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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方丈记》《徒然草》与《枕草子》因题材相近，内容幽玄静美、笔致清雅简洁，合称日本古典随笔三璧，代表了日本近古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不过，虽然三部作品在声名、评价、艺术美等方面并驾齐驱，但细加比较，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大不同。《枕草子》作为宫廷女性的散文集，诞生于光鲜织锦、华丽灿烂的平安朝最盛期，文风绮丽、明快柔美，充满着风花雪月。而《方丈记》与《徒然草》却诞生于干戈战乱、民不聊生的镰仓初期及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事不稽古，多灾多难、人心惶惶。作者鸭长明和吉田兼好都有极好的汉学与和歌修养，也都曾奉仕朝廷，其后皆失意出家。他们有着相近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感悟，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一样地充满苦难艰危，对现实的失望不满、对内心安宁的追求，令他们最终选择了相同的归宿：远离尘嚣、隐遁山野。而他们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带有隐士气质，烙上了哲思批判、悲观反省的印记，见解精辟、深邃警世。所以，《方丈记》与《徒然草》在精神内核上是有别于《枕草子》的。如果说《枕草子》是贵族文学新形式的延伸，那么《方丈记》与《徒然草》就是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典！
《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1283～1350），是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歌人、隐士、随笔作家。他出身于作为神祇官世家的卜部氏一族，俗名卜部兼好，因居于京都吉田感神院，故被称为吉田兼好。
兼好的家族世代掌管朝廷祭祀，是有名的望族。在此家庭背景下，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佛、道之学。青年时期，他又师从和歌大师二条为世，以歌人的身份活跃于文学领域，与净弁、顿阿、庆运并称为“和歌四天王”。1301年，他出仕朝廷，历任六位藏人、左兵卫尉，但限于神官家庭出身，很难位列公卿。当提拔赏识他的后宇多上皇驾崩后，他旋即决定遁世出家，修持于比睿山横川。彼时大概三十岁左右。
兼好出家后，过着四处化缘、清贫简朴的生活，有时甚至要靠织席维持生计。他云游了全国诸多地方，大长见识，晚年在仁和寺附近的双冈居住，1350年卒于伊贺。其作品除了《徒然草》外，尚有个人和歌集《兼好法师集》。另有不少和歌作品收录于《续千载集》《续后拾遗集》《风雅集》中。
兼好所生活的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是古日本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旧制度崩溃，平安朝以来的价值观和贵族文化也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新兴的武士阶级彼此间争权夺利，分庭抗礼；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状况更雪上加霜。兼好作为一个下层贵族，既目睹了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又了解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他想改变这一切，却又无能为力，只好选择了遁世。因为遁入空门，使他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从自由的立场凝视世间，深刻地思考一切，同时还能保持旁观者应有的清醒。
兼好前半生在朝，主管宫中总务与膳事，官职虽不高，却能够结识到不少公卿大臣，有机会了解诸多宫廷掌故，可谓交游广阔、人情练达；后半生出家，闲云野鹤、妙悟佛谛，看透世事空幻无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再加上其本身性情中和、博通诸学，故而笔下文章趣味渊雅、见识明达，言简而又能尽兴。《徒然草》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徒然”一词，在日语中意为无聊、寂寞；“草”指草子，指用假名写就、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随笔、日记或民间故事等。《徒然草》的书名便是仿古书体例，摘取首句的头两字而得。全书写于1324—1331年间，由序段与243段互不相连、长短不一的随性文字组成。与《方丈记》相比，其内容更为驳杂深广，视野更为开阔高远，包括了自然观、艺术观、人生观、伦理观、无常观、处世警语、经验感悟、掌故考据、奇闻逸事等等，全都是兼好兴之所至、有感即发而写下的随想、批判、评论、良言，颇似今时流行之微博。所不同的是，兼好的微博不是写在新浪、腾讯上，而是记于墙壁、纸片或经卷背面。当其辞世后，著名武将、歌人今川了俊命人搜其遗稿，于伊贺得歌稿五十页，又于吉田感神院墙壁及经卷抄本背面，得随笔若干，遂结集成此书。
由于吉田兼好写作这些文字的目的，只是为了排遣长日无聊，生前从未想过要传诸后世，因此其一直处于灵光乍现、漫然书之的创作状态中。虽说是即兴创作、信手拈来，但精练坦荡，字字都凝结了作者的智慧结晶和深刻见解。那些短则三言两语、长则细描详绘的叙事说理，将儒、道、佛玄言寓于简单通俗中，而行文又能将汉文日语融冶一炉，真实、风趣、平易质朴，汰尽浮夸虚妄，闪烁着古老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将他人生的经验、体会、彻悟尽都囊括其中。虽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是以沧桑之心发禅悟之语，静谧而超脱，于不拘一格间尽显灵韵，使人读后留下无穷的怀想和思索。
吉田兼好曾为官、又为僧，繁华看尽，行脚四方，其社会视野自然比较开阔。与这样的人生相对应，《徒然草》的着墨重点，也不外两类：一类载宫廷见闻、禁中逸事、规章典仪，满溢贵族趣味与怀古幽情；另一类记寺庙人事，并以佛教之世界观，注视自然变化与事物变迁，对人生百态发表了坦率的批评和议论。这两类文字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自然、爱情、事业、忧患、求道、居家、历史、怪谈……举凡当时世俗与空门所涉之人事，应有尽有。公卿贵族、武士、僧侣、艺人、工匠等各阶层人物纷纷登场，实录世间万态、感悟伦常情爱、抒写四时风物、品评衣食住行，宛如一幅描摹镰仓末期社会的长绘卷，将彼时的朝野面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如果仅有内容上的丰富，尚不足以使《徒然草》傲立日本文学史数百年而不衰。其思想层面的深邃广阔、文笔的生动超妙、意境的悠然闲雅，不但予人以优美的艺术享受，更发人深省、启迪智慧。这才是它光芒四射，倾倒整个大和民族，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人的审美倾向与生活态度直到如今的主因所在。
《徒然草》的魅力，首先来自它的文字美。全书以纤丽绵密的古日文结合洗练简洁的古汉文写成，字里行间细腻蕴藉、雍容灵动。由于作者有着深厚的汉学修养，因此立意布局多仿中国古典笔记，遣词造句讲究典雅，同时频繁借鉴化用古中国的诗词歌赋，引经据典、墨艳笔健，令作品散发出古色古香的动人韵味。那既朴素又辛辣、既风趣又不油滑、超脱而不空疏的文字，将吉田兼好的个性情趣与中世的审美意识完整地投射其中，观之赏心悦目、读来唇齿留香，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行文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次拙译在文风上，特意采用文言的方式，就是为了保持原书中这种古典的文字美。
如果说文字美属于外在的表现，那么《徒然草》所具备的智慧美与意境美，则展现了其内在的高品质。
兼好以大杂学家的身份，跨越了千百年的时间之河，将先贤古圣、文章大儒都视为良友，汲取中日思想家、宗教家、哲学家的学问精华融会贯通，化为己用。《徒然草》中多处援引《道德经》《论语》《庄子》《尚书》《昭明文选》《白乐天诗集》《古今和歌集》等古书的辞句与观点，结合自身睿智、幽默、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采用碎片式、积木式、插花式等叙述方式，安排于匠心独具的话题排列中，纵谈妙论、至理迭出，尽显机智与渊识，耐人寻味。
此外，在肯定贵族式的教养、学识的同时，面向庶民阶层，兼好也充分肯定了专家、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强调个人修养的不断提升与技艺的日益精进密切相关。风度姿容、谈吐礼仪也是他评价人的又一个重要标准。
《徒然草》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学问、才艺方面，更有诸多生活的智慧、为人处世的智慧。兼好以一个出家人的平和、淡然，将他对生活的见解与琢磨缓缓述来。虽然避世隐居，然而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并不回避自己对世俗种种欲望的欣赏与理解。从庭院中的花木该如何选择，到居室里的器物该如何措置，再到待人接物如何才是得体，他都不惜笔墨；世俗生活的诸多趣味，例如赏花、饮酒、观月、男女幽会等，他都津津乐道。禁欲者与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不虚饰、不做作，尽情地敞开胸怀，去品味生活的真情趣。他就站在生活里，看人来人往，看万物纷繁；生活之理，就像他笔下的文字一般，虽淡然素朴，却暗藏玄机，意蕴深厚。
对于生的热爱，让兼好倾向于自我保全的智慧，其为人处世也大有心得。他格外强调人生应进退有度，言行得体而不遭人厌弃。在名利观上，他认为人世沉浮、红尘打滚，不免要追逐于名利之间。求财慕荣，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必须取之有道，诚信为本。为此，他一次次提出忠告、一次次给出建议，妙语警句在书中俯拾皆是。但他并不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也不进行晦涩枯燥的说教。这些率真的劝诫，都来自他对现实人生深入细致的观察、理解，根底里含有一种温润，因而没有道学语，令人在莞尔颔首中，咀嚼出一位老法师在历尽沧桑后，浓缩五味而得的处世智慧。
总之，《徒然草》是聪明人写的慧世语录，是滋补的心灵鸡汤。它所蕴含的东方哲理、人生智慧对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人格修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奉为“日本的《论语》”，跨越时空隧道，传承万年。
飘然出世、简单生存的兼好法师对生活上的享受并不提倡，而是追求适意自在和内心的安宁平静，所以在赋予《徒然草》高深智慧的同时，也在书中融入了脱离尘嚣、超然物外的意境美。与青灯古佛相伴，人情冷暖了然于心，悠然禅意和对世事的冷眼旁观，结合以平安时代旧贵族的优雅，造就了兼好古典式的美学情趣和独特的审美观。他立身世俗却超越世俗、厌离红尘却不忘人间，用清新晓畅的文笔、精准唯美的语句，热烈而又冷静地描绘着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将人生短促、烦恼所在、静思所得，以及自囿之可笑、寄情山水之闲趣娓娓道来，句句清凉，宛如指出一条深幽的小径，令人行走其间，只感清醒与宁静。
有些文章好，是自自然然的好，不是用力的好。若心底不曾历波澜，定写不出如此率性纯真的文字。如前所述，兼好撰本作时，并未考虑到发表，也无所谓有无读者，因此绝不挂怀于受众口味，下笔自由随意，全无避忌阻碍，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这样淡然的心态，最适合散漫抒怀的随笔，有时灵感一闪而过，记下来寥寥数句；有时却行云流水连绵不绝，洋洋千百言，数纸而不能尽。读者品来，犹如与知心朋友漫谈聊天，时而忧伤，时而欢乐；时而家长里短，时而风花雪月。可以谈得很透彻，也可以轻飘飘地不着痕迹。待到话音落处，言语蒸发，真意也已道尽。过后细细回味，好似品过一杯荡涤心尘的清茶，甘香无穷，心境登时明澈起来。
一人一悟一世界，一言一叹一微尘。在雨声沥沥、竹簟生凉的月夜，玩味兼好法师悉心存录的乐趣与境界，也许初时未必会意，熟读深思，方知其妙。透过别致的情趣与物哀的幽思，触到的是一颗脱尘绝想的心，清冽如泉水，又氤氲着一丝暖意。浮世蒸腾中，熙熙攘攘者尽多浅陋无文、利欲熏心，倘内心最柔软处尚不曾失守，实应让这些短章，拂去盘踞心头的积埃，令人心之花开得更加芬芳绚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徒然草》所体现的无常美。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对无常的透彻认识，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对无常美的欣赏。唐代中叶起，禅宗逐渐传入日本，为日本古典文化奠定了超然、淡然、寂然的基调。禅宗的“无常最美”和“无中万般有”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每个有慧根的人。高僧大德们徜徉于天地山水间，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无常之美汩汩滋润着心田。兼好就是这样一位洞悉了无常美的高人。虽同为出家法师，但与鸭长明万念俱灰的悲观相比，兼好所持的无常观，既有来自佛教的影响，又有来自儒家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思想，甚至还导入了老庄“无欲无为”的哲学观念。杂糅各家精髓的结果，令《徒然草》中的无常观，予人乐观豁达、劝导向上的感觉。这种合而不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当时离乱的社会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
明了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流转之相”才是世相本质的兼好，抱持着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姿态，追求怡然自乐和内心的安宁，讲究放下诸缘与身心俱闲。放下诸缘是方法，身心俱闲是他所追索的最佳人生境界，这两者都建立在他对无常美的认知上。
参透生死之道，是发现无常之美的首要条件。死，不可预测，也不可抗拒。生命消失令人无限慨叹，生死之间，翻涌着不尽的情感波澜。倘若生命永存、无死无终，也就没有了对生之美好的认识。《徒然草》中有多处提及生死，深刻表达了兼好对于死亡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他以一种审美的心理去认识生与死，消解死亡的哀恸，将生命无常的悲剧情结升华成了美感。正因有了这种“死生同状，万物一府”的体认，所以他的思想近于虚无，达到了“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的高度。反映在言行上，便是重视现世、珍惜生命，以积极的心态及时去品味生之乐趣，进而从无常的变化和迁移中，发现美的存在。
他心正气平、静观万物，在含苞待放的枝头探寻欠缺之美、在风吹花落后发现凋灭之美、在残月中欣赏不完满之美。在他眼中，落花缺月仍有风情；人世爱而不得，思慕之时更有意趣。面对再好的美景，都能泰然处之，绝不喜形于色，因为其深知好景不常在之理，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无常的制约。这种建立在无常上的美学观，虽然带有东方的悲剧色彩，却是日本精神的静水深流。
兼好的无常审美观，运用在人与事方面，演化为尽量避免追求完美无缺，对万事万物都不苛求极致、圆满，因为圆满过后必是不圆满。他努力使人们明白“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的道理，因某一事物美好而试图使之永恒的做法是徒劳的，只能自寻烦恼。唯有任其自然才是聪明的做法。
可以说，无常美像一束煌煌之光，照耀着兼好的内心世界，令他破除了一切执着，进入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的境界。他自在无拘、物我两忘地感怀着天地流转的空寂，而后透过《徒然草》让数百年来亿万读者的思绪变得澄明，润物细无声地于细微处灌溉着世人的心智。在经历了无数次物换星移后，依然沉静伫立，令今时身处熙攘人群的我们见到，顿然有种猛回头的棒喝感。如果你正被炎世灼烤，心浮气躁；如果你正迷惘困惑，踯躅于人生的未明；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忧愁，需要指引——那么，请翻开这本惬意舒泰的小书，送一个清凉平和的心境给自己，留温暖美好的期待予世界！
《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生于平安时代末期的1155年，是古日本著名的歌人、歌论家、随笔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琵琶名手。他生于神官世家，是鸭川边贺茂御祖神社神官的次子。小时候被寄居在祖母家，由祖母抚养长大。二十岁左右，父亲与祖母相继去世，了无牵挂的鸭长明弃家游学，开始专心研究和歌及乐曲。先是拜著名歌僧俊惠为师，钻研歌道；随后又师从大音乐家中原有安，学弹琵琶。因两艺皆臻妙境，声誉日隆，四十六岁那年受到后鸟羽上皇赏识。当时上皇召集全国名声显扬的歌人，命做三种不同体例的和歌，和歌高手们大多无法应对，最后只有鸭长明、藤原良经、天台座主慈圆等六人成功。上皇大喜，遂任命鸭长明为和歌所的“寄人”（负责选定、创作和歌的官员）。鸭长明从此活跃于宫廷及和歌界，作品被选入《千载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迎来人生巅峰期。
鸭长明出身平平，以非贵族身份而获上皇提拔，参与敕撰和歌集的编辑，可说是破格的荣耀。他不仅长于和歌，而且熟稔汉诗汉文，有着厚实的汉文学修养和造诣，深得同时代文人公卿的钦仰。对他青眼有加的后鸟羽上皇，因他父祖皆是贺茂御祖神社的神官，便又推荐他袭补父祖的神官职务，孰料遭到鸭长明同族鸭祐兼的激烈反对，不能如愿。生逢源平争霸的大乱世时代，又迭遇天灾人祸，再加上家道中落、仕途失意，饱经忧患的鸭长明心灰意冷，于五十岁时舍弃官禄、遁世出家，入大原山隐居，后迁至日野山，至死不出。1216年闰6月，鸭长明辞世，终年六十二岁。
《方丈记》即为鸭长明隐匿日野山时，回忆生平际遇、叙述天地巨变、感慨人世无常的随笔集。其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之“白眉”（最高峰）！全书共十三节，以简洁流利的和汉混合文体写成，笔意严整而富有感情，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感慨世事多艰、人生虚幻出发，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生动写实地描述了平安末期悲惨的“五大灾厄”：大火、旋风、地震、迁都、饥荒。借社会的苦难揭示出人世无常、生存不易的道理。后半部分笔锋一转，由社会现实转向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先是自述身世，接着书写隐遁大原山，后又迁移日野山筑庵，以清雅的笔墨，记述了方丈之庵中闲寂的生活，同时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烦恼。到最后直率地袒露心扉，为能否安于清贫而自我深省。全书叙述流畅、措辞佳美，结构巧妙、格调高逸，又善用比喻与对仗，情文交融，浑然天成，奠定了鸭长明“日本中世隐士文学鼻祖”的崇高地位。
作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作，《方丈记》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主因在于其贯穿始终的无常思想，与大和民族纤细感性的内心世界高度契合，故而能引发日本人民长久的共鸣，并视之为万代不易的文化瑰宝。
无常观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其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与日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列岛四面临海，远离大陆，从远古开始就不断受到海啸、地震、台风等天灾的侵袭。在此恶劣条件下，日本人自然产生了“生命无常”的思想。而古日本不但灾害频仍，兼且战祸不断，特别是在鸭长明所处的平安末期，矛盾尖锐、冲突频繁，源平相争导致的连场兵戈，令人民饱受苦难。战士血流尽、百姓泪流干，人们命如微露、祸福难料，内心挣扎苦闷，却又无可奈何，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佛教的“空观”与因果宿命论中，寻求解脱。
鸭长明半生颠沛，虽为著名歌人，又有上皇知遇之恩，但身处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过渡的激荡时代，天皇制衰落，武士阶层暴起，社会动荡不安，亲身所经历的种种巨灾大变及人祸纷争，令他对人生苦短、诸行无常的认识尤其深刻。油然而生的幻灭感，促使他在关心、反映现实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无常思想和强烈的悲哀情绪。《方丈记》的开篇，他就以流水、泡沫来比拟世间万象，指出一切事物的生成灭亡，都在瞬息变幻间。流水不归、世无常态，世事的不变只是暂时与相对的，变化无常才是永恒与绝对的。接着他又将人与宅邸，比作牵牛花上的露珠，叹息人生短暂、生命虚幻。这脆弱易变的无常之苦，是他时时都希望摆脱的梦魇。
然而看似平常的无常，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人人皆在无常中，谁又能轻易摆脱？于是鸭长明一面悲叹自己生于末世，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一面又不停地在无常中寻出路、在变化中求新生。为此，他离开旧宅，遁入深山，匿居于山麓方丈小庵中，渴求在隐逸中找到幽静之乐。这里有自然的山野风光、有静僻的修行环境，更不乏真率的质朴人情，鸭长明在此发思古之幽情、抒怀旧之蓄念，细细咀嚼着人生的况味。他蔑视奢华、超脱死亡，以天地万物为邻、与琴书佛典为伴，怡然忘我，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世俗的一切经营和纷争都已不在乎，一应物质上的享受也都已不在意。自我放逐所得到的报酬，是蓑衣、拐杖、闲趣、佳景，以及“知己知世、无欲无往，但求宁静，无愁最乐”的状态和心境。终于，红尘中的种种羁绊远去了，精神上的真正自由来临了。清亮的月色，照进了闲寂的方丈之庵，也照进了所有淡泊名利、笑任晴雨的心。
本次修订重版，除了在文字和注释上细加校订，又再度搜罗原本，对《方丈记》补译出两段仅见于兼良本和流布本的文字，已是目前最全译本。
王新禧
修订再版序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