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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克夫人推荐用薰衣草精油来对付臭虫，这是驱逐这种令人作呕的昆虫的一种较为宜人的方法，包括威廉·考蒂的水银、盐和松节油混合物的配方。作为用强烈的气味以毒攻毒的方法，家庭手册中提及的配方经常会加入松节油和硫黄来对抗昆虫。1703年的《通用家庭用书》（ The Universal Family Book ）建议把芸香、苏合香和松节油混合，然后敦促道：“把房间或厅室关得严严实实，把它们倒在烧木炭的暖锅上，自己出去，关上门，避开这种气味，强烈的气味会杀死它们。” [48] 医生博伊尔·戈弗雷（Boyle Godfrey）试图用松节油、砷、芸香、艾草和其他化学物质杀死臭虫，但效果最好的是用硫黄混合浓硫酸。他加热这种混合物，然后封闭卧室，让它在炭炉上燃烧。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刺鼻气味”“让宇宙中的一切生物殒命归天”。 [49]
诺埃尔·乔梅尔（Noel Chomel）的法国《经济词典》（ Dictionaire [sic] oeconomique ）英文版在18世纪多次重版发行，书中描述了一系列杀灭臭虫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太温和，可能也不太有效。遵循刺激气味的生活信条，它推荐使用“烧牛粪产生的烟”、烂黄瓜、牛胆汁与醋相混合以对抗臭虫。不过，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促使戈弗雷发表议论的原因：“至于那些日复一日提供给公众的假装针对这些害虫的防治手段，我个人认为纯属欺诈。” [50] 与之相反，乔梅尔建议：“闷杀一只猫，无须放血，去除它的皮毛和内脏，把它放在烤架上烤，不涂猪油或卤汁，从它身上收集掉落的东西，并与等量的鸡蛋黄和穗花油混合；让它们在钵内充分融合，直到它们变得如软膏般细腻均匀。” [51] 有了药膏后，受害者应当把这种混合物涂在家具上经常有臭虫出没的地方。如果这些极端措施效果尔尔，受害者该怎么做，乔梅尔没有给出建议，不过或许他可以借用威廉·考蒂对自己的防治方法不起作用后给出的建议：买一栋新房子。 [52]
自助往往不起作用，于是，在18世纪，人们想方设法清除床上臭虫的努力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职业：灭虫员。如同这一时期的其他新兴职业一样，灭虫员也试图通过上层阶级给他们的证明信和攻击其他同行的可信度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自称是这项差事的行家，阐述自己采用的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法。 [53] 这些行家经常被竞争对手诋毁为江湖骗子，他们欺骗轻信谎言的公众接受他们所谓的灵丹妙药。 [54] 在早期现代英国的流动社会中，新生的灭虫员小心地塑造身份，试图把自己与工匠和江湖骗子区分开，由此助力自己事业的成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也许我们可以说“灭虫员之战”的状况开始于18世纪早期，从这一时期所有报纸上争先恐后出现的相关广告可见一斑。这些广告通常都声称获得了匿名的上层客户的认可，想必客户不太乐意让自己的虫害烦恼大白于天下。一个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人刊登广告称：“数年来我成功地消灭了那些名叫臭虫的令人作呕的害虫。我的价格合理，雇用我的贵族对我的技能和表现非常满意。”他声称，他的服务优势是：“无论对床、被褥还是家具绝无丝毫损坏，一切完好如初；所有物品没有令人不快的气味。” [55] 还有什么广告能比贵族的证词更廉价更有效更好呢，而且他的方法避免了令人不快的气味和对精美家具的损害。但是另一个灭虫员乔治·布里奇斯（George Bridges）更胜一筹。布里奇斯重复了不会损坏家具或留下有害气味的声明后又补充道：“我已经消杀了一万多张床……不管臭虫数量多么繁多，多么让人无法忍受，我都保证……能一劳永逸地消灭它们，让雇主有生之年不在同一张床上再度遭遇害虫。消杀不彻底不收费。”布里奇斯声称拥有至少10年内让臭虫销声匿迹的“秘方”。为了证明自己，他宣称：“在伦敦这个大都会的任何街区都可以找到我为之效劳过的人物，他们来自名声和品格一流的人群。” [56]
乔治·布里奇斯希望以为他的服务对象给予退款的保证来保护自己免遭“吹牛大王、骗子或冒牌货”的污蔑。伦敦似乎有太多灭虫员设法利用人们对臭虫的厌恶，从中获利，其中一些显然是江湖骗子。一个可能是合法经营的灭虫员针对在他附近开业的竞争对手打出广告，为了“挽救他的声誉，让客户不要混淆”。 [57] 对灭虫员来说最好的证明方法是抬高证人的身份地位，并明确说出他们的名字。威廉·考蒂声称已故的海军上将埃格蒙特勋爵（Lord Egmont）肯定过他的服务。 [58] 1785年，根据《英国杂志和评论》（ British Magazine and Review ）上一篇讽刺文章的报道，伦敦以“荒唐事不计其数”为特色，其中包括许多自称是“国王陛下公认的仆从”的推销员。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士声称国王是自己的主顾，其中许多人是“臭虫消杀者”。文章的作者认同：“圣詹姆斯宫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大部分地方装饰着壁板，老鼠或臭虫有时可能胆大妄为地侵入皇家的房屋；不过我认为每个体面的部门都应有这样一个人不断努力，以完成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害虫的任务。” [59]
臭虫猎手们在提及自己与上层阶级的关系的同时，似乎也暗示了人类对臭虫叮咬的种族敏感性。威廉·考蒂在1772年发表的论文《康科迪亚的自然、哲学和艺术》（ Natura, Philosophia, & Ars in Concordia ）中开宗明义地赞成机械论哲学，把他的除虫药方描述为“方法”。他声称自己不像“有些人只是假装消杀床架上和房间里的害虫”，这些人就像“剪去箭杆，把箭头留在伤者体内的庸医”。他自称臭虫科学家，强调臭虫与人类种族之间的联系。考蒂认为：
有许多种皮肤它们是不会触碰的：厚而黑的皮肤不是它们青睐的土壤，皮肤白皙的新来者很可能被它们叮咬。有几个人在一个晚上被它们叮咬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活像感染了天花，还发了高烧。 [60]
他言之凿凿，白皙的皮肤比黝黑的皮肤容易招引臭虫叮咬，白人遭受的叮咬比深色皮肤的人种要严重。肤色突然成为讨论臭虫话题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英国人在面对非洲和新大陆上被他们征服和奴役的原住民时。
根据内科医生和植物学家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e）的说法，牙买加遍地都是臭虫。 [61] 大名鼎鼎的早期灭虫员从牙买加带回消杀臭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那只恶心的毒虫”。 [62] 约翰·索思豪尔去牙买加出差，事由不详，他深受臭虫叮咬之苦，直到一名获得自由的非洲奴隶给了他破坏性极大的杀虫剂配方，他才得以解脱。 [63] 1730年，他出版《论臭虫》，第二版于1793年发行。另一个灭虫员约翰·库克（John Cook）1768年对索思豪尔的方法提出质疑，因为“如同太多心胸狭隘的人一样，（他）不够慷慨，没有揭开秘密，让公众得到适当的防护”。如同许多秘药提供者和早期资本家一样，索思豪尔更愿意保守配方的秘密。但是库克指控道，比缺乏公德心还恶劣的是，索思豪尔“从某个黑人那里”学会了“用冥河水制备药液”，并声称“可以消灭那些可恶的昆虫以及所有的虫卵”。 [64]
库克在这番叙述中用索思豪尔药液来源的种族属性来损害他的信誉，但是这种无与伦比的药液（ non pareil liquor ）的最早发现者显然相信，自己从牙买加一位上了年纪（70多岁）的奴隶那里学到了配方的说法对销售大有助益。这个英国人利用了新世界殖民者的一条信仰：新世界及其居民可能会被迫透露一些能够帮助旧世界的秘密。索思豪尔的叙述表明，他用食物和饮料贿赂非洲人，拿到了秘方。索思豪尔凭一己之力颠覆了欧洲人与原住民互动时典型的主从关系，证明了黑人的权威性：“我认为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该国蔬菜的实际用途，远超在他之前的那些外行。” [65] 索思豪尔找到了一个“非洲魔法师”，他可以把这个“魔法师”有关动植物的精深知识据为己有，为自己谋取利益。 [66]
1726年，索思豪尔回到英国后，开始经营灭虫生意以赚取利润，按照这名初创企业家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帮助大众。他先是获得了剑桥大学格雷欣物理学教授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的赞助；伍德沃德去世后，他又获得了皇家学会主席汉斯·斯隆爵士的赞助。选择斯隆作为主顾是个好主意。斯隆年轻时去过牙买加，出版过论述牙买加自然历史的著作，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地从新大陆收集标本。 [67] 索思豪尔用18世纪科学界的大人物的科学成果证明自己的工作，显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斯隆把这个门徒引荐给皇家学会，1729年1月8日，这个灭虫员朗读了《论臭虫》，并获得他们的“认可”，索思豪尔小心翼翼地在1730年出版的著作开头提及了这件事。 [68]
这篇论文本身对臭虫的形态做了详细描述。这名企业家写了一篇本质上是灭虫业务的长广告，成了一名昆虫学家。根据索思豪尔的说法，他追踪并用科学手段消杀臭虫的驱动力来自这种害虫的顽强特性，在使用了牙买加人提供的配方后臭虫竟然也能存活下来。他“决心穷尽一切努力去尝试，如果我能发现并尽量搞清楚它们的天性、孕育和繁殖情况，也许有助于更好地消灭它们”。 [69] 这个商人决定采用归纳法研究他的产品——显然，到18世纪上半叶，经验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他以科学之名把自己的工作与其他提供臭虫防治服务的供应商的骗局相区分；一则业务广告宣称他是“发现臭虫天性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70]
在这篇论文中，索思豪尔描述了他购买显微镜观察臭虫从卵发育到成熟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的图画成为小册子的卷首插图，说明图画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时期变得日益重要。这幅作为证据的图画是科学权威性的另一个来源，它具有让观看者感到瘙痒的力量。
索思豪尔在论文中解释了这种6条腿的虫子如何用刺“穿透和伤害我们的皮肤”，吸食“我们的血液——它们的珍馐美味”。所以它们其实是吮吸而不是叮咬我们。臭虫随着生长阶段改变颜色，7周内由奶白色变成棕色，11周完全长成。索思豪尔将捕获的臭虫与野生臭虫、美洲大臭虫与欧洲臭虫做了区分，“它们在这里产卵和繁殖时，未成熟的臭虫发生退化，变成了欧洲臭虫的大小”。 [71] 野生臭虫格外凶猛，至少对同类如此：“野生臭虫警觉而狡黠，它们在我们面前很胆怯，彼此打斗时却异常凶狠；我经常看到几只臭虫（我从它们出生第一天起把它们养大，它们早已习惯了光亮和陪伴）像狗或公鸡一样打得不可开交，有时一方或者双方当场死亡。” [72]
被驯服的臭虫更具可塑性和群居性。索思豪尔把几对臭虫装在瓶子里观察产卵情况，“每次大约50个”，其中约40个卵存活了3周。他解释说，由于它们在3月、5月、7月和9月产卵，“经过观察，很显然，在产卵季，每对臭虫大约产200个卵，其中160个或170个存活下来长成成虫”。 [73] 虽然臭虫活不过冬天，但它们的卵能熬过寒冷的季节，在温度升高时再次活跃起来。它们在冬季缺乏生机，也成为我们“彻底消杀它们的最佳时节”。索思豪尔认为，以前人们尝试根除臭虫，包括“许多有理智有学识的人，还有平民和文盲”都流于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寒冷时节休眠的虫卵存活在木头和家庭的护墙板中，春天到来它们就出现在家具和床上。 [74] 因此，索思豪尔只保证他的消杀在冬天起效，因为“如果在产卵期予以清除，就可以确定虫卵不再存在，日后就不会有它们的后代给你造成困扰”。 [75] 这就是索思豪尔的“没有卵就无法繁殖”的理论。
索思豪尔急切地希望消除关于臭虫的种种谜团，包括据说它们偏爱一种人胜过另一种人。“实际上，”他指出，“它们叮咬每一具挡住它们去路的人体，我会用推理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这个积极上进的实验主义者用皮肤切口或伤口引起的感染打比方解释说，只有当一个人“养成邋遢的身体习惯”而不是“养成卫生的身体习惯”时，被臭虫叮咬后皮肤才会红肿；事实上，叮咬导致皮肤红肿，表明此人“血液流动不畅”。谜团由此解开，这就是为什么“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一个人明显遭到叮咬，另一个则毫发无损”。 [76] 看来塞缪尔·佩皮斯再也不能把臭虫叮咬他的朋友归因于“贵族血统”，而应当归因于不畅的血液流动，或是不良的卫生习惯，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对于清洁的道德规范中。
约翰·索思豪尔是个既务实又有进取心的人。他向那些渴望免受臭虫侵扰的人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大部分与21世纪我们在遭受臭虫灾害期间得到的建议大同小异。他敦促人们仔细检查家具和行李中是否留有臭虫排泄物的痕迹，并检查仆人从其他工作场所带来的箱包袋盒。在后一条建议中，社会阶层与臭虫联系在一起。洗衣妇的篮子尤其危险，会让干净的亚麻布染上虫子。索思豪尔告诫道，家具，尤其是床架应当简单朴素，用橡木类硬木制作，而不是用冷杉和松树之类软木。应该避免使用旧家具和二手家具，木匠和家具商不应该回收用过的物料。不过，如果上述预防措施全部失效，索思豪尔愿意并且可以出售他“无与伦比的药液”，只要“2秒钟就足以消杀一张普通的床，附带如何有效使用的简单说明”，价格随家具或房间的消杀情况上涨。 [77] 如果顾客不愿意亲自动手，索思豪尔接着说：“您可以让我或我的仆人快速高效地为您消杀，必要的话我们会把床或相应部位拆卸下来再按原样装回，甚至比原来装得更好，（如果我看到机会或条件合适）并且对它加以改变，使之可以用我常用的方式轻松地把它拉出来。” [78]
索思豪尔去世时身价不菲，他的妻子在他死后把这一生意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 [79] 《论臭虫》1793年再版，删除了业务部分，补充了“一名医生”消杀臭虫的方法。配方包含氯化汞（也是治疗梅毒的可靠成分）和氯化铵，与各种草药、松节油和酒渣一起煮沸。索思豪尔声称：“你会看到，一只活虫子只要沾上一滴这种混合物，就会即刻毙命。”此外，他声称把它涂抹在家具上是安全的。 [80] 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产品是否比以前的配方效果更好。我们会在第2章看到，灭虫员蒂芬先生在19世纪仍然生意兴隆，“一战”期间臭虫在战壕里肆虐，“二战”期间在防空洞内猖獗。战后它们终于被滴滴涕征服，后来却又对这种致命的药剂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首屈一指的寄生昆虫史专家J. R.巴斯文（J. R. Busvine）1976年预见性地提出警告：“然而，复发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许多气候炎热的国家，由于抗药性，滴滴涕几乎对臭虫毫无效果。如果一些移民的行李中携带了这种具有抗药性的臭虫，它们可能会传播开来，给我们带来严峻的控制问题。” [81]
臭虫及其外国携带者依旧是“外来者”，威胁着现代——事实上也包括后现代世界的安全和睡眠。18世纪对这种害虫的猛烈攻击的反应很有启发性。臭虫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咬伤，它们的存在还标志着新近崛起的阶层和代表其地位上升的家具在这种微小的威胁面前依旧脆弱无助。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想要拥有的物质财富可能会对他们反戈一击，从而暴露出他们所谓高尚地位朝不保夕。仆人可能把虫子带进需要清洗的衣物中，甚至用害虫做武器对付雇主。城市居民现在心情舒畅地睡在自己的新床上，过去简直淹没在臭虫的气息中，想要闷杀和控制它们，结果都是徒劳。
臭虫入侵英国，英国人责怪是外国进口的物品引发了这次袭击；来自新世界的物品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因为殖民和旅行不仅仅是从其他地方抢夺资源和获利的问题。矛盾心理削弱了英国人与其他土地上的当地人打交道的信心，在那里，本土知识可能是击败敌人的关键。当臭虫叮咬对白种人的影响比深色人种更严重时，英国人相对于其他种族和肤色类型的优势地位就成了问题。皇家海军担心船只和水手由于害虫肆虐而不能派上用场——臭虫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欧洲的科学和医学在对付臭虫方面取得的成果有限，于是一个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全新职业应运而生。灭虫员依靠上层阶级的认可来证明他们的工作效果，灭虫员之间为谁是合法的、谁是江湖骗子而争斗不休。他们向顾客提供一种新服务，推销一种新商品：一种异国的消杀方法，以保护英国人免受来自海外的威胁。他们开发的杀虫剂在成分和应用方法上逐渐变得危险。毫不奇怪，到了18世纪中叶，为了规避臭虫或消杀措施的威胁，报纸建议明智的消费者使用灰泥粉刷房屋而不是用木头建造房屋。 [82] 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提出了另一种技术解决方案，他在意大利观察了铁床后建议大家使用铁床。如果英国医院决定使用铁床，将有望为“成千上万痛苦的可怜人提供安慰，他们有时被这种令人作呕的害虫折磨，甚至一直到死”。 [83]
昆虫在动物的生态链中一直处于最低位置，但人们觉得这种特殊的昆虫格外讨厌和让人恶心。 [84] 在18世纪后笛卡尔的世界里，人类可以驱离或利用动物，笛卡尔（Descartes）在17世纪就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提出了一条文化准则，但是害虫却冲击了这种区分。它们坚持不懈的能动性突破了人类身体的边界，它们的气味刺激了人的鼻子，由此颠覆了早期现代英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地位的认知。臭虫似乎摧毁了一切障碍——人与动物、身体内外、蚊虫缠身的大众与清洁卫生（而且道德高尚）的上层之间的壁垒。它们让所有自命不凡的、自持优越感的人均处于危险之中，成了人类最害怕和捕杀最多的寄生虫。
在社会习俗发生剧变的时期，人们对臭虫的反应十分特殊，使人与动物的关系成了问题。臭虫及其气味和留在人类皮肤上的叮咬斑痕是18世纪对种族和阶级、全球化和商业、医学和骗术的恐惧在物理和隐喻上的体现。臭虫——用索思豪尔的话来说，“那只恶心的毒虫”——爬进了近现代世界的意识领域，暴露了后者的所有弱点。在漆黑的夜晚，臭虫将18世纪英国绅士精心构思的凌驾于昆虫学和他者之上的主张击得粉碎。
[1] 塞缪尔·佩皮斯是17世纪英国的政治家、作家。他的日记是研究英国17世纪日常生活的重要文献。
[2]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 10 vols., ed. Robert Latham and William Matthew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April 23, 1662, 3:70; June 11, 1668, 9:231. 克莱克博士是查理二世的医生，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3] 关于近年来对身体的史学分析，参见：Roy Porter,“History of the Body,”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 ed. Peter Burke（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6–26; and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 2nd ed.（Cambridge: Polity, 2008）. 又见卡罗琳·沃克·拜纳姆对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把身体作为话语建构加以分析的批判：“Why All the Fuss about the Body: A Medievalist's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 22（Autumn 1995）：1–33.
[4] Oliver Goldsmith, An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 , 2nd ed., 8 vols.（London: J. Nourse, 1779）, 2:281–82.这部作品初版于1775年。这段描述的另一个版本也出现在威廉·弗雷德里克·马丁身上： A New Dictionary of Natural History; or Compleat Universal Display of Animate Nature （London: Harrison, 1785）.
[5] 关于现象学与身体，参见：Thomas J. Csordas,“Embodiment as a Paradigm for Anthropology,” Ethos 18（1990）: 5–47.
[6] Bynum,“Why All the Fuss,”3.
[7] 关于身体作为文化构建，参见：Christopher Lawrence and Steven Shapin, eds., Science Incarnate: Historical Embodiments of Natur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and Roy Porter,“The History of the Body Reconsidered,”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233–260.
[8]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认为理性和身体截然不同，只有人类拥有灵魂或理性。早期现代人们受臭虫困扰，不会有很多人赞同他的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笛卡尔的二元论视为身体、自然和灵魂相分离的起点。参见：Steven Shapin,“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hicken: On the Dietetics of Disembodied Knowledge,”in Science Incarnate: Historical Embodiments of Natural Knowledge , ed. Christopher Lawrence and Steven Shapi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1–49.
[9] John Southall, A Treatise of Buggs （London: J. Roberts, 1730）, 2–3.
[10] L. O. J. Boynton,“The Bed-Bug and the ‘Age of Elegance,’” Furniture History 1（1965）: 15–31, 16–17.
[11] Thomas Muffet, The Theater of Insects , vol. 3 of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Serpents and Insects （London: Printed by E. C., 1658; repr.,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67）, 3:1096–1097. 根据现代昆虫学家理查德·波拉克的说法，臭虫闻起来像香菜，但是除非大范围弥散，通常察觉不到。他写道：“味道确实存在于旁观者的鼻子里。”（2011年5月4日，给作者的私人邮件）我要感谢波拉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古人也把臭虫的气味与香菜联系在一起，想必他们不像现代人那么讨厌香菜，参见：Michael F. Potter,“Bed Bug History,” American Entomologist 57（2011）: 14–32.
[12] John Ray,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Moral, & Physiological; Made in a Journey through Part of the Low-Countries, Germany, Italy, and France （London: John Martyn, 1673）, 411.
[13] “Bugbea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 accessed October 11, 2020.
[14] 这里我遵循了文化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分析框架，他在著作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中写道：“当我们听不懂一个笑话，看不懂一套仪式，读不懂一首诗时，我们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也许能够破解一套陌生的意义体系。”（5）
[15] J. R. Busvine, Insects, Hygiene and Histo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6）, 30–34. 每位研究寄生昆虫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向巴斯文致谢，他那部引人入胜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是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L. O. J. 博因顿的“The Bed-Bug and the ‘Age of Elegance’”对床和臭虫的洞见也非常宝贵。近年两部著作探讨了有害昆虫的课题：J. F. M. Clark, Bugs and the Victoria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Amy Stewart, Wicked Bugs: The Louse That Conquered Napoleon's Army and Other Diabolical Insect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2011）. 关于“臭虫”（bedbug）拼写的注释：18世纪，臭虫通常被叫作“小虫”（bug），而不是臭虫。所以，在这个时期，只要提到“臭虫”，都是指 Cimex lectularius 。
[16] Goldsmith,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 , 2:281.
[17] George Adams, Essays on the Microscope （London: Robert Hindmarsh, 1787）, 698.
[18] Louis Lémery, A Treatise of All Sorts of Food, Both Animal and Vegetable; Also of Drinkables （London, 1745）, 157.
[19] 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 and Constance Classen, David Howes and Anthony Synnott,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1–66.
[20] 关于虱子和跳蚤的故事，参见：Busvine, Insects, Hygiene and History , 76–79.
[21] Thomas Tryon, A Treatise of Cleaness in Meats and Drinks of the Preparation of Food （London, 1682）, 7–8.
[22]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和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已经证明，到1677年，亚里士多德的昆虫自然生成说是错误的。
[23] Mark Jenner,“The Politics of London Air: John Evelyn's Fumifugium and the Restor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38（1995）: 536–551.
[24] Thomas Tryon, A Way to Health, Long Life and Happiness （1691）, 440.
[25]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13. 对构成这个阶级的群体的描述，参见该书第3–16页。
[26] 关于对气味的敏感性日益增强，参见：Katherine Ashenburg, The Dirt on Clean: An Unsanitized History （New York: North Point Press, 2007）, 146; and Kathleen M. Brown, Foul Bod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3–246.
[27] Edward Ward,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Clubs, Part I （London: J. Dutton, 1709）, 19.
[28] Tryon, Way to Health, 434.
[29] Richard Mead, A Short Disclosure Concerning Pestilential Contagion, and the Methods Used to Prevent It （London: Sam. Buckley, 1720）, 48. 弗吉尼亚·史密斯（Virginia Smith）讨论了米德等清洁的倡导者，见： Clean: A History of Personal Hygiene and P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0–228.
[30] Read's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 , No.5074, August 16, 1760. 18世纪的报纸引文都摘自：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Burney Newspapers Collection.
[31] London Chronicle , No. 496, February 25, 1760.
[32] St. James Evening Post , No. 2862, October 9, 1733.
[33] Daily Courant , No. 5356, June 7, 1733.
[34] Daily Gazetteer , No. 298, June 10, 1736.
[35] Whitehall Evening Post or London Intelligence , No. 503, May 13, 1749.
[36] 床虱即臭虫。
[37] 论床与中产阶级，参见：Earl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 291–293; Doreen Yarwood, The English Home （London: B. T. Batsford, 1979）, 116, 134; and Lawrence Wright, Warm and Snug: The History of the B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38] William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Or, Nature, Philosophy, and Art in Friendship （London, 1772）, 82.
[39] Tryon, Way to Health , 442–443.
[40]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16–17.
[41]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 79.
[42] “Report from August 17, 1751,”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Navy Board Records, Adm 106/1093/348. 科学家现在知道，这种刺激皮肤的状况其实是由癣疥虫引起的，不是臭虫。
[43] Royal London Evening Post , No. 1618, March 28, 1738. 对于用《伦敦皇家晚邮报》进行政治宣传的讨论，可参见：G. A. Cranfield,“The ‘London Evening Post,’ 1727–1744: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Press,” Historical Journal 6（1963）: 1:20–37.
[44] Goldsmith,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Animated Nature , 282.
[45] Martyn, New Dictionary of Natural History ; Francis Fitzgerald, The General Genteel Preceptor by Francis Fitzgerald , 2nd ed.（London: C. Taylor, 1797）, 1.
[46]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 84–85.
[47] 引自：Anthony Burgess and Francis Haskell, 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 （New York: Crown, 1967）, 39.
[48] The Universal Family-Book: or, A Necessary and Profitable Companion for All Degrees of People of Either Sex （1703）, 197–198.
[49] Boyle Godfrey, Miscellanea Vere Utile; or Miscellaneous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Various Subjects （London, 1735?）, 134.
[50] Noel Chomel, Dictionaire [sic] Oeconomique: or the Family Dictionary. Containing the Most Experience’d Methods of Improving Estates and of Preserving Health , trans. R. Bradley（1727）; Godfrey, Miscellanea Vere Utile , 131.
[51] Chomel, Dictionaire Oeconomique .
[52]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 81.
[53] Eric H. Ash, ed.,“Introduction,”in“Expertise: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ed. Eric H. Ash, special issue, Osiris 25（2010）. 书中对行家的定义是：“‘成为行家’需要掌握专门的实用而具有效力的知识，并非易事。”（5）阿什解释道，这是个“暂时”的定义，认为专业知识是社会构建的门类，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社会地位和制度支持的合法化。
[54] 关于骗术和医学，参见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多部著作，尤其是： Health for Sale: Quackery in England 166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55] Daily Journal , No. 4256, September 17, 1734.
[56] General Advertiser , No. 5527, July 8, 1752.
[57] Public Ledger , No. 387, October 7, 1761.
[58]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 iv.
[59] British Magazine and Review; or, Universal Miscellany , vol. 3（1783）, 352–353.
[60] Cauty, Natura, Philosophia, and Ars in Concordia , 84.
[61] Patrick Browne, The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1789）, 434.
[62] John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
[63] 关于新大陆对英国殖民者而言的危险和他们对皮肤恶化的相关执念，参见：Emily Senior,“‘Perfectly Whole’: Skin and Text in John Gabriel Stedman's Narrative of a Five Year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Revolted Negroes of Surinam ,”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4, no. 1（2010）: 39–56.
[64] Lloyd's Evening Post , July 15, 1768.
[65]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14.
[66] “非洲魔法师”这个词我借鉴了苏珊·斯科特·帕里什（Susan Scott Parrish）的著作： American Curiosity: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Atlantic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247.
[67]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Madera, Barbados, Nieves, S. Christophers and Jamaica , 2 vols.（1707）; John Woodward, An Essay 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errestrial Bodies, Especially Minerals, etc. （London, 1695）; Brief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696）; and An Attempt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ossils of England （1728, 1729）.
[68] Journal Book Copy XIII（1726–31）, Archive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Southall, A Treatise of Buggs , x–xi.
[69]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
[70] London Daily Post , March 15, 1740.
[71]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2–23.
[72]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4.
[73]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5.
[74]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7.
[75]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31.
[76]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29.
[77]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38–39.
[78] Southall, Treatise of Buggs , 39.
[79] 他的遗嘱可以在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J90/1049找到。
[80] J. Southall, A Treatise on the Cimex Lectularius （1793）, 43–46.
[81] Busvine, Insects, Hygiene and History , 85.
[82] Public Advertiser , September 3, 1763.
[83] Samuel Sharp, Letters from Italy, Describing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765 and 1766 , 2nd ed.（1767）, 239.
[84] 论动物在文化建构中的用途与前笛卡尔时代和后笛卡尔时代对其意义理解的变化，参见：Erica Fudge, Brutal Reasoning: Animals,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5–193. 埃里卡·福德格强调动物在早期现代世界的能动性，以及它们在笛卡尔的机械论和压制动物的声音之前融入与人类结合的地步。对动物在前现代西方社会的经典叙述见于：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