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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幸运的是，这本书引发了关注，好些人都想同我结交。

现在每当回忆起伦敦文人圈的种种过往，我总会感到一丝怅惘。我还记得第一次经人引荐进入这个圈子时内心的激动和胆怯。如今，我离开这个圈子已经很久了。如果小说里描述的当下文人圈中的奇闻逸事确凿可信的话，那它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活动地点变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和肯辛顿高街。那个时候，如果你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所有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现在，年龄超过二十五岁都显得不可理喻。那时候，我们有些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会因为害怕遭人耻笑而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自诩为天才。当时，有涵养的波西米亚圈子并不特别流行贞洁文化，但绝对看不到现在这种丑陋的乱交现象。当时，我们并不觉得用得体的沉默掩盖人生的变数是虚伪的表现。以前的人说话没有那么露骨，那时的女人也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

那个时候我住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地方，我记得要去热情的作家家里做客得坐很远的公交。我那时太胆怯，总是要在街上徘徊好多遍才能鼓足勇气按响门铃，然后无比紧张地走进一间不透气、挤满人的屋子。我被介绍认识这个名人、那个名人，他们对我作品的谬赞令我极度不安。我觉得他们期待我给出机智的回应，但往往聚会结束后我才想到应当如何回答。为了掩饰尴尬，我不断给人递茶水和切得糟糕的面包和黄油。我不想引起任何人注意，只想自在地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口吐莲花。

我记得，有一些女人身材高大挺拔，鼻子很大，眼神贪婪，她们像穿铠甲一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还有一些身材娇小得像老鼠一样的老处女，声音柔和，目光犀利。每次我都饶有兴致地看她们坚持戴着手套吃黄油面包，也佩服她们总在没人注意的时候若无其事地在椅子上擦手。这对家具肯定不好，但我觉得女主人在拜访她这些朋友时也对她们的家具实施了报复。这些人有的穿着时髦，还说怎么能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不修边幅。如果你身材好，那就要充分凸显身体的曲线，编辑绝不会因为你秀气的脚上穿了一双靓丽的鞋子就拒绝你的作品。但另一些人觉得这太轻浮，她们穿“艺术服装”，戴原始饰品。男人在穿着上几乎不标新立异。他们尽量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的作家身份。他们希望被当成走南闯北、通晓人情世故的人，希望走到哪里都可以被当成市区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看起来总是略显疲惫。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作家，他们让人觉得奇怪又不真实。

我记得以前觉得这些人谈吐非凡，也时常惊愕地发现，他们的作家兄弟前脚刚走，他们就用幽默辛辣的语言把他诋毁得一无是处。这方面艺术家最占优势，因为他不仅可以揶揄朋友的外貌和性格，还能戏谑其作品。我做梦也想像他们一样聪明敏锐、能言善辩。在那个年代，谈话被当成一门艺术，蕴藏机锋的交谈远比愚蠢的聒噪更深得人心。那时候，警句还没有被愚钝者机械地拿来冒充机智，而是儒雅者谈笑生辉时的点缀。遗憾的是，我已经忘了那些妙语连珠的话。但我记得，没有什么比谈论创作的另一面，也就是出版细节，更令人愉快了。我们聊完最近的新书有哪些过人之处后，自然会好奇它卖出了多少本，那位作家拿到了多少预付款，这次他可能赚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聊这家或者那家出版商，比较哪家慷慨大方哪家吝啬小气。我们还会辩论，是选择版税给得高的出版商好呢还是选择将书籍利润最大化的好。有些出版商广告宣传做得好，有些做得很差。一些很现代，一些很守旧。之后，我们还会聊经纪人和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合同，聊编辑以及他们喜欢的稿件类型，他们一千字付多少钱，付款是否及时。对我而言，这一切都非常浪漫，让我有一种加入神秘组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