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自由之路

>> 在这里，学生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学校规定的必修科目很少，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话剧院、晚会、辩论场和图书馆度过。

初秋时节，我们来到了法国巴黎，凉风裹挟着冷嗖嗖的水汽扑面而来，身上厚厚的风衣勉强能抵挡一阵阵袭人的寒气。塞纳河畔的街巷犹如迷宫，游走其中让人不由生出一种探宝的兴奋感，通体的寒意也渐渐消失了。时尚之都的贵族气，加之河岸两侧高楼的夹持，让人不禁呼吸急促起来。在巴黎这座世界闻名的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散落在街市各处的咖啡馆、博物馆、书店和电影院，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空间，随便一处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接受博雅教育的场所。我们在一条叫作余乐姆的小街上，终于找到如同隐修院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小校园里的“大学校”

巴黎的精彩经常隐藏在小巷深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巴黎高师”，便坐落在一条安静的小巷内。如果不是校门口矗立着的国家文化遗产介绍牌表明这所高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你没有注意到门口刻着“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法令”“高等师范学院”的字样，你真的可能会和这所著名学府擦肩而过。就像在北京的五四大街上路过那座低矮的红楼，你可能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大学的旧址。当年“五四运动”时期，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到天安门，火烧赵家楼；而在北京定阜街路北，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院是辅仁大学旧址，这里原来是涛贝勒府，在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成为师大北校。这些小而美的校园背后是一段段风起云涌的厚重历史。

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园，我们才确切感觉到它的“袖珍”：主楼门上有两尊女神雕像，分别象征着文学和科学；侧门进入门岗室，接受安全检查后就可以直接迈入大门；大厅里有一座被称为“水族馆”的收发室，后来被改建为公共电话亭，是师生们对外联系的窗口；穿过大厅，中庭花园有个水池，池边桌子是学生们喜欢的学习场所之一；穿过花园进入二进院是图书馆，围合的小楼以及环绕的回廊——这就是高师的校园，没有碧绿的草坪和高大的建筑，也没有西方大学常见的博物馆和体育场。如果举办小型活动或者师生约谈，只能在中庭的水池周边。这里还是露天餐厅，真是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区。

不过，这个小校园承载的却是一个“大学校”。自建立两个世纪以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群星璀璨，走出了众多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培养了无数杰出的教师人才、数百位法兰西学院院士、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4名菲尔兹奖获得者（世界高校排名第4），是重要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在法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按照商业上的“坪效”来看，巴黎高师应该是世界上坪效最高的学校，没有之一。由于财政困难，巴黎高师也经常面临经费短缺的难题。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前期都需要更多花费，超出了小型高等教育机构可承受范围。但是，作为高师传统强项的数学和哲学，作为“抽象科学中仅有的、在没有太多资助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最杰出成果的学科”，巴黎高师始终保持着世界级高水准。

巴黎高师初建于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整个法国处于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影响中，时局不稳，物质匮乏。即便如此，1795年巴黎高师依然在巴黎圣索玛镇的一座博物馆内成立，并克服种种困难招生授课，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复兴培训教师。这里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包括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等，吸引了一大批出色的青年学子。但学校因为资金紧缺，不到一年就停办了。

1804年，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曾经担任法兰西科学院数学部院士，对于数学十分痴迷，经常和傅立叶一起解数学题作为游戏。他非常重视科学，对待政敌和知识分子态度迥异：对知识分子像春天般温暖，对政治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1814年，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有人建议调配法国理工学校的学生参加城市保卫战，结果被拿破仑一口回绝：“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老母鸡。”

拿破仑在法国教育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对教育体系进行创新改革。1806年，他发布帝国大学法令。1808年恢复了巴黎高师，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教学大纲。大纲提出，“希望法国青年读健康的、强有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博大精深的，是有规则的、平和有序的”。重建后的巴黎高师焕然一新，确立了新的“大学校”体系。

所谓“大学校”体系，是拿破仑在法国旧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在“大学”之上建立并且与之平行的教育体系。“大学校”虽带有“大”字，但普遍规模较小，且教育目标明确，以培养法国最优秀的专门人才为目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黎高师和巴黎高工。“大学校”体系与传统大学体系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了法国近代教育的雏形。两套体系并行不悖，传统大学代表法国高等教育的民主精神，大学校则象征着法国的精英教育。巴黎高师以培养教育理论型人才为主，重点是培养教师。因为拿破仑对于数学的个人爱好，受此影响，数学也成为巴黎高师的强项。另外，巴黎高师在物理和天文学上的优势也很突出。后来，学校还发展了语言和文学，接着是哲学和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曾以授衔教师的身份在中学或大学任教，“共和国的教师”肩负着培养公民的光荣使命。

巴黎高师的自由之路

自由，是社会赋予巴黎高师最切实的标签之一。巴黎高师诞生于大革命时期，始终保持着共和革命的气质，是法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正因如此，学校经常和当局发生冲突，在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数度被取缔。到了19世纪末，共和体制在法国逐渐确立，巴黎高师也迁入拉丁区校址，“自由”的校风得到认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翻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及思想文化历史，很多高师的教授和学生都曾在历史上大放异彩。1878年进入高师学习的著名哲学家柏格森，曾经以《创造进化论》掀起了“柏格森热”；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埃米尔·杜尔凯姆，1879年至1882年在高师求学，后来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1886年进入高师学习。这一批高师人受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影响，倾向社会主义，致力于为普通民众争取利益。在后来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巴黎高师续写传奇，著名学术大师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雷蒙·阿隆，法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等，都曾在这所小校园里学习、生活过。

这些思想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让-保罗·萨特。1924年，萨特通过考试进入高师，和同时期其他优秀的同学一起成为高师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一代”。萨特曾说，在巴黎高师的四年学生生活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里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大家经常在食堂、水池等处随时开始辩论，正方和反方分为两桌，一派是高唱《国际歌》的社会主义者，另一派是齐吼《以圣心名义拯救罗马与法国》的基督徒。萨特非常幽默，他经常自愿扮演小丑作为两派的调和者，把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温情脉脉的交流。这种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环境让萨特灵感不断，他开始在杂志上大量发表文章。他还经常搞恶作剧，以戏弄有钱人为乐。同时，萨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尼采、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他的名声从巴黎高师传向全法国。1964年，当萨特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他又一次用行动诠释了何谓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高师人乃至全法国人。如今法国人常说：如果有人跟你唱反调，你会觉得他愚蠢；但如果他来自巴黎高师，你就会马上觉得是自己太过平庸。今天，巴黎高师依然是全世界风气最自由的大学之一。在这里，学生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学校规定的必修科目很少，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话剧院、晚会、辩论场和图书馆度过。高师的学生是“围绕着图书馆的青年”，拥有能够在巴黎任何一所知名大学图书馆徜徉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享用巴黎丰饶的教育资源。

自由度也有疗愈功能。1946年，米歇尔·福柯进入巴黎高师哲学系，压力使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甚至长相都发生了变化，看起来像一只狐狸。于是福柯就在自己的房间办晚会，不谈政治不谈哲学，就是胡乱聊天，结果他的病好了。这种经历让他对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产生浓厚兴趣，还参加了心理学的临床实践，研究方向也开始向心理、性意识、观念史伸展，最终成就了一代思想大家。他在著作《说真话的勇气》中说：“你来到这里，就像到了一家诊所，你要得到治疗。”

高自由度的享有也是需要努力才能得到。因为经费和场地原因，高师的规模一直很小，每个学年新生只有200人，在读学生规模仅800人。因此，高师拥有全法最高的大学入学门槛，申请淘汰率有99.5%之高。但是，巴黎高师没有自己的教师，教师都是来自法国其他大学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他们的“人事关系”不隶属于高师。学生没有新生训练，没有上下课铃，没有训导制度。上课时间过了10分钟，教师还没有来到课堂，学生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更为奇葩的是，高师竟然没有毕业证。但因为历史上一直以来的教学口碑，学生毕业后申请去其他名校深造非常容易，校友证可以媲美其他名校的毕业证。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高师学生在去其他国家留学深造后会回到法国，不为欧美其他名校优厚的薪资和留校条件所动，这或许是自由灵魂使然吧。英国高等教育期刊《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价称：“很长时间以来，巴黎高师一直是法国的一个传奇，是法国最具选拔性和挑战性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普通个体的职位之高低、财富之多寡并不足以充当衡量人生成败的尺度，但是每个人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所从事的工作，真实地积累起一个民族的光明未来。自由的教育使得求知不是为了世俗的标准，亦不是以他人期望为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为了独立的人格和内心，为了浩瀚的思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