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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奥兰
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纪事的素材。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点儿反常。初次领略，奥兰的确是一座普通城市，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个法国海外省的省会。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从本身看来挺丑陋，表面看上去倒很平静，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同各个地域其他许多商埠的差异。譬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没有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的声响，总之，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让人怎么想象呢？在这里，四季的嬗变，仅仅在天空显现。只有清爽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才带来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整个夏季，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了的房舍，给墙壁蒙上一层灰突突的灰烬。于是，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躲在阴影里生活。到了秋天则相反，大雨滂沱，满街泥浆的洪流。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处于同样状态，既狂热又驰心旁骛。也就是说，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又得尽量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儿，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对经商兴趣尤为浓厚，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自不待言，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泡海水澡。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到咖啡馆相聚，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纪最轻的人，欲望强烈，但是短暂；而年纪最大的人，坏毛病也大不过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会，到俱乐部打牌，碰运气大赌两把。
想必有人会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所特有的，总体来说，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的行为中，快速地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二人长相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这也算不上独特。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一样，大家都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的，还是人临死可能碰到的难题。用“难题”二字也不甚恰当，说不舒适或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不是惬意的事儿，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了病会有人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就需要温馨呵护，喜欢有所依赖，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奥兰，气候这么极端，生意这么繁忙，景观这么乏味，傍晚时分消失得这么快，而寻欢作乐又是这等水平，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生了病，就陷入了孤独。那么再想一想一个要死的人，简直就是掉进陷阱，被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困住，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或者在咖啡馆里谈汇票，谈提货单和贴现。说来不难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闯来，人临终的时候，境况该有多么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也许足以让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眼下说到什么，都不宜夸大其词，只应该强调市容和生活状态都平淡无奇。不过，只要生活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日。既然这座城市容易让人习惯，那么就可以说无往而不利了。当然，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就不那么趣味盎然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没有出现过混乱。本城的居民为人直率、友善而活跃，总能赢得旅游者应有的敬重。这座城市既无美景，又没有草木和灵魂，最终似乎让人感到安宁，在这里的人终于可以进入梦乡。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美景中，坐落在一块光秃秃的高地中央，而高地则环绕着阳光灿烂的山峦，整个对着风景如画的海湾。说到遗憾可能只有一点，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对着海湾，因此不可能眺望海景，必须越过山峦去寻找。
说到此处，恐怕大家不难理解，我们的同胞做梦也想不到，这年春天会发生这么多变故，我们也是随后才明白，这些变故正是我们打算在这里记述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这些事实，在一些人看来非常自然，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并不足信。但是，不管怎样，一名纪事作者无法考虑这些矛盾的说法。他的任务仅仅是说：“这事发生了”，只因他知道，这事确实发生了，事关一地全体居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数千名目击者会由衷地认为，他讲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再者说，叙述者，到时候都会了解他是何许人，如果不是事出偶然，他得以搜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不是势在必行，他裹进了他打算讲述的所有这些事件里，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开发这样一种事业。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才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历史学家之事。当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也总要掌握一些资料。本书的叙述者手头自然也有资料：首先是他亲眼看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既然他担当了角色，就得去搜集这部纪事所有人物的心声，最后便是辗转落入他手上的文字资料。他心中自有准谱儿，到了适当时候就进行筛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他还打算……好了，也许该放下这些评论和谨慎的言辞，到了直接叙事的时候了。头几天的情况，要讲得稍微详细一些。
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到楼梯平台中间绊着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也并没在意，就下楼去了。可是到了街上，他忽然想到那只老鼠不该死在那地方，于是返回，要告知门房。面对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里厄大夫就更加明确地感到他的发现异乎寻常。乍一碰到这只死鼠，他只是觉得有些蹊跷，而门房却把这视为一种诬蔑。门房绝不容忍，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里厄大夫则向他保证说，二楼的楼道上就是有一只，大概死了，可是白费唇舌，米歇尔先生还是坚信不疑：这楼里没有老鼠，而这只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要摸出钥匙来，才好上楼回家，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儿，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大夫瞧了它半晌，上楼回家了。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念念不忘咯出的血。他妻子病了有一年了，准备次日动身去一家山区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嘱咐，躺在他们的卧室里。旅途劳顿，她要养足精神。她笑脸相迎，说道：
“我感觉很好。”
大夫端详在床头的灯光下转向他的脸庞。妻子三十岁了，尽管一副病容，可是在里厄看来，这张脸始终保持着青春，也许是这嫣然一笑驱走了其余的一切。
“能睡就多睡会儿，”里厄说道，“护士明天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车站，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妻子微微潮湿的额头。那笑容一直送他到门口。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大夫出门，被门房拦住。门房指责有人搞恶作剧，又把三只死鼠撂在楼道中间。老鼠浑身是血，估计是用大号老鼠夹子捕杀的。门房拎着死鼠的爪子，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想用冷嘲热讽来激那些坏蛋现出原形。然而一无所获。
“哼！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道，“早晚会让我给逮住。”
里厄大为不解，决定去城边街区巡诊，那里住着他的最穷困的患者。这些街区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车身几乎擦着撂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大夫在这样驶过的一条街上，计数有十二只死鼠扔在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片中间。
大夫探视的第一个患者正躺在床上。房屋临街，既是卧室，又当餐厅。患者是个西班牙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这位老哮喘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见大夫进来，身子便往后一仰，想调一调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妻子拿来一个小盆。
“嗨，大夫，”患者在打针时说道，“它们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吧？”
“是啊，”他妻子也说道，“邻居拾到三只。”老人搓着手。
“它们跑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看得见，是饿的！”
随后，里厄无须费力就观察到，全街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他巡诊完了便回家。
“有您一封电报，送楼上了。”米歇尔先生说道。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了老鼠。
“嗳！没有，”门房回答，“要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呢。那些蠢猪没那个胆子了。”
电报告知里厄，他母亲于次日到达。在儿媳去疗养院期间，老太太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女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好了套裙，略施了脂粉，正站在那里。里厄冲她笑了笑。
“好哇，”他说道，“很好。”
过了片刻，到了火车站，里厄将妻子安置在卧铺车厢里。他妻子瞧着车厢：
“这对咱们也太贵了，是吧？”
“有这个必要。”里厄回答。
“听说闹老鼠，是怎么回事儿？”
“我也不清楚，怪得很，不过，事情会过去的。”
接着，他说得很快，请求妻子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可是对她太粗心了。他妻子连连摇头，似乎向他表示快别说了。他还是补充一句：
“等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从头再来。”
“对，”妻子两眼放光，附和道，“咱们从头再来。”
过了一会儿，妻子转过身去，背朝他张望窗外。月台上，人人都匆匆忙忙，不顾避让而相撞。火车头蒸汽的嘘嘘声音，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呼唤妻子的名字，等她转过身来，便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啊。”里厄轻声劝道。
妻子眼泪汪汪，重又浮现笑容，只是还有点儿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里厄紧紧拥抱妻子，继而回到站台，隔着车窗的玻璃，现在只能看见妻子的笑容了。
“千万照顾好自己呀。”里厄说道。可是，妻子听不见他说话了。
在站台的出口处附近，里厄遇见了奥东先生，手拉着小儿子的预审法官。大夫问他是否要动身去旅行。奥东先生身材瘦长，穿一套黑礼服，五分像从前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五分像殡仪馆的掘墓人。他声调亲热，回答简短：
“我来接奥东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家人回来。”火车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道。
里厄朝火车启动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出站口，他应了一句：
“是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的情况，他记得最清楚的，也只是一名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箱死鼠。
当天下午，开始门诊时，里厄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记者，上午就来过诊所。年轻人名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头儿，肩膀宽阔，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他穿一身运动装，看样子生活挺富裕。他开门见山，表明他为巴黎一家大报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了解他们的卫生情况。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情况不佳，但是深谈之前，他想了解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那当然了。”记者答道。
“我是想说：您能百分之百进行谴责吗？”
“百分之百，不行，这得实话实说。不过，照我的估计，这样的谴责也不会有什么根据。”
里厄心平气和，说这样的谴责，确实没什么根据，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文章能否做到毫无保留。
“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这是圣茹斯特
的语言。”记者微笑道。
里厄也不提高嗓门儿，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认为这是一个厌世的人所用的语言，不过，这个人与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决意拒绝不公正和退让。朗贝尔耸了耸肩膀，注视着大夫。
“我觉得理解了您的意思。”他站起身，最后说道。
大夫送他到门口：
“我感谢您能这样对待事物。”
朗贝尔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
“好吧，”他说道，“我理解，请原谅，打扰您了。”
大夫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以此为题写一篇报道，也许会相当吸引人。
“哦！”朗贝尔欢叫了一声，“这事儿我有兴趣。”
十七点钟，大夫又出诊了，在楼梯上同一个男人打了个照面。此人仍然年轻，侧影显得笨重，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里厄遇见过他几次，那是在这幢楼的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家中。此人名叫让·塔鲁，他正有滋有味抽着一支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静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了一下大夫，向他问好，还说老鼠都跑出来可是件怪事。
“对，”里厄答道，“不过，到头来就该让人恼火了。”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们从未见过，仅此而已。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对，实在有意思。”
塔鲁伸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又瞥了一眼现在不再动弹的老鼠，然后冲里厄微微一笑：
“不过，大夫，不管怎么说，这是门房主管的事儿。”
说到门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尔老头背靠在楼门口旁边的墙上，平常充血的脸上又添了不胜其烦的表情。
“不错，这我知道，”他回应向他表示有新发现的里厄，“现在一见到就是两三只了。而且，在别的楼房里，也是同样情况。”
他那样子很沮丧，又愁容满面，还下意识地搓着脖颈儿。里厄问他身体可好。门房当然不能说情况不妙，眼下只是感到食欲不振。依他之见，这是精神作用。全是老鼠搅的，等它们死绝了，情况就会大大好转。
可是，又过了一天，四月十八日早晨，大夫去车站接母亲回来，看到米歇尔先生面容更加憔悴了：从地下室到阁楼，十来只老鼠死在楼梯上。邻近楼房的垃圾箱全丢满了死耗子。里厄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这种事儿不新鲜。”
老妇人身材矮小，满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十分温柔。
“又见到你真高兴，”她说道，“老鼠绝破坏不了见面的喜悦。”
里厄点头称是；千真万确，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总好像很容易解决。
里厄还是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那位主任。主任是否听说，大批大批老鼠跑出洞来死去。梅西埃主任早就听说了，而且在他那与码头相距不远的办公室里，有人发现了五十来只老鼠。不过，他心里还在琢磨，事情是不是严重了。里厄也说不准，但是他认为灭鼠办公室应当采取措施。
“是啊，”梅西埃说道，“要有指令。你若是觉得真有这个必要，那我可以请求指令。”
“怎么说也有这个必要。”里厄说道。
他的清洁女工刚才也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里，也收集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总而言之，差不多正是这个时期，我们这些同胞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各家工厂和库房，着实清出来数百只老鼠尸体。有时候，也不得不结果那些残喘时间太长的老鼠。然而，从城边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大夫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我们的同胞聚居的地方，等待清理的死鼠都堆在垃圾箱里，或者长串排在阴沟里。正是从这天起，晚报大量报道这件事，质问市政府打不打算行动，准备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以确保市民免遭这场令人憎恶的鼠害的侵扰。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市议会倒是先开会讨论。指令下达给灭鼠办公室，每天清晨集中清理死鼠。清理完了，由办公室的两辆卡车将死鼠拉到垃圾焚化场焚烧。
不料，随后几天，形势越发严峻了。收集到的死鼠数量与日俱增，每天清晨都要清理更多的死鼠。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出洞，死在外面。它们从储藏室、地下室、地窖和阴沟里爬出来，列成长队，蹒跚前行，晃晃悠悠来到光亮的地方，在原地打转儿，然后死在人的面前。夜晚，无论在走廊还是小巷，都能清晰地听见它们垂死的轻微叫声。到了早晨，在城郊街区，只见死鼠堆在阴沟里，尖嘴巴还挂着血丝，有的泡得胀起来，开始腐烂，还有的躯体僵硬，胡须仍然翘着。在市区，走在楼道或者院子里，也能见到三五成堆的死鼠。甚至行政机构的大厅里，学校操场上，咖啡馆的露天座地面，有时也有零星的老鼠跑去死掉。我们的同胞在最热闹的地方发现死鼠，无不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海滨林荫路，也不时受到玷污。清晨清理了死鼠之后，整个白天，全城又逐渐发现死鼠，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夜晚散步者走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人感觉踩到了刚死还有弹性的小动物尸体。就好像我们的楼房扎根的大地本身长了疖子，在体内积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我们这座小城，原先多么平静，瞧一瞧就知道，它现在有多么惊愕，几天工夫就闹得天翻地覆，如同一个原本健康的人，黏稠的血液循环突然紊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了极点，就连朗斯多克情报所（搜集并发布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也在免费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中宣布，仅在二十五日那一天，就清理并焚化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赋予全城每天有目共睹的景象一个清晰概念，遂加剧了居民的恐慌情绪。此前，大家只是抱怨一个颇令人厌恶的偶发事件，现在却发现，这种现象隐含着威胁性，可是其规模还无法确定，其根源也无从探究。唯独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还仍旧搓着双手，一再重复：“它们跑出来了，它们跑出来了……”显示老年人的一种喜悦。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所又宣告，大约清理出八千只死鼠，全城焦虑不安的气氛便达到了顶点。有人要求采取根本措施，有人指责市政当局，而在海边有房子的人，已经说起要去那里躲避一时。幸好第二天，情报所又宣布，死鼠现象突然消失，灭鼠办公室收集死鼠的数量微不足道。全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在楼前停了汽车，看到老门房从街道的另一端走过来，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双臂和双腿都叉开，走路特别吃力，活像一个牵线的木偶。老人挽着一位神甫的胳臂，大夫认识，那正是帕纳卢神甫，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会士，见过几次面，在这座城市享有盛名，甚至在不关心宗教的人中间也受到敬重。里厄等待二人过来。米歇尔老头眼睛发亮，喘息却发出咝咝的声响。他感觉不舒服，原想出去走走，不料他的脖颈儿、腋下和腹股沟突然疼痛难忍，迫不得已回来，请帕纳卢神甫搀扶一下。
“生成几个肿块，”米歇尔老头说，“我走动挺费劲儿。”
大夫从车门伸出手，用手指抚摩米歇尔伸给他的脖子根部；里面形成了一个类似木节的肿块。
“您回去躺下，量量体温，下午我去给您看看。”
老门房一走，里厄就问帕纳卢神甫对这场鼠患的看法。
“唔！”神甫答道，“恐怕是一场瘟疫。”他那双眼睛在圆眼镜后面笑吟吟的。
里厄吃完午饭，拿起疗养院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又看了一遍，忽听电话铃响了。是一位老主顾打来的；那人在市政府当职员，长期患有主动脉狭窄症，因家境贫寒，里厄免费为他治疗。
“是我，”那人说道，“您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为别人。您快点儿来一趟，我邻居家出了事儿。”
听电话里气喘吁吁的声音，里厄就联想到门房，决定随后再去看看他。过了几分钟，里厄就到了城边街区菲代尔伯街，走进一幢矮楼，在阴凉而气味难闻的楼梯中间，遇到了约瑟夫·格朗，即下楼来接他的那个职员。此人年约五旬，蓄留黄黄的小胡子、身材细高，有点儿驼背，双肩狭窄，四肢则又瘦又长。
“稍好些了。”他走到里厄跟前说道，“可是那会儿，我还以为他活不了啦。”
他擤了擤鼻涕。上到三楼，即最高一层，里厄看到左侧的房门上用红粉笔写着：“进来吧，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屋。绳子从吊灯垂下来，正对着下面一张翻倒的椅子，桌子则推到角落里。不过，那根绳子空吊着。
“我及时把他解下来了。”格朗说道。尽管他使用的语言极其简单，他似乎总在字斟句酌。“当时也巧了，我刚好出门，就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房门上写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搞恶作剧呢。不过，他发出的呻吟声，听着很怪，甚至可以说挺可怖的。”
他搔着脑袋：“看起来，这样自杀的方式一定很痛苦。我自然就进去了。”
他们推开房门，在门口面对一间非常明亮，但家具简陋的屋子。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儿男人躺在铜床上，他呼吸很吃力，充血的眼睛注视着来人。大夫停下脚步，从那人喘息的间歇中，似乎听出垂死老鼠的咝咝叫声。然而，屋里各个角落没有一点儿动静，里厄朝床边走去。此人没有从多高的地方跌落，摔得也不重，脊椎支撑住了。当然，还有点儿窒息。有必要拍一张X光片。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是几天之内就能痊愈。
“谢谢了，大夫。”这人以窒息的声音说道。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警察局，这位职员神态未免有点儿尴尬——
“没有，”他说道，“哦！没有。当时我想，最紧迫的……”
“当然了，”里厄截口说道，“那由我去办吧。”
可是这时，床上的病人躁动起来，抬起身子阻止，说他很好，没必要去报告。
“您冷静些，”里厄说道，“这算不上案件，请相信我，我必须去做个声明。”
“噢！”对方哀叹。
他随即将身子往后一仰，开始饮泣。这阵工夫，格朗一直摩挲着胡子，这时走到床前，劝道——
“好了，科塔尔先生。要尽量理解。可以说，大夫有这个责任。譬如说，万一您想不开，又要……”
可是，科塔尔边流泪边说道，他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儿了，那也是一时糊涂，现在他只求让他清静。里厄开出药方。
“就这样说定了，”里厄说道，“不谈这事儿了，三两天我再过来瞧瞧。不要再干傻事儿了。”
来到楼梯平台，里厄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警，但是要求警长过两天再来调查。
“今天夜里还得监视他。他有家人吗？”
“我没见过他的家人。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格朗摇着头又说——
“您应当注意到，我都谈不上认识他。但是总得互助嘛。”
经过走廊的时候，里厄还不由自主地观察各个角落，问格朗在他这街区，老鼠是否彻底消失了。这名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有人跟他说过鼠患的事儿，但是，他没大留心这个街区的传闻。
“我操心别的事儿呢。”格朗说道。
里厄便同他握手告别，急着要去瞧瞧门房的病情，然后就给妻子写信。
报贩叫卖晚报，吆喝着老鼠停止侵扰了。然而，里厄看到病人情况不妙，只见老门房半个身子探到床外，一只手按住腹部，另一只手搂着脖子，正在呕吐不止，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往垃圾桶里一口一口吐出浅红色胆汁。门房长时间用力呕吐，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重又倒在床上。他的体温还高达三十九度五，颈部淋巴结和四肢都肿起来，胁侧两块浅色黑斑不断扩大。现在他开始哀怨内脏疼痛了。
“真是火烧火燎的，”他说道，“这可恶的东西，从里边烧我。”
他那煤烟色的嘴唇，说话已经吃音了；他那对转向大夫的金鱼眼因头痛而漾出了泪水。他妻子惴惴不安地看着一言不发的里厄。
“大夫，”她终于问道，“这是什么病啊？”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是现在还确诊不了。直到今天晚上，不要吃东西，服用清洗肠胃的净化剂。让他大量喝水。”
门房恰恰渴得要命。
里厄回到家，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本城最有名望的一位医生。
“没有，”里夏尔说道，“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没有高烧和局部组织发炎？”
“唔！那倒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大。”
“极不正常吗？”
“嗯，”里夏尔答道，“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无论什么情况，门房都在说胡话，高烧四十度，还在抱怨老鼠。里厄试用固定性脓肿处理，用松节油烧灼时，门房号叫着：“噢！这些可恶的东西！”
淋巴结越肿越大，摸着跟木质一样坚硬。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夜里您要守着，”大夫对她说，“情况不好就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晴朗，湿度较大，微风习习已有暖意，从最边远的郊区带来鲜花的芳香。早晨街上的喧声，似乎比往常更热闹，也更欢快，我们的小城经历了一周惶恐隐忧，这天总算解脱出来，全城呈现出春回大地的景色。里厄本人接到妻子的回信，也放下心来，便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门房家中。到了清晨，体温果然降下来，只有三十八度了，病人还很虚弱，但是躺在床上能报以微笑了。
“病好转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问道。
“还有待观察。”
不料，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蹿升到四十度，时时陷入谵妄状态，重又呕吐起来。脖子的淋巴结一碰就痛，门房的头也仿佛要尽可能远离身体。他妻子坐在床脚，两只手放在被子上，轻轻地握着病人的双脚。她注视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道，“必须把他隔离，进行特殊的治疗。我给医院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他送走。”
两小时之后，上了救护车，大夫和门房的妻子俯身注视病人。病人满嘴生出蕈状赘生物，只能说出片言只语：“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则呈铅灰色，呼吸急促，气息断断续续，他被淋巴结肿痛折磨得身子散了架，蜷成一团的躯体深深陷入担架里，就好像要用担架将他包裹起来，又好像地下深层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召唤他。门房在无形的重压下断气了。他妻子哭道：
“就没有希望了吗，大夫？”
“他死了。”里厄说道。
门房之死，可以说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征象重重的时期的终结，同时标志着另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时期的开始：前期的惊异逐渐转化为惊慌失措了。我们的同胞，从此心知肚明了，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小城会成特定之地：老鼠纷纷出洞死在阳光之下，门房一个个死于怪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总体判断失误，必须纠正思想了。如果一切就此了结，那么毫无疑问，习惯又会重占上风。然而，我们的同胞另有些人，并不当门房，也不穷困，他们却要步其后尘，走上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那条不归路。正是从这一刻起，恐惧，以及恐惧带来的思考，便开始大行其道。
不过，在详细讲述这些新发生的事件之前，叙述者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另一位见证人对前面描述的时期的看法。此人名叫让·塔鲁，在本书开头部分已经出现过，他于几周前才到奥兰定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看样子他收入颇丰，生活过得相当滋润。本城居民虽说逐渐跟他混熟了，但是谁也说不清他来自何地，又为何来到这里。在所有公共场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刚一开春，他就频频去海滩，经常游泳，显然非常开心。他为人宽厚，总面带笑容，似乎喜好所有正当的娱乐，却又不沉溺其中。事实上，大家了解他的唯一习惯，就是经常结交在本城为数颇多的搞舞蹈和音乐的西班牙人。
不管怎么说，让·塔鲁的这些笔记，也算得上这个困难时期的纪事。不过，这一纪事非常独特，倾向性很强，偏爱记录烦琐的小事。粗看起来，我们会以为塔鲁刻意把人和事物放大来看。在全城一片惶恐之中，他竭力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录那些不能称其为历史的事情。对这种偏爱，有人可能会感到惋惜，并怀疑他的心肠未免冷酷。尽管如此，这些笔记还是为这个时期的纪事提供了大量次要的细节，而这些细节自有其重要性，其怪异本身又能阻止人们匆忙判断这个有趣的人物。
让·塔鲁到达奥兰的当天，就开始做笔记了。从一开头，笔记就表明一种奇特的满足感，乐得置身于一座本身就如此丑陋的城市之中。在笔记上能看到他对装饰在市政厅门前的那对铜狮的详细描绘，以及对城中无树木、房舍不美观和全城荒谬的布局的宽厚评论。塔鲁还插入了他在电车里和街道上所听到的谈话，但是没有加以评论，只有一次稍后一点儿的谈话例外，这次谈到了一个名叫“康普斯”的人，塔鲁加入了电车上两名售票员的谈话。
“康普斯那人，你很熟悉。”一名售票员说道。
“康普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大高个儿吗？”
“正是，当时他在铁道上扳道岔。”
“对，没错儿。”
“唉，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闹鼠患之后。”
“咦！他得了什么病？”
“不知道，是发高烧。况且，他的身体不够强壮，腋下长了脓肿。他没有挺住。”
“可是看起来，他跟大家一样。”
“不一样，他的肺虚弱，那是因为他参加了俄耳甫斯乐队，总吹短号，那很伤肺。”
“唔！”另一名售票员总结一句，“人有了病，就别吹短号了。”
记录下来这种对话之后，塔鲁心中不解，如此明显伤身体的事，康普斯为什么全然不顾，还要参加军乐队呢，有什么深层次缘由促使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主日游行伴奏呢？
后来，塔鲁窗户对面的阳台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引起他的兴趣，似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客房对着一条横向的小街，街上墙壁的阴凉处，总有几只猫躺着睡觉。每天午饭过后，天气很热，全城人都昏昏欲睡的时候，街对面的阳台上便出现一个小老头儿，一头白发梳得很整齐，上下一身军装式样的打扮，身子挺直，神态严肃。他呼唤那些小猫：“猫咪，猫咪”，声音温和但是疏远。小猫只是抬一抬蒙眬的睡眼，还不想动弹。老人便撕碎白纸，往街上抛撒，小猫受到这群白蝴蝶的吸引，就走到街道中央，迟疑地伸出爪子，去抓最后飘落的纸片。这时，小老头就朝小猫吐痰，又狠又准，如果有一口痰击中目标，他就嘿嘿笑起来。
最后，塔鲁似乎终于迷上了这座城市的商业特色：市容，忙碌，甚至娱乐，仿佛都取决于生意的需要。这种独特性（这是笔记上的用语）赢得了塔鲁的称许，他的一句赞语甚至以感叹句结尾：“终于开了眼！”这位旅行者这段时间所做的笔记，唯独在这地方显露了个性。但是很难简单地判断其含义和严肃性。同样情况，塔鲁讲述旅馆的收款员由于发现一只死鼠便记错一笔账，然后他的字迹比平时潦草，加上这样一段话：“问题：怎么办才能避免浪费时间呢？答案：在时间的长河中体验。方法：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星期天在自家阳台上待上一下午；听一场讲自己不懂的语言的讲座；选择路程最长、最不便利的线路乘火车旅行，在车厢里当然还得站着；在剧院的售票处前排队却不买票；等等。”思想这样跳跃，东拉西扯之后，笔记紧接着又开始详细描绘本城的有轨电车，如车辆小船似的外形、无法辨认的颜色，以及司空见惯的肮脏，而收束这种观察的一句话：“真是出类拔萃”，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不管怎样，塔鲁对鼠患还是提供了如下情况：
“今天，街对面的那个小老头儿不知所措了。街上的猫全不见了，它们受不了从各条街发现的大量死鼠的刺激，确实消失得无影无踪。依我看，问题不在于猫吃不吃死老鼠。还记得我家的猫就讨厌死鼠。不管怎么说，那些猫可能窜进了地窖，而那小老头儿却六神无主了。他的头发梳得不是那么光溜儿了，也没有那么大精神头儿了。看得出来，他心神不宁。过了片刻，他便回屋了。不过，他还是吐了一口痰，吐向虚空。
“今天，在城里行驶的一辆电车停车了，只因在车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也不知道是怎么跑上去的。两三位妇女下了车。有人将老鼠扔下去。电车又开走了。
“在旅馆里，守夜的伙计是个诚实可信的人，他对我说，发现这么多老鼠，他料想会有灾难，‘当老鼠弃船而去……’我回应说，船有灾难的情况，那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城市发生这种情况，却从来没有证实过。然而，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他，依他之见，可能降临什么灾难。他不知道，灾难是无法预见的。不过，果真发生地震，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承认有这种可能，于是他问我，这是否引起我的不安。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我对他说道，‘就是找到内心的安宁。’
“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餐厅里，有一家人非常有趣。父亲瘦高个儿，穿一身带硬领的黑装。他从正中谢顶，左右两侧各有一绺灰发。他那对小圆眼睛冷酷无情，鼻子细溜儿，嘴巴咧得很宽，活像一只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头一个走到餐厅门口，闪身避开，让他娇小如黑鼠的妻子先行，自己再进去，身后跟随着一儿一女，穿戴得像两条训练有素的狗似的两个小孩。到了餐桌，他要等妻子落了座，自己才坐下，而两只小狗这才终于能爬上椅子了。他跟妻子儿女说话全称呼“您”，对妻子彬彬有礼地冷嘲热讽，对两个继承人则要求唯他的话是从。
“‘妮科珥，您的表现实在太反常啦！’
“小女孩就要流下眼泪。这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早晨，小男孩异常兴奋，想在餐桌上聊聊闹老鼠的事儿。
“‘餐桌上不要提起老鼠，菲利普。我禁止您今后再讲这个词儿。’
“‘您父亲说得对。’小黑鼠说道。
“两只小狗便埋头吃食了，猫头鹰随即点点头，但是这种表示感谢的动作却毫无意义。
“有他这样的好榜样也不顶事，全城人还是大谈特谈这场鼠患。报纸也大量报道。地方报纸专栏通常内容十分庞杂，现在整栏文章矛头都直指市政府：‘我们的市政官员难道没有觉察出来，这些老鼠的腐尸可能带来多大危害？’旅馆经理开口闭口，也不再说别的事了。也正是这件事让他特别恼火。一家体面的旅馆，电梯上竟然发现老鼠，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便劝解，对他说道：‘大家都落到这一步。’
“‘问题正在于此，’他回答说，‘现在我们跟大家都一样了。’“正是他向我谈到，这种出乎意料的高烧头一批病例，并开始引起惶惶不安了。旅馆的一名收拾客房的女工就染上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不是传染病。”他赶紧说明一句。
“我就对他说，我并不在乎。
“‘哦！我明白。先生同我一样，先生也是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阐明过类似观点，况且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了这种意思……”
正是从这时起，塔鲁就在笔记中，开始稍微详细地谈论这种已经引起公众不安的莫名的高烧。他记述道，在老鼠绝迹之后，那小老头儿终于又见到了那些猫咪，并且耐心地校正他吐痰的准头儿；随后他又补充说，这种高烧患者已能列出十余例，大部分已经病逝。
最后，塔鲁给里厄大夫勾勒的肖像，我们也作为资料在此转录。叙述者认为这幅肖像相当忠实于本人：
“看样子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肩膀壮实。近乎长方脸。深色的眼睛率性十足，但是下颌突出。高鼻梁非常端正。黑头发剪成寸头。嘴角呈弓形，厚厚的嘴唇几乎总是紧闭着。晒黑的肌肤，黑色汗毛，总穿一身深色衣服，但是同他很搭配，整个样子有点像西西里农民。
“他走路步子很快，沿人行道往下走步伐不变，可是到街对面，重又上行时，十有八九他会轻轻一跃，跳上人行道。他开车时心不在焉，车拐弯之后，方向箭头也往往不放下来。从不戴帽子。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塔鲁记载的数据准确无误。里厄大夫明白这种病来者不善，他将门房的尸体隔离起来，给里夏尔打了电话，询问腹股沟淋巴发炎的症状。
“这回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了，”里夏尔说道，“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四十八小时，另一个也才三天工夫。那天早晨，我离开第二位患者时，他的症状完全好转了。”
“如有其他病例，请您通知我一声。”里厄说道。
他还给几位医生打了电话。这样调查下来便得知，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个相似的病例，几乎全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就请求里夏尔，奥兰医师协会主席，务必隔离新发现的病人。
“我实在无能为力，”里夏尔说道，“这些措施必须由省里作出决定。再说了，您怎么就知道有传染的危险呢？”
“我没有任何凭据，但是症状实在令人担心。”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没有这种资格”，他所能做的，也只是跟省长谈谈。
可是，在谈谈这期间，天气转坏了。门房死后的第二天，云雾弥漫天空，短暂的暴雨，一阵阵冲荡全城，雨后又骤然溽热熏蒸。就连大海也丧失了那种幽深的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换上了银白色或铁灰色刺眼的闪光。这年春天的湿热，倒让人盼望夏季的烈焰。建筑在高地上的这座城市，形同蜗牛，几乎不向大海敞开，保持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呆滞状态。在城里排成长列的灰泥墙壁中间，在两侧灰尘污黯的橱窗街道之间，在脏兮兮的黄色有轨电车里，人人都多少感到成为这种天气的囚徒。唯独里厄的那位哮喘的老患者战胜了哮喘，好好享受这样的气候。
“跟蒸笼一样，”他说道，“这对支气管炎有好处。”
的确像在蒸笼里，不折不扣一次高烧。全城发了高烧，至少这是里厄大夫那天早晨挥之不去的印象，当时他赶往菲代尔伯街，调查科塔尔自杀未遂的事件。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印象不合乎情理。他归咎为心情烦躁，又思虑重重，认为要赶紧理一理自己的思想。
里厄到达时，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他，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敞着房门。市政府的这名职员住两室的套间，陈设十分简单。引人注目的只有一个白木搁板，上面摆着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能依稀看出写在上面而未擦干净的“花径”二字。据格朗说，科塔尔一夜睡得很好，可是早晨醒来时，他的头疼得厉害，对什么都没有能力反应。格朗显得很疲惫，也很烦躁，在屋里踱来踱去，翻开又合上放在桌子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
这工夫，格朗告诉大夫，他跟科塔尔并不熟悉，估计他薄有家财。科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
“我同他仅仅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走到这楼梯平台上，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撒了一地，有红粉笔和蓝粉笔。恰巧这时，科塔尔出门，来到楼道，便帮忙拾粉笔。他问我拿这些彩色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自己想把拉丁文捡起来。他在中学学到的那些知识，毕业之后全都淡忘了。
“是的，”格朗对大夫说，“有人明确告诉我，学习拉丁文很有用，能更好地理解法语语词的含义。”
他就这样，将拉丁文单词写在黑板上，有性、数、格变化的词，以及变位的动词的词尾部分，就用蓝粉笔重写一遍，永远不变的词根，就用红粉笔抄写。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不是真听明白了，看样子他挺感兴趣，还向我要一根红粉笔，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毕竟……我当然不可能猜想到，他要粉笔是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这时警长带着秘书来了，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格朗每次谈到科塔尔，总是称他“绝望者”，甚至还一度用了“自绝”的说法。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动机，在选择用语上，格朗就显得钻牛角尖了。最后，他们就认可了“内心忧郁”的字眼儿。警长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丝毫也看不出所谓“他的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家房门，”格朗回答，“是向我讨火柴。我把自己用的一盒给了他。他向我表示歉意，并说邻里之间……随后他又向我保证，好借好还。我跟他说留着用吧。”
警长还问这位职员，是否觉得科塔尔挺古怪。
“我觉得他古怪，是因为他那神情是要跟我攀谈。可是，当时我正工作呢。”
格朗转向里厄，神情有点尴尬地补充一句：“是一件私事儿。”
这时，警长要去见见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先打声招呼，让科塔尔对警长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厄走进科塔尔房间时，只见他仅仅穿着一件淡灰色法兰绒衣服，从床上坐起来，目光转向门口，一副焦虑不安的神色。
“是警局来人啦，嗯？”
“对，”里厄回答，“您也不要紧张。有两三道手续，您履行完了也就安心了。”
可是，科塔尔却回答说，那一点儿事也不顶，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不耐烦了。
“我也不是待见他们。办事归办事，痛快并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完事大吉了。”
科塔尔不吱声了，大夫返身走向门口，又被那小个子男人叫住，只得又回到床边，被他抓住双手。
“他们不会动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吧，对不对，大夫？”
里厄注视他片刻，终于向他保证，事情跟这种情况一点儿边都不沾，况且，还有他在场，一定会保护自己的病人。科塔尔的神经似乎放松了一点儿，于是，里厄请警官进来。
首先就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他能否具体谈谈他的行为动机。科塔尔眼睛没有看警长，仅仅回答说：“内心忧郁，觉得这样就很好了。”警长又追问他还想不想这么干了。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了，只渴望别人让他清静些。
“我要提请您注意，”警长的口气有点儿恼火，说道，“是您打扰了别人的清静。”
不过，在里厄的示意下，事情也就到此打住。
“您想想看，”警长出门时，感叹道，“自从这种高烧引起大家议论以来，要管的事就太多了……”
警长问大夫，这次情况是否严重，里厄说他一点儿也摸不着头绪。
“是天气作祟，不过如此。”警长下了结论。
当然是天气作祟。白天越往前走，拿什么东西都越黏手，而里厄每出一次诊，就感到恐惧增添一分。就在那天傍晚，城边街区那个老病号的一个邻居，正用手压住腹股沟，满嘴胡话，还呕吐不止。比起门房来，他的淋巴结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了，很快就像烂水果那样破裂。里厄回到家，给省药品储备库打电话。他在当天的工作笔记上仅仅提了一句：“答复缺货”。可是，别的地方又出现类似的病例，请他出诊了。显而易见，必须切开脓疱。用手术刀两下就划个十字，淋巴结便流出脓血。病人流血，仿佛五马分尸。而且，腹部和小腿上也出现了黑斑，一个淋巴结流尽了脓，随即重又肿胀起来。病人死去时，大多都笼罩在熏天的臭味中。
在鼠患期间，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现在却不置一词了。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头，而人则死在家里。报纸只注意街头发生的事件。好在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反思了。只要每位大夫诊治不超过两三个这种病例，谁也想不到要行动起来，这种状况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只需有个人想到做一做加法，情况就大不一样。相加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仅仅数日，死亡的病例就成倍增长，而关心这种怪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瘟疫。正是选择这种时候，比里厄年长得多的一位同行，卡斯泰尔，来看望他了。
“当然了，”卡斯泰尔对里厄说，“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吧，里厄？”
“我正等待化验的结果。”
“我呢，我就知道，也用不着等什么化验。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国行医，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只不过当时，还没大敢给他们的病定名。公众舆论，那可是神圣的：切勿恐慌，千万不可恐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所讲：‘这不可能，众所周知，瘟疫已然从西方灭绝了。’对，众所周知，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跟我一样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里厄还在思索。他站在诊室的窗口，眺望搂抱海湾的悬崖的岩石。天空虽为蓝色，但是，随着午后时间的流逝，光泽也渐趋暗淡了。
“是的，卡斯泰尔，”里厄说道，“真是难以置信，但这很像闹了鼠疫。”
卡斯泰尔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老大夫又说道，“‘鼠疫在温带地区，多少年前就根除了。’”
“根除了，根除是什么意思？”里厄答道，同时耸耸肩膀。
“说得是呢。不要忘记：不过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没错儿。但愿今天，不会像当年闹得那么严重。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
“鼠疫”这个词，刚才第一次说出来。记述到这里，暂且不提站在窗前的贝尔纳·里厄，先让叙述者解析一下，里厄大夫何以游移不决，又深感意外，他对事态的反应，程度虽有差异，却跟我们大多数同胞的反应一样。的确，天灾人祸是常见之事，不过，当灾难临头之际，世人还很难相信。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频仍的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我们的同胞一样，也是猝不及防。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不决。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人们总是这么说：“这仗打不久，这么打也太愚蠢了。”毫无疑问，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那么就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自身，换言之，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灾祸。灾祸无法同人较量，于是就认为，灾祸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场噩梦，总会过去的。然而，并不是总能过去，噩梦接连不断，倒是人过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只因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我们的同胞，论罪过也并不比别人大，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应当谦虚，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意味着灾难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殊不知只要还有灾难，永远也不可能自主自由。
里厄大夫在他的朋友面前，即使承认散居的几个患者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刚刚死于鼠疫，但是他仍认为不存在闹瘟疫的危险。不过，人当了医生，毕竟了解病痛，也多了点儿想象力。里厄大夫凭窗眺望这座并无变化的城市，隐约感到心头萌生不安的情绪，即面对未来的这种轻微的沮丧。他在头脑里极力搜集自己对这种病症所了解的情况。一些数据在他的记忆中飘忽显现，他心中暗道，人类历史经历过三十来次鼠疫大流行，大约死了一亿人。一亿人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战争当中，就连死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儿，也还不甚了了。既然一个人丧命，只有目睹其死亡，才有一定分量，那么，一亿具尸体，排列在历史的长河中，凭想象也无非是一缕青烟。里厄大夫忆起了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那场鼠疫，据普罗科匹厄斯
记载，当时一天工夫就有上万人丧生。一万名死者，就是一家大型影院观众的五倍。要搞清楚就应该这样做。将五家这样影院的观众集中在门口，带到城里的广场上，全部屠杀，将尸体堆起来，这样就能看得稍微清楚些。至少，在这无名尸堆上，还可以分辨出几张熟悉的面孔。自不待言，这是无法实现的，况且，谁能熟悉上万张面孔呢？就连普罗科匹厄斯那种人也计算不出来，这是常识。七十年前，广州闹瘟疫，在传染给居民之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然而，在 1871 年，还没有办法统计老鼠，只能大致估计，显然很容易出差错。不过，一只老鼠身长三十厘米，那么，四万只老鼠如果首尾相连的话，就会长达……
可是，里厄大夫已经不胜其烦。他听之任之，又不该如此。几个病例，尚不至于构成一场瘟疫，只要采取措施就可以了。一定得把握住已知的症状。昏迷与虚脱，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块，体内有撕裂痛感，这些症状显现之后……这些症状显现之后，一句话重又到了里厄大夫的嘴边。而这句话，在他这医疗手册中罗列这些症状之后，恰恰可以作为结束语：“脉搏变得特别细弱，稍一动弹就可能导致死亡。”不错，有了这些症状，病人就命悬一线了，总有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据很确切，会按捺不住，要做这种不易觉察的动作，从而加速死亡。
里厄大夫一直在凭窗眺望。玻璃窗外，天光明净，春意盎然。玻璃窗里面，“鼠疫”这个词还在室内回响。这个词不仅具有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还拥有一幅幅长长排列的图景：这些图景非同寻常，和这座黄灰色的城市很不协调，尤其此刻，这座城市还颇有生气，算不上热闹，倒也挺嘈杂，总的来说，一片祥和的气氛，如果说“祥和”与“死气沉沉”可以并用的话。而且，如此安定、与世无争的清平世界，也能轻而易举地抹掉瘟疫的陈旧图景，如雅典闹瘟疫时飞鸟绝迹
；中国的城市到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摞在坑里
；普罗旺斯地区筑起高墙
，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飙；雅法
极其令人憎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地面上放置着潮湿腐烂的床铺，用钩子将病人一个一个拖走；黑死病肆虐时期
，医生都戴着口罩，仿佛戴着面具参加狂欢节；米兰活着的人在墓地里交欢；在惊恐万状的伦敦，车水马龙，都载着死尸，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都回荡着持续不断的号叫。不，这些图景还不够强烈，不足以扼杀这一天的安宁。从玻璃窗外，突然响起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一瞬间便打破了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独在星罗棋布的灰暗房舍尽头的大海，才能证明世间还存在着令人不安和永不消停的东西。里厄大夫眺望海湾，遥想当年卢克莱修
描述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因遭受瘟疫的袭击而在海边架起来的。雅典人趁黑夜将尸体运去，但是柴堆不够用，送葬的人便争夺位置，拿着火把大打出手，宁可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抛弃他们的亲人的遗体。不妨想象一下，面对平静而幽暗的大海，搏斗的火把吐着红舌，火星四溅，在夜晚噼啪作响，而恶臭的浓烟升腾，飞向关注世间的苍天。大家都不免担心……
然而，这种令人眩晕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灭了。不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说出口了，不错，就在此刻，瘟疫正折磨、击倒一两个牺牲品。可是，这有什么，说停就停了。眼下应当做的，就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便明确承认，果断驱逐不必要的疑虑，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接下来，鼠疫就会停止流行，因为鼠疫不能单凭想象或者假想存在。如果鼠疫停止流行了，这种可能性最大，那么就万事大吉了。万一情况恶化，那也能够掌握，看看有没有办法先控制住，然后再战而胜之。
里厄大夫打开窗户，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嚣。从邻近的车间传来锯床的声响，无休止地重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里厄抖了抖精神。确实性就在那里，在每天的劳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不可在这里恋栈。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
里厄大夫正这样浮想联翩，忽听有客人来访。来访者约瑟夫·格朗，这名市政府职员虽然工作庞杂，仍然定期被委派到统计处协管户籍。统计死亡人口，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分内之事。他生性乐于助人，答应把统计结果抄一份，亲自送到里厄家中。
大夫瞧见格朗同他的邻居科塔尔走进来。这名职员手上挥动着一张纸。
“数字增加了，大夫，”格朗宣称，“四十八小时里，死了十一人。”
里厄跟科塔尔打了招呼，问他感觉如何。格朗解释说，科塔尔执意要向大夫表示谢意，同时也深表歉意，给大夫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过，里厄在看统计表了。
“好吧，”里厄说道，“也许应该下个决心，叫出这种疾病的名称了。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原地踏步。我要去化验室，你们跟我一起走吧。”
“对呀，对呀，”格朗跟在大夫身后，边下楼边说道，“是什么东西，就该叫什么名称。那么，这种病的名称是什么呢？”
“我还不能告诉您，况且，您知道了也没好处。”
“您瞧，”职员微笑道，“说出来还真不那么容易。”
一行三人朝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默默无语。街上的行人多起来。我们这地方，黄昏来去匆匆，在落下的夜幕前步步退后，晚星初现，跃上还相当明亮的天际。片刻之后，街道上路灯点亮，映衬出一片幽暗的天空，而谈话的声音也似乎提高了声调。
“请原谅，”到了阅兵场的街口，格朗便说道，“我得去乘有轨电车了。晚上的时间，对我是神圣的。正如我家乡那里常说的：‘今天的事绝不要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格朗，这个出生在蒙特利马尔
的人，有一种喜欢引用家乡俗谚的癖好，随后再续上毫无出处的陈词滥调，就像什么“梦幻的时刻”“仙境一般的照明”。
“唔！真的，”科塔尔也说道，“晚饭后，就休想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为市政府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活。
“哦！”里厄又随口问了一句，“有进展吗？”
“已经干了好几年，当然有进展，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进展不算很大。”
“简单说吧，究竟是什么事？”里厄停下脚步问道。
格朗嘴里呜噜呜噜说着，同时正了正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里厄十分模糊地听出来，事关个性发展的问题。不待里厄反应过来，职员已经离开他们，重又上行，沿着榕树下的马恩林荫大道小碎步快速走了。他们二人走到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见他，当面向他讨教。里厄正搜索衣兜找那张统计表，就约他去诊所，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傍晚可以过去看他。
同科塔尔分手时，大夫发觉他心里还想着格朗，想象格朗遭遇鼠疫，当然不是眼下这场肯定不会太严重的鼠疫，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他这种类型的人，哪怕遭逢那种大瘟疫，也能幸免于难。”记得他读过的书上有记载，鼠疫往往绕过体质弱的人，摧毁身体强壮者。大夫再往下想，就觉得这个职员的样子有点儿神秘兮兮的。
初看起来，格朗的行为举止，跟市政府小职员的确毫无二致。细高个头儿，总挑选过分肥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晃里晃荡，幻想他这样会穿得长久些。如果说他那下排牙齿大多还幸存的话，上排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微笑时，主要是上嘴唇翻起来，嘴里从而出现黑洞。他这样一副尊容，再加上修道院修士的走路姿态，善于溜墙根，悄悄进门，还一股酒窖味和烟味，浑身上下猥猥琐琐，一看便知，想象不出他会在别的什么职位，只能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对城里浴室的税收，或者为年轻的文秘搜集资料，以便起草报告规定清除生活垃圾的新收费标准。即使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只配临时在市政府干些辅助工作，在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每天挣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他在就业登记表上，“专长”一栏里也确实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获得了学士学位，没有经费深造，便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上司给了他希望，很快就能“正式任职”，只需考核一段时间，看看他处理本城行政管理中各种棘手问题的能力。后来，又有人向他保证，他肯定能升为文秘，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约瑟夫·格朗工作的动力并不是雄心大志，他用苦笑来保证这是实情。不过，靠正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又有可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问心无愧，这种前景足令他心驰神往。如果说当初，他接受了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那也是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说是忠于一种理想。
这种临时的状态已持续多年，生活费用涨得厉害，而格朗的工资，虽经过几次普调，仍然还很微薄。他向里厄抱怨过，但似乎没人予以理会。这里正表现出格朗的独特之处，至少显示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本可以提出主张，即使不要求他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要求兑现向他做出过的保证。可是，首先，当初聘用他的办公室主任早已作古，再说，他这个职员眼下也想不起来，当时对他的许诺确切的说法。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约瑟夫·格朗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
正是这一特点，把我们这位同胞描绘得活灵活现，里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正是碍于措辞，他才一直酝酿而写不出申诉书，也没有顺应情况走走门路。按照他的说法，他尤其觉得不能使用“权利”二字，这是他硬气不起来的，也不能使用“许诺”二字，这可能意味他是要讨债，从而带有胆大妄为的色彩，同他卑微的职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使用“照顾”“请求”“感激”一类的字眼，认为这有失他个人的尊严。我们这位同胞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就这样继续履行他这默默无闻的职务，直到有了一把年纪了。况且，同样按照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他在实际当中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不管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能凑合过去。因此，他承认市长爱讲的一句话很正确：本城那位当市长的大企业家高调宣称，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因其负载着这种论断的全部分量），归根结底，从未见过饿死一个人。不管怎么说，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也确实让他彻底摆脱了这类忧虑。他得以继续斟酌他的词语。
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称为楷模。无论在本城还是其他地方，像他这样总有勇气保持美好情感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流露出来的少许内在的东西，就的确表明如今大家不敢承认的善意和忠诚。他承认爱自己的侄儿和姐姐，丝毫也不脸红，姐姐是他在世的唯一亲人，每两年他要回法国探望一次。他承认一想起年幼时丧失的双亲，就伤感不已。他也不讳言尤其喜爱所住街区的一口钟，每天傍晚五点钟就回荡着悠扬的钟声。然而，要想表达如此简单的激情，随便一个词，他都得绞尽脑汁考虑。这种表达的障碍，最终成为他的最大心病。“噢！大夫，”他说道，“我多么希望学会表达啊。”每次遇见里厄，他都要这样重复一遍。
这天傍晚，大夫目送这个职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格朗想要表达的意思：他必是在写一本书，或者类似的东西。里厄终于来到了化验室，至此这个念头才让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觉颇为荒谬，但他就是无法相信，在一座连普通公务员都有可称道的癖好的城市，鼠疫不可能真的蔓延开来。准确来说，他还想象不出在鼠疫猖獗的地方，这些癖好能占据什么位置，因此他判断，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之间，没有流行的前景。
第二天，里厄力争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虽被认为不是时机，省政府还是同意了。
“不错，居民都感到不安，”里夏尔承认，“而且，这样街谈巷议，什么事都夸大了。省长对我说：‘你们要开会就赶紧开，但是不要声张。’况且，他确信这不过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开车捎上卡斯泰尔，一道去省政府。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了？”卡斯泰尔对里厄说道。
“知道了，我给省药库打过电话。药库主任十分震惊。必须从巴黎调运过来。”
“但愿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已经发过去电报了。”里厄回答。
省长很热情，但是有点儿焦躁。
“先生们，我们开会吧，”省长说道，“要不要我概括地谈一谈形势？”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问题仅仅在于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在于，”老卡斯泰尔突然冒出一句，“要弄清这是不是闹鼠疫。”
两三位医生欢呼响应，其他医生似乎犹豫不决。省长却猛然一抖，下意识地转身望望门口，仿佛要察看一下门是否关严，没有让这句耸人听闻的话传到走廊去。里夏尔则朗声说道，依他之见，切勿惊慌失措：这不过是高烧伴随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的并发症，现在只能讲到这个程度，而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生活里，任何假设都是很危险的。老卡斯泰尔沉静地咬着发黄的小胡子，抬起明亮的眼睛，看了看里厄，然后，他那和善的目光又移向与会者，指出他非常清楚这是鼠疫，但是要正式确认，势必就得采取无情的措施。他深知正是有这种顾忌，他的同行们才往后退缩。因此，为使他们安心，他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坐不住了，声称不管怎么说，这样论事推理总归不是好办法。
“这样论事推理的办法好不好，不是关键，”卡斯泰尔说道，“只要能引人思考。”
里厄一言不发，有人就询问他的见解。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高烧，而且还伴随腹股沟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做了腹股沟淋巴肿块切片，送去化验，化验结果辨认出传播鼠疫的粗矮形杆菌。要全面判断，还必须说明，这种杆菌有些变异，不大符合传统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正是这种情况导致犹豫不决，至少还得等待几天前开始的批次化验的统计结果。
“如果有一种细菌，”里厄沉默片刻，又说道，“三天工夫就能使脾脏肿大三倍，使肠系膜神经结肿成橘子那么大，里面充满了糊状物，那就恰恰容不得犹豫了。各个传染源日益扩大。疾病按照这样的速度传播，如果不能被遏止的话，那么用不了两个月，就能夺走全城一半的生命。因此，你们称这为鼠疫或者增长性热症，都无关紧要。关键只有一点，你们必须阻止它屠杀全城半数居民。”
里夏尔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应该描绘得一团漆黑，况且，病症的传染性还未得到证实，因为那些患者的亲人还很健康。
“可是，还有别的人死了，”里厄指出，“当然了，传染性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不然的话，那就要成几何级数无限增长，人口就会以惊人的速度锐减。这不是把什么都描绘得一团漆黑，而是要采取防范措施。”
这时，里夏尔想要总结一下当前形势，提醒大家注意，这场疫病如果不能自动终止，那么为防止蔓延，就必须实施法律规定的严厉措施；为此，也就必须公开承认是闹了鼠疫，而说鼠疫又不能绝对肯定，因此还得认真考虑。
“问题并不在于了解，”里厄仍然坚持，“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确认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以防止全城半数居民丧生。余下的事情属于行政范畴，而我们的体制恰恰设置了省长这一职位，以便处理行政问题。”
“当然了，”省长说道，“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里厄说道，“鼠疫照样存在，可能害死全城半数居民。”
里夏尔有点儿烦躁了，插言道：
“事实上，我们这位同行认定是鼠疫，他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应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所见。他亲眼所见，正是腹股沟淋巴结炎，黑斑，进入谵妄状态的高烧，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毙命。里夏尔先生能否肯定，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他能否为此担负责任？
里夏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道：
“坦率地告诉我您的想法，您确认这是鼠疫了吗？”
“您这样提问题不恰当。这不是措辞的问题，而是争取时间的问题。”
“您的想法，”省长说道，“会不会是这样，即使没有闹鼠疫，也应该实施鼠疫流行期间所规定的预防措施呢？”
“如果非要我有一个想法，那的确是这样吧。”
医生们商议起来，里夏尔终于说道：
“那好，我们就负起责任，行动起来，就当这种疾病真是鼠疫。”
这种说法赢得了热烈赞许。
“您也是这种看法吧，我亲爱的同行？”里夏尔问里厄。
“怎么个说法无所谓，”里厄回答，“我们就这样说吧：我们绝不能就当全城半数居民不会死于非命，因为这样无作为，那些人就可能遭殃。”
在普遍阴郁的情绪中，里厄离开了。不大工夫，他就行驶到了城郊，闻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臊气，只见一个腹股沟血淋淋的女人，朝他转过身来，发出惨死的号叫。
会议后第二天，高烧病症又跨进一步，甚至见报了，但只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似的报道一下。到了第三天，里厄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政府的这项法令开头确也宣告，奥兰地区出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眼下尚难确定是否会传染。这些病例还不够典型，不能真正引人不安，毫无疑问，居民自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而这种谨慎的态度，谅能获得全体市民的理解。这些措施旨在阻遏瘟疫的任何威胁，理应得到理解并得以贯彻。因此，省长一刻也不怀疑，全体民众一定会通力合作，支持他的个人努力。
布告接着公示总体的措施，其中包括往阴沟里喷射毒气来科学灭鼠，严密监视饮用水的水源。布告要求居民保持极严格的清洁卫生，还敦请跳蚤携带者到市立各诊所检查身体。此外，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人，并同意将其送进医院特设病房隔离。隔离病房配置齐全，能在最短时间取得最大的疗效。还有几个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卧室和公共交通车辆进行消毒。余下的内容，仅限于要求患者家属检查一次身体。
里厄大夫猛一转身，离开布告栏，返回他的诊所。约瑟夫·格朗正等着他，一见他回来就又卷起胳臂。
“是的，”里厄说道，“我就知道数字又上升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殒命。大夫对格朗说，也许傍晚还能见面，因为他要去看看科塔尔。
“您安排得好，”格朗说道，“您去瞧瞧，对他准有好处。我发觉他人变了个样儿。”
“怎么回事儿？”
“他变得有礼貌了。”
“从前他没有礼貌吗？”
格朗迟疑了一下。他不能说科塔尔原先不礼貌，这种说法不够公正。他那个人内向，沉默寡言，样子稍显粗野。总待在房间里，到一家小饭馆用餐，外出也相当诡秘，这便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他公开的身份，则是葡萄酒和白酒代理商。他时而接待三两位来访者，想必就是他的客户了。晚上，他有时去他家对面的影院看电影。我们这位职员甚至还发现，科塔尔似乎最爱看警匪片。无论在什么场合，这名代理商总是那么多疑，落落寡合。
据格朗讲，这一切都大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有这种印象，您瞧，他力图同别人和好，想跟所有人套近乎。他经常跟我说话，约我一起出门，我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兴趣，归根结底，我救过他一命。”
从自杀未遂那天起，科塔尔就再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访者。在街道上，在商店里，他总找机会，争取每个人的好感，还从未有谁跟食品杂货店老板交谈，像他那样和蔼可亲，而听香烟店老板娘说话，像他那样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香烟店老板娘，”格朗指出，“有一副蛇蝎心肠。这话我跟科塔尔一讲，他就回应说我错了，那女人还有好的方面，要善于发现才对。”
科塔尔请过格朗两三回，去城里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其实，他开始成为那些地方的常客。
“那是好去处，”他说道，“而且，旁边都是有身份的人。”
格朗还注意到，餐馆招待员对这位代理商格外殷勤，他发现科塔尔留下过分慷慨的小费，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对别人回报给他的热情，科塔尔显然非常敏感。有一天，饭店前堂领班帮他穿上外衣，送他出门时，科塔尔就对格朗说：
“这小伙子不错，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迟疑了一下：“就是嘛！证明我不是个坏人。”
此外，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显得不那么热情，他回到家中就暴跳如雷。
“这个坏蛋，他得跟其他人一起玩完。”他反复骂道。
“什么其他人？”
“其他所有人。”
在香烟店里，格朗甚至还目睹了一幕匪夷所思的场景。在一场热闹的谈话中间，老板娘谈到前不久逮捕了一个人，在阿尔及尔引起轰动。被捕的是一家商贸公司的年轻职员，他在海滩上杀害了一个阿拉伯人。
“这些败类，如果通通关进牢房，”老板娘说道，“那么好人就能松口气了。”
可是，她不得不打住话头，只因对面的科塔尔突然激动起来，冲出店铺，连句抱歉的话也不讲。格朗和老板娘愣在原地，瞪眼看着他跑掉。
后来，格朗还要里厄注意，科塔尔性格上的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的口头禅便是明证：“大鱼总得吃小鱼。”不过，近来一段时间，他就只买奥兰正统派报纸，还在公共场所阅读，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意炫耀。同样，他自杀未遂后卧床，能下地没过几天，就求格朗去邮局，给他的一个远房姐姐汇去一百法郎，每月他都给姐姐汇去这样一笔钱。可是，当格朗正要走时，他又请求道：
“给她汇去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想不到她，其实我非常爱她。”
最后还有一件事，科塔尔跟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格朗每天晚上都忙自己的小营生，科塔尔迷惑不解，就向他提了好多问题，他不得不回答。
“好哇，”科塔尔说道，“您在写书。”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这比写书要复杂。”
“唔！”科塔尔感叹道，“我很想做您那样的事儿。”
格朗一脸惊讶的神色，科塔尔就结结巴巴地说，成为艺术家，大概能解决许多问题。
“为什么呢？”格朗问道。
“就是因为比起别人来，艺术家享有更多的权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别人能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没别的，”张贴出布告的那天早晨，里厄对格朗说道，“都是老鼠惹的祸，他和许多人一样，被闹得晕头转向，就是这么回事。要不然，他就是害怕发高烧。”
格朗则回答：
“我可不这么看，大夫，您要是想听听我的想法……”
灭鼠车从他们的窗户下面驶过，发出响亮的排气声。里厄住了口，直到能让对方听得见了，他才漫不经心地问格朗的想法。对方神色凝重，注视着里厄，说道——
“这个人做了什么亏心事，不免自责。”
大夫耸了耸肩膀。还是那位警长说得好，还有许多别人的事要办呢。
下午，里厄同卡斯泰尔会晤。血清还没有运到。
“话又说回来，”里厄问道，“血清能顶用吗？这种杆菌很怪异。”
“唉！”卡斯泰尔说道，“我与您的看法不同。这些动物总显得很独特，但实质上是同样的。”
“这不过是您的假设。事实上，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
“当然了，这是我的假设。而且，这也会成为大家的共识。”
这一整天，里厄大夫都感到，他每次想起鼠疫就有点头晕的现象更加厉害了。到头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害怕了。他两次走进人满为患的咖啡馆。他也和科塔尔有同感，需要人际间的温暖。里厄觉得这样未免愚蠢，但是这倒帮他想起，他曾答应去看望那位代理商。
傍晚时分，大夫一进门，就看到科塔尔坐在餐桌前面，走进去发现桌上摊开放着一本侦探小说。不过，天色已晚，昏暗中恐难阅读。此前的片刻，科塔尔一定是仍然坐着，在朦胧的暮色中沉思默想。里厄问他身体怎样，科塔尔一边重新坐下，一边咕哝着说他身体不错，如果能肯定没人管他的事儿，他的身体会更好。里厄便向他指出，人不能总这样独处。
“唉！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有些人专爱找你的麻烦。”
里厄没有应声。
“请您注意，不是说我的情况。我正看这部小说。一天早晨，一个不幸的家伙突然被捕。有人关注他的事，他却毫不知情。大家在办公室里议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公正吗？您认为别人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也要看情况，”里厄回答，“从一方面看，的确，别人永远没有这种权利。不过，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总不能长期关在家里。您必须出去走走。”
科塔尔似乎焦躁起来，说他整天在外面转悠，如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出了这个街区，他也有不少熟人。
“建筑师里戈先生，您认识吧？他就是我的朋友。”
房间里越来越暗了。城郊的这条街道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轻快的欢呼声，迎接路灯点亮的时刻。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了过去。我们这座城市每天晚上都如此。周围各个街区刮起微风，吹来窃窃私语、烤肉的香味，自由的欢乐而芬芳的喧闹，因吵吵嚷嚷的青年拥上街头而渐渐充斥整条街道。夜晚，看不见的轮船高声鸣叫，大海的浪涛和人流的涌动汇成的喧嚣，这是里厄从前熟悉并喜爱的时刻，今天却由于他了解的种种情况，让他感到压抑了。
“您能给我们打开灯吗？”他对科塔尔说。
一旦回到光亮中，这个矮个儿男人就直眨眼睛，注视着里厄：
“请告诉我，大夫，我若是病倒了，您能接收我到您工作的医院吗？”
“有何不可呢？”
于是，科塔尔又问道，是否有过先例，逮捕在诊所或者医院里治病的人呢。里厄回答说，这种情况见过，不过，这完全要看病人的病情了。
“我呢，”科塔尔说道，“我信得过您。”
继而，科塔尔问大夫，能否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市中心，街上的行人已不如先前那么密集，灯火也渐趋稀少了。还有儿童在自家门口玩耍。大夫应科塔尔的要求，把车停在一群孩子的前面。那些孩子吵吵闹闹，正玩跳房子游戏。其中一个男孩，黑头发梳得平平的，头缝分得很直，只是小脸蛋很脏，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移开目光。科塔尔站到人行道上，同大夫握手道别，这位代理商嗓音沙哑，说话吃力。有两三次，他回头扫视一眼。
“人人都谈论瘟疫。真闹瘟疫了吗，大夫？”
“人总要议论纷纷，这非常自然。”里厄回答。
“有道理。而且，一旦听说死了十来个人，就会以为到了世界末日了。我们可不要这样。”
马达已经隆隆响起来，里厄一只手握住变速杆。这时，他又瞧了瞧那个神情严肃而平静、一直凝视着他的孩子。突然间，也没个过渡，那孩子咧嘴冲他笑起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大夫问道，同时也冲孩子笑笑。
科塔尔一把抓住车门，用哽咽的声音，气急败坏地嚷道：
“要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然后撒腿跑掉。
次日没有发生地震，里厄奔波了一整天，跑遍了全城各个角落，同病人家属会谈，同患者本人讨论。里厄还从未感到职业的担子这么沉重。在这之前，患者非常配合他的治疗，有什么话都跟他讲。现在，大夫第一次觉得他们有所保留，表现出一种恐惧，对他们的病症讳莫如深。这是一场搏斗，眼下他还不习惯。晚上将近十点钟，他的汽车停到老哮喘病患者的楼门前，这是他今天出诊的最后一站。他从座位上起身都特别吃力，不免磨蹭一会儿，望了望昏暗的街道、黑洞洞的天空中时隐时现的星星。
老哮喘病患者半卧在床上，正数着从一只锅放进另一只锅里的鹰嘴豆，看样子呼吸通畅些了。他喜形于色，欢迎大夫来探视。
“怎么着，大夫，闹起霍乱来啦？”
“您从哪儿听说是霍乱？”
“报上刊登的，电台里也广播了。”
“不对，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说，”老人非常兴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哼，他们说得也太过火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大夫说道。
他给老人检查了身体，现在，他坐到这间简陋的餐厅的中央。不错，他是害怕了。他知道单在这个城郊街区，就有十来个病人等待他明天上午去诊治，一个个因患腹股沟淋巴结炎而佝偻着身子。在动手术切开淋巴结的患者中，仅有两三例病情好转。可是，大多数病人都得住院，而他深知，医院对穷人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让他去给他们当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曾对他这样说。他不去给他们当试验品，那就得死在家中，仅此而已。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一点十分明显。至于“特设”病房，他也很熟悉：那是两间亭阁，匆忙移走原先的病人，门窗缝隙完全堵死，周围还设置了防疫警戒线。瘟疫流行，如不能自动终止，那么政府所臆想的这些措施也不可能战而胜之。
然而，这天晚上，政府公报仍旧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所公布，公民对省政府采取的措施反应平静，已有三十余病人登记。卡斯泰尔给里厄来过电话：
“那两幢亭阁里有多少床位？”
“共有八十张。”
“全城的病人，肯定不止三十名吧？”
“有些人害怕，来不及申报的人最多了。”
“丧葬没有人监视吗？”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过电话，提出必须采取全面措施，不要讲空话，必须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阻止瘟疫蔓延，否则就什么也别干。”
“他怎么说？”
“他回答我说，他无权决定。依我看，人数还要往上升。”
果不其然，三天时间，两幢亭阁就满员了。里夏尔似乎得知要把一所学校改成附属医院。里厄等待运来疫苗，给患者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泰尔重又埋头查阅他那些古书，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
“老鼠死于鼠疫或者十分相似的瘟疫，”他下了结论，“老鼠传布了数万只跳蚤，如不及时消灭，跳蚤传播疾病的速度，肯定要以几何级数增长。”
里厄没有应声。
这个时期，天气似乎固定不变了。最近几场大雨积成的水洼，也被太阳吸干了。蔚蓝的天空阳光灿烂，流光溢彩，热气初升中回荡着飞机的轰鸣。在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四天当中，高烧症天天飞跃，死亡病人依次为十六例、二十四例、二十八例和三十二例。到了第四天，当局宣布在一家幼儿园里开设附属医院。此前，我们的同胞总以玩笑话掩饰内心的不安，现在走在街上，就显得更加沮丧，更加沉默寡言了。
里厄决定打电话给省长——
“措施还不够啊。”
“我有统计数据，”省长说道，“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担忧。”
“何止令人担忧，而且非常明显了。”
“我即将请求总督府发布命令。”
里厄当着卡斯泰尔的面挂了电话：
“发布命令！那还得有想象力啊！”
“血清怎么样？”
“这周能运到。”
省政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殖民地首府，恳请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中描述了临床状况，并提供了数据。同一天，统计有四十个死亡病例。省长自称，他要承担起责任，从次日起就强化已经制定的措施。强制性申报与隔离措施继续有效。病人的住所必须封闭起来并进行消毒，病人亲属必须接受检疫隔离，而埋葬死者的事宜则由市里组织，具体规定另行公布。过了一天，血清由飞机空运而至，可以满足眼下治疗的需要，如果瘟疫蔓延就不够用了。里厄得到电报答复：应急血清库存告罄，现已重新开始生产。
就在这段时间，春天从四周郊区抵达城里市场。成千上万朵玫瑰花，凋谢在沿人行道摆摊的卖花人篮子里，甜丝丝的花香在全城飘浮。表面上毫无变化。有轨电车一如往常，高峰时刻挤得满满的，其余时间空空荡荡，又十分肮脏。塔鲁观察那个小老头儿，而那个小老头儿还是瞄准小猫吐痰。格朗每天晚上回家，干他那神秘的营生。科塔尔四处转悠，而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仍然率领全家人散步。那位老哮喘病患者还继续倒腾他的鹰嘴豆；时而能遇见那位记者朗贝尔，还是一副沉静而对事物感兴趣的样子。夜晚，街上熙熙攘攘，还是同样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照样排起长队。况且，瘟疫仿佛减退了，一连数日，每天统计只有十来个死亡病例。接着，数字又像箭似的，骤然上升。死亡人数重又达到了三十来例的那天，贝尔纳·里厄看着官方电文，省长递给他电文时还说了一句：“他们害怕了。”只见电文上写道：“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