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自由之路

>> 在这里,学生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学校规定的必修科目很少,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话剧院、晚会、辩论场和图书馆度过。

初秋时节,我们来到了法国巴黎,凉风裹挟着冷嗖嗖的水汽扑面而来,身上厚厚的风衣勉强能抵挡一阵阵袭人的寒气。塞纳河畔的街巷犹如迷宫,游走其中让人不由生出一种探宝的兴奋感,通体的寒意也渐渐消失了。时尚之都的贵族气,加之河岸两侧高楼的夹持,让人不禁呼吸急促起来。在巴黎这座世界闻名的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散落在街市各处的咖啡馆、博物馆、书店和电影院,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空间,随便一处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接受博雅教育的场所。我们在一条叫作余乐姆的小街上,终于找到如同隐修院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小校园里的“大学校”

巴黎的精彩经常隐藏在小巷深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简称“巴黎高师”,便坐落在一条安静的小巷内。如果不是校门口矗立着的国家文化遗产介绍牌表明这所高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你没有注意到门口刻着“共和国三年雾月九日法令”“高等师范学院”的字样,你真的可能会和这所著名学府擦肩而过。就像在北京的五四大街上路过那座低矮的红楼,你可能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大学的旧址。当年“五四运动”时期,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到天安门,火烧赵家楼;而在北京定阜街路北,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院是辅仁大学旧址,这里原来是涛贝勒府,在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成为师大北校。这些小而美的校园背后是一段段风起云涌的厚重历史。

巴黎高师教学楼大门

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园,我们才确切感觉到它的“袖珍”:主楼门上有两尊女神雕像,分别象征着文学和科学;侧门进入门岗室,接受安全检查后就可以直接迈入大门;大厅里有一座被称为“水族馆”的收发室,后来被改建为公共电话亭,是师生们对外联系的窗口;穿过大厅,中庭花园有个水池,池边桌子是学生们喜欢的学习场所之一;穿过花园进入二进院是图书馆,围合的小楼以及环绕的回廊——这就是高师的校园,没有碧绿的草坪和高大的建筑,也没有西方大学常见的博物馆和体育场。如果举办小型活动或者师生约谈,只能在中庭的水池周边。这里还是露天餐厅,真是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区。

不过,这个小校园承载的却是一个“大学校”。自建立两个世纪以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群星璀璨,走出了众多哲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培养了无数杰出的教师人才、数百位法兰西学院院士、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4名菲尔兹奖获得者(世界高校排名第4),是重要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在法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按照商业上的“坪效”来看,巴黎高师应该是世界上坪效最高的学校,没有之一。由于财政困难,巴黎高师也经常面临经费短缺的难题。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前期都需要更多花费,超出了小型高等教育机构可承受范围。但是,作为高师传统强项的数学和哲学,作为“抽象科学中仅有的、在没有太多资助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最杰出成果的学科”,巴黎高师始终保持着世界级高水准。

巴黎高师的小花园

巴黎高师初建于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整个法国处于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影响中,时局不稳,物质匮乏。即便如此,1795年巴黎高师依然在巴黎圣索玛镇的一座博物馆内成立,并克服种种困难招生授课,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复兴培训教师。这里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包括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等,吸引了一大批出色的青年学子。但学校因为资金紧缺,不到一年就停办了。

1804年,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曾经担任法兰西科学院数学部院士,对于数学十分痴迷,经常和傅立叶一起解数学题作为游戏。他非常重视科学,对待政敌和知识分子态度迥异:对知识分子像春天般温暖,对政治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1814年,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有人建议调配法国理工学校的学生参加城市保卫战,结果被拿破仑一口回绝:“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老母鸡。”

拿破仑在法国教育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对教育体系进行创新改革。1806年,他发布帝国大学法令。1808年恢复了巴黎高师,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教学大纲。大纲提出,“希望法国青年读健康的、强有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博大精深的,是有规则的、平和有序的”。重建后的巴黎高师焕然一新,确立了新的“大学校”体系。

巴黎高师的课堂

所谓“大学校”体系,是拿破仑在法国旧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在“大学”之上建立并且与之平行的教育体系。“大学校”虽带有“大”字,但普遍规模较小,且教育目标明确,以培养法国最优秀的专门人才为目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黎高师和巴黎高工。“大学校”体系与传统大学体系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了法国近代教育的雏形。两套体系并行不悖,传统大学代表法国高等教育的民主精神,大学校则象征着法国的精英教育。巴黎高师以培养教育理论型人才为主,重点是培养教师。因为拿破仑对于数学的个人爱好,受此影响,数学也成为巴黎高师的强项。另外,巴黎高师在物理和天文学上的优势也很突出。后来,学校还发展了语言和文学,接着是哲学和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曾以授衔教师的身份在中学或大学任教,“共和国的教师”肩负着培养公民的光荣使命。

巴黎高师的自由之路

自由,是社会赋予巴黎高师最切实的标签之一。巴黎高师诞生于大革命时期,始终保持着共和革命的气质,是法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正因如此,学校经常和当局发生冲突,在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数度被取缔。到了19世纪末,共和体制在法国逐渐确立,巴黎高师也迁入拉丁区校址,“自由”的校风得到认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翻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及思想文化历史,很多高师的教授和学生都曾在历史上大放异彩。1878年进入高师学习的著名哲学家柏格森,曾经以《创造进化论》掀起了“柏格森热”;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埃米尔·杜尔凯姆,1879年至1882年在高师求学,后来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1886年进入高师学习。这一批高师人受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影响,倾向社会主义,致力于为普通民众争取利益。在后来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巴黎高师续写传奇,著名学术大师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雷蒙·阿隆,法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等,都曾在这所小校园里学习、生活过。

巴黎高师的教学楼

这些思想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让-保罗·萨特。1924年,萨特通过考试进入高师,和同时期其他优秀的同学一起成为高师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一代”。萨特曾说,在巴黎高师的四年学生生活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里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大家经常在食堂、水池等处随时开始辩论,正方和反方分为两桌,一派是高唱《国际歌》的社会主义者,另一派是齐吼《以圣心名义拯救罗马与法国》的基督徒。萨特非常幽默,他经常自愿扮演小丑作为两派的调和者,把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温情脉脉的交流。这种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环境让萨特灵感不断,他开始在杂志上大量发表文章。他还经常搞恶作剧,以戏弄有钱人为乐。同时,萨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尼采、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他的名声从巴黎高师传向全法国。1964年,当萨特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他又一次用行动诠释了何谓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高师人乃至全法国人。如今法国人常说:如果有人跟你唱反调,你会觉得他愚蠢;但如果他来自巴黎高师,你就会马上觉得是自己太过平庸。今天,巴黎高师依然是全世界风气最自由的大学之一。在这里,学生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学校规定的必修科目很少,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话剧院、晚会、辩论场和图书馆度过。高师的学生是“围绕着图书馆的青年”,拥有能够在巴黎任何一所知名大学图书馆徜徉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享用巴黎丰饶的教育资源。

自由度也有疗愈功能。1946年,米歇尔·福柯进入巴黎高师哲学系,压力使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甚至长相都发生了变化,看起来像一只狐狸。于是福柯就在自己的房间办晚会,不谈政治不谈哲学,就是胡乱聊天,结果他的病好了。这种经历让他对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产生浓厚兴趣,还参加了心理学的临床实践,研究方向也开始向心理、性意识、观念史伸展,最终成就了一代思想大家。他在著作《说真话的勇气》中说:“你来到这里,就像到了一家诊所,你要得到治疗。”

高自由度的享有也是需要努力才能得到。因为经费和场地原因,高师的规模一直很小,每个学年新生只有200人,在读学生规模仅800人。因此,高师拥有全法最高的大学入学门槛,申请淘汰率有99.5%之高。但是,巴黎高师没有自己的教师,教师都是来自法国其他大学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他们的“人事关系”不隶属于高师。学生没有新生训练,没有上下课铃,没有训导制度。上课时间过了10分钟,教师还没有来到课堂,学生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更为奇葩的是,高师竟然没有毕业证。但因为历史上一直以来的教学口碑,学生毕业后申请去其他名校深造非常容易,校友证可以媲美其他名校的毕业证。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高师学生在去其他国家留学深造后会回到法国,不为欧美其他名校优厚的薪资和留校条件所动,这或许是自由灵魂使然吧。英国高等教育期刊《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价称:“很长时间以来,巴黎高师一直是法国的一个传奇,是法国最具选拔性和挑战性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普通个体的职位之高低、财富之多寡并不足以充当衡量人生成败的尺度,但是每个人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所从事的工作,真实地积累起一个民族的光明未来。自由的教育使得求知不是为了世俗的标准,亦不是以他人期望为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为了独立的人格和内心,为了浩瀚的思想自由。

法国巴黎先贤祠 3XeDuYetXeknHKO1U591Rkvf8g7YWBPKpO5gfESH8zqLtnhmZTrGh39fjnr5Sq50



剑桥大学800年的坚守与突破

>> 剑桥大学的宽容精神使得它与时俱进,古老的传统中永远能滋生出新的力量。今天的剑桥大学是800年漫长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最近一个世纪日新月异发展的写照。

剑桥,一个熟悉又神秘的名字。即使去过很多次剑桥,你也未必可以自诩读懂了剑桥。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剑桥大学,当时是导游带着我们转悠,走马观花一般游览校园。虽然导游的解说难免有点陈旧过时,但牛顿、达尔文、华兹华斯、霍金等名人的励志故事仍然如同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而其中的一些趣闻逸事则像是大餐里必不可少的佐料,让游览更加意犹未尽。后来,我因为出差、会议和度假又多次去过剑桥,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自己对剑桥也变得越发痴迷了。

剑桥大学已经走过了800多年的风雨历程,今天依然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傲立群雄,是什么促成了这个奇迹呢?

早期的欧洲大学大都喜欢建立在交通要津,或者靠近宗教以及世俗的权力中心,希望得到更多的关照和庇护。剑桥大学却背道而驰,把校园建立在一个名叫剑桥的小镇上,紧挨着一片安静的沼泽,远离俗世尘嚣。这一别样的地理位置使剑桥大学从一开始就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术与权力分庭抗礼,剑桥大学的个性和办学理念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法律、政治和宗教三者微妙的角力中形成的。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早期的剑桥大学管理结构非常松散,成立于不同年代的学院野蛮生长,各行其道。直到1226年,大学才有了第一位名誉校长,课程逐步走向正规,学院(college)和大学系科(school)开始明确分工——前者负责学生的生活起居,后者负责学校的教学和研究。1250年,剑桥大学颁布了第一套完整的校规,从此开启了与欧洲其他大学齐头并进的新时代。

剑桥大学校园

走进剑桥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各个学院像一座座矗立着的古城堡,从容淡定。方庭里的草坪是学院的中心地带,围绕方庭的建筑井然有序地把各个学院隔开。这些建筑的外表看上去差异不大,但仔细察看,你能觉察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学院创建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有的成立于200年前,也有的于20世纪60年代新建。虽然使用的是同一种建筑材料,砂石的颜色却因为年代不同,风化深浅不一,这些建筑混搭在一起,倒也显示出了几分不一样的生动。

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文字提示和介绍牌,字里行间往往藏有一段值得探究的历史。例如,一座简单的木桥取名叫“数学桥”,据说还和牛顿有关。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木桥鼓舞着一代代剑桥人去攻克科学堡垒,推动社会进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则讲述着剑桥学生从这里走向考堂的故事,曾经悲喜交加的故事如今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见证了剑桥历史上规矩和制度的变迁,铭刻着岁月留下的痕迹。

剑桥信奉着“此物未坏,何须乱修”的信条,不仅体现在建筑上,在制度和习俗上也不例外。学院制、导师制几百年没有改变,很多仪式今天看来都有点滑稽可笑,可在剑桥依旧照例执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和我们国内大学的学院是两个概念,前者的学院更多是指学生生活的场所,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图书馆、食堂、活动中心等,是学生日常起居和社交的重要场所,教师也会定期提供学习辅导和生活上的帮助。所以,剑桥的学院就是学生的家,而这个家里的年轻人来自各个地区、修习不同的学科,共同组成一个多元的大家庭。申请去剑桥大学读本科的同学,一定会收到学院和系科两份录取通知书,才能保证正常入学。系科和学院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加上各学院的实力、规模、品牌和内部规定的不同,申请的难易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虽然可能都进了剑桥,但在内行人的眼中,你在剑桥的哪所学院读书也是不同的。

剑桥大学的校园里,一片片草坪都修剪得整整齐齐,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校园里的不少草坪是不允许一般人踩上去的,剑桥的国王学院始终遵循着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学生、游客和当地人都不能随意践踏学院的草坪,只有院士和教授才有资格穿草坪而过。如果你碰巧看到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在草坪上走过,那他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院士。这可能也是学院对学术的一种独特的尊重和敬意吧。当然,这也是教授们在学生和游客面前炫耀自己特权的好时机。普通人只有在每年庆祝儿童节和举办五月舞会的日子里才有机会上去放肆踩踏。我曾经问过剑桥学生有没有感到不公平,同学们纷纷表示特别理解,甚至把未来能有资格踏上这个草坪当作了奋斗的目标。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角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多了也难免显得刻板迂腐。国王学院成立于1441年,由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创建,完成于亨利八世时期,整个建筑落成花了近百年的时间,距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国王和他的继任者们先后立下了不少规矩,这些烦琐冗杂的规矩也组成了剑桥大学校园传统的一部分。不过,好的传统应该继承,教条僵化的东西就应该大胆舍弃。剑桥的学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权威的挑战,勇于打破常规、不破不立的创举从剑桥学生的恶作剧中可见一斑。拜伦在剑桥读书时,经常有一些古怪行为。学校规定喷泉池里不准游泳,他偏要偷偷摸摸去一试身手;学校规定宿舍里不能养狗,他干脆在屋顶阁楼里养了一只熊。同样,剑桥明文规定不准攀爬学校建筑的尖顶和塔楼,这项规定反而刺激了学生的挑战欲望。1958年6月7日,冈维尔奇斯学院的一帮“夜攀族”居然把一辆奥斯汀小汽车弄上了参议厅的房顶,并且成功地让古老的建筑丝毫未损。把这辆汽车从屋顶上弄下来花了学校整整4天时间,这件事一时成为世界的趣谈,连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也跟风出来冷嘲热讽。出乎意料的是,学院方面还挺自豪,院长偷偷派人给这帮捣蛋鬼送去了一箱红酒。2008年,适逢吊车事件50周年,当年这帮捣乱的学生在学院受到了盛情款待。

剑桥大学的宽容精神使得它与时俱进,古老的传统中永远能滋生出新的力量。今天的剑桥大学是800年漫长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最近一个世纪日新月异发展的写照。从地域上说,虽然剑桥大学的中心地带变化不大,周边的新校区却在加速扩张,新的音乐厅、图书馆、实验室和医院相继诞生,学校周边的科技园、创新园也拔地而起。我们印象中的许多老楼现在大多只用作图书馆和学生宿舍楼了,而大部分教室都已经搬进了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剑桥大学的荣誉学士学位课程由100年前的十几种发展到了今天的近60种,本科生的人数翻了好几番。1919年才开始引进的哲学博士学位,现在的攻读者已经高达7000多人。剑桥大学所有的男子学院如今都改成了男女混合学院。过去,剑桥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来自英国本土,近年来国际学生,尤其是亚洲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1920年前后,剑桥大学发明了今天仍然受人欢迎的“撑篙荡舟”。当时恐怕没有谁能够料到,这所古老的大学凭借自己的创新和实力,校友中一共诞生了121位诺贝尔奖得主,雄踞世界第二,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傲人成绩。

随意在剑桥小镇上闲逛,你都可能邂逅一段剑桥的传奇。小镇上有一个老鹰酒吧,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们平时喜欢光顾的地方。店里的摆设古色古香,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讲述着这个小店的过往岁月。店主得知我们是中国游客还专门过来打招呼,自豪地告诉我们1953年两位剑桥科学家在自己店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人类生命的奥秘——DNA双螺旋结构。我抬头一看,墙上还挂着一个讲述这段传奇往事的告示牌,不由感叹剑桥真是个卧虎藏龙的小镇。

自剑桥大学创建至今的800多年间,英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变,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的信息社会。剑桥大学面对一次次的时代变化,却总能不慌不忙,应对自如,并且在每一次坚守与舍弃的选择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应变体系。就像是剑桥大学校友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用这套优胜劣汰的体系来适应变革、顺应潮流。每当遇上重大的抉择时,由于没有权威的约束力,剑桥大学的院士都会按照自己的观点投票。这种由来已久的民主传统往往能阻止过于激进的改革,又能包容革新,保持前行的步伐。剑桥大学就像是一棵年长的苹果树,既能看出她的年龄,又总有园丁在树上修剪嫁接,每年都会发芽开花,结出新的果实。剑桥人知道,这是让苹果树保持常青的最好办法。把传承与变革相结合,在守旧与创新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这是剑桥精神里独特的一面。既不全盘否定传统,又不一味迎合新生事物,总是在不变中寻求改变,在改变中保持传统——这也许就是剑桥大学前行800年依然历久弥新的动力之源吧!

剑桥镇上的老鹰酒吧 3XeDuYetXeknHKO1U591Rkvf8g7YWBPKpO5gfESH8zqLtnhmZTrGh39fjnr5Sq50



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之父

>>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是第一所在新生录取时不分性别、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的英国大学。由于边沁作为思想改革者的巨大影响力,其个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发展史上体现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被尊称为“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

深秋的伦敦阴雨连绵,寒风萧瑟。我们的队员一个个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加快了步伐。幸运的是,这次我们走访的不是牛津和剑桥这样的郊区小镇,而是位于伦敦市中心布鲁姆斯伯里的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地铁出了名的便捷,很快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我不是第一次造访这所大学,可每次踏进校门,都会被学校高大肃穆的威尔金斯大楼吸引。这所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精英大学,到如今已经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学校主校区以灰色调为主,间以砖红色的建筑群,整体风格古朴典雅。校区临近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从校园建筑最高处放眼望去能看到车水马龙的伦敦街道,可谓地处黄金位置。伦敦房价高昂、寸土寸金,伦敦大学学院也因为自己的独特位置成为当今“世界最昂贵的大学”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的威尔金斯大楼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决定把对留学生的采访改在室内进行。和年轻人的交流总是轻松愉快的,谈话间我发现,无论是理工科男生还是学法律的女生,初来乍到时他们都遇到了语言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但也都各自想办法走出了窘境,收获了克服困难后的乐观和自信。青春的个体在异国他乡接受挑战,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增强了生命的韧度。出国第一年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一种磨炼,过了这道坎,会更加从容和淡定。学生们侃侃而谈时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母校的自豪,而学校的精神之父边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学校大厅里陈列的边沁遗体

我跟随学生们再一次来到边沁遗体的陈列大厅。英国人有许多古怪的念头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学校把精神之父的遗体用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柜子装起来,安放在教学楼的大厅里展示,这也是大学里不多见的举措。遗体旁边挂着一个镜框,里面的展牌上简单地写着: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教授和改革者。

圆形监狱的提出者

杰里米·边沁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也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他3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0岁可以用希腊文写信,12岁就达到大学入学水平,真的是一个小天才。边沁小时候个子不高,体弱多病,不太喜欢运动。但成年后像是变了一个人,经常参加户外运动,这使得他拥有了健壮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这为他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帮助。

边沁的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但他的大学生活并不愉快,和导师关系不太融洽,和同学的相处平淡无奇。他认为牛津的有些学生放荡不羁、不务正业,有的学生抑郁乖戾、缺乏生气,不值得相交。毕业后,他沉醉于学术研究,更加珍惜自己的宝贵时间,很少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活动。即使面对批评自己著作的文章,他也不闻不问。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和我行我素的做法,使他能够更加专注于研究本身,因此在多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和成就。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影响力辐射到英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1792年,身为英国人的边沁以突出的个人成就被法国大革命政府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边沁的思想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他提倡无神论,支持普选和同性恋合法化,倡导动物福利,这些理念和思想远远超越了边沁生活的那个时代,多少年后仍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

由于近代人文思潮的兴起,当年人们对于犯罪者的看法和惩戒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罪犯从“被消灭的敌人”,变为“被操纵的灵魂”和“被训练的肉体”。于是边沁认为,监狱也要有所改变。1791年,他设计出了圆形监狱,立足点在于既满足人道主义要求,又保证对罪犯的监视和改造。圆形监狱的整体结构是一个环形建筑,在中心有一座瞭望塔,塔台是一圈环形的窗户。环形建筑里是一排排贯穿横切面的小囚室,一面对着塔台,另一面采光透风。这种监狱设计的奇妙之处就是它能够对犯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瞭望台在暗处,小囚室在明处,犯人看不到监视者,而监视者能够看到犯人。犯人会感觉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之下,肯定会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正言行”的改造作用。这种位置的不对等性,让监视者自然树立起权威,对被监视者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

边沁只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建筑师。他关于“圆形监狱”的设想,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字说明上。好在他的弟弟塞缪尔·边沁据此做了一些手绘图,才让后人对于这个伟大的设想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边沁坚信圆形监狱可以作为一个指向秩序、理性和道德的催化机构,仅凭借这种监狱自身各部分的运作就能实现一个道德目标。后来,著名的思想家福柯发展了边沁的理论,提出了“全景监狱”的概念,来形容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现代很多管理者把这种思想理念用到了日常工作中,用“永不疲惫的第三只眼”来进行管理。没想到,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直到今天还在散发余温。

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

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于1826年,彼时边沁已经78岁高龄。由于年龄原因,边沁并没有参与该校建立过程的很多具体事务,但伦敦大学学院是在他“人人平等”的教育改革思想启发下建立的。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是第一所在新生录取时不分性别、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的英国大学。由于边沁作为思想改革者的巨大影响力,其个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发展史上体现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被尊称为“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学校现存有10万份边沁手稿,是全球边沁思想研究的重要场所。

边沁生前留下遗嘱,主要有两条:

其一,他希望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并且要求被公开解剖。这一遗嘱内容很快得到了落实,在他死后3天,他的遗体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面前被解剖。

其二,要永久保存他的衣物和躯体,并放置在学校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学校里依然能看到他的遗体的原因。按照边沁的遗愿,他的遗体经过复杂的处理,整体形象与其生前一模一样:戴黄色礼帽,着黑色礼服,手持手杖,从1850年起便端坐在伦敦大学学院主楼回廊的一个玻璃柜里。柜中的边沁作凝神思考状,这是他生前写作时的常态。边沁非常提倡“效益即至善”,他坚决拒绝一场“基督徒式葬礼”,遗体的处理方式是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至善”的事。这一与众不同的遗愿促成了学校的一道特殊的景观,每年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当初在处理遗体时出了点差错,头部没有保护得太好。为了不影响边沁的整体形象,学校决定安放一个蜡像头,同时把经过处理后的真实头颅放在脚边,一起供大家瞻仰。这样的展示方式一般人不容易接受,不过倒也符合边沁去世前不久所写的《自我偶像,或死者继续为活人所用》一文中陈述的观点。虽然书中有不少是玩笑话,比如他的“让名人的遗体作为草坪装饰物”的建议,但至少鼓舞和激励了虔诚的追随者。

伦敦大学学院的图书馆

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特别的展示方式很快就出事了。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对手,那就是同在伦敦城里的伦敦国王学院,这可能是很多名校不能免俗的小乐趣吧。大家都知道,就像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同学都喜欢时不时搞点恶作剧,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乐此不疲地嘲弄或挖苦对方。这不,伦敦大学学院的镇校之宝——边沁的真人头居然弄丢了好几次,其中有两次确认是被伦敦国王学院的一帮捣蛋鬼顺走的。这帮捣蛋鬼居然把边沁的头偷去当足球踢,真够狠的!伦敦大学学院为此伤透了心,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边沁的头找回来。现在,边沁本人的头颅已经被锁进了学校的保险柜里,应该是万无一失了。由此可见,伦敦大学学院对于这位精神之父的重视。虽然“身首异处”,但直到今天边沁照样在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据说每逢学校召开特别重要的会议,边沁的遗体都会被推进会议室列席会议。一旦会议投票遭遇平局,校方就会默认边沁投了改革派一票。看来,改革不仅是昨天,也是今天的大趋势。

如果哪天你有机会去伦敦大学学院参观,一定放慢你的脚步,留心一下从边沁遗体前路过的学生。如果遇上驻足向边沁致敬的,那很有可能是来自哲学系的学生。他们比一般人更加清楚,边沁的许多思想和观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句,边沁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也许是为了更好地阐释自己的理论思想,他当年发明了不少英语新词,其中有maximize(最大化)、minimize(最小化)、rationale(基本原理)、dynamic(动态的)、demoralize(使沮丧)和international(国际的)等,这些英语单词至今仍在使用中。这位伦敦大学学院精神之父留下的精神遗产,至今影响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激励他们忠于自我、大胆革新、改变世界、创造未来!

伦敦大学学院的校园 3XeDuYetXeknHKO1U591Rkvf8g7YWBPKpO5gfESH8zqLtnhmZTrGh39fjnr5Sq50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