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多了一门作文课。教我们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我记得很清楚,他叫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重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他很严厉,又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站在讲台桌前,挺直的腰板,梳一头黑黑的头发——他那头发虽然乌亮,却是蓬松着,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我想起他给我们讲解的“怒发冲冠”这个成语——我们学生都有些怕他。
第一次上作文课,他没有让我们马上写作文,带我们看了一场电影,是到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的。(如今这家电影院早已经化为灰烬,那片地方建起了一个商厦。)我到现在还记得,看的是《上甘岭》。
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建成不久,内外一新。我的票子是在楼上,一层层座位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电影一开始,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里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擦过,像一道无声的瀑布。我真想伸出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座位。我对那一排排小灯格外感兴趣,以至我看那场电影时总是走神,忍不住低头看那一排排灯光,好像那里闪闪烁烁藏着什么秘密或什么好玩的东西。
张老师让我们写的第一次作文就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就写什么。”我把我所感受到这一切都写了,当然,我没有忘了写那一排排我认为有意思的灯光。
没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读了我的这篇作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特别表扬了我写的那一排排灯光,说我观察仔细,写得有趣。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我听起来觉得是那样亲切。那作文所写的一切,我自己听起来也那么亲切。童年的一颗幼稚的心,使我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原来自己写的文章还有着这样的魅力!
张老师对这篇作文提出了表扬,也提出了意见,其他具体的我统统忘记了。但我记得从这之后,我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我最喜欢最盼望上的一门课。而在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我的作文。他常在课下对我说:“多读一些课外书。”我觉得他那一头硬发也不那么“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有时,一个孩子的爱好,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地在瞬间形成了。一个人的小时候,有时就是这样的重要。
那时,我家里生活不富裕,在内蒙古的姐姐给家里寄些钱。一次,姐姐刚寄来钱,爸爸照往常一样把钱放进一个小皮箱子里。我趁着爸爸上班,妈妈不在家,偷偷地打开了小皮箱子,拿走了一张5元钱的票子。小时候,5元钱,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呀!拿着它,我跑到离我家不远的大栅栏里的新华书店,破天荒头一次买了四本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四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宋词选》。谁知,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屁股上挨了爸爸一顿鞋底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挨打。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张老师的耳朵里了,他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而且白纸黑字地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说心里话,我很恨他。让我多看课外书的不是你吗?但当时我忘记了问一句自己:张老师可没有让你私自拿家里的钱去买书呀!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作文,张老师依然在班里作为范文朗读。没过几日,学校的布告栏里又贴出一张纸,宣布撤销对我的处分。张老师对我说:“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对你要求严格些,没坏处!”我当时心里很不服气,这不是成心让我下不来台吗?小事一件,值得吗?大概他也觉得太过分了,才这样安慰我吧?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幼稚。我并没有理解张老师一片严厉而又慈爱的心。
新年,我们全校师生在学校的小礼堂里联欢。小礼堂是用原来的破庙改建的,倒是挺宽敞,新装的彩灯闪烁,气氛挺热闹的。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那天和同学一起演出的是话剧《枪》的片断。演得正带劲的时候,礼堂的门突然推开了,随着呼呼的冷风走进来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穿着一件翻毛白羊皮袄,身上还背着一个白布袋……总之,给我的印象是一身白。走进门,他捋了捋白胡子,故意装出一副粗嗓门儿说道:“孩子们,我是新年老人,我给你们送新年礼物来了!”同学们都欢呼起来了,他走到我们中间,把那个白布袋打开,倒出来一个个小纸包,递给每个同学一份。那里面装的是铅笔、橡皮、三角板,或是糖果。当我们拿着这些礼物止不住笑成一团的时候,新年老人一把摘掉他的白胡子、白眉毛和白头发,我才看清,哦,原来是我们的张老师!
第二年,他就不教我们了。他给我留下了这个白胡子、白眉毛和白头发的新年老人的印象。他给我一个现实生活中难得的童话!这种童话,只有在我那种年龄才能获得,他恰当其时地给予了我。
以后,我从这所小学毕业,考入中学。“文革”那一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偶然从这所母校路过,我看见了张老师,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佝偻着背,显得苍老了许多,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尤其让我惊讶万分的是,他竟然像那年装扮的新年老人一样真的白发苍苍了。才不到十年呀,他不该老得这样快。他那一头“怒发冲冠”的乌黑的头发哪里去了呢?
我恭敬地叫了一声:“张老师!”他跳下车,还认得我,没对我说什么,匆匆地骑上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那一头苍苍白发,给我的刺激太深了。
1974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时没有工作待业在家,好心的母校老师找到我,让我暂时去学校代课。我去了,首先问起了张文彬老师。他退休了,“文革”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站在张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我居然也做起老师讲课来了,而张老师却不在了,我的心里掠过一阵难以言说的感情。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眼前总是浮动着张老师那白发苍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