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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只恶心的毒虫:
早期现代英国的臭虫

臭虫。一种在旧的家用物品中繁育的发出臭味的昆虫。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英语词典》(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1768)

18世纪之前,人们在床上被害虫叮咬是生活的常态。当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1] 在日记中提到床铺上害虫猖獗时,他似乎觉得很好笑而不是倍感委屈。一次旅行时,他和同伴在清晨“起来,发现我们的床很不错,虱子很多;让我们很是开心”。在与蒂莫西·克莱克博士(Dr. Timothy Clerke)结伴的另一次旅途中,佩皮斯描述了他们夜间的经历:“我们睡得很好,很愉快;第二天早上我得出结论,他拥有古老的血统,是正宗的克莱克家族后人,因为跳蚤都去找他,不来找我。” [2]

显然佩皮斯对自己晚间遭遇臭虫并不感到惊讶和狼狈;对昆虫尽情享用他们二人的事,他明显态度温厚,并不感到痛苦。有关社会阶层的玩笑也一样:寄生虫青睐克莱克博士,想必因为他的血统更加高贵。但是阶层和害虫的玩笑在18世纪变得日益敏感微妙,因为上层阶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被叮咬的身体包含着除了必须挠痒以外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尤其是臭虫,作为被新发现的害虫,它闯入18世纪主人的卧室侵扰他们的身体,引起人们的恐惧。在人们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臭虫可能是危险的预兆,这表明现代社会对人类身体和环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3] 人们对臭虫引发的夜间惊扰的反应揭示了18世纪社会的诸多心理、偏见、假设和愿望。

佩皮斯认为夜间被害虫叮咬是个笑话,但是100年后,剧作家兼小说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却惊骇地看待臭虫:“臭虫是另一种令人恶心的昆虫,它侵入人类的隐逸居所,经常把就连悲伤和焦虑也干扰不了的睡眠赶走。对许多人来说,它是蚊虫当中最烦人、最可憎的一种。”戈德史密斯近乎偏执地叫嚷道:“杀灭一只臭虫往往徒劳无益,因为会有成百上千只它的同伴向我们发起报复。于是,沦为叮咬目标的人整个晚上都像执勤的哨兵,要时刻提防新的入侵者靠近,无法愉快地进入睡眠。” [4] 臭虫不是闹着玩的对象,它们是我们的死敌。

在早期现代的英国,寄生虫数量繁多,但是有虫在身——以及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和背后的文化影响——依然被我们所忽视。历史学家忽略这些掠食者在早期现代除了疾病传播媒介之外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日益短暂地)把它们的存在从现代西方社会剔除了。害虫是早期人类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是早期人类身体的外展和内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过去的人类在现象学层面上所经历的蚊虫的叮咬,但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怎样理解这些不速之客。 [5] 近几十年来,具体的人身成为人类学、哲学、女性主义和历史文献领域关注的对象,如历史学家兼麦克阿瑟研究员(MacArthur Fellow)卡罗琳·沃克·拜纳姆(Caroline Walker Bynum)所写,这些文献大多“令人困惑且自相矛盾”。 [6] 但所有的观点一致认为,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是文化构建的。身体不是简单地作为生物实体存在,而是文化的产物和生产者。 [7] 身体不只是个人自主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自我与他人的中介。的确,一个人生活、思考,都离不开自己的身体。 [8]

至少我们从18世纪人们的反应得知,对人体最具有威胁性的攻击者是臭虫。人们厌恶臭虫的叮咬,这让人蒙羞和恶心——连它的气味也会惹人反感。对臭虫的激烈反应体现了全球经济增长和日益文雅、排外的中产阶级的种族意识抬头。臭虫作为“臭虫”一旦进入流行语,就可以与外来昆虫混同,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威胁被商品化,人们要花钱开展消杀工作。人们与臭虫的斗争催生了一种新兴的专业文化,创造了一个服务行当——灭虫员,他们负责对抗人类面临的威胁。这些昆虫世界的征服者是上流社会和新兴阶层的工具,用来抵御他们认为混乱失序的民族和地方所带来的威胁。灭虫员试图联合18世纪的科学和社会制度的机构、人物等来树立属于他们的权威。

所以,对臭虫最早的科学研究——灭虫员约翰·索思豪尔1730年出版的《论臭虫》[ A Treatise of Buggs ,在沃里克巷(Warwick Lane)的牛津武器店(Oxford Arms)一先令即可买到,见图1]——是献给皇家学会主席汉斯·斯隆(Hans Sloane)的。它包括以下辩解词:“自我从美国归来,就以消灭臭虫为业……我决心穷尽一切努力去尝试,如果我能发现并尽量搞清楚它们的天性、孕育和繁殖情况,也许有助于更好地消灭它们。我必须承认,在尝试过程中,我把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都考虑在内,我希望自己设计的产品值得称赞,这件事能两全其美。” [9] 索思豪尔称,他在美国逗留期间,发现了一种能杀灭臭虫和保护英格兰免受威胁的灵丹妙药,在他的声明中私人和公共利益、科学和服务、知识和征服串通一气。

图1 约翰·索思豪尔的《论臭虫》扉页插图,1730年。古登堡计划

早期现代人受到种类繁多的害虫的侵害,臭虫被认为是新发现的格外危险的一种。1500年以前,臭虫经常与其他昆虫混淆,至少在名称上。到了十六七世纪,英国的出版物中有许多内容提到木虱或墙虱,显然指的是臭虫。 [10] 例如,博物学家托马斯·穆菲特(Thomas Muffet)在其1658年的著作《昆虫剧场》( The Theater of Insects )中用拉丁语“ cimex ”描述墙虱,一种“寻找入睡的活体生物”的昆虫,一旦被触碰会“发出臭不可闻的气味”。 [11] 同样,博物学家、皇家学会成员约翰·雷(John Ray)也写到他在意大利发现了这种昆虫:

意大利人管它叫“Cimei”,法国人叫它“Punaise”。英国人称它为“Chinches”或“Wall-lice”(墙虱),在夜间被它叮咬会引起皮肤发烫发红,很是讨厌和麻烦……这种昆虫如果被碾碎或弄伤,会释放一种让人作呕的可怕气味,因此被咬过的人常常怀疑究竟是忍受叮咬的痛苦为好,还是杀死它,忍受奇臭无比的味道为好。英格兰有些地方生长着这种昆虫,但数量不多,对我们来说也不算是麻烦。 [12]

直到17世纪末,这种以前被叫作木虱、cimex、punaise或chinch的昆虫才被重新命名为“bug”或“bugge”,突然像困扰外国人一样也困扰起英国人来。新名称赋予臭虫新的身份和恐吓力,如同享有类似名称的bugbear(使人烦恼担忧的事)一般。根据《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解释,“bugbear”是“令人惧怕的对象,尤其是不必要的惧怕;想象中的恐怖……它是烦恼、克星、肉中刺”。虽然《牛津英语词典》无法追溯臭虫和bugbear的词源关系,但这两个词所蕴含的人类的恐惧和脆弱性在含义上彼此相似。 [13] 有人可能会说,臭虫有血有肉,是名副其实的肉中刺。 1un+NFeeB3uEoeD7QnBmiWFP/U0UMwuxob4ZgWJVh0JeAIJR7ZN4W7wwXhOMwX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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