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那一年的暑假,我们都是十五岁的少年。那一年的暑假,雨下得格外勤。哪儿也去不了,只好窝在家里,望着窗外发呆,看着大雨如注,顺着房檐倾泻如瀑;或看着小雨淅沥,在院子的地上溅起像鱼嘴里吐出的细细的水泡。
那时候,我最盼望着就是雨赶紧停下来,我就可以出去找朋友玩。当然,这个朋友,指的是她。那时候,她住在我们大院斜对门的另一座大院里,走不了几步就到,但是,雨阻隔了我们。冒着大雨出现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大院里,找一个女孩子,总是招人耳目的。尤其是她那个大院,住的全是军人或干部的人家,和住着贫民人家的我们大院相比,是两个阶层。在旁人看来,我和她,像是童话里说的公主与贫儿。
那时候,我真的不如她的胆子大。整个暑假,她常常跑到我们院子里找我。在我家窄小的桌前,一聊聊上半天,海阔天空,什么都聊。那时候,她喜欢物理,她梦想当一个科学家。我爱上文学,梦想当一个作家。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物理和文学,是居里夫人,是契诃夫与冰心。显然,我的文学常会战胜她的物理。我常会对她讲起我刚刚读过的小说,朗读我新看的诗歌,看到她睁大眼睛望着我,专心地听我讲话的时候,我特别的自以为是,扬扬自得,常常会在这种时刻舒展一下腰身。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光线变暗,父亲或母亲将灯点亮。黄昏到了,她才会离开我家。我起身送她,因为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头的影子,好奇地望着我们二人,那眼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和她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
雨下得由大变小的时候,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幻想:她撑着一把雨伞,突然走进我们大院,走过那条长长的甬道,走到我家的窗前。那种幻觉,就像刚刚读过的戴望舒的《雨巷》,她就是那个紫丁香的姑娘。少年的心思,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美好。
下雨之前,她刚从我这里拿走一本长篇小说《晋阳秋》。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本书是谁写的,写的内容又是什么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是《晋阳秋》。《晋阳秋》是那个雨季里出现的意外信使,是那个从少年到青春季里灵光一闪的象征物。
这场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蜗牛和太阳一起出来,爬上我们大院的墙头。她却没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我想,可能还要等一天吧,女孩子矜持。可是,等了两天,她还没有来。我想,可能还要再等几天吧,《晋阳秋》这本书挺厚的,她还没有看完。可是,又等了好几天,她还是没有来。
我有些着急了。倒不仅仅是《晋阳秋》是我借来的,该到了还人家的时候。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她还没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雨,早停了。
我很想找她,几次走到她家大院的大门前,又止住了脚步。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比雨还要厉害地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生自己的气,也生她的气,甚至小心眼儿的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直到暑假快要结束的前一天的下午,她才出现在我的家里。那天,天又下起了雨,不大,如丝似缕,却很密,没有一点停的意思。她撑着一把伞,走到我家的门前。那时,我正坐在我家门前的马扎上,就着外面的光亮,往笔记本上抄诗,没有想到会是她,这么多天对她的埋怨,立刻一扫而空。我站起来,看见她的手里拿着那本《晋阳秋》,伸出手要去拿,她却没有给我。这让我有些奇怪。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真对不起,我把书弄湿了,你还能还给人家吗?这几天,我本想买一本新书的,可是,我到了好几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这本书。
原来是这样,她一直不好意思来找我。是下雨天,她坐在家走廊前看这本书,不小心,书掉在地上,正好落在院子里的雨水里。书真的弄湿得挺狼狈的,书页湿了又干,都打了卷。
我拿过书,对她说:这你得受罚!
她望着我问:怎么个罚法?
我把手中的笔记本递给她,罚她帮我抄一首诗。
她笑了,坐在马扎上,问我抄什么诗?我回身递给她一本《杜甫诗选》,对她说就抄杜甫的,随便你选。她说了句“我可没有你的字写得好看”,就开始在笔记本上抄诗。她抄的是《登高》。抄完了之后,她忙着起身站起来,笔记本掉在门外的地上,幸亏雨不大,只打湿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那句。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看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两次。
其实,我罚她抄诗,并不是一时的兴起。整个暑假,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我很希望她在我的笔记本上抄下一首诗。那时候,我们没有通过信,我想留下她的字迹,留下一份纪念。那时候,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的诡计多端。
读高中后,她住校,我和她开始通信,一直通到我们分别都去插队。字的留念,再不是诗的短短几行,而是如长长的流水,流过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只是,如今那些信都已经散失,一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倒是这个笔记本幸运存活到了现在。那首《登高》被雨打湿的痕迹清晰还在,好像五十多年的时间没有流逝,那个暑假的雨,依然扑打在我们的身上和杜甫的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