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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8月，尼安德河谷。工人们正在杜塞尔河畔的一座石灰石采石场工作，此地距离杜塞尔多夫约10千米。突然，矿灯的光线照亮了一副人形的骸骨。约翰·卡尔·富尔罗特（Johann Carl Fuhlrott），一位来自德国西部城市埃尔伯费尔德、对自然史充满热情的学者被派往了现场。富尔罗特很快意识到，这些骨头，特别是头骨碎片很可能意义重大。在接下来几周的发掘之后，富尔罗特宣布这些非常古老的遗骸属于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远古物种。什么？与我们不同的物种？怎么可能！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或者觉得这具遗骸可能是某位可怜的畸形远古人留下的。以尼安德河谷命名的尼安德特人，在被整个欧洲发现了多个具有相同解剖结构的标本后，才终于在人类的伟大历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一个神奇的巧合是，尼安德特人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新人类河谷”。
当现代人在大约7万年前离开非洲时，欧亚大陆绝非没有人类生存。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另一个物种占据了从西班牙到蒙古之间的这片广袤土地，这便是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另一个物种的后裔，这个物种大约在70万年前走出非洲，比现代人早了60多万年。在抵达中东之前，现代人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长什么样？与我们相比，他们身材略微矮小，体格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他们会埋葬死者，制作复杂的工具；他们是经验丰富的猎人，群居生活。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这次“亲密接触”是怎么样的？就在不久之前，还只有考古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定居的时间顺序和物质痕迹表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和平共处的，还有一些物质文化上的交流。
然而，遗传学让我们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由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博士领导的一组德国研究人员，在2010年通过分析尼安德特人化石的核DNA完成了一项技术壮举，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帕博博士和同事比较了这些尼安德特人的DNA与现代人类的DNA，结果是：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DNA相似度高达99.87%！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的两个人类个体更是具有99.9%的相似性（即每千个核苷酸中存在一个基因差异）。也就是说，我们与尼安德特人有着密切的遗传学关系。
因此，今天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只有0.13%的差别。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区区0.13%的基因差异，造成了大不相同的两个物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和现代人的头骨大相径庭。前者的体积更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区别：两种头骨的形状也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更加修长，差不多像是一个橄榄球。从正面看，二者在形态上的差异很明显：尼安德特人的眼睛上方有一个连续的明显隆起。不过，现代人之中也有一些强壮的人拥有这种隆起，也就是眉骨突出。当然，现代人的这种隆起并不是连续的。尼安德特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让我们绝对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身相混淆，那就是下巴：只有现代人才有下巴。尼安德特人的下颌向内凹陷，没有凸出部分。这些差异很难用生物的适应性来解释……有些人认为，尼安德特人通过非常明显的眼眶上隆起（但内部中空）或肿胀的脸来适应寒冷，但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也许这就是演化的偶然性导致的。
当深入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后，我们得到了哪些新见解呢？请注意，要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需要将他们的基因组与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加以比较。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来自古老的DNA，是退化的和高度碎片化的，因此其遗传分析的结果并不像现代人类的DNA分析结果那样完整。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基因组的编码部分（也就是能够产生蛋白质的部分），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只存在着极小的差异。其中，第一组具有差异性的基因与尼安德特人的强壮体格有关，包括参与角蛋白、毛发分子、皮肤愈合的基因，以及其他可能对形态产生影响的基因。第二组不同的基因在人类的身上表现出了2型糖尿病的症状，换句话说，这些基因与新陈代谢有关。第三组不同的基因与对病原体的抵抗力有关。
最后，尼安德特人“送给”了我们一些原本独属于他们的基因，这些基因与某些精神疾病有关，比如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但是，将这些基因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潜在生物学机制还算不上十分明确；此外，在现代人中，这些基因差异对疾病的影响非常小；以及，尼安德特人携带的基因突变与现代人携带的基因突变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影响。简而言之，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发现的突变是否导致了他们的大脑与我们的不同，了解这些差异的确切功能是未来的重大攻坚目标之一。
不过，在德国古遗传学家团队的发现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在所有非洲以外的人群中，都出现了奇怪的“亲缘关系”。他们的数据显示，非洲以外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出现过杂交：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确实更接近欧洲人或亚洲人的基因组，而不是非洲人的。换句话说，在非洲之外，我们的基因构成中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因此，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确实和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浪漫故事”。在欧洲人、现代亚洲人和大洋洲人的血管中，流淌着没有下巴的远古祖先的血液。最近，在部分非洲人口中也发现了一些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比例极小，这些基因组是由反向迁移的现代人从非洲外面带回来的。
在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基因组中，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占比约为2%。这份“遗产”意味着什么，里面会有对今人有用的基因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重新强调一遍，这2%从尼安德特人那里得到的DNA来自一个与我们的基因组99.87%相同的基因组。举个例子，对一个包含1万个核苷酸的DNA链来说，两个现代人的DNA只有10个核苷酸不同。而对一个现代人和一个尼安德特人来说，二者的DNA也只有13个核苷酸不相同。换句话说，一段基因组即使是来自尼安德特人的，也只不过增加了万分之三的差异而已。
这个数字真是很小。特别是我们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继承的大多数DNA片段并不携带任何基因，只是非编码DNA的一部分，是不会转化为蛋白质的无用DNA。此外，构成这2%的DNA片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异的。（将所有欧洲人和亚洲人携带的2%的DNA加在一起，几乎相当于尼安德特人全部基因组的50%！）总而言之，这个2%的数字看似很大，但却掩盖了更低概率的个体遗传的事实。
那么，这2%到底意味着什么？尼安德特人真正留给现代人的基因遗产是什么？在某些地区，来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某些片段几乎在所有个体中都能找到：在欧洲，几乎所有人都携带来自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其中包含 BNC2 基因，该基因与皮肤色素沉着有关；而亚洲人也几乎都携带来自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其中包含 POU2F3 基因，该基因与角质形成细胞（构成皮肤表层的细胞）的分化有关。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尼安德特人留给我们的基因遗产是有益的，虽然我们尚不清楚其中生理机制的细节。这一论述可能看起来有点武断，但它是基于统计数字得出的。
研究人员发现，一段来自尼安德特人的DNA片段中包含的基因（或者说具有的“生物功能”）越多，在现代人中被发现的概率就越低。这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结合的时期结束时，携带许多尼安德特人基因的现代人个体的预期寿命，要低于那些携带很少尼安德特人基因的现代人个体的寿命。
对于这种“尼安德特人的诅咒”，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当遗传机制试图将来自另一物种的DNA片段整合到基因组中时，它们与原有基因组的其他部分并不协调，运行起来也就不那么顺利。另一方面，尼安德特人基因库的质量比我们的低。在历史上，由于人口数量减少，在近亲繁殖的压力下，尼安德特人积累了大量的有害突变，以至于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携带者可能不太健康或更难繁殖后代。
反过来，在一些情况下，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已经被证明是对生存有益的。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基因如何起作用，或者可能提供了哪些适应性优势。不过，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我们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继承的一些基因与角蛋白（即毛发的分子）有关；一些基因与免疫系统有关（HLA基因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些基因与新陈代谢有关，因为可以肯定它们与某些类型的糖尿病相关联。
一种假设是，我们保留了使尼安德特人能够适应所处环境的基因，无论是寒冷、阳光不足的地方，还是有病原体入侵的地方。这份来自尼安德特人的“礼物”增强了现代人抵御欧洲高纬度地区普遍存在的寒冷和日照较少的能力，并获得了防御病原体的更好的抵抗力。
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生活了几十万年，有时间通过自然选择来适应恶劣的环境。现代人来到这里时，所面对的就是这种与非洲大陆气候完全不同的气候。携带这部分有利DNA的现代人个体比没有这部分DNA的个体生存得更好，也更有机会繁殖。于是，随着一代又一代现代人的繁衍，来自尼安德特人的这部分DNA传承给了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所有现代人。
这种DNA插入机制，在遗传学家的行话中被称为“适应性基因渗入”，使得接受者具有选择优势。当然，这些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很有可能是在进入我们的基因组后才具有适应性的。正是基因渗入的随机性，以及略有不同的环境，能够解释我们在亚洲和欧洲发现的来自尼安德特人的不同部分的渗入DNA。
对DNA的研究显示，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被嵌入现代人的基因组一样，尼安德特人也接收了来自现代人的DNA！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发现的现代人DNA，在现代人类身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换句话说，这些曾经与尼安德特人生儿育女的现代人，并没有留下如今还存活的后裔……
现代人在走出非洲之后，遇见了尼安德特人。我们能否更准确地找出他们究竟在哪里相遇，共筑爱巢？遗传学提供了一些答案。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巴布亚人（Papuans）
，还是澳大利亚人等，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都拥有尼安德特人的部分基因组。这意味着，在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征服整个地球之前，一定在中东地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了“浪漫邂逅”。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答案是大约7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之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亲密关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这段共同生活的历史依然难以在我们的基因组中发现痕迹。
然而，遗传学不仅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亲密接触”在哪里发生，还能告诉我们至少发生了几次，而且这个数量还特别低：150次。只需要共同生儿育女150次，就能解释现代人身体内2%的尼安德特人基因。那么，当初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有多少呢？如果考虑到非洲以外现代人的遗传多样性，答案是：只有几千人。
这些现代人祖先显然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凑的集体。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以100～200人为一组共同生活。所以，当初应该有多个小团体走出了非洲。大约3.7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从欧亚大陆消失了。因此，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在欧亚大陆的范围内相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同生儿育女的次数仅仅只有150次，委实不多。对这一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不来电”，所以很少共同繁衍后代；要么其实相处得不错，但只有150个“混血儿”留下了后代。要知道，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本来应该是不孕不育的，就像某些跨物种的杂交后代一样，比如狮虎兽、骡子……
知道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亲密接触”是一回事，还原这些“亲密接触”发生的来龙去脉是另一回事。这样的邂逅是在什么场合发生的？是偶然的狭路相逢吗，还是例如在两个族群相遇后的“联谊会”上？问题还在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是否“来电”。一个物种的某个个体是否会被另一个物种的某个个体吸引呢？又或者说，这种杂交其实是部族战争后，对战俘的强暴导致的结果？尽管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些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提出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遗传学在这方面有发言权。因为，在最近解码尼安德特人DNA的工作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小惊喜！
通过分析尼安德特人的X染色体，并将其与现代人的X染色体做比较，人们发现我们的X染色体所含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明显少于我们的非性染色体所含基因组。你或许知道，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中，是性染色体（X染色体和Y染色体）决定了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女性是XX，男性是XY。这一结果就好像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影响忽略了（或者几乎忽略了）我们的X染色体。
为了解释这种异常的现象，研究者首先提出的假设是，X染色体上拥有更多尼安德特人基因的个体存活率更低。对一个男性来说，他只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性染色体与其他染色体不同，其他染色体都是成对的。这种成对性可以弥补有缺陷的基因：如果其中一条染色体出现缺陷，另一条配对染色体可以作为备用。换句话说，在人类中，X染色体更容易被自然选择“看见”，它的缺陷将降低携带者的存活概率，或使携带者繁殖更加困难。因此，对跨物种的杂合体来说，雄性的生殖能力往往比雌性更差。那么，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后裔会不会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呢？
这个论点能够自圆其说，但还有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假说，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X染色体“不那么尼安德特”。这个假说来自人类学，其认为大部分的跨物种“浪漫邂逅”发生在现代人女性（性染色体为XX）和尼安德特男性（性染色体为XY）之间。因此，按比例来说，杂交后代中的现代人X染色体会比尼安德特人的X染色体更多。这种基于性别的不对称杂交的猜想，与我们对殖民时期现代人种群之间的交互结合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对于后者，我们有更多的数据，例如农耕种群和狩猎采集种群之间的相遇。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详细介绍。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现代人族群与尼安德特人族群相遇时的情景，其中现代人女性会与尼安德特男性发生“浪漫邂逅”。当非常不同的种群相遇时，经常会发生不对称的杂交，即一个种群中的某个性别与另一种群的杂交数量多于另一个性别的杂交数量。在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风云际会中，现代人女性发现尼安德特男性更合她们的心意，而尼安德特女性则对现代人男性不太感兴趣。比如，在非洲的狩猎采集族群和农耕新移民族群之间的不对称杂交中，不对称的性吸引偏好就是比暴力侵犯更合理的解释。不过，我们确实也没有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相遇时的见证人……
无论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关系是什么状态，这段罗曼史都以尼安德特人的消失而告终。为什么我们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生活了30多万年之后，却在大约3.7万年前灭绝了？人们提出了各种假设，例如与现代人发生了冲突、流行病的肆虐、冰河时代的结束等，但没有一个是足够明确的答案。不过，遗传学却可以帮助我们检验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理论：近亲繁殖。尼安德特人是以小规模群体聚居生活的，这就导致了他们习惯性地近亲繁殖，于是，基因缺陷成倍增加，最终使该物种走向灭绝。
2015年，在阿尔泰山脉发现了一份DNA样本，让我们首次得到了能够推断出尼安德特人近亲繁殖的证据。从一具保存状态良好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中，我们得到了其双亲的DNA数据。通过比较这些DNA，我们可以估计出个体是否存在同时靠近其父系一方和母系一方的共同祖先，简而言之，就是评估个体家族中的近亲繁殖情况。结论是：这个尼安德特人的父母属于同一个家庭。这种近亲结合发生在叔叔和侄女之间、双重表亲
之间，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
然而，从阿尔泰山脉发现的这具尼安德特人骸骨中得出的结果，并没有在其他的尼安德特人身上重现。几个月之后，人们又对克罗地亚文迪亚洞穴（Vindija Cave）中发现的另一具尼安德特人遗骸做了同样的DNA检测。检测的结果表明，这位尼安德特人的祖上也具有相当高的近亲繁殖水平，但比阿尔泰山脉的那位尼安德特人的近亲繁殖水平低得多。将尼安德特人的近亲繁殖情况与当代人类种群的近亲繁殖情况做比较，结果表明，前者近亲繁殖的程度和今天依然处于狩猎采集状态的人类种群的近亲繁殖程度差不多，如今这些狩猎采集的原始部落也以几百人的规模生存。换句话说，这种近亲繁殖水平绝不会导致种群消失。
尽管如此，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还是很低。换一种说法，根据如今的估算，他们的遗传多样性大约只有现代人的十分之一。在尼安德特人的人口统计历史中，他们在10万年前就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人口下降，远早于现代人在大约4万年前抵达欧亚大陆的时间。换句话说，当现代人在欧洲遇到尼安德特人时，后者已经走在人口急剧下降的道路之上。我们不能排除现代人的出现加速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这一可能，要么是因为对资源的竞争（但这种假设不太可能，因为当时地球上有大量可用的资源），要么是因为尼安德特人的领地越来越碎片化。如果后者的情况是真的，我们应该会发现与较早期的尼安德特人相比，较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的近亲繁殖程度有所增加。
不过，目前能够让我们提取质量足够好的DNA的尼安德特人遗骸数量依然太少，所以这一假设还无法得到验证。这个假设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还能解释一个古人类学的事实：尼安德特化（néandertalisation）。这个术语描述了晚期尼安德特人比早期尼安德特人更“尼安德特”的倾向。确实，随着尼安德特人这一物种的演化，他们具有的标志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尼安德特化可以用遗传演化的现象来解释，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近亲繁殖较多的小规模群体之中。总之，领地的碎片化（尼安德特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隔离程度因现代人的到来而加剧）将是解释尼安德特人灭绝的有力论据。
当然，现代人的跨物种罗曼蒂克冒险史并没有就此结束。让我们将“电影”回放，重看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的情境：在中东地区定居之后，一部分先驱者率先向东进发，开启新的冒险，他们穿越亚洲的亚热带地区，最终抵达澳大利亚。这是智人在非洲以外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在这次伟大的旅程中，这些早期现代人遇到了另一个现已灭绝的人类物种：丹尼索瓦人。2010年，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一个名为乔尔内·阿努伊（Tchorny Anouï）的小村庄附近的洞穴中，古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趾骨尖。此前，人们已经在这个洞穴里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骸骨化石，然而，对这块小骨头的DNA检测结果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它来自一个丹尼索瓦人。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现代人！
这一发现对了解现代人很重要，因为东南亚人群中通常会发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在如今大洋洲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更高，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巴布亚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组中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的最高比例可达到6%。想想看，在阿尔泰山脉的洞穴中只发现了这么一块丹尼索瓦人的遗骸残片，而携带其基因组的现代人却生活在数千千米之外的大洋洲。6%这个数字着实耐人寻味。
古人类学家也对这一奇怪现象感到惊讶，并设想了一个情景来解释它。最初，丹尼索瓦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然后，走出非洲的第一批现代人遇到了丹尼索瓦人，并与他们生儿育女。后来，新的一波殖民浪潮来到了阿尔泰山脉，取代了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更早期的现代人，但这一殖民浪潮并没有影响到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科学界正热切期盼着在亚洲大陆发现其他丹尼索瓦人遗骸或相关化石。
从对现代人口的遗传贡献来看，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不仅在数量上很重要——占目前人类基因组的6%；在质量方面也很重要，这些基因可不只是在非编码DNA中植入的、没什么用的核苷酸序列。多亏了这种突变，中国的藏族人才能够在氧气稀少的高海拔地区自在地生活。特别是与中国中原地区的人口相比，这种突变显著降低了藏族女性的分娩死亡率及婴儿的死亡率（大约为中原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这种优势只在高海拔地区才有效，在其他的亚洲人口中，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是适应性基因渗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将一段来自外界的DNA插入基因组，从而赋予个体适应性优势。
对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的分析也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看细胞核中包含的来自丹尼索瓦人的DNA，而是查看线粒体DNA（只会从母亲传递给女儿）中的情况，会发现后者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细胞核基因组显示，丹尼索瓦人是尼安德特人很近的表亲：在人类谱系的系统发育树上（代表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两者都构成了接近现代人的同一条分支。然而，线粒体DNA却认定了一个更远的表亲关系，将丹尼索瓦人与比尼安德特人更远的化石表亲联系起来。丹尼索瓦人的线粒体DNA实际上与另一些更古老的人类遗骸相似：来自西马德洛斯霍斯索斯（Sima de los Huesos）的遗骸！
西马德洛斯霍斯索斯的人类遗骸是在西班牙北部市镇阿塔普埃尔卡（Atapuerca）的一个洞穴中被发现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0万年前。通常认为，他们与海德堡人（ Homo heidelbergensis ）有关，海德堡人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祖先。从这些遗骸中能够提取到DNA，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提取并分析的人类谱系中最古老的DNA。
被提取出的第一个DNA片段来自线粒体DNA。结果发现，它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线粒体DNA都不相同，但与生活在数千千米外的丹尼索瓦人的线粒体DNA接近，而丹尼索瓦人的存在时间大约在4万年前。真是出人意料的结果！又过了几年，研究人员对遗骸化石的细胞核DNA做了部分分析，才破解了这个谜团。事实上，在物种杂交的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得到了来自古老现代人的线粒体DNA，而西马德洛斯霍斯索斯遗骸和丹尼索瓦人则保留了各自的原始线粒体DNA。简而言之，这又是一个“跨物种恋爱”的故事！对研究从化石中提取DNA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令人欣喜的新发现：无论是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或者是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总之，不同的人类谱系之间发生了杂交。就在最近，人们甚至发现了一具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结合生下的女儿的骸骨。
因此，现代人的历史，是和其他已经灭绝的物种混合形成的。在欧洲，现代人主要是和尼安德特人发生“纠缠”。除了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与尼安德特人的第一次风云际会，研究人员还能够重建在欧洲发生的、更局部也更晚期的“跨物种恋爱”，但这些交互对现代人的基因组贡献较小。在亚洲，大多数人口都含有6万年前与尼安德特人交互的痕迹，但也含有来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其比例非常不同（从新几内亚岛某些种群中的6%到大陆种群中的不到1%）。这里我们说的“混合”，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
就目前而言，对远古人类的DNA分析主要是围绕欧洲的化石展开的。显然，分析世界其他地区的远古DNA会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认知。对亚洲大陆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确定丹尼索瓦人的分布范围，甚至找到一个完整的化石遗址，为我们提供有关其形态和物质生产的信息。在非洲，利用现代人类的DNA数据，一些研究团队已经能够证明，现代人和其他现已灭绝的远古人类之间也存在杂交。然而，从非洲大陆的土壤中提取古老的DNA是很困难的，因为DNA在热带环境中会迅速降解。
研究人员在研究弗洛勒斯人（ Homo floresiensis ）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具历史可追溯到5万年前的弗洛勒斯人的遗骸，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出土的。由于个头很小，只有1～1.1米，他又被称为“史前霍比特人”。弗洛勒斯人可能是一个更古老、个头更大的物种的后代，比如直立人，并且可能患有“岛屿侏儒症”（由于自然选择，岛屿上的一些物种往往体型更小，比如在地中海就有小个头的侏儒河马；与之相反，有一些物种则长得奇大无比，比如科莫多巨蜥）。但弗洛勒斯人也有可能是另一个身材矮小的古老非洲祖先的后裔。如果能够从弗洛勒斯人身上提取到DNA，那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重大发现。无论如何，弗洛勒斯人的存在都提醒我们，在6万年前，至少有4种人类居住在地球上：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勒斯人和现代人。除此之外，刚刚加入这首“四重奏”的，是新发现的一个古老物种：生活在菲律宾的吕宋人（ Homo luzonensis ）。由此可见，现代人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也不是很久远之前的事。
再说了，我们真的那么孤单吗？
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克麦罗沃地区，广袤的森林使该地区人迹罕至，也让人们产生了各种想象。我们可以搭乘西伯利亚铁路前往采矿小镇梅日杜列琴斯克（Mezhdurechensk），不是旅游路线中的那条西伯利亚铁路，而是不怎么出名的南线，车上没有空调，也没有水，厕所仿佛几年没有刷过。晚上，车厢里挤满了赤裸着上身的醉汉，他们时而唱歌，时而讲述雪人的传说。令人毛骨悚然的雪人经常成为当地的头条新闻，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来自远古的孑遗种
（根据“经典”的假说，是一种直立人）。在树林中看到一个模糊人影，发现一根疑似雪人的毛发挂在树枝上，当地人的脉搏就开始狂跳。甚至还有人说要建立一所专门研究雪人的学院，希望借此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梅日杜列琴斯克居民对雪人的热衷是否有合理依据？西伯利亚的泰加林
里是否还生活着被认为已经消失的人类物种？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教授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在一份非常严肃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分析报告，内容涉及他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所有“雪人”毛发。通过DNA检测，有可能确定每一根“雪人”毛发来自哪个物种，有的是熊毛，有的是牦牛毛，但绝不属于幸存下来的古老人类谱系……真是抱歉，亲爱的梅日杜列琴斯克居民，我们确实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物种，而且我们还都来自非洲大陆！