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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党的二十大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将为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富的投资机会。同时，也迫切需要投资者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从优化整体市场资源配置、完善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创新战略实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022 年，党的二十大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评价中国经济奇迹时，巴菲特（2018）说：“他们在过去 50 或 60 年里所做的事，是一个完全的经济奇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发生。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秘方，就像我们在几个世纪前找到了秘方一样。”
关于中国奇迹的归因，林毅夫（2021）强调技术进步范式转换和后来者优势。关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兴衰和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奇迹，林毅夫认为：“在 18 世纪之前，在一个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经验积累的社会里，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享有优势。而当技术进步的范式从经验积累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之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后。尽管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有助于中国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大一统，却阻碍了中国技术创新范式的转变，因此，中国无法自发产生一场工业革命。在经历由此产生的挫败之后，中国比西方国家落后，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追赶上存在后来者优势。然而，在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有找到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加速经济发展的方式。只有在 1978 年之后，中国才走上正确的轨道。但是，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内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国也仅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动双轨制来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务实的方式不仅使中国维持了经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他认为：“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务实的做法，中国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周其仁（2010）认为：“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秘诀！”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的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所谓“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不断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继续推进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成长为普遍的权利界定，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使中国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力、普遍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
厉以宁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从人力资本、产权和股份制等角度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支宏大的、优秀的技术队伍（厉以宁，1978）。教育是培养一国技术力量的主要途径，后进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厉以宁，1980）。所有制的改革，正是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社会主义发展现阶段的特点，调整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所有制，力求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所有制关系的高度来调整人际关系，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增长的目的；没有所有制改革，经济方面的其他各种改革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厉以宁，198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和发展股份制企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而股份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厉以宁，1987）。
李录（2020）从世界文明的视角，归纳出现代化的两个要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他论证道：“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个规模经济。”这里存在1+1>2 的效应，即比较优势。“知识思想交换时出现的情况是 1+1>4”，因为不同的思想进行交换的时候，交换双方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对方的思想，而且在交流中还碰撞出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3.0 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科技知识与产品的无缝对接，知识本身的积累性质，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结合时，无论是效率的增加、财富增量，还是规模效应都成倍放大。一个国家增加实力最好的方法是放弃自己的关税壁垒，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体系里去。关于有为政府，李录认为：“当政府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如果面前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未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他认为：“中国现在显然还未处在现代化的状态，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中国在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长期持续增长，直至大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泰勒·考恩 （Tyler Cowen，2015） 认为：“1970 年代改革开放之前的困难时期，中国保持了较多的人口和相对有效的教育系统。当中国的机会来临时，人口资源是现成的，即使这资源不能立即释放。我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创新的本质，但它可能是中国增长如此之快的一个核心原因；当时，起支撑性作用的教育系统是成形的，即使这个系统需要进一步的投入来提高，但中国绝不至于在这一方面从头来过。”他说：“世界上不少其他地方倒是能享用一票美国摘不到的‘低垂的果实’。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学着摘下‘低垂的果实’，以令自己获益。”
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雅明·波戈相（2022）认为：“实现中国奇迹的关键驱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21）认为：“在中国，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现在私营部门贡献了 60%以上的GDP。尽管如此，国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保留对个人股东的权利。政府至少在三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它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保持着强势。其次，它几乎可以干预任何行业。第三，它可以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研发、教育、医疗或住房项目来指导经济。至少从理论上讲，它解决了股东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缺点，因为有机制确保私人和短期利益不会超过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1]
在此尝试一下用威廉·伯恩斯坦的四要素模型来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归因进行总结。四要素分别指：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产权制度改革，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经济利益，把人民群众最有效的创新实践予以合法化、制度化和推广的过程。这个过程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无尽生机活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在城镇，党的十二大提出“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十三大进一步把私营经济纳入多种所有制范畴；同时，把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组成部分。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我国的产权保护法律不断建立和完善。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重点，是兴国之要和立邦之本，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之所以深远，就在于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我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2.恢复高考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中华民族素来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中国有 1300 多年科举考试的历史，这一制度曾显示出选拔人才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2 年在世界上率先走上大学统一招考之路，从此中国走上了统一招生考试之路，年复一年举行高考，直至 1966 年“文革”前夕被废止。1977 年高考恢复以来，高考制度不断完善，向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努力。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1994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1995 年 5 月 6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重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1998 年 8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通过恢复高考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中国用 20 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3.学习型政党
学习型政党以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创建的根本宗旨，并最终以党员干部素质率先发展影响、辐射、带动全社会公民素质的全面发展，其实质是一种现代化建设体现在人的发展方面的发展模式。2009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同时也提出了“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基本要求。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学习型政党就意味着学习型政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科研和创新
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 年邓小平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2015 年 10月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8 年 3 月宪法修正案，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它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党的十九大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为4865 家，市价总值为 740，289 亿元；各类债券余额为 1，438，981 亿元；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市值合计为 2，179，270 亿元。
2022 年第三季度末，金融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 413.46 万亿元，金融业机构负债总额为376.61 万亿元，其中银行业资产总额为 373.88 万亿元，银行业负债余额为342.94万亿元，仅银行业负债总额比资本市场市值就多出 125.0万亿元。
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14.37 万亿元。
以上数据说明：一方面，中国金融业对资源的配置资源规模已达很高水平，资本市场总市值相当于GDP的 1.9 倍，金融机构总资产相当于GDP的 3.5倍，两者合计达GDP的 5.4 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目前仍然是间接融资和债权融资为主导，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比重偏低。因为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收益-风险分布不同，所以它们适用的最佳场景也不相同。可以证明，间接融资和债权融资在服务“摘取低垂的果实”的“套利型经济”时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它们在服务“创新型经济”时则显得力不从心；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则能够更有效地赋能“创新型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已告别稀缺，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是普遍现象，也是正常的必然现象，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必须承担的代价。我国经济社会继续扶梯而上的主要途径只能是创新。创新必然意味着在没有导航图的机会大海中探索前行，与摘取低垂的果实相比，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这种场景下，相对于本金全损的风险而言，收益上限被锁定的债权融资和间接融资从本质上必然缺乏服务于创新的足够激励。债权融资和间接融资由于相对于本金承担的全损风险而言收益非常有限，本质上只适用于低风险“套利型经济”场景，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债权投资者的“零损失原则”。因此，我国今后必须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直接融资，这将给股权投资者带来大量机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的制度优势十分凸出，在诸多方面位居全球第一，例如：各种工程的修建速度；港口智能化、港口吞吐量、港口运输效率、船舶建造速度与可以同时建造的总吨位；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的修建速度，修建里程、修建难度。这种基建能力的积累和发挥，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体系，在多个方面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综上，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摘取经济奇迹的过程，就是产权制度持续完善、科学理性主义快速提升和存量积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和完善、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快速崛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发展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2019）评价李录时说：“中国市场上还存在一些无知和惰性认知的盲点，因此为他创造了不寻常的机会。捕鱼的第一条规则：‘去有鱼的地方捕鱼。’捕鱼的第二条规则：‘千万别忘了第一条规则。’李录恰好去了鱼很多的地方捕鱼。我们其他人就像那些鳕鱼渔民一样，试图去已经被过度捕捞的地方寻找鳕鱼。当竞争太激烈时，你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
芒格的意思是说，中国捕鱼的机会很多，但是主要在哪里呢？
正面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确实很困难。我们不妨间接寻找，用排除法先回答今后的投资机会有可能不在哪里。泰勒·考恩 （Tyler Cowen，2015）在分析美国经济停滞时写道：“至少从 17 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的确享用了无数低垂的果实，即大片闲置的土地、大量的移民劳动者和强大的新科技。然而，在过去的 40 年间，这些低垂的果实开始逐渐消失，但我们还假装它们仍然挂在那儿。我们没意识到，我们停滞在科技高原上，而树枝几乎已然光秃。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不对劲。”
借用考恩的“低垂的果实”的说法，中国未来采摘“低垂的果实”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目前很多传统行业普遍地出现了产能过剩。可以预见，未来的投资机会主要蕴藏在“高挂的果实”中，摘取高挂的果实只能依赖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探索。
创新的不确定性很大。在稀缺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关键问题都比较容易确定，因为答案很显然，缺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得越多越好——反正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不愁产品卖不出去、怎样成本低效率高就怎样组织生产。在短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方向比较确定，因此企业在组织生产时靠模仿也就够用了，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经济方面方向也比较明确。这说明，在套利型经济中，风险低，在融资方式上，主要依靠银行借款或债权融资就可以满足融资需求了。因此，在套利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银行业获得高速发展，截至 2022 年 12 月已演化为资产高达 372 万亿元的庞大体系
。但是在告别稀缺之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是常态，低垂的果实基本上被摘光，普通人能够看得见或想得到的行业都已经饱和，甚至出现过剩。
创新就是在无人区进行全方位搜索，关于资源配置中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诸多问题，很少有明确的线索或暗示，只能由众多创新者通过各自的探索和尝试进行回答。这是一条不确定性很高的求索之路。在创新经济中，信息分散和信息不完全是常态，政府的基本职能是聚集创新因素、赋能创新者，至于具体的创新路径和创新细节，则必须借助创新者和资本市场来解决。在创新经济中，事前的预判十有八九可能会错得离谱，这是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创新，顾名思义就是不可能让人事先猜得八九不离十，应该让事先胆敢猜的人错得离谱。这意味着创新不能被事先规划出来，只能通过分散决策和多重探索被尝试出来。因此，寻找投资的机会在哪里，这里不建议盲目相信分析师出具的所谓的研究报告或部门编制的创新发展规划，毕竟那些都是预判性猜测。华尔街的流行观点是“无法预测创新成败”。
本质上，创新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它不是随机地赌运气，而是隐含着许多因果规律。根据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2013），成功的创新通常是破坏性创新，因为破坏性创新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简单、便捷、成本低，从而迎合低端客户的需求。
因为技术进步的步伐总是远远超过客户的实际使用能力，所以破坏性创新产品一旦在新市场或低端市场站稳脚跟，就会开始启动其自身的改良周期，这样一来，破坏者就走上了一条最终打败先行者的道路。在延续性创新的战场上，先入者有压倒性优势；而在破坏性创新中，则有着后来者居上的传统。重要推论：创新者需要找出一个能在目标市场对所有先入对手给予破坏性打击的机会，否则，根本不值得一试；如果创新者的尝试对于一个重要的先入者来说不过是延续性创新而已，那么他就是在打一场必输之仗。因此，破坏性业务模式是企业赖以发展的宝贵资产。一旦创新者驾驭了破坏性创新这种“不对称动机”，行业巨头就会被打落马下。
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层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各级创新教育，提升国民创新素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大众创新环境，优化多层次股权市场体系，打造创新激励机制。其中，优化多层次股权市场体系打造创新激励机制，具有“小切口大作为”的杠杆效应。一方面，激励创新者，不能仅靠工资，必须让他们分享利润，最好把分享利润的权利资本化，变成一种股权。另一方面，创新需要投入，由于创新的高风险性，难以吸引到债权融资，只有股权融资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创新注入资本。莱文（Ross Levine，2003）用 1976—1993 年间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率和股市流动性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联系，在条件信息集的各种变化下，这种正向联系都是很稳定的。 [2]
值得注意的是，完善的股权市场是一个完整体系。天使资本、风险资本（VC）、私募股权（PE）、首次公开发行（IPO）、二级股票市场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体系。这类似于培养人的教育考试制度。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大学升学是根据高考成绩择优录取的，因而高中生就被激励选择最好的高中求学并努力学习，而好的高中也是根据中招考试的成绩择优录取的，于是学生就被激励选择最好的初中并努力学习，再往前推，好的小学、好的幼儿园都是家长和学生考虑的焦点。正是由于以上环环相扣的传导链条，使得家长、学生和社会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于是小学、中学遍布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基础教育设施，孩子就有成才的希望。如果把大学入学与高考成绩脱钩，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会导致：读高中没意义，读初中没意义，读小学没意义，读幼儿园没意义，上学没意义，整个教育体系将崩溃。股权市场体系的传导机制与此类似。若二级市场功能紊乱，则IPO没有意义；若IPO没有意义，则私募股权、风险资本、天使资本等前端链条均变得没有意义；于是股权的资本化功能严重衰退，于是就导致人们只相信硬资产（如房地产），此时创新创业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奢侈想法。因此，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健全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 Schwab， Klaus. Stakeholder Capitalism: A Global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rogress， People and Planet .Wiley， 2021， pp.26—27.
[2] Paganetto， Luigi and Edmund S.Phelps. Financ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Growth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