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海棠树的四合院很多,其中有一个小院最让我难忘,便是前辈作家叶圣陶先生家的小院,院子里有两棵西府海棠。几乎每年春天开花的时候,叶圣陶先生都要和冰心、俞平伯等几位老友约好,到小院里一起看海棠花。一时,这两棵海棠树很有名。
第一次走进东四八条这座西府海棠掩映的小院,是1963年的暑假,我还只是一个初三的学生。
那一年,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我的一篇作文获奖并得到叶圣陶先生的亲自批改,于是我还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接见和教诲。那时我并不知道,是叶至善先生从24篇作文中选了20篇交给他父亲的,其中就有我的那一篇,要不我不会和这座小院结缘。
我和叶至善先生的女儿小沫同岁,同属于“老三届”,都去了北大荒,彼此有信件往来。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和她约好,想到她家看望她的父亲和爷爷,因还在“文革”之中,怕给两位老人带来麻烦,谁想到两位欢迎我们的造访。我和我的弟弟还有一位同学一起来到那座熟悉的小院,叶至善先生已经到河南湟川五七干校放牛去了。只有叶圣陶先生在,他见到我们很高兴,要我们每人演一个节目,老人看得津津有味。
时值冬日,大雪刚过,白雪红炉,那情景真是难忘。聚会结束,叶圣陶先生还走出小院陪我们照相,就站在西府海棠的下面。只是那海棠已是叶枯干凋,积雪压满枝头,一片肃然。
1972年的冬天,在北大荒得罪了生产队的头头,我被发配到猪号喂猪,成天和一群“猪八戒”厮混,无所事事,一口气写了10篇散文,寄给小沫看,她转给了她的父亲。
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河南干校回来,赋闲在家,认真地帮我修改了每一篇单薄的习作。我们便有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信件往来,他对每篇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有的还帮我一遍遍修改,怕我看不清楚,又特意抄写一份寄我,然后在信中写道:“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如他说的一样,我将10篇中的一篇《照相》寄了出去,真的“定稿”了,发表在那年复刊号的《北方文学》上。这是我的处女作,可以说,是叶先生鼓励并帮助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恢复,叶至善先生重新走马上任,着手《儿童文学》杂志复刊的时候,曾经推荐我去那里当编辑。《儿童文学》杂志的同志找到我,那时我刚刚考入大学,没有去成。但我并不知道是他推荐的我,一直到很多年过去,才知道这件事,体会到他的为人,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感慨。叶先生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他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谦和,严于律己而宽待他人,替别人想却润物无声。在他家的墙上,曾有这样一副篆字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此联是叶先生撰,请父亲写的。我想这是叶家父子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一生追求境界的写照。
叶家小院我虽不常去,偶尔还是会拜访。前些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得早了些,走进那座熟悉的小院,又看见那两株西府海棠,这两株树很有意思,叶至善先生说是“很通人性”——“文革”开始时小沫、小沫的弟弟还有至善先生都先后离开了家,海棠枯萎了,后来家人陆续回来,它们又茂盛了起来。如今,海棠依然绿意葱茏,只是有些苍老,疏枝横斜,晒在树上的斑斑点点的阳光,被风吹得摇曳,似乎将往昔的岁月一并摇曳了起来,有些凄迷。
我的心里有点不安,生怕打扰了叶先生的午睡,小沫招呼我进屋,说爸爸早就醒了,等着你呢。叶先生从他父亲睡过的床上下来,走出卧室,伏在他家的旧餐桌上和我交谈。坐在我对面的叶先生已经是银髯飘飘,让我恍然觉得白云苍狗,人老景老,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那些年,他一直疲于忙碌,编完25卷《叶圣陶集》,又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父亲的回忆录,马不停蹄地整整写了20个月,一共写了40万字,不要说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就是壮汉又如何扛得下如此重任,他实在有些太辛苦了。在这部回忆录的自序中,他这样写道:“时不待我,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那天,临别走出屋子,来到院里,我和小沫在那两株熟悉的西府海棠树下站了很久,说了一会儿话。
午后的阳光很温暖,能看见枝头上青青的小海棠果在阳光中闪烁。我想起叶圣陶先生去世之前的春天,叶先生陪着父亲和冰心先生一起在这个小院看海棠花的情景。
那天风很大,却在冰心到来的时候停了;那天,海棠花开得很旺。
如今,海棠依旧,年年花开。叶圣陶和叶至善两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