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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莱恩认为臭虫是气味、汗水或羽毛的产物，反映了英国人在竭力解释这种新的令人恶心的虫子出现的原因。约翰·索思豪尔支持一种臭虫起源的说法，即它们是随着1666年伦敦大火后为重建伦敦而进口的外国木材进来的。索思豪尔说，他“就臭虫问题”请教了“尽可能多的学问大家、好奇人士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赞同如下解释：
伦敦大火之后不久，人们发现它们出现在一些新建的房屋内，从来没有人提到在老房子里见过它们，只是当时这种虫子的数量很少，几乎没有引起人的注意；不过，由于只在冷杉木上见到过它们，人们猜测它们最早是藏在冷杉木中被带入英国的；大部分新房都一定程度上用冷杉木建造，而不是用被烧毁的旧房所用的优质橡木。 [40]
同样，约50年后，威廉·考蒂把臭虫的引进归咎于外国的影响，他的说法甚至比索思豪尔还要具体。“很难确定，”他写道，“这种物种（昆虫）当初怎样传入了英国：它们可能随着法国难民一同前来，难民为了躲避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的迫害逃离了法国。”他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重新使用优质的英国木料：“现在，要做床架、沙发或椅子，让害虫无法滋生；选择最好的英国橡木等结实健康的木材制作床架”“用松节油、水银和盐涂抹家具的各个部分”。 [41]
把臭虫的源头归于外国，反映了18世纪的英国随着实力和财富提升而日益增强的民族优越感。但是害虫诸如臭虫威胁要削弱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它们的威力不亚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英国船只——还有操纵船只的水手受到侵扰是海军部长期担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航船和人体一样容易遭受攻击。一份有关“富尔若号”（Fourgeaux）和“君主号”（Monarchy）战舰状况的报告称，船上三分之一的寝具必须销毁，另外三分之一在公开拍卖中出售，剩余三分之一因为使“睡在其上的人们，奇痒难耐”，所以进行了“细致的擦拭、清洗和晾晒”。 [42]
害虫甚至在引发1739年英国与西班牙的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的宣传战中起了作用。1738年3月，反对宫廷的《伦敦皇家晚邮报》（ Royal London Evening Post ）上刊登了一封信，一个名叫托马斯·布鲁赫（Thomas Bruch）的英国人声称自己身陷加的斯附近的一所西班牙监狱，被迫像奴隶似的工作，吃“爬满臭虫的霉烂豆子，如果我能欢欣地返回英国，会随身带些样本”。报纸尤其惋叹身在加的斯的英国商人未能帮助这个可怜的囚徒：“这位不幸的作者也怪怨加的斯的英国商人对当前在他们眼皮底下被害虫吞食、在地牢的污秽中窒息的同胞的疏忽大意，冷漠无情。”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如果读了这篇文章的英国人，没有感到心情沉重，眼眶湿润……就会充分察觉自己是地道的英国人，还是西班牙化的英国人。” [43]
害虫与外国人的联系让英国人能够把自己与昆虫学的他者断绝关系，含蓄地强调英国人与欧洲大陆或其他国家的人的区别。戈德史密斯在描述臭虫的袭击时捕捉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情怀。
这些只是由于可恶臭虫的困扰引起的部分不便：不过，对大不列颠来说，令人欣慰的是，它们在这些岛屿上繁殖的数量比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少。在法国和意大利，床，尤其是客栈的床上臭虫密布，每件家具似乎都为它们提供了隐匿之地。它们的个头也比我们这边的更加硕大，食欲也更旺盛。 [44]
剑桥大学教师约翰·马丁（John Martyn）和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is Fitzgerald）都把戈德史密斯的爱国主义昆虫学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著作中。 [45] 威廉·考蒂还强调英国人面临来自欧洲大陆的臭虫的危险，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艰辛听起来似乎不亚于在亚马孙河上逆流而上。他讲述了一件逸事：“一位绅士旅行经过意大利，住在尽可能精致干净的公寓中”，却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经常被它们生吞活剥；他言之凿凿地说，它们从天花板上（原文如此）垂直地掉落在他的身上，往往不等他站起来就不见了，爬回房间角落里的洞窟或者檐板，那边的灰泥墙上可能有些裂缝”。 [46]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用木制床架，英国人也免不了遭到贪婪的意大利臭虫的蹂躏，它们潜伏在房间的边角和缝隙中，等待人类睡去后攻击他们。这个旅行者可以采纳1797年在意大利旅行的英国妇女玛丽安娜·斯塔克（Mariana Starke）的建议：“在欧洲大陆旅行时，有必要随身携带自己的床单、枕头和毯子。我建议每天把它们对折成方便的尺寸，然后放在马车上充当垫子，外面做个皮衬。”到达客栈后，斯塔克建议说：“在床铺周围洒四五滴薰衣草精油，可以赶走夜晚的臭虫或跳蚤。”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