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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遭遇了负面报道。
近年来探讨害虫的著作鲜明地体现了人们对蚊虫叮咬的反感，比如《寄生虫：人类最不欢迎的客人的故事》（ Parasites: Tales of Humanity's Most Unwelcome Guests ）、《恶虫：征服了拿破仑军队的虱子等凶残的昆虫》（ Wicked Bugs: The Louse That Conquered Napoleon's Army and Other Diabolical Insects ）、《霸王寄生虫：自然界凶险生物的诡异世界》（ Parasite Rex: Inside the Bizarre World of Nature's Most Dangerous Creatures ）、《城市害虫：苍蝇、臭虫、蟑螂和老鼠》（ Pests in the City: Flies, Bedbugs, Cockroaches, and Rats ）、《老鼠：对讨厌之至的城市住户的历史和栖息地的观察》（ Rats: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Habitat of the City's Most Unwanted Inhabitants ）等。正如传奇的昆虫猎手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在1935年的经典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 Rats, Lice and History ）中所宣称的那样：“剑、箭、长矛、机枪乃至烈性炸药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力都远不如传播斑疹伤寒、鼠疫和黄热病的虱子、跳蚤和蚊子。” [1] 他这番话强调害虫会对我们构成致命的威胁。
害虫在削弱强大国家的力量的同时，还深深潜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我们对害虫的反应从淡漠到厌恶，从大笑到惊恐，这些总是揭示着社会思潮：什么可接受，什么惹人反感。人们曾经认为，身上有害虫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几乎不值得被谴责。老鼠一贯为人所厌恶，但它们更多是对农业产生威胁，而并不代表污秽和疾病。当人们对当众抓痒和在食品柜里发现老鼠感到不适时，当人们不再把害虫——我们贴身的生物——视为普遍存在的负担，而是视为社交污点或威胁时，我们就进入了现代。 [2]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此番观点转变的故事。
现代化是个模糊的概念，与其说现代化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或先进技术的出现，不如说表现为人们越来越不情愿让害虫染指家园和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害虫或寄生虫的观念产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产生的确定时间或许像害虫出现的时间一样令人难以捕捉，但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在1668年前后开始萌生，历史学家称之为“早期现代”。 [3] 随着中产阶级崛起和他们越来越关注卫生，现代化在18世纪方兴未艾，在19世纪如火如荼，而19世纪是公认的“现代”的起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发现害虫携带细菌，这是医学上的进步，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一些被扣上“讨厌的害虫”的帽子的人遭到社会的排斥和迫害。 [4] 从柏林墙倒塌到波斯湾战争，再到蚊帐在非洲传开，没有什么比臭虫 [5] 入侵所引发的恐惧更现代的了，人们为此埋怨一切。同样，当人们在学龄前儿童的头上发现虱子时，不仅会惊慌失措，而且会感到恐惧。进入现代社会让我们的祖先面临无法想象的风险。说到害虫，也许做个中世纪的农民比做个全球化时代乘坐喷气式飞机出行的公民更自在。
在社交、宗教、政治乃至性等方面，“文明”社会将其边界内外的其他民族视为害虫——终极的他者。本书追溯在不同时期，社会把哪些人和事物贬为害虫，对害虫本身又做何反应。害虫成了观察他人的放大镜——通常是俯视视角。社会把臭虫、跳蚤、虱子和老鼠视为物质、道德和比喻意义上的威胁。害虫式人物威胁着上层阶级的地位，威胁着统治集团的权力和非害虫式人物的舒适、健康和安全。害虫——不论是指代动物还是指代人——所引发的厌恶在“我们”和“它们”之间划清了界限，这是蔑视和征服的必要条件。 [6]
害虫凸显了所谓优势物种的脆弱性。它们像吸血鬼一般，以人类的鲜血和财物为食。臭虫栖息在家具和墙壁的挂架上，在受害者睡觉时发起攻击。虱子盘踞在宿主的头发和衣服里，给他们打上社会贱民的烙印。跳蚤在人与人之间跳跃，携带疾病和耻辱。老鼠啃噬婴儿，钻入人类的每个避难所，凸显人们生活和家园的不稳定性。害虫是世界失控的象征，有时引发人们的恐慌，有时也引起笑声——一只老鼠拖着一片比萨爬下地铁台阶的情景既可怕又好笑。的确，这些生物会在一切即将到来的灾变或疫病中存活下来，比人类更长寿。它们身上携着看不见的微生物，充当瘟疫的前锋，也许是天启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7] 中最可怕的那个。
有害动物的身份和人类的关系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8] 过去，我们想当然地将自然界中的动物视为有害，因为它们威胁人类的粮食供应，毁坏人类用于取暖或建造房屋的木材。1680年出版的《老练的害虫杀手》（ The Experienced Vermine Killer ）中讲述了除掉有害动物的方法，书中列举的有害动物包括狐狸、鼹鼠、蚂蚁、蛇、毛虫、蠕虫、苍蝇、黄蜂、臭虫（当时叫作木虱）、跳蚤、虱子、水獭、秃鹰、大小老鼠，但不包含兔子，“虽然以前兔子被公认为害虫，但如今受到保护，并因其肉质鲜美和毛皮顺滑而得到另眼相看”。 [9]
早期现代的欧洲渐渐把害虫看作下层阶级和外国人身上的一种令人厌恶的特征。权势可以轻易地把用来对付害虫的办法及对它们的憎恶和恐惧，化成武器——转向被征服者。妇女可能遭到蹂躏，奴隶可能受到鞭挞，囚犯被处以刑罚，印第安人遭到杀害，外国人被征服，这一切行径的荒谬理由是，他们必须摧毁理论上的害虫，至少使其失去力量。18世纪，妓女和阴虱、奴隶和跳蚤、臭虫和法国人、原住民和虱子紧密相关。英格兰人确信，唯有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来也包括欧洲大陆人——会受到害虫的侵袭；欧洲旅行者甚至报告说，非白人与虱子朝夕相处，同寝共食，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劣等性，以及征服和殖民他们的必要性。当人们渐渐把其他种族、民族和阶级视为害虫时，种族灭绝就被误认为只是虫害消杀的一种形式。
人类与害虫正面遭遇的历史并不简单。到了21世纪，人们普遍担忧物种灭绝，但似乎没有人会再三考虑杀灭跳蚤或毒死老鼠这样的事。人们为发现它们的存在而感到一阵沮丧，会马上寻找消杀灭害服务。而在过去，与害虫有关的含义要复杂得多。大多数时候，人们虽然讨厌害虫，但是认为它们同时代表人和事物的消极面和积极面。害虫含义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其他方面态度的变化。跳蚤因其灵巧而受人钦佩。老鼠在民间传说中充当主角，在故事中交替扮演英雄和恶棍的角色。虱子虽然从来不让人感到愉悦，却可以充当上帝的代理人。只有臭虫把恶名从17世纪末一路保持到21世纪。
纵观历史，臭虫和鼠类一直是社会规范的晴雨表，是验证一个人的国籍、阶级身份、男子气概和道德优越感的压力测试。害虫所指代的总是比叮咬人的东西更大。在神学驱动的中世纪，人们认为害虫对人类造成的痛苦证实了上帝的旨意。罪人因为虱子而遭罪，但一些圣徒被认为格外神圣，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衬衫中滋生的虱子和跳蚤，让他们的肉体忍受苦行，这效仿了基督的苦难。有个著名的故事，12世纪时，目睹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殉难的旁观者因为看到大量虱子抛弃他渐渐冷却的身体（虱子对体温很挑剔）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几个世纪后，一些道德家认为，上帝用害虫来促进清洁。在民间，乡村生活因人们相互捉虱子而热火朝天，生机勃勃，这是在晚间闲话古今时让人们的手指保持忙碌并巩固社群关系的一种方式。害虫甚至潜入了上流社会的意识层面：高贵的女士把虱子梳视若珍宝，诗人羡慕跳蚤在少女的衣裙内自由地冒险。
也许除了圣人和怪人，没有人希望成为害虫的宿主。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家政手册里充满了杀灭寄生虫的方法，从危险的（使用硫黄和松节油）到奇特的（烤熟碾碎的死猫），不一而足。然而，即使是最具侵略性的寄生虫和鼠类也可以被人们积极看待。16世纪的一部诗歌中，整卷都在歌颂一只探索女人胸脯的跳蚤。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曾有一个著名论调，声称一只跳蚤已经将二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以此引诱一名年轻女子。不那么富有诗意的年轻人渴望悠闲度日，靠土地为生，扪虱而谈。探险家对那些据说把叮咬自己的害虫吃掉的外国人既感到惊奇，又给予谴责。旅行者津津有味地讲述印第安酋长的多个身材魁梧的妻妾把满身爬的小黑点喂给丈夫吃的故事，让欧洲人听得聚精会神，满脸惊骇。
不过，你无须前往新世界就能找到对害虫较为正面的描述。风华绝代的埃格林顿伯爵夫人苏珊娜·蒙哥马利（Countess of Eglinton Susanna Montgomery，1690—1780）驯服了老鼠；老鼠听令与她共进晚餐，“接到退下的命令后，立刻身段灵巧地钻回洞里。伯爵夫人认为她从老鼠身上收获了感恩之情：这是特殊的体验，这种情感在她与人类打交道时十分罕见”。 [10]
伯爵夫人与吞吃虱子的印第安人几乎一样不同寻常。人们对臭虫和鼠类的冷漠态度在18世纪画上了句号。多数上流社会成员养成了勤洗澡和保持内衣干净的品位，对邋里邋遢产生了微妙的厌恶。人们日益认为，害虫破坏了身体或家园的完整性。被害虫叮咬一口不再是一种烦恼——如今它成了腐败的根源。 [11] 为了保护易受伤害的人，一切对付害虫的方法都变得可行，于是，为了消灭破坏人类边界的小东西，灭虫员在18世纪应运而生。 [12] 捕鼠员也在同一时期试图建立起他们的信誉和专业水准。“陛下的皇家海军捕鼠员”托马斯·斯温（Thomas Swaine）出版了一本杀鼠指南，“描述了这些对社会有害的动物的狡猾和睿智，还有它们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免遭危险的方法”。 [13]
对杀虫这门艺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越来越多地用上流社会的主顾来自我标榜，在小册子和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揽客户。为价格不菲的床具和假发驱逐臭虫和虱子的专家出现了。1730年，首位打广告宣传自己的服务的灭虫师约翰·索思豪尔（John Southall）承诺能提供一种杀灭臭虫——“那只恶心的毒虫”的万灵药。他死时腰缠万贯——如今，随着小贩们利用近年来臭虫袭击人类所带来的恐惧和羞辱，他们的成功被不断复制。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商人自称为“女王陛下的捕鼠人、老鼠和鼹鼠毁灭者”。另一则19世纪的灭虫生意的广告这样宣传，“蒂芬父子：女王陛下的臭虫毁灭者”，他们配备全套行头登场。虽然灭虫员本人从未受封爵士头衔，但他祖父出门办事时慨然腰佩长剑，头戴三角帽。 [14]
消灭害虫成了资本家孜孜以求的事情。灭虫员专业水平的提高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个人和家庭卫生的关注，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地区正在快速城市化，至少对上层阶级而言，这些地区人口的混杂程度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中产阶级以礼仪和洁净来定义自己，他们鄙视乞丐、吉卜赛人和小生意人，视后者为有害。 [15] 英国男女试图通过与其殖民地的亲属保持身体距离、隔开贫富人群的住处，来加固阶级之间的藩篱。上流社会把屠宰活动转移到屠宰场，把人类尸体要么埋葬在城外，要么封闭在医院和大学的解剖室里。清洁成为融入社会的必要条件。 [16] 为了让家里没有害虫，仆人的数量激增，虽然家里的女士们担心仆人身上携带害虫。 [17] 讽刺的是，富人的浴室新安装的下水道反而让老鼠更容易侵入。虽然街道的设计是用来充当阶层之间的屏障的，但害虫却不那么容易受到限制。 [18] 19世纪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寻找灭虫员的广告，旅行者没完没了地抱怨在路边的客栈和铁路终点站受到害虫滋扰。穷人甚至被指责阻碍了社会进步——20世纪初，伦敦杜克街（Duke Street）的通电计划因“无法无天的男孩、害虫般讨厌的女人和流浪汉”而裹足不前。 [19]
皮肤无法保护人体——蚊虫可以轻易咬穿人的皮肤，害虫的气味可以侵入人体。 [20] 人的皮肤一旦被害虫咬破，身体就失去了屏障，沦为被害虫攻击的对象。抓挠发痒的地方就是参与对身体的侵犯和分解的行为，因此是缺乏人文精神的象征。为了保护文明人免遭这种命运，18世纪形成了严格的礼仪规范，其中包括少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誊抄的一条戒律：“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杀死跳蚤、虱子、蜱等害虫。” [21]
于是，臭虫和鼠类不仅消解了人们身体的边界，还打破了社会特权的障壁，把新兴的中上层阶级与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大众重新融为一体。在一篇为年轻的先生、女士们撰写的自然哲学论文中，有一个女学生对她的导师说：“说到臭虫、跳蚤和虱子……我们的身体似乎注定适合它们栖居和吸食——这难道不是最让人感到羞辱的想法吗！” [22] 某个皇家灭鼠员讲述了自己在绅士和小生意人家中的历险经历后坚持认为：“伦敦到处都是老鼠，无论富人区还是贫民区。” [23]
城市化增加了人们遭遇害虫肆虐的风险。老鼠成了城市动物群的主要代表。早期社会学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尝试描述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下层社会的全貌，他花费大量篇幅讨论捕鼠和风行一时的抗鼠运动——顾客们为经过专门训练的狗能捕杀多少只老鼠而打赌。跳蚤马戏团娱乐大众，马戏团的演艺明星也模仿跳蚤噬咬观众。也许这是一种掌控黑白颠倒的世界的新方式——人们至少可以嘲笑害虫强加于人的东西。
就连身处社会最上层的人也不得不与害虫周旋，害虫拥有令人忐忑的本事，让这些人显得软弱或荒诞。皇室成员与害虫同床共枕似乎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在严肃文学和讽刺作品中充斥着高高在上的权贵被叮咬人的小东西害得形象全无的传奇故事。虱子对穷人和位高权重者一视同仁地具有食欲，成了社会评论和政治讽刺的常用工具。害虫和鼠类削弱了权威的力量，从摩西用神虱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到乔治三世在自己的餐盘上发现一只虱子，又看见一只臭虫叮咬他的孙女夏洛特公主，让人们不得不依赖医生、科学家、灭虫员乃至奴隶来对付这些小小的危险物。
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开始，研究人员收集、研究并给昆虫编目，竭力维护自己对这个课题的权威，也维护他们的贵族赞助人的威仪。由于大多数人认为用显微镜观察昆虫是浪费时间的荒唐事，科学家不得不为自己的活动辩护。一些人认为昆虫——甚至包括虱子和跳蚤这些可恶的昆虫——证明了上帝设计万物的论点。上帝创造宏大的事物，也创造渺小的事物。即使18世纪的理性主义已经削弱了神在大自然中的作用，业余的自然历史学家（通常是神职人员）依然继续从上帝创造万物的角度来加强对昆虫，包括害虫的研究。
但是跳蚤和虱子兀自在身体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游荡，继续反抗驯养师和观察者（以及灭虫员），证明了边界的脆弱和钻入人类皮肤的容易程度。历史上，人们对害虫的恐惧常常与对奴隶和妇女的恐惧相互交织，后者也是“弱小的生物”，但他们可能对所谓上层人发起攻击——就像被压扁之前的昆虫或者落入圈套之前的老鼠。在《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中，一群被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从身上取下害虫，用麦秆吹向张着嘴巴呆看的旁观者，弱者用害虫充当武器变成了强者，哪怕只在片刻之间。
昆虫学应召前来为人类社会的优越性服务。该学科原本是对人类社会成员——乞丐、囚犯和妇女——所呈现的缺陷和带来的危害的道德评价，后来衍生为对其他社群和文化的谴责，最终竟为殖民和种族主义辩护。肤色和昆虫学紧密相关，灭虫员和实验人员争论到底是深色还是浅色皮肤更容易受到害虫的叮咬。但那时候几乎人人都认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人的政策，并且对日后美国上校约翰·奇温顿（John Chivington）对交战的印第安人使用了相同的政策也表示认同，“杀死并剥下所有人的头皮，无论大人小孩，不留一个活口；虱卵会长成虱子”。 [24] 连南亚人烹饪的味道也引发了西方人的厌恶。香菜——一种在印度餐馆出现之前让西方人憎恶的香料——它的气味被认为是恶臭的，这表明令人作呕的气味可能为某种文化所特有。
到了19世纪，形同害虫不仅成了在社会上低人一等的标志，而且也成为种族划分等级的标志。人们对害虫的嫌恶越来越非人性化。人们把整个国家、群体和整块大陆与害虫混为一谈，给目标对象的一切贴上劣等的标签。20世纪，檀香山的华人社区被害怕侵扰的白人邻居烧毁。在得克萨斯州，西班牙裔女佣在获准入境前，要先清除身上的虱子。
害虫与统治阶级热烈拥护的进步理念相抵牾，特别是在20世纪的冲突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往往（至少更为直白地）担心“虱子”胜过担心敌人的子弹，尤其是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士兵，他们从小信奉个人清洁。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公共住房项目本来是为了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结果臭虫和虱子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英国的防空洞中大量繁殖。
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人发现害虫传播伤寒、鼠疫等疾病，这也导致针对害虫式人物的宣传活动愈演愈烈。欧洲人指责内部的敌人或外国人玷污了西方文明。虱子成了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共同因素。纳粹在毒气室对人使用了“一战”期间研发的灭虱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这不是巧合。然而，虱子开始大范围传播斑疹伤寒：当盟军士兵解放集中营时，对像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这样已经染病的囚徒来说为时已晚。大屠杀的否认者认为，集中营只是除虱的地方——不曾处决囚犯——这些人在给世人营造一种幻觉，企图使纳粹逃脱罪责。
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俗称滴滴涕（DDT），研发于“二战”期间，被用来消灭罗马周围沼泽中的蚊子，因为蚊子导致疟疾肆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滴滴涕消灭了各种昆虫，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势如破竹却昙花一现的对抗虫害的胜利。《流行力学》（ Popular Mechanics ）杂志上一篇名为《我们的下一场世界大战》（Our next world war）的社论欢欣鼓舞地写道，滴滴涕是对付害虫的制胜法宝，它将打赢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粉碎了数十亿或爬行或蠕动或飞舞或挖洞的昆虫，这些昆虫的数量之庞大、破坏力之强给人类造成莫大的困扰”。 [25] 美国化学军务处（Chemical Warfare Service）负责人附和早先的种族主义说辞，宣称“滴滴涕毒杀日本人、昆虫、老鼠、细菌和癌细胞在生物学上的基本原理本质上是相同的”。 [26]
滴滴涕在20世纪中叶迅速商品化，它作为保护孩子免受虫害侵扰的万全产品被出售给家庭主妇，直到1972年在美国遭到禁止，不久欧洲也发布了禁令。这是环保主义者的胜利，但对许多日后遭遇头虱侵扰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仍被用来防治疟疾的滴滴涕在西方社会的禁用结果如何，虱子和跳蚤仍然在西方繁衍生息，害虫与不受欢迎的人之间的联系也一仍其旧。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阿尔伯塔省（Alberta）的海报宣传语为：“不能对老鼠视而不见……杀了它！”这反映了居民对外来者入侵边境的恐惧和仇恨——不论是鼠类还是其他动物。老鼠代表的文化内涵渗透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中，他们将关于老鼠的实验室发现推论到人类群体中，尤其针对非裔美国人。此种类比如今不再被世人接受，但是随着21世纪中产阶级化，害虫日益与移民和无家可归者联系在一起。如今，虱子和臭虫出没于无家可归者的住处、公共交通和移民安置设施内，成了让公共卫生官员忧心忡忡的祸患，让右翼媒体怒不可遏的由头。
害虫对人类心理和身体的影响回响于现代英语的用法中。害虫肆虐的过去给了我们挂在嘴边的形容词——lousy（一般意为讨厌的、污秽的），用来描述一切恶劣或差劲的事物。同样，许多酒店被负面评价为flea-bag（跳蚤窝），让人恍然回到了中世纪旅馆里蚊虫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的氛围中，真希望这只是个比喻。当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警告说，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苏门答腊巨鼠”（Giant Rat of Sumatra）或詹姆斯·贾克内（James Cagney）称呼另一名匪徒为“你这只肮脏的老鼠”（无论多么不足为信）时，他们在用不同的方言表达对令人憎恶的他者的恐惧。卡通人物山姆大叔（Yosemite Sam）在准备开枪射击他的啮齿动物敌人兔八哥（Bugs Bunny）之前，称呼它为“害人虫”（varmint），表达了人们数百年来反害虫、反他者的情绪。
当前，从蛋黄酱到虱子梳，人们为了抗击害虫无所不用。如今，也许只剩下枪支还没有被用来对付害虫了。在战斗一败涂地的地方，看似威力丝毫不亚于滴滴涕的可怕的化学喷射物——跳蚤炸弹成为最后的手段。在曼哈顿奢华的摩天大楼里，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可以嗅探到臭虫，iPhone中一款使用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程序也可以探测到臭虫藏身的隐秘角落。公共部门也介入了除臭虫大战，促使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召开了两次全国臭虫峰会（National Bed Bug Summits）。纽约市鼠患信息门户（Rat Information Portal）发布了一张城市地图，标出了你若不喜欢老鼠应当避开的区域——但地铁里鼠患无穷，你也许寸步难行。
如今，臭虫对许多杀虫剂都产生了抗药性，它们竟然在最高级的社会阶层重出江湖。既然你必得作为受害者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地暴露在渺小的入侵者面前，那努力地跻身1%的上层阶级还有什么意义？连《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在报道臭虫袭扰有钱人时也显得茫无头绪：“公园大道（Park Avenue）有臭虫？问问近来因为发现自家的双层公寓里到处都是这种吸血虫子而大惊失色的主妇吧。” [27] 企业纷纷以创新手段遏制虫害，用性别色彩鲜明的语言打广告：“男人负责攻击恶魔，女人负责保护家园”。政客们为了消灭臭虫同仇敌忾，倘若有人把他们比作臭虫，他们定会怒不可遏。客户声称受到叮咬，律师靠代理客户起诉酒店的案子开创事业之路。七国集团的代表可能会对总统建议入住迈阿密特朗普多拉尔国家酒店（Trump National Doral Miami）三思而行；一名客人在特朗普大厦遭叮咬后，悍然起诉了该集团，该案件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才达成和解。 [28]
许多情况下，人们对害虫宣战都是反应过度了，这反映了数百年来人们对害虫的恐惧和厌恶，而不是真实确切地感到危险。不过，理性向来与人虫关系无关。在许多科幻电影中，巨虫和像老鼠一样的生物都是人类的敌人，因为现代思维把它们视为终极的他者。大银幕上，这些生灵在吮吸、消耗、不断吸食，让身体充血——以著名影片《异形》（ Alien ，外形酷似昆虫，令人不寒而栗）为例，它们像寄生虫一样在人体内生长，消耗人类脆弱的肉体。
对臭虫和鼠类的恐惧之所以在21世纪弥散，一个原因是丰厚的商业回报。科幻电影赚钱，灭虫员和驱虫剂制造商也赚钱。漫画家和作家用这些生物象征人类的愚蠢和人性的脆弱，实现名利双收。互联网上充斥着臭虫和蟑螂的特写和私人图片。17世纪，当臭虫第一次被显微镜放大许多倍时，观众的恐惧反应——远远早于自然纪录片引发的恐惧情感。
流行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害虫形象反映了它们持久的文化力量。自1960年以来，《幽默》（ Mad ）杂志一直刊载冷战恶搞故事《黑白间谍》（ Spy vs. Spy ），两个老鼠似的人物以离奇的方式相互残杀，下个月又像害虫一样再次露面。（“老鼠们”已经超出“确定的破坏”含义。）更发人深省的是，阿尔特·斯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的获奖漫画小说《鼠族》（ Maus ）把纳粹塑造成猫的形象，把犹太人塑造成老鼠的形象。
但我们也试着用卡通害虫来抚慰自己。老鼠的迪士尼化——米奇老鼠和米妮老鼠，《料理鼠王》（ Rata-touille ）中的老鼠雷米——让我们重新想象这些害虫不是食肉动物，而是聪明伶俐的小可爱。米奇和米妮像普通的年轻夫妇一样生活——这对老鼠竟然还养了一只宠物狗——电影里的老鼠非但不咬人，还为人奉上美食。漫画是现代寓言，在这些寓言中，害虫——被驯化和人性化——不再威胁人类。
在《与动物一起思考》（ Thinking with Animals ）一书中，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认为，现代人对其他生物的重重思虑既源于我们努力与之建立一种社群关系，也源于用动物来“象征、照亮并把自身体验和幻想的各个层面戏剧化”的冲动。 [29] 对臭虫、虱子或老鼠的一切观察和评论都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营造了一个关于态度、偏见和笑话的重要世界。害虫就在我们身边——它们叮咬我们，寄住在我们身上，躲避我们的控制。它们成为举着纤毫毕现的镜子，映照我们自身和我们与它们共享的宇宙的动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与它们亲近。
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对不管是跳蚤引起的传染病、老鼠携带的鼠疫还是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是否会让我或者读者由衷地引发共鸣毫无概念。这些疾病似乎已经永远成为历史，在现代词汇中不再适用。但是有人提醒我，一切都不曾真正过去，尤其在涉及人类对灾难的反应时。当美国总统把华盛顿州州长——那里的疫情严重程度一度为美国之最——叫作“一条蛇”时，美国正大步迈向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48年在鼠疫袭击该城时所描述的社会：“除了自己不关心任何人，众多男女老少抛弃了这座城市，抛下父母、亲朋和自己的家园逃之夭夭。他们似乎相信上帝的愤怒不会降临到任何人身上，除了城里的人，或者他们相信一切事物的结局已然来临。” [30]
这本书反映了当前史学研究的学术趋势，也反映了人被叮咬后抓挠的普遍体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人类身体和动物的历史，以及二者走到一起的方式。也许因为我们的文化日益物质化，历史课题的学术方向已经发生改变。我们依然对传奇的伟人感到好奇，但我们也想知道普通人怎么生活，怎么抓痒。当害虫穿透我们的皮肤，触及肌肉的边界，外部世界和身体内部相互作用。家本身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却被越界的鼠类占据。当边界受到威胁时，人们变得紧张起来，这种焦虑表现为全力守护家园，控制对个人和财产的完整性构成威胁的非法入侵者。这些努力有的显得奇怪，有的仿佛熟悉，有的似乎有趣，它们无一例外地引导我们了解人类充满害虫身影的历史。
经常有人问我为何对害虫这个惹人反感的课题感兴趣。简而言之，我在看到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显微制图》（ Micrographia ）一书中的跳蚤和虱子的图画后，就对它们念念不忘，它们是17世纪晚期显微镜出现后的最早成果，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在首部致力于展示微观世界的新发现的著作中选择描绘这两种特殊的生灵。长篇大论的回答要复杂一些。本书结合了我本人对虫子的恐惧（虽然不是书中罗列的这些，我发自内心地讨厌蜘蛛）和我身为科学和思想史学家的素养。我的上一本著作论述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她是书写自然哲学的首位女性，在17世纪，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别称。她写了《燃烧的新世界》（ The New Blazing World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小说中胡克的跳蚤等生灵被女主人公变为兽人，他们组织成立了科学协会。她写作的目的是讽刺，但是也表明了在过去时代人们的想象中，动物是何等重要。
一旦我开始留意提及昆虫和鼠类的地方，它们就随处可见，而不仅仅存在于过去的文献和文件中。它们存在于诗歌、小说、报纸乃至菜谱中。当下人们的“臭虫狂热”情绪只是害虫无所不在又意义重大的最新例证。几乎人人都有和虱子有关的故事——人们被这种昆虫唤起的记忆和恐惧会在它爬走之后久久萦绕。但凡有人像我一样看到过在垃圾堆中翻找、穿梭的老鼠，都明白惊恐万状是什么感受。当环保主义者解释说老鼠和蟑螂将继承地球时，我们只能表示同意，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害虫”一词包括许多种动物。有时范围缩小为寄生虫，有时扩大到老鼠等哺乳动物（还有部分人类）。害虫的多样性要求我反复遴选才能最终决定入围者。我决定专注于生活在我们身体、衣物和床铺上的昆虫——臭虫、虱子、跳蚤。历史上对螨虫、蜱和蚊子的关注较少，因此它们在我这里也较少受到关注。还有，很难把老鼠挡在门外，它们已经一路试探着钻进了这本书中。
[1]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35; repr. New York: Black Dog and Leventhal Publishing, 1963）, 9.
[2] 我在这本书中聚焦于大不列颠和北美洲。相同的主题在偏欧洲语境下有很多讨论，特别是强调害虫在法国文化中的作用：Frank Collard and Évelyne Samama, eds., Poux, Puces, Punaises: La Vermine de l’Homme, Découverte, descriptions et traitements, An- tiquité, Moyen Âge, Époque moderne （Paris: L’Harmattan, 2015）. 编辑们在绪言中写道：“动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历史。没有理由以承认虱子、跳蚤和臭虫比人类卑下和渺小为借口，把它们留在阴影里。（7）”
[3] 现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为了把历史划分为不同年代的方法争论不休，特别是在讨论全球文化时，但是本书会继续采用欧洲史的传统史学年代：古代，时间之初到约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中世纪，500—1400年；文艺复兴时期，约1400—1600年；早期现代，1500—1800年；现代，1800年至今。关于历史和年代划分的有趣讨论，参见：Chris Lorenz,“‘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On Time, Space and Periodization in History,”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 ed. Mario Garretero, Stefan Berger, and Maria Grever（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09–131.
[4] 细菌理论造成心理影响的故事，参见：Nancy Tomes, The Gospel of Germs: Men, Women, 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也被称作床虱。——编注（页下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注。）
[6] 对厌恶情绪的具有启发性的全面分析，参见：William Ian Miller, The Anatomy of Disgu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米勒还解构了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心理学著作，尤其是后者探讨食物和厌恶情绪的许多著作。罗津对厌恶情绪的分析，参见：Paul Rozin and April E. Fallon,“A Perspective on Disgus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1987）: 23–41.
[7] 最早出现在《新约全书》最后一卷《启示录》中，代表了灭世末期世界将要终结并迎来审判日的四大预兆，一旦天启四骑士降临世间，就代表末日降临。
[8] 对害虫形形色色的定义，参见：Lucinda Cole, Imperfect Creatures: Vermin,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ces of Life, 1600–174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1; Mary E. Fissell,“Imagining Vermi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The Animal/Human Boundar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ed. Angela N. H. Creager and William Chester Jordan（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77–114; Karen Raber, Animal Bodies, Renaissance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103–125;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2; Carol Kaesuk Yoon, Naming Nature: The Clash between Instinct and Sc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3–22.
[9] The Experienced Vermine-Killer , in A. S. Gent, The Husbandman, Farmer and Grasier's Compleat Instructor （London, 1697）, 142.
[10] William Robertson, Ayrshire, Its History and Historic Families （1908）, 2:103, Digitizing Sponsor: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11] 关于皮肤在文化中的作用，参见：Katharine Young,“Introduction,”in Bodylore , ed. Katharine Young（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3）, xviii.
[12] Margaret Shildrick, Embodying the Monster: Encounters with the Vulnerable Self （London: Sage, 2002）. 书中把脆弱性定义为“可能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但仍然是一种负面属性，即未能自我保护，让自己容易受到潜在的伤害”（1）。作者在讨论怪物以及它们对“规范的具体化的自我”构成的威胁，但她的分析完全可以运用到臭虫威胁身体的讨论上。
[13] Thomas Swaine, 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or Destroying, Rats and Mice, by a Method Hitherto Unattempted, etc., etc. （1783）, ii–iii.
[14]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 4 vols.（London: Griffin, Bohn, 1861; repr., Dover, 1968）, 3:37–38.
[15] 早期现代认为吉卜赛人是起源于南欧或波希米亚的群体；一些作家认为他们的特征在于深色或黄色皮肤。对他们的看法多为负面。《牛津英语词典》早先对“吉卜赛”的定义是“拥有吉卜赛人的典型品质或特征的人；以不名誉、不道德或欺骗的方式行事的人（过时）”。到了20世纪，定义中添加了对吉卜赛人的种族化理解，用来给纳粹的灭绝行动找借口。
[16] 虽然已经过时，但是最早对行为得体的研究分析始于：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 trans. Edmund Jephcott（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ǖ 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Zurich: Haus zum Falken, 1939）. 最近在种族和性别话语的背景下分析身体与清洁的探讨，参见：Kathleen A. Brown, Foul Bodies: Cleanliness in Early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又见：Edward Muir,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5–154. 关于18世纪为身体感到不自在的论述，参见：Carol Houlihan Flynn, The Body in Swift and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根据17世纪和18世纪认为对感官有害的事物的分析，人们对清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参见：Emily Cockayne, Filth, Noise, and Stench in England, 1600–177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Steven Johnson, The Ghost Map: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Terrifying Epidemic——And How It Changed Science, Cities,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iverhead Books, 2006）. 书中描述了建筑师约翰·纳什（John Nash）在19世纪把摄政街设计成“某种隔离富裕的梅菲尔区与日益壮大的苏荷工人阶级社区的警戒线”（20）。
[19] “Duke Street Area: Duke Street, West Side,”in Survey of London , vol. 40, The Grosvenor Estate in Mayfair, Part 2 （ The Buildings ）, ed. F. H. Sheppard（London: London City Council, 1980）, 91–92.
[20] 关于气味的文化意义以及某些气味在上层阶级中日益引起厌恶，参见：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d Constance Classen, DavidHowes, and Anthony Synnott,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London: Routledge, 1994）. 他们评论道：“气味之所以被边缘化，是因为凭借强烈的内在性、越界的倾向和情感力量，人们认为它威胁到抽象而非个人的现代性制度。”（5）
[21] George Washington, The Rules of Civility: The 110 Precepts That Guided Our First President in War and Peace , ed. George Brookhiser（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30.
[22] Benjamin Martin, The Young Gentleman and Lady's Philosophy in a Continued Survey of the Works of Nature （London: W. Owen, 1782）, 3:61.
[23]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 3:19.
[24] “Who Is the Savage?,”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st, PBS Interactive, https://www.pbs.org/weta/thewest/program/episodes/four/whois.htm.
[25] “Against Insects,” Popular Mechanics 81（1944）: 67.
[26] Erin Steuter and Deborah Wills, At War with Metaphor: Media, Propa- ganda, and Racism in the War on Terro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122.
[27] Andrew Jacobs,“Just Try to Sleep Tight. The Bedbugs are Back,”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7, 2005, Section 1, 1.
[28] Toluse Olorunnipa, Daniel A. Fahrenthold, and Jonathan O’Connell,“Trump Has Awarded the Next Year's G-7 Summit of World Leaders to His Miami-Area Resort,”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17, 2019.
[29] Lorraine Daston and Gregg Mitman,“Introduction,”in Thinking with Animals: New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morphism , ed. Lorraine Daston and Gregg Mitm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30] Giovanni Boccaccio, The Decameron of Giovanni Boccaccio , ed. Henry Morley（London: Routledge, 1895）,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