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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伯尼（桑德斯），他像臭虫一样疯狂，可是你们知道，他不退出。
——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6年6月17日
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做出的昆虫学评估，反映了一个古老的传说。特朗普用一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表达方式嘲笑桑德斯有点不寻常的相貌，强调后者所谓的疯狂和固执。当光线照射到臭虫身上时，它们会四处乱窜——而且人们的确很难摆脱它们——桑德斯像臭虫一样困扰过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许让希拉里损失了睡眠的时间。
臭虫卷土重来了。20世纪晚期由于滴滴涕的使用，它们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昆虫，它们露出了作为威胁人类神智健全而不是身体健康的最强悍的昆虫的真面目。臭虫侵扰人类的房屋和财物，能让头脑清醒的人发疯。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事：在2011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研究臭虫对人的精神的影响的科学家报告称，臭虫侵扰可以引起人“各种各样的情感性、焦虑性和精神病性疾病，对人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包括自杀和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 [1] 毫不奇怪，新闻媒体上充斥着人们想方设法摆脱这些讨人厌的生物的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烟、火，用酒精浸泡财物（这时候千万不可点燃香烟，底特律一名少年吃了苦头才懂得这一点），使用剂量足以杀死一头大象的杀虫剂——却不一定能够杀死臭虫。 [2]
臭虫似乎拥有超自然的智商。人们几乎无法遏制为这些食肉动物赋予人格的冲动。根据虫害控制行业的一份主要杂志的描述，它们既“偷偷摸摸”又“有板有眼”。 [3] 文章把它们的叮咬模式描述为早餐、午餐和晚餐，如果栖息地受到干扰，它们就“走出门，穿过大厅，再穿堂入室进入下一间公寓”。 [4] 受害者觉得备受煎熬。《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一位撰稿人愁苦地说：“我觉得就像有人闯入我家，堂而皇之地住下来，并在我的床上做爱。” [5] 臭虫不仅叮咬人，还侵犯我们生活的私密之地，使我们遭遇家宅入侵或昆虫蹂躏，哪怕我们花费数千美元来保卫自己。
人们对当前臭虫灾害的回答与18世纪伦敦人歇斯底里的反应相呼应。19世纪初，根据博物学家和牧师威廉·宾利（William Bingley，1774—1823）的说法，人们视臭虫为“大城市多数房屋内让人心烦恶心的住户”，趁人入睡时吸食人血。 [6] 1852年，作家和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妻子简·韦尔什·卡莱尔（Jane Welsh Carlyle，1801—1866）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这些可怕的臭虫让我抓狂了好几天。” [7] 在昆虫学日渐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连苍蝇和白蚁也能从博物学家那里得到几句美言，臭虫则仍是自然界中最令人憎恶的昆虫。 [8]
整个19世纪，英美科学家、企业家、昆虫学家和家政学家继续与臭虫开战。某报纸在报道纽约市美国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一家发明家协会）1833年的展览时这样表达：“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先生应该凭他名为‘臭虫扑灭器’的蒸汽机得到国家的最高奖赏，说不定它会有效地‘耗尽’这些无情的食人虫。如果他能把这个发明物带到弗吉尼亚，他就功成名就了。我们与两个半球备受折磨的人们一样，为能够掌控这种可恶昆虫的前景而欢欣鼓舞。” [9]
19世纪和20世纪初，某企业自称东方灭虫公司（Oriental Exterminating Company），这或许再次把虫害侵袭与远东联系起来。对害虫的想象再次变成了对其他民族的想象。
臭虫的外来起源（无论外国、政治还是种族意义上的）及其与他者的联系延伸到英国人在臭虫与深肤色种族（无论黑人、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之间、臭虫与伦敦大火等事件之间建立起的联系。与此同时，19世纪发明的蒸汽机事实上增加了臭虫侵扰人的可能性，因为铁路和旅馆里臭虫密布。随着公司在英美的城市中心蓬勃发展，企业家们热切地谋求为旅行者提供保护自己的产品。 [10]
城市化、清洁和阶层继续影响着臭虫泛滥的国家，直至进入21世纪。2010年，某互联网新闻网站声称：“臭虫正迅速成为人类的祸害，袭扰家庭、办公室、电影院和购物中心。” [11] 臭虫在大城市中特别普遍。2018年，美国巴尔的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在受侵染的城市中位居前列。 [12] 目前，也许除了老鼠，臭虫是城市疫病最生动的象征。2004年至2010年间，纽约市有关臭虫的相关投诉从537起飙升至10 985起。 [13] 自2007年以来，《纽约时报》发表了数十篇讨论这种害虫的文章，其中多篇文章探讨目前臭虫激增的神秘现象，把它们重出江湖与形形色色的少数族裔联系起来。不出所料，不同的文化把这种生物的出没归咎于不同的群体：英国人怪罪东欧工人，东欧人责备吉卜赛人，美国人埋怨移民，到处都有人指责穷人和外国人，认为是他们把这种害虫带入富人家中。 [14]
和19世纪乘坐铁路出行一样，21世纪旅行也存在风险。旅行者被提醒要检查甚至拆开酒店的床铺，千万不要把旅行袋丢在地板上。那些不幸带着臭虫度假归来的人被指示把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冷冻要么加热处理。 [15] 显然，托马斯·米勒发明“臭虫扑灭器”蒸汽机是走在正道上的。
人们对近来臭虫侵扰的反应也具有文化共鸣。18世纪和19世纪的伦敦人嗅到了可能威胁其社会期望的敌人。21世纪，人们最怕的莫过于遭受社交耻辱的危险；据《纽约时报》报道，受害者“为这些看不见的吸血鬼栖居在自己家里感到羞耻，甚至心理上受到创伤……他们害怕邻居的怒目而视，同事的避而远之”。 [16] 过去，皇宫里臭虫横行并不稀奇，灭虫员甚至公开点名贵族客户。与过去不同，在当前的危机中，保密是法定义务。房东和高档酒店拼命掩盖自己的臭虫问题，要么逼得被咬者不得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要么坚持在销售合同中加入保密条款。如今的阶层似乎比18世纪伦敦的等级社会还要重要——臭虫不该叮咬城市上层阶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除了叮咬、瘙痒、麻烦和费用，美国最近一场瘟疫的受害者发现，一种无形的磨难正以臭虫污点的形式等着他们。朋友开始和自己保持距离，邀请突然被取消。” [17]
和18世纪一样，人们求助于专家和科学来拯救自己免受臭虫的威胁。如今，科学家对臭虫有了深入了解，包括它们不会传播疾病，至少不会以微生物的形式传播疾病。 [18] 臭虫可能在其他昆虫或动物的排泄物中爬行，促使疾病传播，但它们本身只是传播媒介，而不是始作俑者。它们的致病结果是心理而非身体上的，约三分之一的人被臭虫叮咬后产生过敏反应或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红肿——某皮肤科医生称之为“多汁的肿包”——7天到10天内可自行消散。 [19] 在极少数情况下，严重的臭虫叮咬会导致人贫血，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上。 [20] 其他人则没有任何反应。臭虫在吸血之前会麻醉人的皮肤，所以多数人当时不知道自己被叮咬了。臭虫出现的迹象大多是间接的，比如枕套上的血渍或它们的粪便痕迹。臭虫本身很难辨认。昆虫学家和灭虫员经常要向惊慌失措的人保证，让他们惊恐的只是甲虫或放屁虫。一个当事人焦虑的状态反映出这只微小的臭虫是多么强悍地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力——“拜托，”她恳求道：“让它是疥疮吧。”千万别是臭虫！ [21]
喜剧演员艾米·舒默（Amy Schumer）的回忆录《下背文身的女孩》（ The Girl with the Lower Back Tattoo ）中的一段话捕捉到了臭虫在现代社会引发的许多共鸣：“我不仅搬到了皇后区最糟糕的地方，还遭遇了臭虫，它们让我像遭遇‘9·11’恐怖袭击一样，当它们进入你的生活，就会带来一场逻辑和存在主义的噩梦。它们几乎无法被杀灭——我不得不让我那些老迈可怜的毛绒玩具们在高温烘干机里经历一场恐怖之旅。我的老相识们都在悄悄地重新评估我和他们的友谊。”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