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阶层、种族和臭虫

18世纪和19世纪，公众经常依靠约翰·库克和威廉·考蒂等专家的善意来对抗臭虫的威胁。在艾萨克·克鲁克申克（Isaac Cruikshank）的漫画《夏日娱乐：猎捕臭虫》（ Summer Amusement: Bugg Hunting ）中，一对夫妇似乎并不格外害怕或讨厌捕捉臭虫，但他们看起来的确像肮脏的下层阶级成员。他们穿着邋遢褴褛的衣服，几只老鼠躲在窗台上。卧室墙上贴着“T.蒂芬：女王陛下的臭虫毁灭者”的广告（见图3）。如果这对夫妇自己的努力没有效果，也许会向蒂芬寻求帮助。

19世纪中叶，灭虫世家的后裔蒂芬先生与记者兼早期社会科学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对谈。 ^[37] 蒂芬先生把家族事业的起源追溯到1695年，创业的先祖是女士裙撑制造商，可能对臭虫叮咬了如指掌。在1801年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 ^[38] 签署后的“和平之光”（Illumination for the Peace）期间，这位蒂芬先生给自己的业务打出“T.蒂芬：女王陛下的臭虫毁灭者”的广告。广告提到的“女王陛下”是夏洛特公主，如果她比祖父乔治三世和父亲乔治四世活得长久，就会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她没有）。不幸的公主要求他消灭夜间一直叮咬她的臭虫。他找到了那只臭虫，她叫起来：“哦，这个害人精！昨晚就是它在折磨我，别让它跑了。”蒂芬对梅休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它尝过王室的鲜血后好看多了。” ^[39] （与许多英国人一样，蒂芬先生似乎对汉诺威统治者的优雅精致持有偏见。）

蒂芬声称只为富裕、有威望的顾客服务。这位灭虫员坚称：“我账簿上的贵族姓氏在英国首屈一指。”他的家族为上流社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塑造的。根据蒂芬的说法，他父亲过去常常“腰间佩剑，头戴三角帽和丝囊假发去客户家杀灭臭虫——事实上，他打扮得像个普通的花花公子”。阅历丰富之后，蒂芬认为：“我从没注意到不同肤色的人被臭虫叮咬后的反应有何不同。”大家都是臭虫的猎物。他声称要想办法根除臭虫而不是依赖其他臭虫杀手宣称的所谓补救措施。他说：“我可以把它叫作对臭虫的科学防治，而不是大批谋杀。我们不关心成千上万只臭虫，我们要找的是最后一只。你的木匠和家具商千方百计地能抓到多少只，就有可能在干完活后留下多少只。” ^[40]

蒂芬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与他的顾客一样优雅精致。他声称享有最高权威，因为他与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满怀热情、一丝不苟地研究自然史的绅士具有相同的科学精神。他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扑杀臭虫；他不是用锤子而是用剑消灭它们，或许像他佩剑的父亲。他是个目标明确的刺客，不像某些下层灭虫员那样对臭虫大开杀戒。和其他自然物收藏家一样，蒂芬也收集了不寻常的标本：“我攒了很多臭虫壳，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我把它们视为珍宝保存起来。有白臭虫——你可以说它患了白化病——它是大自然的怪物。” ^[41]

在蒂芬追求地位的过程中，连他追逐的臭虫也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他保存了它们的外壳而不是整个身体。臭虫和它们咬破的皮肤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发挥类似护身符的作用，这让他的收藏品不仅成为研究的样本，也是自然魔法的来源。如同那些用强烈的气味消灭臭虫的灭虫员一样，蒂芬利用了敌人的另一个方面——这里指它们的皮肤——来反制它们。此外，他的活臭虫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它们“能在一切地方聚居，不过它们志向高远，偏爱高贵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昆虫和猎手都喜欢荣耀，即使不是都喜欢鲜血。然而，矛盾的是，蒂芬虽然声称臭虫对皮肤类型没有偏好，却又提到“我见过的最精美肥硕的臭虫是在一个黑人的床上发现的。他是某位印度将军的心腹仆人”。 ^[42]

蒂芬的爱好反映了众多更加专业的昆虫学家对自然史的追求，比如博物学家柯比和斯彭斯。19世纪的业余博物学家比比皆是，他们兴冲冲地收集动植物标本，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在英国殖民和征服的地区。跟索思豪尔一样，他们为了获得利益和地位而谋求掌控自然界。收集异国他乡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新兴资本主义的一个主题，是人们展示和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是帝国建设者和国际金融家的一种消遣。 ^[43] 蒂芬家族名利双收，他们的企业至今存在，不过改名为（也许你可以料到）“生态蒂芬”（Ecotiffin），该企业提供多种建筑物养护服务。

与臭虫捕手们的收益齐头并进的是臭虫吸食市镇居民的鲜血后逐渐长得肥壮。儿童作家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描述了她1883年在海滨小镇托基（Torguay）度假时闻到臭虫气味的经历：“我抵达后在卧室嗅了嗅，那几个小时我的不祥预感一直存在，床上可能有太多自然史。” ^[44] 毕翠克丝喜欢白鼠，她对臭虫的厌恶更凸显了它们的负面形象。

约书亚·巴格（Joshua Bug） ^[45] 的故事体现了臭虫与阶层态度的密切联系。约书亚·巴格是约克郡一家酒馆的老板，大概在被笑话了一辈子之后，他在1862年给自己改名为诺福克·霍华德（Norfolk Howard）。很不幸，这个新名字并没有让他免遭奚落。报纸大肆报道，纷纷以巴格煞有介事地给自己选了个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尊贵姓氏为理由大做文章。《北安普顿水星》（ Northampton Mercury ）讥讽道：“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耻很不好，给自己安个堂皇的新头衔则是极度的粗俗。”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初，至少在英国某些地方，人们把臭虫叫作“诺福克·霍华德”。 ^[46]

在抗击“诺福克·霍华德家族”的战斗中，如果家庭主妇想保证家庭战场的安全，她们就要拿起“武器”。我们在第1章看到，清洁正成为体面的现代中产阶级的法定义务。但是把臭虫挡在家门外的工作量相当巨大。家庭主妇不得不定期晾晒被褥，更要频繁地拆卸床板甚至达到一周一次。倘若家里发现臭虫，她的工作量就呈指数级增加，如简·韦尔什·卡莱尔在写给丈夫的信中所说：

我先在厨房的地板上泼洒了满满20桶水，把那些企图自救的东西淹死——接着消灭了能够找到的每只臭虫，把床板一块接一块地丢进装满水的大盆里——再把水盆抬到花园里浸泡两天——我又粉刷了所有的接缝——让人把窗帘洗净，并暂时摊开，希望并相信没有一只臭虫能活着逃走——哦，天哪——要干的活儿多么恶心——可是，消灭臭虫是不能交给别人去做的事情。 ^[47]

美国先驱昆虫学家C. L.马莱特（C. L. Marlatt）成名的主要原因是把瓢虫引入美国并绘制了蝉的生命周期图。1916年，他思考了臭虫给家庭主妇造成的负担：“一场艰苦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摆在家庭妇女面前。她们响应召唤与臭虫这种声名狼藉、与人纠缠不休的害虫争夺家的占有权。它吞食受害人类的鲜血，从日出到黄昏都躲在巢穴里，却在午夜时分突然扑向熟睡中孤立无援的猎物。” ^[48]

不过，家庭主妇并非孤立无援。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销售防治臭虫产品的公司一直在呼吁母亲和家庭主妇要保护孩子和家园。墨西哥罗奇（蟑螂）食品公司（Roach Food Company）20世纪初的一则广告表达了好主妇与坏臭虫之间的联系（见图4）。

这则广告也反映了与害虫相关的持续的种族歧视。虽然该公司创立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抗击蟑螂（ la cucaracha ），但是到了20世纪初，它已经将业务延伸到了消杀臭虫的领域。1910年，由于墨西哥革命和越来越多的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美国人对墨西哥人颇多微词。致力于消灭蟑螂和臭虫的公司将受益于外界对墨西哥人的态度。

墨西哥罗奇（蟑螂）食品公司得到了美国政府批准。1910年杀虫剂法案（Insecticide Act）通过后，美国政府决心给害虫防治公司颁发许可证。到1912年，政府对声称能根除害虫、实际上却销售似是而非的杀虫剂的公司处以罚款。 ^[49] 但是政府没有采取整治建筑物内环境卫生的措施，虽然廉租公寓里倒霉的居民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在英国，政府监控到臭虫侵入建筑物，并采取应对侵扰的措施，对阶层的态度是这项措施的关键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在大不列颠卫生医官（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的某次会议上，协会主席、医学博士C.基利克·米拉德（C. Killick Millard）宣布：“臭虫横行的房屋内，房客往往不太干净。但是他们常常既该被责备，也该被同情。”“我们所考虑的许多人（尤其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生活中或多或少对臭虫的存在习以为常，于是，熟悉感导致淡漠。”他建议，解决臭虫问题的办法是教育穷人具备“反臭虫的良知”。 ^[50]

这项行动导致1935年英国卫生部成立臭虫侵扰委员会（Committee on Bed-Bug Infestation）。委员会1940年的报告中有一节涉及格拉斯哥消灭臭虫或“贫民窟臭虫”（该报告的一名作者后来如此称呼）的工作。 ^[51] 政府一直致力于把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到该市的新建住房中，但是如果不“对这些房屋予以充分监管，对家庭主妇开展简单的家庭保洁方法的指导”，这些努力都是无用功。哪怕用氰化氢和二氧化硫熏蒸房屋也不管用，因为“用化学物质消杀房屋内的臭虫，可能导致房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放弃自己对保持房屋内清洁标准的责任，而清洁将确保他们免受臭虫的再次侵扰……毫无疑问，家庭不够清洁是臭虫泛滥的主要因素”。 ^[52]

“二战”期间，政府继续关注臭虫。1942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指出：“整个大不列颠和其他几乎每个地方的社区都有臭虫滋生的居民楼，如果负责维护的人实施了有效的监督方案，就不至于让这些居民楼堕落到这样可悲的境地。”报告用傲慢的姿态建议卫生检查员向家庭主妇强调清洁的重要性，以不冒犯“懒惰落后的房客”的方式，“多管闲事的态度必然失败，对马虎大意的房客态度坚决又不失同情的处理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得到他们最终心甘情愿的配合”。倘若这些人最终无法清除家里的臭虫，报告附和早期灭虫员威廉·考蒂的建议：“把建筑物拆除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 ^[53]

我们看到，从19世纪开始，上流社会发出的谴责不绝于耳：臭虫横行是对卫生漠不关心。政府对可能助长臭虫侵扰的社会条件缺乏同情，一味把责任推给家庭妇女。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的报告意图淡化家庭妇女为保护自家免受臭虫侵扰的工作量：“众所周知，哪里清洁，哪里就不生臭虫；事实上，家庭主妇为了让自己家里彻底免受臭虫的侵扰，家庭清洁不必达到惊人的程度，甚至不必达到令人不适的地步。” ^[54] 所以，家庭妇女在预防臭虫叮咬这件事上不会遇到太多困难。遗憾的是，这番乐观的评估已经过时，闪电战迫使伦敦人进入防空洞，臭虫也在那里寻求庇护。英国卫生部决定，当务之急是公布1942年的报告，因为“这个问题在战争条件下格外重要”。 ^[55] 当臭虫不仅威胁穷人，也威胁在防空洞避难的每个人时，它们就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幸运的是，战争结束时随处可以获取的滴滴涕比墨西哥罗奇（蟑螂）食品公司生产的产品有效得多。这个解决办法能让所有家庭妇女稍事休息了（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