种的分量也在不断缩减。不久前，我同一名戏剧界人士闲聊，他是讲弗拉芒语的比利时人。他抱怨说，他们的语言遭到了威胁，弗兰德斯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使用双语，相比母语，他们更愿意说英语，因为英语可以让他们跟全世界的科学界人士有更好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小国国民要想捍卫自己的语言和主权，只能借助于他们语言的文化分量，以及由这种语言所产生的价值的独特性。显然，皮尔森 (8) 啤酒也是一种价值。然而，人们到处都把它当作皮尔森乌奎尔啤酒在喝。皮尔森啤酒根本无法支撑起捷克人保护自己语言的诉求。将来，这个不断融合的世界将会毫不犹豫地、完全正当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百五十年前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是的，它会质问我们 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迫切需要整个捷克社会都充分意识到文化与文学的根本性作用。捷克文学——这是它的另一个特色——不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学。它是一种平民文学，跟本国的广大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弱点。它的力量源自它坚实的民众基础，它发出的声音可以在那里得到强烈的共鸣。它的弱点则是它的超脱程度不够，教育程度不高，思想开放程度不够，外加捷克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低而可能造成的种种表现，因为它是如此紧密地依赖这个社会。有时候，我很担心，我们当代的教育会失去当年的人文主义者和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们坚守的欧洲特性。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这是欧洲精神的两大根本性源泉，在它们自身的传播过程中引发各种张力，而今它们几乎从捷克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流失是无法弥补的。然而，历经各种精神领域的革命而依然鲜活的欧洲思想，是有着稳固的延续性的。这一思想很早就建立起了它的词汇、术语、寓言、神话，以及它需要捍卫的事业。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的支撑，欧洲的知识分子便无以形成共识。我最近读到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说一些将要成为捷克语教师的人对欧洲文学极其无知，而对世界历史的掌握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地区化、边缘化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所特有的倾向，更是一个跟整个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问题，包括教育、新闻媒体等等。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小雏菊》，讲述的是两个极其无耻的姑娘，她们特别为自己狭隘的思想而感到自豪。她们快乐无比地去破坏一切超出了她们理解能力的东西。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一则寓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隐喻了广义上的文化破坏行为。什么叫文化破坏者？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一怒之下将当地富裕地主的房子付之一炬。我所遇到过的文化破坏者，清一色都颇有学识，往往自视甚高，社会地位不错，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怨恨。所谓的文化破坏者，就是思想狭隘的人，自以为是，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要主张他自以为是的权利。由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东西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他就去破坏这个世界，让它适应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世界。因此，一个少年会在公园里砍掉一座雕像的头，因为他觉得那座雕像公然超越了他自己作为人的实质。由于每一件自我肯定的行为都会让一个人感到满足，那少年在砍掉雕像的头时，是充满了喜悦的。那些只活在当下而忽视背景的人，那些对历史的延续性一无所知的人，那些没文化的人，完全可能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声音发出去没有回音，没有任何美的荒漠。当代的文化破坏者们并不仅仅依循法律所禁止的形式去行事。当一群公民或一个由官僚组成的委员会手握材料，宣布一座雕像（或一座城堡，一座教堂，一棵百年树龄的椴树）毫无用处时，他们可以决定移走它，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破坏。在一种合法的破坏与不合法的破坏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在破坏与禁止之间也没有太大的距离。一名议员最近以一个由二十一名议员组成的小组的名义，要求禁止两部重要的捷克电影。这是两部不太容易懂的电影，其中就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小雏菊》，而这部电影恰恰是讽刺文化破坏者的寓言。真是莫大的讽刺！此人恬不知耻地攻击这两部电影，而且其直接理由就是：看不懂。他这种说法所反映的缺乏逻辑只是表面的。这两部电影所遭到的最大指责，就是它们超越了审查官的理解能力，从而冒犯了他们。
在一封写给爱尔维修的信中，伏尔泰写下了这句了不起的话：“我不同意您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这是对作为我们现代文化基本伦理原则的表述。谁倒退到了这一原则诞生之前的时代，谁就是离开了启蒙时代，退回到了中世纪。对一种意见表达的任何压制，包括对一些错误言论的粗暴压制，说到底都是在反对真理，因为只有让自由平等的意见相互碰撞，真理才会呈现。任何对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干涉——无论这种审查采取何种手段，以何种名目——在二十世纪都应当引起公愤，它是我们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学的沉重负担。
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今天的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思想自由获得了进步。捷克文学的命运如今与这种自由的广度密切相关。我知道，一谈及自由，就会有人恼火，跳出来宣称社会主义文学的自由必须是有限度的。诚然，一切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受到知识水平、偏见程度、教育水平等等的局限。然而，没有哪个进步的新时代是由它自身的局限来定义的！文艺复兴并非由它理性主义的狭隘与天真来自我定义——而且这种狭隘与天真是到后来才被人意识到的——而是因为它以理性跨越了以往的局限。浪漫主义的自我定义，则来自它对古典标准的超越，以及它在跨越了陈旧的局限之后得以探索、了解的新内涵。同样，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要想得到正面的意义，就必须完成在自由度上的相应跨越。
然而，在我们国家，人们依然认为，捍卫这些界限要比超越这些界限更有价值。各种政治和社会形势都在向我们证明，约束思想自由是必要的。但是，一项名副其实的政策，是强调实质利益高于当下利益。对于捷克人民来说，文化的伟大就代表着实质利益。
尤其是，当今的捷克文化前途无量。在十九世纪，捷克人民生活在世界历史的边缘；到了现在，我们位于世界历史的中心。位于历史中心的生活并不轻松——我们深知这一点。然而，在艺术的美妙大地上，痛苦和折磨可以转化为创造性的财富。在艺术的沃土上，哪怕是苦难经验也变成了一种优势，一种伟大而悖论的优势。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堂而皇之的反人道主义之上的，在道德领域，它营造出一种相对简单的状态：由于它公然站在人道主义的准则与道德的对立面，它反而使这些准则与道德得以完整存在。这会让人对人类的价值和道德的基础产生自然而然的怀疑：历史是什么？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是什么？人本身究竟是什么？在这次经历之前和之后，你不会再对这些问题做出同样的回答。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我们的国民历经民主、法西斯枷锁（历史更因为极其复杂的种族环境而变得尤其沉重），重复了二十世纪历史的所有主要元素。这也许可以让我们比那些没有经历这些周折的民族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神话。
在当今这个世纪，我们的国民也许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国民经受了更多的考验。如果说，塑造我们身份的精神一直苏醒着，那么如今，它应当更加成熟。这种更加伟大的经历可以转化成对陈旧界限的自由超越，对当今人类及其命运的知识局限的超越，从而给捷克文化一种意义，赋予它伟大与成熟。或许，我们现在面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机遇，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然而，这几年来涌现那么多佳作，都证明了这样的一种良机并非虚妄。
然而，我还是要自问：我们的全体国民是否都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机遇？他们是否知道这种机遇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否知道，这样一种历史机遇不会出现第二次？他们是否知道，浪费了这一机遇，对于捷克人民来说，将意味着浪费整个二十世纪？
帕拉茨基曾经写道：“人们公认，是捷克作家让我们的国家免于灭亡，唤醒了民族意识，并确定了它应当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的崇高目标。”是捷克作家在民族存亡中担负了重大责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否可以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捷克文学的品质：它的伟大与渺小、勇气与懦弱，它是地区性的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捷克民族是否值得继续存在？捷克语是否值得继续存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被置于这个民族的现代生存的根基中，它们还在等待最终的答案。因此，任何人，如果想以偏执、对文化的破坏、文化素养的缺乏或者思想的狭隘，去阻挡当今捷克文化的灿烂发展，那么，他就是在阻挡捷克民族本身的生存与发展。
(1) Frantisek Matous Klacel（1808—1882），捷克诗人、哲学家。
(2) Jan Kollar（1793—1852），斯洛伐克诗人。
(3) Hubert Gordon Schauer（1862—1892），捷克哲学家、作家。
(4) Frantisek Palacky（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政治家。
(5) Jan Neruda（1834—1891），捷克现实主义诗人、小说家。
(6) 白山战役爆发于1620年11月8日，是三十年战争中最早、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它标志着捷克独立的终止。
(7) Ja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
(8) Pilsen，捷克中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