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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臭虫所谓刺鼻气味的敏感表明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敏感性日益增强，也许这是18世纪早期中产阶级不断崛起，至少是该阶级嗅觉敏锐的例证。 [25] 同时，上层阶级对令人反感且肮脏的下层阶级日益不满，高人一等者觉得下层阶级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26]
人们对洁净的渴望如同对气味的敏感一般由文化决定。18世纪以前，清洁的手、脸和原色亚麻布表示干净——但干净的内衣和床上用品不是必要选择。很快，肮脏邋遢就与下层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18世纪早期一篇嘲笑破产店主的讽刺文章指责道：“他们坐着不动，有的胡言乱语，有的嘟嘟囔囔，有的哈哈大笑，还有的赌博下注，直到喝得醉醺醺，昏昏欲睡，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去，走进脏兮兮的房间，躺在没有床单的床上和发霉变质的阁楼上，喂养跳蚤和更恶劣的害虫。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像狗一样回去吃自己的呕吐物，像母猪回到泥潭里打滚。” [27] 这里，“更恶劣的害虫”无疑是臭虫。
害虫与小生意店主的关联表明臭虫等寄生昆虫与不同的社会阶层存在特殊联系。早几百年，虱子和跳蚤在一切阶层的预料之中，想必到了18世纪，它们变得挑剔起来，尤其是随着清洁成为上层阶级的追求和标志。1682年，泰莱恩指出：“房屋清洁，尤其床褥清洁是保护健康的重要手段。” [28] 1720年，英国内科医生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1673—1754）写道：“我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是，污秽是巨大的感染源，所以清洁是最有效的预防药：这就是在这种灾难面前，穷人让人讨厌至极的真正原因。” [29]
但臭虫并不尊重社会特权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它们侵入富人的家，像吞食穷人一样吞食着富人。它们的存在不仅使人发痒，还令人蒙羞。于是，富人们对臭虫的存在日益警觉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越来越多的英国男女担心仆人把臭虫引入家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760年，《读者周刊》（ Read's Weekly Journal ）报道称，一名女仆在用火驱逐床上的臭虫时烧毁了主人的房屋。 [30] 同年，另一名女仆无意中杀死了一名门房，原因是主人吩咐她为他提供饮料：“经调查发现，女仆给了他一杯一两天前购买的用于消灭臭虫的液体，而不是白兰地。” [31] 对臭虫及其社会后果的恐惧衍生出一种说法：下层阶级正在把这些昆虫武器化（哪怕不是用来杀人，如上文提到的惨剧）。臭虫对人类身体的攻击如今演变成了人对人的攻击。1733年，另一名门房被指控故意在浴室散播臭虫。一份报纸描述了对被告的审判：
在威斯敏斯特和平会议（Westminster Sessions of the Peace）上，科文特花园附近某澡堂的门房罗伯特·斯皮尔被指控。因为他把几只活臭虫装在瓶中带入蓓尔美尔街贝茨先生的澡堂，偷偷地把它们扔到他的床下，意图毁坏贝茨先生的家具，但陪审团给出了情况不明的裁决。 [32]
我们和陪审团一样对这桩被指控的罪案的情况一无所知。斯皮尔先生是想报复雇主，还是听从雇主的吩咐去破坏竞争对手的生意和声誉？1733年，爱尔兰——据说以前没有臭虫——也有人表现出对这种故意传播的警觉，一名记者提醒可敬的都柏林协会（Right Honorable Dublin Society）成员：“我们听说有个人脑子里有恶意的想法，他带来一小盒臭虫，弄到我们的床上繁殖（为了阻止我们睡觉），为此他很是得意。” [33] 1736年，臭虫已经蔓延到苏格兰，那里也有个倒霉的女人在清理床上的虫子时烧毁了自家的房屋。 [34] 回到1749年的爱尔兰，床上的臭虫引发了更多法律诉讼，一名妇女起诉商人向她出售带虫的床——市长大人命令商人退还钱款，把床烧毁。 [35]
在18世纪，床是贵重物品。但是这种象征着中产阶级崛起的财富，也矛盾地使主人更容易受到和它名字相似的床虱（bedbug） [36] 的攻击。最能证明中产阶级地位的莫过于物质财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精雕细刻的床；床既欢迎人类，也欢迎臭虫。由于卧室既被人用来消闲，也用来睡觉，臭虫的气味可能会让努力确立自己地位的新近贵族化的商人或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妻子——格外烦恼。 [37] 如果床上不幸滋生了臭虫，家具制造商威廉·考蒂（William Cauty）建议床主：“倘若你能把床架闲置数周或数月，把它们暴露在院子里或屋外，这样做就格外管用，过度的炎热或寒冷是杀灭一切害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 [38]
考蒂针对“拥有财富的绅士们”给出建议，他们可能睡在昂贵的羽毛床上，因为17世纪和18世纪羽毛床在上层阶级中日益流行。一些人认为这些床也是臭虫蔓延的罪魁祸首。泰莱恩对羽毛床的道义瑕疵和有害品质予以谴责。“臭烘烘的旧羽毛床，”他告诉我们，“这些床可能在人们睡上去之前就已经发臭了……确实含有某种不洁的腐败的物质，这种物质与臭虫的天性密切相关。所以，羽毛床比羊毛或软垫更容易滋生臭虫。”羽毛是“不干净、臭气熏天的排泄物，具有强烈的热性”。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