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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期的矛盾

只有当狂热的激情摇曳着年轻的心时,教育才能塑造人。

少年似乎有了一个发现,他产生了一种想法:“我和我的父亲、母亲、老师、任何一个成年人一样,都是那种独立的个人。”这个想法常常催生出少年们的大量矛盾。少年们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及他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生硬地分为善恶两类。少年还没学会如何在思想上深入研究事实和现象的本质。他对善恶的评价是直截了当的,最重要的是充满激情——热烈的、坦率的、生硬的。他容易得出草率的结论和概括。

我在自己札记的开头部分讲过一个少年,一位老师指责他不尊重人的劳动,他就大发脾气。为什么他甚至对老师都恶语相向?因为他已经进入了那样的精神发展期,即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深感激动,非常感兴趣。在他看来,他所听闻的和他在生活中所见到的事物之间相互矛盾,这使他感到震惊。在这个发飙的少年身上恰恰揭示了少年期精神发展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少年对邪恶、假话毫不妥协,准备与哪怕是稍稍偏离真理的现象做斗争,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善于处理生活中的复杂现象。

必须关注少年精神发展中的这种矛盾。这种少年期的矛盾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对邪恶的毫不妥协。这是对邪恶的一种激烈的情感评价——少年对贬低关于真、善、美理想观念的一切事物表示仇恨和厌恶。

应该像珍惜珍宝一样珍惜少年心中这种与邪恶不可调和的火花。不要试图扑灭少年不妥协的冲动,不能要求少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一切考虑周全、权衡利弊,然后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热爱或仇视,欣赏或怨恨,干预事件进程或成为冷漠的旁观者。我们回顾一下康·德·乌申斯基 的话:一个人的性格是在青春烈火中铸就的。没有必要抑制少年对他所见所闻的丑恶现象的炽热、激烈的情感反应。当您看到少年迸发出这种情感火花的时刻,当少年说出了他对我们生活中负面现象的看法时(当然,他的话中经常有错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恰恰是在参与他性格的塑造过程。如果不使心灵遭受痛苦,心灵之火是不会熄灭的。只要心灵之火在燃烧,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请支持少年吧,帮助他理解自己的想法和疑虑——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理站在少年这一边,老师自己也会燃起高尚的火焰。他会变成少年的同伴、朋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伟大的教育力量!当然,不存在“预设”的感情,教育者无法预见自己发自内心的冲动,但他的感受必须是他真实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如果老师试图扑灭那种准备战胜邪恶而点燃的情感的火花,这只能使少年养成冷漠虚伪的性格。如果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少年看到了邪恶、虚假的现象,却在冷眼旁观之后来找您,问您建议他做什么,那么您千万不要以为,您已经成功地在教育的土壤上培育出了好庄稼。这不是小麦,而是飞廉。冷静的谨慎与预见只能培养出懦夫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的庸俗之人。

只有当狂热的激情摇曳着年轻的心时,教育才能塑造人。就算是少年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很难找到一条抒发其心灵之火的途径——也应该让世界进驻到他心里,不能让他的心中留下安静的角落。少年期教育的一大危险是情感冬眠。如果少年的心灵在沉睡,那么无论多么崇高的、多么充满情感的话语对他而言都是空话。而如果少年的心灵在沉睡,对人类而言简明易懂的真理,却不会变成他的信念。如果情感不参与认知事物,少年就不会把老师对他揭示的真理运用到自己身上,教育就不能成为自我教育,因而也就不再是真正的教育。

如果您希望您的话语总能被少年理解的话,就请您点燃对周围世界进行情感评价的火花吧。请洗耳倾听,是什么使少年激动和忧虑。说话时不动声色——这是一位糟糕的老师。但愿声情并茂能使老师的话语有血有肉,充满生气和思想性。

若一种思想常驻在心里,它会成为珍贵并且神圣的准则。因此,有必要让年轻的心灵过上丰富的思想生活。思想缺少了激情是无法想象的。当善良意味着只有斗争、只有勇敢、只有劳动、只有集中一切力量的时候,少年教育的艺术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在踏上社会之初能够正确确定自己的立场。一个真正的老师不仅要有一颗燃烧着高尚火焰的火热的心,而且还要充满智慧、掌握教育技巧。需要教会年轻人生活,而这意味着,首先要教导他们永远不要做一个心安理得的人。这意味着,要教会年轻人看见他所置身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需要他在那里深耕细作,并且在那里树立真正的善。请担心年轻的心灵之火不能爆发出火花吧。若要学生听取您的充满哲理的建议,您就要帮助他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来确认自身是一个公民。

少年期的第二个矛盾是:一个少年想成为一个好人,追求理想,但同时又不喜欢被教育,不能容忍“暴露无疑”的教育思想与倾向,这种思想和倾向有时会成为学校教育的真正灾难。弗·恩格斯写道,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这种思想对教育工作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像发现真理一样努力去认识真理,那这个真理对他而言会变得珍贵、亲切,特别是在少年期。请您找到那样一条通往年轻心灵的途径,它将使少年的心被真正的道德美的榜样所吸引,它会激发少年的心对这种美产生惊奇感,崇拜感。如果少年拥有这些情感,那么概括道德原则的想法就会成为个人思想上的收获与个人所获得的精神力量。

当谈及我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热爱祖国,准备为祖国的荣誉、荣耀与强大而献身时,教育中那赤裸裸的倾向性尤其是不被容许的。只有当崇高的话语埋藏在心灵深处触不可及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把自身思想贯穿到他最珍惜的领域之中,在反思时提问“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的时候,崇高的话语才能激动人心。

我向少年们讲述谢尔盖·拉佐的故事,我的主要目标是让我的学生每个人都能反省自身,让他们把自己视作祖国的一分子去思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命运、自己准备做出崇高行为和功绩的愿望。我坚信,集体教育的影响开始于反省自身、思考自己对祖国伟大事业的贡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思考自己的生活目的问题时,少年会转到另一个想法:“人们对我是怎么想的?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只有那个不久前刚刚被您引到艰难的人生道路上的人,将他自己与他所热爱的、充满崇高精神的道德典范进行对比时,教育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在有思想对比的地方,集体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教育力量,因为集体的每个成员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对同志们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教育者在我们社会的最基层组织里仅仅将集体分成“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两种人,将好学生和差学生进行比较,那这种教育是非常简单并且苍白无力的。集体对个人施加影响是一种非常细致的教育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与人精神关系中最微妙、最脆弱的东西。只有当精神上最软弱的人在自己绝大多数同志的眼中看到一种对道德理想的憧憬,看到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攀登道德美之巅峰的强烈愿望时,集体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催人奋进的力量。若要把集体作为教育力量,应该从思想观点和思想信念的形成开始做起。在许多校集体中,不能不无忧虑地看到,一个被叫来参与集体“讨论”的人在集体成员面前经常感觉到人们想要影响他,不仅仅是为他好,更是为了教育别人。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成员不可能深表同情、真心实意地对一个人精神生活中各种复杂现象进行集体讨论;一名少年会经常感受到“把心翻个底儿朝天”的痛苦,而他之所以在集体面前大发脾气,以沉默对抗或者对那些“忏悔”“保证”之类的陈规套话嗤之以鼻,这一切都不能说明他的道德堕落,而是恰恰相反,这说明他的精神冲动是纯洁和高尚的,说明他对弄虚作假毫不妥协。

对儿童和少年的教育,正如成年人的教育一样,只能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人的尊严的具体体现,它是一股强大的激流,能推动人类尊严的车轮不断前进。少年教育的真正艺术是,给少年提供机会让他自己去思考,在战胜困难,体验胜利喜悦的同时,怎样开展自我教育,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怎样进行自我奋斗。如果人们“逼迫”他保证改正错误,如果人们迫使他给出“承诺”,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会觉得这是弄虚作假,因为他想象不出来他要怎样改正错误,人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有什么要求。如果谁都不想去深入了解一个不道德行为背后的个人原因,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孩子往往很难敞开自己的心扉,所以一个小人儿感觉自己在集体面前不过就是一个无话可说的被教育对象。在学校工作的30年中,我研究过100个看似完全相同的过错:少年对父母隐瞒了老师打的不及格分数。但是每次事件都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道德和情感动机,而最主要的是:假如老师不是在记分册上写上不及格分数(专门给父母看的),而是与这个少年谈一谈,给他布置个别作业,约定好个别谈话的时间(是的,不是考试,而是一场谈话),这个少年会多一点儿自信,多一点儿自尊,而这对教育工作而言已经成功一半了。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洞察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给出一个标准化的、公式化的解决方案——有过错或无过错。可是生活中存在着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情况,只从这一个角度对它作出判断是根本行不通的。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少年的精神发展,最重要的——是看到少年正在确立公民尊严与自尊心。

如果缺乏科学的远见,如果没学会今天在少年身上撒下种子,希望几十年后它能发芽,那教育就变成了简单的照料,老师就成了没有文化的保姆,教育学就会成为巫术。必须进行科学的前瞻——这是教育过程所应具备素养的实质所在,并且,细致的、深思熟虑的远见越多,意想不到的不幸就会越少。在体现教育者意图的思想与使思想变为现实的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之间,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感受并有意志。我从来不请家长来讨论某个学生微妙的内心。我曾经告诉过少年们:“我们准备一年与家长见一次面。如果有人愿意的话,就让他朗读自己的作品。让家长们听一听。”少年们被创作竞赛的气氛给吸引住了。每个人都想展示一下自己,完全没有一丁点要鼓励好学生或批评坏学生的意思。而集体的教育力量恰恰在于,让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有好看法,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话。请尽力做到,要让您的每一个学生在少年期渴望在集体中展示自己的长处,并且,要让因人们对他的好看法而使他得到激励的感觉,长久地保留在他的心中。

这时我们转到少年期的第三个矛盾:渴望自我肯定和没有能力这样做之间的矛盾。少年获得了一个重要发现:一个人的道德尊严、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劳动中的成就都能够在公众认可中获得表现。所有人都带着尊敬之情谈到某一个人,以蔑视的态度论及另一个人,而在说到第三个人时则什么都说不出来,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他。少年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少年期,年轻的心灵对一切英勇的、浪漫的以及不寻常的事物表现得如此敏感,这并不是偶然的。

追求自我肯定,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获得公众认可的愿望,会激发少年内在的精神力量。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但要采取行动,需要在自己面前看到目标。共产主义的自我肯定就是教育的理想境界。我们引导少年走上生活道路,为他备好为祖国劳动和服务的漫长道路上所需的一切,他应该像一个为全民幸福而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那样,像人民忠实的儿子那样,像反对我们意识形态敌人的坚定战士那样,不断表现、表达、展示自己。一个人只有在少年期经常克服困难和障碍,才会形成这些品质。那些来之不易的东西,对一个人而言才是珍贵的心爱之物。真正的自我肯定只在精神斗争中发生:当一个人集中意志力,让次要的行为动机服从于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行为动机之时,他不断感受到战胜困难的喜悦,令人兴奋的自尊感在他眼中日益增长,唯有如此,他才能进行自我肯定。

应该把少年们的精神力量引导到哪里去?应该用什么来检验他们克服困难的志向?这是少年期教育实践的主要难题之一。斗争的战场应该在哪里出现?少年应该为反对什么而战斗?毕竟,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对抗性矛盾,没有敌视我们目标的社会力量。不能片面地看待这个重要问题。恰恰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信念没有经受过考验,在克服困难和阻碍的过程中没有经受过锤炼,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公民、劳动者、继承由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全面发展的人以及自己孩子的老师。这种对信念的锻炼,正如多年经验证明的那样,实际上就是少年和青年早期对个人的自我肯定。

恰恰需要把精神斗争视作一种世界观的斗争,一种为个人信念而进行的斗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杰出战士谢·格·拉佐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信念必需经受磨难,需要检验它的生命力。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念,毋宁让他去赴死。” 人类已经在不断完善人的精神面貌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世界上还存在着最大的恶——资本主义和人压迫人。各个大洲上都在为争取人们的心灵、信念、人生观和情感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在苏联青年心中散播冷漠与不问政治、怀疑共产主义理想的情绪。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位男女青年都参加了这场斗争,要对抗这种精神邪恶的传播,要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要为深信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共产主义思想的真理而奋斗。如今,教育少年的艺术就是要用浪漫主义的斗争精神来吸引他们,让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对敌人毫不动摇、决不妥协。

现在,摆在走向生活的几代人面前的,仍然还有许多罪恶:懒惰、无知、缺乏情感素养或情感粗疏、审美匮乏、迷信、自私、本能冲动凌驾于崇高的责任感之上——这一切,很遗憾,在我们周围仍然随处可见。现在,在人类面前,在研究、利用自然力并用智力参透自然界奥秘方面,正展现出一个崇高的、实际上辽阔无边的精神斗争领域。

教育者的任务,是教会少年肯定自身。我们的责任,形象地说,是要把少年领到战场上,使他在那里能看到敌人,点燃与敌人决斗的愿望,认识自身,如谢·格·拉佐所言,要体验信念的力量,磨炼并坚定自己的信念。一个真正的教育专家会鼓励他的学生参加这样的斗争,而不是担心他的学生似乎会干出些不道德的事情或越轨行为。不道德的、卑鄙的事情永远无法进驻到受到高尚精神鼓舞的年轻的心灵中。为了预防年轻的心灵受到邪恶的侵袭,需要在他的心里撒播良善的种子。一个人只有在与邪恶作斗争时才会变成善良的人。在我们的时代,善的标志不仅是为自己的亲人创造幸福和欢乐,还要毫不妥协地对待邪恶,与思想上的敌人进行无情斗争。

要教会一个少年肯定自己,不应该寄希望于寻找某些万能手段。自我肯定的过程应该成为少年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在中小学学习期间,少年的生活首先是一种智力生活。我们必须努力使少年丰富多彩的、内容充实的智力生活成为一种思想领域的生活,以便在我们学生的年轻心灵中锤炼出武器,武器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世界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对少年的精神生活及内心的精神斗争进行指导——这就是在锤炼思想武器。我是这样描绘它的:一个青少年,根据谢·格·拉佐的说法,当他与敌对思想进行一对一交锋时,在他的心灵中会燃烧起与这些思想势不两立的火焰。那些由资产阶级宣传理论家撒播到我们的土地上的思想上的飞廉种子,会被年轻人的心灵之火化为灰烬。少年只有处于那种进行思想教育唯一最必需的氛围中,即在这种氛围中少年获得的思想并不是背诵真理的结果,而是思想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他才会得出结论:“我是对的,而我的敌人是错的。”

要使学习社会问题的课程成为少年精神斗争和自我肯定的舞台,这大概是表现教育技能最困难的方面。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肯定正是从智力生活领域开始的。一个少年想“展示自己”的最初萌芽正是在智力生活领域里破土成长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是他们进行行动和活动的内部能量。请您像怕火一样警惕没有思想、具有不问政治倾向的少年吧。产生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就蕴含在这种不幸中。

我们的少年早在成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受到社会思想和社会意向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真正的公民教育始于少年受到某种思想的鼓舞、激励和肯定,开始追求道德理想。人类的知识是在艰难的、甚至是流血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代表着人类建立功绩、自我牺牲的精神之美。在通往幸福的巅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人类的斗争史上的每一个篇章都像烧红的烙铁那样火热。这部历史的每一行字都应该为少年点燃永不熄灭的激情之火。为共产主义培养满怀激情的战士——这意味着要尽力做到,让年轻的公民把自己的心与那些战士们剧烈跳动的心轻轻碰触,如伊万·苏萨宁和谢尔盖·拉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和尼古拉·加斯特洛,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让那些火热的历史篇章点燃年轻的心灵,激发他们创建英雄功绩的渴望,教导他们的生活。

在少年期,一个人比他生命中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需要帮助和提建议。正是在这个年龄段,一个聪明、敏感的老师会成为一个精神导师。为什么在实践中,你会遇到另一个少年期的矛盾:特别需要别人提建议和帮忙,但同时似乎又不愿求助于年长的人?在这个乍一看有些奇怪的矛盾中融合了少年想独立行动的愿望,表达自己的愿望。

如何克服这一矛盾?教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导师,一个重要条件是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认识要保持一致。教育的不幸往往是缺乏这种一致性。一个少年做出了一个不道德行为,老师常常会哀叹:“难道你在家里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不幸在于,有时少年是孤独的,虽然他在人群之中。在人群中而体验到孤独,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包括了一个事实,即任何人——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不知道少年的精神寄托是什么。特别不能允许的是不了解,不了解少年有什么智力兴趣,不了解脑力劳动、书籍、艺术在少年的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如果一个少年只能在电影、电视、晶体管收音机、录音带上找到精神寄托,如果他不知道,在吃力地读完一本书后思索自己的命运,那么无论他周围多么人声鼎沸,他也是孤独的。

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了解、感觉到在少年头脑和心灵中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当然,如果老师走到少年面前询问:“哎,你在想什么,说说吧?”——这可能会把学生推开。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少年的导师,他要和少年一样,感受到相同的情感与思想,关心相同的社会利益,酷爱相同的价值观,热切探索少年同样也在模模糊糊寻找的东西。当我和少年激动着怀有同样的思想和情感,当我设法把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倾注到学生的心里,学生和我就同时敞开了心扉。精神一致性表现在,我在自己的学生身上看到自己,在他身上看到了我的志向和理想。如果我设法把我的心灵中所有的一切都灌输到一个学生的心灵中,那么那个学生一定会来向我寻求建议、请求帮助,一定会向我吐露心声。

一方面,怀有很多愿望,而另一方面,缺少实现它们的力量、经验和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代表着少年期的一个复杂的自我肯定过程。少年期的认知特点决定了少年们是否用专注的目光看待人们。一个少年对那些在创造了功绩,以及在劳动、科学和艺术领域确立了自己身份的人感兴趣。使他激动不已的是大师的作品,即一个拥有“多面手”的人、一位演员的创造力以及一位运动员的成绩。少年会拥有很多爱好和不稳定的兴趣。少年昨天还对技术创造感兴趣,而今天却迷上绘画了;他昨天还爱好少年自然科研组的工作,今天就喜欢摄影了,而明天他考虑的就只有足球了。当长辈说:“不要浪费时间,想想学习吧,”——他会觉得成年人的要求太严格了。这里的一个“消极主义”的原因即是采取违背合理要求和建议的行动之愿望。

一面是少年的愿望、兴趣、追求与力量、能力、倾向之间的和谐,另一面是一系列的禁令,禁锢了你的创造力。在众多的愿望中,少年表现出了一种渴望对其自己都难以理解的、想试探自身的力量、能力和才干的渴望。他们的爱好变化莫测——这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大人可以在少年的探索中提供帮助,但要注意,少年对别人主动干涉其活动持不信任的态度。如果老师不了解少年的精神世界,那么即使是友好的劝告也可能被视为禁止他做这件事或命令他去做那件事。少年感到需要合理的建议,他在选择活动方面时犹豫不决,少年甚至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一点。他害怕给人制造其能力不足的印象。他不能容忍带有倨傲语气的居高临下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用假装的自信反抗对自己活动的干涉,并希望以坚定的表现掩盖他的无助。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要使少年的一个爱好变得比其他的更持久,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使命。在少年阶段,特别是在年龄稍长期,自然而然地,他们不再沉湎于抽象的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有意识地衡量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思考我将成为什么人,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恰恰必须保护好这种爱好,甚至去创造这种爱好,要长期去做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少年的实力和天性的事情。重要的是,别去培养那种盲目的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将来会一事无成。爱好劳动与创造——这是做人的根本。

一个人不热爱事业,在事业中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缺乏自尊感,他就没有个性。如果在少年期,一个人没有在劳动中发现自我,他长大后就可能无所作为。教育不应该归结于寻找防止无所作为的方法,不应该只是为了让他找不到“坏同伙”就随便用什么东西填补他的心灵等。培养愿望和兴趣是教育过程中最细致的一部分领域。在这方面故作成功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所有少年都热衷的东西,让老师不要操心。最主要的是每个人的爱好。每个少年的愿望和兴趣应该在运动和发展中形成。最终,必然有一项应该是一个少年所向往的。不能把任性的念头当作愿望。如果一个老师允许少年们每天在健身房里玩几个小时,那学生们肯定会对这个老师很满意。教育,正如康·德·乌申斯基所说,如果它想要一个人得到幸福,应该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劳动而培养他。缺乏关心和思考没办法获得幸福。

一方面故意否定权威、向往理想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怀疑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否可能存在理想的东西——这种少年期的矛盾也有理由成为一种基于表现个性的自我肯定过程的复杂的心理现象。

失去了对理想的道德取向,就不可能对少年实施教育。脱离生活、脱离“罪恶之地”是危险的,但同样危险的是追求远大理想之梦想的“具体化”。不能把中小学生行为中的每一件小事都与道德标准相提并论。少先队员忘戴红领巾了——他立即被责备:“你忘了我们的少先队以谁的名字命名的啦。是少先队英雄的名字。他为了一条红领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在干什么呢?”老师一旦发现少年的恶作剧,就会马上长篇大论地谈英雄、谈理想:“昨天我们读了一个关于拖拉机手的故事,他们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财产而献出了生命,瞧你在做什么?在课桌上画了一个小鬼儿……难道奥列格·科舍沃伊是这样对待公共财物的?难道卓亚·科斯莫杰米扬斯卡亚在书桌上乱涂乱画?”

教育者的任务是要牢固树立关于理想的纯洁而崇高的梦想。不要贬低这个梦想,不要让年轻的心灵对接近理想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不要把神圣的真理和神圣的名字变成一个个换钱用的硬币,变成一瓢冷水浇在少年的火热心灵上。对纯粹和崇高的理想怀有梦想是人的一种巨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应该仔细保护它,要非常温柔地接近它。在日常教育工作中,一般不需要讲太多的关于理想的话。让少年更多地去思考关于对理想的信仰、渴望成为类似的理想人物的问题,但要少在口头上念叨。在儿童的恶作剧和对理想道德的要求之间不能画等号。调皮鬼也会成长为真正的英雄。

为了认识和确立作为道德准则的理想而在思想和心灵的内部所进行的工作——是一个教育过程,这个过程乍一看不易察觉但实际上非常复杂。它要求教育工作者拥有充沛的精力和很高的修养。根据马雅可夫斯基的说法,应该教导学生“以谁为榜样来生活”,但要教得明智并体贴。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自我教育往往结合起来。并且,二者融合得越是和谐,就越能够通过心灵和情感来影响智慧。

少年期的那种矛盾,如蔑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但同时又过分自爱,要求教育工作者掌握极大的分寸,并且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少年的培养工作应该旨在发展健康的进取心:自尊并严于律己。情感敏锐,禀性细腻,对话语和美的敏感,它们是影响一个人的心灵的最细腻的手段——这一切都取决于,老师如何巧妙地并有分寸地肯定少年心灵中那种他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肯定那些被社会视为美德的东西。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还有,社会对个人尊严的好评不能表现在奖品、奖励中,也不能拿一个人的优点与别人的缺点相比较。因为这样的评价只能培养出儿童的功利主义,培养不了集体主义,这是很危险的,它会导致少年穷其一生把精神炸弹的能量都用到自己身上:从一个小小的功利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大坏蛋。

这是一种基于比较的美德教育:比如要成为像万尼亚一样的好人,不要变成像佩季卡那样的坏蛋,——这样的教育会把年幼的孩子引入歧途,对于少年而言这种教育不啻为精神毒药。要让小孩子为自己的长处感到骄傲,而不是以自己的长处等待获得某种奖励、好处或表扬。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一个男孩上六年级。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每次测验都只有他能得满分。然后有一次,测验的结果让大家感到很惊讶:得5分的不仅有这个数学天才,而且还有其他四个学生,没有人得2分,绝大多数得4分。数学天才很悲伤,然后……号啕大哭。这让老师很惊讶,老师不明白他为什么哭,而孩子们明白。一个女孩说:“他之所以哭,是因为得5分的不止他一个。而且还因为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

这就是基于对比的教育引发出来的后果:老师总是把优等生的才能与平庸的3分学生进行对比。于是在少年的脑海中有个想法就扎了根:我之所以是好学生,是因为有差学生。要让每个人都有值得骄傲的东西。如果老师很少批评学生,很少斥责学生,经常发现学生所做的工作中的好的方面,那么学生们才会非常重视老师偶尔对某个人的夸奖。自尊感是一种高尚而无私的情感;它表现出人际关系的细腻,美丽和伟大。当一个人仿佛在镜子里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时,也就是说,当他把自身的善良倾注到别人身上并在别人身上体现的时候,他特别能够感受到纯洁、高尚的自豪感。我一直力求要使一个少年能把自己点点滴滴的精神财富奉献给别人,能使友情、同志友谊、兄弟情谊建立在紧密交织在个人精神的交流中。

精神财富的交流,把它们从一个头脑转移到另一个头脑中,从一个心灵转移到另一个心灵中——这也是个人生活中很细腻的一个方面,它属于集体关系的一部分。预防个人精神世界的孤僻和隔绝是避免利己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方法之一。要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容易。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律本身就包含产生孤僻与隔绝的危险,因为学校每时每刻都在强调(别无他法):请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功,请不要依赖别人,并且脑力劳动结果的评价总是个别进行的。为使学校生活充满集体主义精神,不应仅限于课堂教学。课堂以外丰富多彩的智力活动——这是交流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方面,对浩瀚科学的惊奇感,强烈的求知欲,感受脑力劳动带来的灵感和喜悦,而另一方面对待学习和自己的日常作业不求甚解,甚至抱轻率的态度——少年期的这种矛盾反映了在智力活动领域内自我肯定的冲突。在少年期,一个人第一次感觉到,即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获取科学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只是科学巨著的第一页。集体的智力活动越丰富,学生看待科学的视野就越延伸开去;少年知道得越多,他就越深刻意识到自己知之甚少。

因此,教育的艺术在于,要使少年的智力兴趣在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中得到满足。在思想和智力活动领域内肯定自我——这意味着把日常单调的学习劳动不仅看成一种义务,而且视作一种精神需求。这完全取决于老师。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永远不要忘记,他正在引导一个少年进行智力的自我肯定。他巧妙地将学校知识与科学联系起来,要让学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听话的“知识消费者”,而是一个有求知精神的研究者。在对少年的智力活动进行引导时,要关注少年的个性特点,这在教师的创造性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准备给二年级或三年级上课时,可以较少考虑具体的儿童,更多地考虑脑力劳动的一般内容,获取知识的原则。但是,当准备给六年级或七年级上课时,老师首先考虑的是少年们的个人特征:应该如何引导他们中的每个人去思考,在掌握学校知识的同时他们正在接近科学的地平线,尽管速度很缓慢。

少年期的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思维方法的变化所决定的。因为儿童具体的形象思维正让位于抽象思维。少年开始用概念来思考问题,而这仿佛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不熟悉的世界。他力求通过逻辑思维方法来认知生活现象,但很难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转化为形式逻辑。由于缺乏经验,在对某些现象进行分析时经常导致判断的片面性,由此产生了一些错误、仓促的结论和总结,这对于少年们而言是很典型的。但与此相关的,由于少年密切关注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他的身外之物,而且还包括他自己,他对自己也做出了片面的、仓促的结论,有时夸大自身的优点,有时又夸大自身的缺点。由此也产生了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和对自己的不满这两种情感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我的一个最机灵的学生尤尔科,在五至七年级时被视为优秀的数学家。集体意见认为,尤尔科可以解答出来任何题目。往往在测验前一些女孩会“垂头丧气”;尤尔科却以他的信心和朝气在精神上支持意志薄弱的人。但同学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在维系这种信心,或者这个少年单独一人时内心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代数对他而言是最可怕的科目。“我害怕那些问题,”尤尔科向我倾诉了他的秘密。“但是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我不行,我就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不断做题。我挑那些最困难的题目,就在那一直坐着,坐着……可临到要去测验的时候就像是要去上刑场一样。但是我假装什么都不怕,就是为了让同学们,尤其是女孩们这样想。假如他们在我眼中看到了恐惧,那么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就解决不出来问题了。”

在少年的思维特点中也包含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往往始于反对或否定学校的作业,作业是每天必做的、对少年而言往往是十分单调的工作,他觉得这种工作“与太空飞行相比,就像是蚂蚁忙忙碌碌搬东西”——尤尔科(六年级学生,也是最好的数学天才之一)就是这样把学校的学习与科学的发展做对比的。对待学习的轻浮态度就是由此产生的,由此也形成了少年反对成年人“侵犯”其独立性的“防御性反应”。

尤尔科说:“老师问我关于南美洲某个地方的地貌,而我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人们已经成功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难道还能认为这些高山和盆地有很大意义吗?’”

克服这种矛盾需要教师在指导脑力劳动方面掌握高超的艺术。这不仅是一个教学论方面问题,也是一个普通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不要把现成的知识教授给少年,将他视作一个有记忆力的个体,而是应该在学生面前提出思考——这是使少年们思维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了解少年的精神世界的经验丰富的老师,仿佛是在号召少年向科学的地平线进发。他把点点滴滴的科学知识,科学真理融入自己所教学科的学校基础课程中,于是少年们就会忘记,他离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世界性问题”还远着呢。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研究者和思想家。他把课堂教学、课外阅读、课外书籍连成了一条线。少年从脑力劳动中获得喜悦,这不仅使少年对在课外看到的东西加深了印象,而且也对课程本身有了更深的感悟。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是培养思想劳动者,是使弗·伊·列宁的形象成为少年们仿效的榜样。像列宁那样掌握知识,像列宁那样珍视知识——这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公民教育的主要基础之一。最好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善于这样揭示材料的内容,要让学生们非常重视科学真理,它在科学反对愚昧无知、进步反对反动的斗争中诞生并得以确认。

浪漫主义的热情洋溢和……粗鲁的举动,道德无知,对美的赞赏和……对美的嘲讽——少年期的这些矛盾往往给老师和家长制造了很多麻烦。娜·康·克鲁普斯卡亚曾经写道:“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稳重的孩子突然好像脱缰的马,出言不逊、爱搞破坏,等等。” 一些家长和老师也说出了意见,似乎搞砸点什么、破坏点什么、暴打谁一顿的愿望完全是少年天性中本质固有的东西。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认识:残酷从来不是人类天性的固有本质。

少年期智力和情感世界的相互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矛盾就潜伏在这一变化之中,并且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并不总能考虑到这个变化。这种变化目前还很少被研究,而教育工作者因为对它缺少准确科学认识,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常常根据推测和一般推论行事,认为少年对涉及其个人的一切都会产生异常强烈的反应。

少年一边进行抽象、概括并好奇地审视周围世界和自身,一边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复杂现象——思想坚毅、刚强、勇敢、忠于信念、果敢、渴望认识和洞察大自然的奥秘、决心为伟大理想而奋斗。追求浪漫主义的东西就是认识过程提升到一个新的质变阶段的结果。

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为浪漫主义精神插上了双翼,也是一个少年进行道德自我肯定所必需的能量。成为一个人少年期的导师首先意味着要让他用其好奇的目光看到人类思想、激情和理想的世界。这就是说,要在少年的意识中树立起关于生活的崇高目的、人民理想永垂不朽的思想。浪漫主义的热情奋发和对人的精神伟大的惊奇能使少年的感情变得高尚,能培养他的细腻情感。没有浪漫主义精神就谈不上情感素养。

但是,少年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奋发似乎与他的智力活动经常发生冲突。浪漫主义精神受到了思想的剖析。少年在分析周围世界各种现象的同时,也在努力思考自己的情感。他批评自己的情感。他为自己的情感感到羞愧,害怕别人会认为他多愁善感。他觉得那些细腻、善良、仁慈的情感显得有点孩子气,而他想尽快与儿童期的一切一刀两断。他不善于在人们的所有精神现象中辨别细腻的情感,尽管那些现象使他感到惊奇并令他神往。少年感觉到体力充沛,他想要在比拼体力与耐力的活动中肯定自己。如果老师对少年的情感素养的教育哪怕有片刻的忘怀,那么少年就会很快丧失他们在童年期时所获得的东西。

我记起这样一件事。我曾经与七年级学生们沿着第聂伯河旅行。在一个温暖的夏日晚上,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偏僻的、似乎被遗忘的角落:一座古老的墓地,它的一边紧邻着一个小峡谷。悬崖边上长着一棵不高但相当挺拔、枝叶茂密的杨树。我们在离这棵树不远的地方扎营休息。当我在睡梦中听到学生们纵声大笑时,夜幕已经降临。我站起身来,看到男孩们站在杨树周围,而维佳正拼尽全力想要把那棵树连根拔起。杨树已经朝着峡谷倾斜过去了,眼看着即将折断。我走到男孩们跟前,他们感到难为情,都回帐篷了。只有维佳低着头站着那。我找他谈了话,我们谈生活、谈理想,一直谈到午夜。我于是发现了少年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新方面。维佳钦佩勇敢、刚毅的人,但他只看到了这些人实力的外在表现,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细腻的高尚情怀。他读过很多关于斯巴达克的书籍,他认为斯巴达克首先是一个体力过人的人,而关于斯巴达克细腻的人生感悟在少年意识中却没有任何记忆。

在培养那种可以称之为与自己独处的诚实的品质时,少年对自我肯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诚实在缺少对自己的行动实行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监督时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监督是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就是少年期的矛盾。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但要绕开或者完全推开它们也是不可能的。高水平的教育工作能使这些矛盾变得缓和或者弱化,而笨拙的教育则会加深、激化这些矛盾并导致冲突。自我肯定的愿望和追求与实现这种愿望与追求的能力之间的不相适应是这些矛盾的共同特点。为了使少年期的矛盾不至于引起冲突和破坏,应该把年轻的公民培养成具有成熟的思想、坚定的目标和信念的人。 pbm4+fdMOSk+KhDlkLxgRqEmTm/hdol0yWmRIGIA/LIAaMxLIMxdXxGqsil4Kg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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