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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经很多，似乎不用我再赘述。画家得靠作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确，我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早在他成为画家前我就认识他，他在巴黎最艰难的那几年我们也时常碰面。但战争风云将我卷到大溪地以前，我从未想过要将这些回忆写成文字。众所周知，斯特里克兰在大溪地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在那儿，我遇到许多熟悉他的人。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让世人了解他悲剧事业最不为人知的那个部分。如果那些坚信斯特里克兰拥有伟大天才的人是正确的，那么真正和他接触过的人讲述的内容就绝非无关紧要。如果有人和埃尔·格雷考的交情有我和斯特里克兰那样深，人们肯定会不惜一切想听听他的回忆吧？

但这样的借口并没有令我心安。我忘了是谁建议，每天做两件自己讨厌做的事，因为这样对灵魂有益。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个智者，而我也老老实实践行了这一准则，因为我每天都起床，每天都睡觉。但我天生喜欢给自己找罪受，每周都让自己经历一次更痛苦的煎熬，那就是雷打不动地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1] 。看着上面浩如烟海的书籍，想象着作者看着它们出版时内心的憧憬以及日后等待它们的命运，我仿佛受到训诫一般。一本书要成为这千万本中的一本，概率有多大？很多书即使大获成功也只是昙花一现。天知道作者下了多大功夫，忍受了多少痛苦和煎熬，才给偶然翻阅此书的人提供数小时的消遣，或者为他打发旅途的无聊。从我读的书评来看，有不少书写得很用心，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构思，有的甚至是作者毕生心血的结晶。我由此领悟到：作家应该把创作的乐趣和将思绪付诸文字后的畅快视为辛苦付出的回报，而不必在意臧否与成败。

如今战事爆发，新的态度随之而来。青年人崇拜的神祇我们老一辈人一无所知，现在也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未来的方向。年轻一代知道自己风华正茂，豪情万丈。他们不再敲门，因为他们已经破门而入，坐到了我们的位置。他们喊声震天。一些年长者试图通过模仿年轻人的举止来证明自己尚还有一席之地。他们声嘶力竭地呐喊，但只能发出空洞的声音。他们就如可怜巴巴的老女人兴致盎然地在脸上涂脂抹粉，想借此重现春日的幻影。聪明人则体面优雅地干着自个儿的事。他们谦卑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宠溺地讽刺。他们记得，他们也曾这样叫嚣着将自己鄙视的老一辈人踩在脚下。而且他们预见，这些勇敢的执火炬者不久也将让出自己的位置，离开时甚至不会留下只言片语。尼尼微的伟大直抵天穹时，新的福音书已然变旧。这些豪言壮语，说的时候自己听上去多么标新立异，但实际上已经被人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腔调重复了成百上千遍。钟摆不停地前后摇晃，人们沿着同一个圆走了一圈又一圈，但每一次都是崭新的征程。

有时，一个人的寿命很长，他会从自己的时代跨入一个陌生的时代。每当这时，猎奇者就会看到一幕最滑稽的人间喜剧。试问，现在有谁还记得乔治·克雷布？在他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可是个有名的诗人，才华举世公认。这种普世的认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已经很难见到。他师从亚历山大·蒲柏，擅长用带韵脚的双行体写道德故事。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诗坛出现了新风气。克雷布先生仍然用带韵脚的双行体写道德故事。我敢说，他肯定读过那些时代弄潮儿写的诗，他应该觉得他们写得很糟吧。当然，这当中大部分是糟粕。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好几首都开拓了前人从未涉足过的广大精神疆域。没有人再去读克雷布先生的诗，但他仍然在用带韵脚的双行体写道德故事。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年轻人写的东西。他们中可能有人比济慈更炽热，有人比雪莱更空灵，有人已经著作等身，兴许作品还会流传后世。这谁也说不准。我欣赏他们的精巧，年纪轻轻就才华横溢，说他们日后必成大器都显得荒唐。我也赞叹他们畅快的文风和惊人的词汇量（他们词汇之丰富让人怀疑他们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读“罗格大辞典”），但这些丝毫不能打动我。在我看来他们懂得太多，情感太泛滥。我受不了他们乐呵呵地拍我肩膀，或者动情地投入我的怀抱。他们的激情略显苍白，他们的梦想有点无聊。我不喜欢他们。我是旧时代的人。我将继续用带韵脚的双行体写道德故事。但是如果除了娱乐自己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企图，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1]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of The Times ）创刊于1902 年，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人文类书评及文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