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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末出现的。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史实。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使大量无序外流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和生活，但没有正式的城市户籍，这部分农村人口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53年4月，《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颁布，“盲流”一词在正式文件中被首次使用。“农民工”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等社会学家所提出
，是对“民工潮”现象的一种思考，之后学术界开始广泛应用这一指称。邹晓美（2010）认为，“农民工”（又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简单地讲，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具体地讲，指户口在农村但已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群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群体，拥有农村土地的各种权利，但其主要生活来源为在城市打工所得，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
。我们认为，作为农民工，在制度身份上来看，其户籍身份是农民，即他们的户口是农业户口而不是非农业户口。农民工的职业特征是分工的，即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工商服务业等非农劳动，而非务农。
目前，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包括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以及在本地务工的劳动人口，是城市建设重要的主体力量。农民工经历了不同的流动阶段，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包括不同的类型，并表现出了较强的代际特征。国家统计局每年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指称是在2010年国务院“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
。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及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都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市场经济高度流动性的特性使我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便已出现，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农民工出现以来，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调整经历了1978—1988年的“允许流动阶段”、1989—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阶段”、1992—1999年的“规范流动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鼓励流动阶段”。从代际划分来看，农民工经历了两个代际发展历程——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发展目标、利益诉求和生活状态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也经历了三个流动阶段：公平流动阶段（2000—2003）、促进增收阶段（2004—2009）、融入城市阶段（2010至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此群体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国家、社会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经历、思想观念、生活状态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差异。不管是在农村出生成长还是在城市出生成长，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学历普遍较高，大都接受过基本的义务教育，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在高中以上，这一群体的成长经历受所处时代的影响，缺乏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对城市的现代化生活缺乏一定的“免疫力”，向往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因此离开学校后很多人走上了进城打工的道路，希望在城市“扎根”，完成农村人向城里人的完美转型。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多是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性动机，加之此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他们进城务工基本从事建筑业等纯体力劳动的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学校毕业之后便步入社会就业，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经历，而且对农村缺乏认同感，进城务工的目标便是脱离农村生活，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发展性动机占主要地位，已由“改善生活”转向了“寻求发展、追逐梦想”。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先选择的是城市，个人发展以及子女教育是其选择城市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城市打工的经历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改变自身以及子女生活的重要因素，他们首先已经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脱离了农村的城里人，对城市融入有着强烈的渴望。“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不认同老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故乡情结较弱，乡土意识已逐渐淡化。新生代农民工非常认同城市的流行文化，并能够主动去接触和接受城市的流行文化，在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理念上都趋向于城市时尚和现代的流行文化元素，因此他们往往能很快融入城市生活，城市认同感较强。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在城市打工的经历以及他们所接触的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使他们对事物的普遍看法并非只是感性的判断，相反他们都是基于对个人以及现实社会的认知而做出的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的提升使其更加注重对劳动权益的诉求，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较低的权益诉求，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劳动环境、福利待遇以及发展前景，但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劳动条件以及福利待遇的过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继续提高，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工作之余打牌聊天等休闲方式，他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读书看报、上网、交友及培训充电等方式，这些休闲方式的选择说明他们更加聚焦于自身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国情的相关产物，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国内学者。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城市融入：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能力（俞林等，2019）、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Lu，2015）、城市融入的心理困境与突破路径（许佳佳，2019）等。（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及就业：内容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Li Hao，2018）、创业选择影响（屈毅，2021）、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沈诗杰，2018）等。（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徐金燕、蒋利平，2019）、心理危机（罗竖元，2018）等。（4）身份认同研究：主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认知基础（张淑华等，2017）、身份认同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林晓兰，2017；罗竖元，2018）等。（5）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研究：主要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构建问题（董小玉，2011）。（6）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研究：主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态度及认同（付义荣，2015；黎红，2015；张斌华，2016）等。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切入，语言学视角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研究成果比较匮乏。其他学科从整体角度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是能够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但我国目前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使新生代农民工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很大差距。如袁靖华（2015）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一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的核心议题，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以及对此现实紧迫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以符号互动论、符号资本论和其他相关媒介理论为视角，结合传播与社会研究领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探索，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传播状态、媒体呈现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此促进该群体的身份融入、缓和情感心理危机并最终获得心理归属感
。
单独聚焦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著作较少，期刊文献较多，主要从新技术、新媒体以及消费认同等角度进行身份构建的探讨。杨嫚（2011）从手机消费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技术的使用、青年亚文化和阶层、城乡二元结构等不同的层面探讨其社会身份的构建。郭旭魁（2016）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微信同乡群的访谈发现同地与异地的差异实质上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以及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前者易催生抱团意识，而后者更有利于促进城市融入。张淑华（2016）通过特征词主动选择和特征词被动评价两种研究范式以自我范畴化为视角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重构问题，分析了不同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范畴化的特点，揭示了身份重构的认知规律。周贤润（2018）认为，“大城市的消费主义冲击了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的消费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使这一群体由生产主体转向消费主体，消费主体也可视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使之强化新身份的体验、想象以及建构”
。
文化身份构建是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研究的热点。王婉婉（2019）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策略视角探讨了其身份的构建问题，认为由于表层城市文化机制的启蒙，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较传统的农村文化价值有所偏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身份的构建正是受文化转型的影响。李彪（2020）在伯明翰文化学派的亚文化理论视角下，研究了快手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土味文化视频的视觉呈现及关系权力构建问题，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亚文化群体身份的构建是对立、矛盾和不确定的时空协商构建过程，且须将其放入社会结构变迁中进行反思”
。
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种身份的构建，如文化身份、政治身份等，且多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其身份进行层层剖析，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特性。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及特征研究主要从不同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探讨，如宋华明、汤秋芳（2011）的“未来归属”的视角（经济资本、文化程度和政府政策因素）、杭慧（2014）的劳动力资源管理视角等。另外，对具体领域中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也较多。岳中志等（2011）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题视角考察了其群体特征、自我认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身份认同状况，认为受个人收入、家庭背景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的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张淑华等（2017）在社会比较的视角下，探讨了在威胁情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比较策略与身份选择之间的关系。“城市人认同类型、农村人认同类型和模糊认同类型的农民工倾向于采用回避比较策略、新的比较维度策略以及降低比较维度重要性的策略”
。林晓兰（2017）认为认识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视角之一就是身份认同，可以从身份竞合和边界冲突、文化适应和身份建构、身份重构和主体回归等层面剖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表现的形态、行动的逻辑以及协同策略。方晓恬、窦少舸（2018）发现通过网络游戏，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获得逃避现实、人际交往以及虚拟阶层上升的情感体验。基于阶层及代际所构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网络游戏中获得了这种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基于位置构建的，网络游戏的文化工业机制仍是主流。
金燕（2012）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大众传播语境中的符号标识与媒体再现以及主体性缺失与话语空间匮乏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刘晓丽、郑晶（2013）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主要因素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唐兴军（2014）认为，“以信任为基础的互动与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而人际、组织和政治信任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基础，只有修复信任才能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
。李俊奎（2016）通过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以及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身的市民身份受到工作经验增加、心理压力增大、居住环境改善、社会排斥减弱等因素的影响。张淑华、范洋洋（2018）在社会认同理论框架下，讨论了内隐集体自尊在身份认同方面对内隐群际攻击性影响的调节作用。
认同困境研究主要从不同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胡晓红（2008）探讨了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的结构与城市文化的再现是造成认同困境的因素，记忆的社会性是造成城市认同模糊性的主要原因。杨同卫等（2011）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中的法定户籍、乡村与城市体验的各种冲突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唐兴军、王可园（2014）提出，“信任是重要的社会机制，可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促进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信任的缺失和匮乏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身份建构以及政治认同的困境”
。丁彩霞、黄岩（2014）从未来归属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在制度、文化和人际等方面的困境进行阐述并提出可行性对策。
此方面研究主要是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的讨论，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和经济等的影响。高亚东等（2016）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和谐的现状及两者的关系，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与自我和谐成正比。王海娟、莎日娜（2016）考察了经济边缘化与身份认同是如何相关联的。张淑华（2017）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法及问卷调查法，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偏差行为状况，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惑对偏差行为的影响。罗竖元（2018）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是滋生自杀意念，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和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相反的调节作用。淦未宇（2018）认为身份认同在组织支持感和新生代农民工情感承诺以及离职意愿之间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研究较少，主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情况进行探讨。如宋辰婷、王小平（2014）从“所属群体”和“参照对象”的变化情况和一致性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情况进行了考察。袁潇（2018）认为，“手机与用户的交互可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叙事系统，手机的社交网络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表达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其能够获得自我社会身份认同和形成全新自我形象”
。
纵观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研究，我们发现，学界主要从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和人口学等视角切入，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的现状及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认同困境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考察，但是对语言学视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构建涉及较少，语言学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也主要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的关注，如付义荣（2015）论证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的关系，黎红（2015）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环境与同化路径，张斌华（2016）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使用、态度及认同进行了探讨。
以上相关成果大都是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等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进行阐释。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照。然而，总体而言，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话语构建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既有成果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社会学和传播学等相关研究多，语言学、修辞学等其他视角的研究仍较少；定性研究多，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话语构建及修辞学阐释仍较少见。视角和方法的单一也造成了成果内容和主题上或多或少的重复。
（2）在研究对象或内容上，既有成果大都集中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就业和培训、语言使用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研究也仅限于身份的认同及形象构建，忽视了话语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3）研究语料上，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对新媒体语境下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关注较少。
（4）研究方法上，语料规模较小，较少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语料的标注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