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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国法科大学教授长谷川谨造
先生正坐在廊檐的藤椅上，读着斯特林堡
的《编剧法》。
先生的专业是殖民政策研究。所以，说到他在读《编剧法》，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唐突。但是，先生可不只是一名学者，还是颇有名气的教育家，所以即使并非专业研究所需，只要是跟当代学生的思想、情感有些关系的书，他必会在闲暇时大致读上一读。先生兼任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该校的学生们正热衷读奥斯卡·王尔德
，仅仅因为如此，他便不辞劳苦地将奥斯卡·王尔德的《惨痛的呼声》和《意向》读了一遍。既然先生性格如此，那他读论述欧洲近代戏剧和演员的书，也就不算稀奇了。受到先生的熏陶，其学生中不仅有人写关于易卜生
、斯特林堡和梅特林克
的评论，甚至不乏热血青年想要追随这些近代戏剧家们的足迹，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戏剧创作。
每当读完立意新颖的一章后，先生就会把黄布封面的书本放在膝盖上，漫不经心地瞥一眼吊在廊檐上的岐阜灯笼
。说来也怪，只要看见那个灯笼，他的思绪便离开了斯特林堡，想起和他一起买这盏灯笼的夫人。先生是在美国留学期间结婚的，夫人是美国人，但在热爱日本和日本人这方面，她同先生毫无二致。夫人尤其喜欢日本那些精巧的美术工艺品，所以，吊在廊檐上的岐阜灯笼，与其说是先生的喜好，倒不如说是他夫人的喜好。
每次先生放下书本，便会想起夫人和岐阜灯笼，以及那盏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文明在最近五十年里，物质层面已经有了相当显著的进步，然而精神层面几乎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不，在某种意义上倒不如说是在衰落。那么，作为一名现代思想家，自己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探索出一条路，让精神文明走出衰败的境地。然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呢？这一点先生早有定论——必须依靠日本固有的武士道。而真正的武士道，绝不只是这偏居世界一隅的岛国所独有的国民道德，更有着和欧美各国基督教精神相通的地方。如果可以通过武士道来了解现代日本思潮的趋势，不但能对日本的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还能促进欧美各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相互理解，甚至能促进国际和平——基于这个观点，先生近些日子总在琢磨：自己要是能成为横跨东西方的桥梁便再好不过了。夫人和岐阜灯笼，以及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这三者之间保持着某种和谐关系，一起出现在先生的意识里，这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然而，在反复几次沉浸于这样的自我满足中之后，先生发现，他的思绪早已脱离了斯特林堡。于是他有点懊恼地摇摇头，然后又专心地把目光集中在那细小的铅字上。正巧，他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最普通的情感，如果一位演员发现某种恰到好处的表现手法，并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了成功，那么无论什么情境，无论恰当与否，他都会动不动就以该手法进行表现。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省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容易成功。而这就是所谓的“表演风格”。
先生对艺术——特别是对戏剧，本是一窍不通的。哪怕是日本的戏剧，至今也不过看了寥寥几次而已。曾经，他在某个学生创作的小说里看到“梅幸”
这个名字，尽管先生自诩博闻强识，却对这个名字不甚了了。于是，先生得空便将那学生找来，询问道：
“你小说里的梅幸是什么人？”
“梅幸吗？哦，我说的是那个丸之内帝国剧场的专属演员，最近正在扮演《太阁记》
第十回中的阿操。”穿着小仓裙裤
的学生毕恭毕敬地答道。
因此，对于斯特林堡以简劲的笔锋评论过的那些表演方法，先生也谈不出什么自己的见解。这使他想到了自己在欧洲留学时看到的戏剧中的某些场景，但也仅仅是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些兴趣罢了。就好比一个中学英语教师为了找一些惯用语而去读萧伯纳的剧本一样，勉强算是个兴趣而已。
廊檐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还未点亮的岐阜灯笼，长谷川谨造先生正坐在藤椅上读着斯特林堡的《编剧法》。写到这里，想必各位读者很容易想象到这是一个多么悠长安逸的初夏午后啊，但万万不要因此而认为先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若有人这么想，那就是故意曲解、讽刺我写作时的心境了。然而，现在先生也不得不放下斯特林堡了，因为女佣突然打断了先生的雅兴，告知他有客来访。这夏天的白昼再长，也终究挡不住世间琐事的纷扰，似乎非得把先生忙坏了才肯罢休……
先生放下书，瞥了一眼刚才女佣送来的小小名片——象牙白的纸上，笔画纤细地写着“西山笃子”这个名字，但先生似乎并不认识。善于社交的先生从藤椅上站了起来，慎重起见，又把脑海中的人名簿粗略回想了一遍，但依然没有浮现出此人的样貌。于是，先生把名片当作书签夹到书里，又把书放到藤椅上，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他整了整绢丝单衣的前襟，又瞥了一眼面前的岐阜灯笼。说起来，比起恭候的访客，让客人久等的主人往往更加焦躁，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况且先生平日里一向严守待客之道，哪怕不是面对今天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客，也是一样的。当然，这种事就不需我过多交代了吧。
少顷，先生看了看表，便推开客厅的门，走进房间，刚刚松开门把手，只见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这位客人倒是出乎先生的预料，她的衣着十分讲究——一件高档的铁青色单衣，外披黑色罗纱和服外褂，胸前细细的衣缝处点缀着一个翡翠带扣，带扣的菱形纹样显得十分清新利落。即便是对发型之类并不关心的先生，也立马看出这位妇人梳的是圆髻 [1] 。她有一张日本人特有的圆脸、琥珀色的皮肤，看着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先生一眼瞥去，总觉得这位客人似曾相识。
“我是长谷川。”
先生亲切地点头致意，心想，如果以前见过，那么自己一开口，对方也会自报姓名的吧。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妇人用清晰的声音做了自我介绍，恭敬地回礼。
听到西山宪一郎的名字，先生立刻想起来了——那是他的一个学生，也写过关于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评论，好像是德国法律专业的。自入学以来，这学生便时常来找先生，并提出一些思想方面的问题。今年春天，他因患腹膜炎住进了大学医院，先生顺路看望过一两次。先生觉得这位妇人似曾相识，便不是偶然了。那位眉毛浓密、精力充沛的青年，长相与眼前这位妇人惊人的相似，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啊，西山君的……哦哦，”先生一边自顾自地点点头，一边指着小桌对面的椅子说道，“来，快坐吧。”
妇人先是对她突然的到访表示了歉意，随后又恭敬地行了一礼，这才坐在椅子上。先生也在对面的椅子上落了座。刚坐下，却见妇人从衣袖中拿出一个白色的东西，大概是手绢吧。先生见状，立刻将桌上的朝鲜团扇递了过去。
“您的宅子真是太气派了。”妇人有些刻意地环顾了下室内。
“哪里哪里，也就宽敞点，不值一提的。”
这种客套话，先生早已习惯。这时女佣送来了冷茶，先生把茶放在客人面前，马上将话题转到对方身上。
“西山君怎么样了？身体好些了吗？”
“嗯。”妇人谦恭地把双手叠放在膝上，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用沉稳的语调平静地说道，“其实，今天我是为了犬子的事才来拜访先生的，他终究还是没挺过去。犬子生前曾承蒙先生诸多关照……”
先生正要把茶碗端到嘴边。他以为妇人不喝茶是出于客气，便心想，与其啰唆劝人用茶，倒不如自己先喝一下。可还未等那茶杯碰到嘴边柔软的胡须，妇人的话便让他大吃一惊。这茶是喝还是不喝呢？一个与青年的死毫无关系的想法，一瞬间困扰着他的内心。但是，也不能一直端着茶碗不放吧？于是先生横下心，猛地一口喝掉了半碗茶，然后微微皱起眉头，好像被呛住了似的说道：“哎呀！”
“……在医院时，他就常常叨念先生。虽然知道先生很忙，但我还是想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您；二来，也是向您表示感谢……”
“哪里哪里，不敢当。”先生放下茶碗，转而拿起涂了白蜡的团扇，惋惜地说道，“终究还是走了啊。可惜了，正是最有希望的年纪呀……我已经好久不曾到医院看望他了，总以为他会好起来了的……那，他是什么时候离世的？”
“昨天正好是头七。”
“是在医院走的吗？”
“是。”
“唉，实在是意外！”
“能做的，我们都已尽力做了，除了听天由命，也没别的法子。事到如今，也不好再埋怨什么了。”
谈话间，先生发现一件让他意外的事，那就是这位妇人的态度和举止一点都不像在谈论她儿子的死。她的眼中没有泪水，声音也同平常一样，嘴角甚至浮现着一丝微笑。如果不听谈话内容，仅看表情的话，任谁都会认为这妇人只是在聊家常。
先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过去，先生在柏林留学时，当今德国皇帝的父亲威廉一世驾崩——先生在他经常光顾的咖啡店里听到了这个讣告。当然，他也只是寻常地感慨了一番，随后便像往常一样把手杖夹在腋下，精神奕奕地回公寓了。结果刚一开门，房东的两个小孩便一边一个抱住他的脖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身穿茶色夹克衫；另一个是九岁的男孩，穿着藏青色短裤。先生不明所以，但他最疼孩子了，赶忙抚摸着两个小家伙色泽明亮的头发，一个劲儿地哄着：“不哭，乖，这是怎么啦？”
可两个孩子仍然哭个不停，过了好久才抽抽搭搭地说：“陛下爷爷去世了。”
先生觉得，一国的元首死了，竟然连小孩子都这么悲伤，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使他开始思考皇室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自到西洋以来，洋人热烈的情感表露每每让他这个笃信武士道的日本人吃惊不小。当时那种惊讶和同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先生至今难以忘怀——此时，眼前的情况同样令人费解，不过这次令人诧异的是这位不流泪的妇人。
在这个发现之后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发现。
主客二人从对去世青年的追忆，谈到日常生活琐事，然后又回到追忆话题。就在那时，不知怎的，先生手中的团扇突然滑落，“啪”的一声掉在拼花木地板上。此时，二人的谈话并没有急迫到刻不容缓的程度，于是先生从椅子上向前半躬，弯着腰朝地板伸出手去。团扇就在小桌子下面——它掉在了妇人穿着白布袜的脚边。
这时，先生的目光偶然落在了妇人的膝盖上，膝盖上正是那双握着手绢的手。当然，若仅仅是这样，倒也算不上是什么发现。但同时，先生还发现妇人的手正在剧烈地颤抖。也许是想极力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吧，她的双手一边颤抖，一边紧紧地攥着膝盖上的手绢，几乎就要将它撕成两半了。皱巴巴的丝绸手绢被攥在妇人纤弱的指间，绣了花的手绢边缘像被微风吹拂似的抖动着——那妇人脸上虽还笑着，但其实从刚才开始，早已是每个毛孔都在哭泣了！
先生捡起团扇，抬起头来，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表情。其中包含着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事物后产生的钦佩之情，也包含着由这种心情带来的满足感。这两种情绪在经过少许粉饰和夸张后，变成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
“唉，我虽没有孩子，但你的心痛，我也是能理解的。”先生像是看到了耀眼的东西一般，有些夸张地仰着脖颈，同时用低沉的、饱含情感的语调说道。
“感谢您的宽慰！事到如今，无论如何，人也已经回不来了……”妇人微微低下头，表情明朗的脸上仍然漾着款款的微笑。
两小时后，先生洗过澡，用了晚餐，吃着樱桃，又舒舒服服地坐到了廊檐的藤椅上。
漫长夏日的黄昏，天边泛着淡淡的微光，久久不散。宽阔的廊檐上，玻璃窗大敞，天色还没那么容易暗下来。在微弱的光线中，先生跷着二郎腿，脑袋靠在藤椅的椅背上，出神地望着岐阜灯笼的红吊穗。先前那本《编剧法》仍然拿在手里，可似乎再未翻过一页。这也难怪——此时先生满脑子都是西山笃子那坚韧、克制的举止。
晚餐时，先生把这事从头到尾对夫人讲了一遍，称赞那就是日本女性的武士道。夫人热爱日本和日本人，听了这话，自然不无同情。先生也因为有夫人这样的热心听众而感到高兴。夫人、方才的妇人，以及岐阜灯笼——这三者以某种道德伦理为背景，浮现在先生的意识里。
先生沉浸在幸福的回想里，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想起某个杂志向他约稿的事。这家杂志正以“致现代青年的一封信”为题，向各方征集基于一般道德上的意见。那么，何不以今天的事情作为素材，趁热打铁写下感想，然后寄过去呢？先生这样想着，又轻轻地挠了挠头。
而挠头的手，正是刚才拿书的那只手。此时先生才认真注意到方才撂下的那本书，于是顺着先前放进去的名片，翻开了还没读完的那一页。就在这时，女佣过来点亮了他头顶上的岐阜灯笼，那细小的铅字也就不那么难以辨认了。先生心不在焉地读着，目光落在书页上。
斯特林堡这样写道：
在我年轻时，听人讲过海贝尔克夫人的手绢的故事，大概是从巴黎传过来的吧。就是脸上浮着笑容、手却把手绢一撕两半的双重演技。现在，我们称之为“矫揉造作”……
先生把书放在膝盖上。书是打开的，西山笃子的名片依然放在书页里。然而此时先生心里想的，已经不是那位妇人了，也不是夫人或日本文明，而是某种想要破坏这三者之间稳定和谐的来历不明的东西。斯特林堡所谴责的表演方法和道德问题当然是两回事。可是在刚才那段文字的暗示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扰乱了先生沐浴后的悠然自得的心情，扰乱了武士道与那独特的表演风格……
先生不快地摇了摇脑袋，又抬起眼，定定地盯着那盏画着秋草图案的、明亮的岐阜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